张治中

【生卒】：1890—1969

【介绍】：

张治中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家庭。从6岁到16岁读私塾。曾流浪于扬州、安徽等地，直至22岁。这期间在扬州当过缉私营的候补兵，在丰乐镇做过杂货店学徒，在安徽当过预备警察，在扬州当过警察。

辛亥革命中，张治中到上海参加学生军。南北议和后，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预备期满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袁世凯死后，倪嗣冲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张治中毅然离开“安武军”。1917年7月，孙中山由上海率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他投奔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他先后任驻粤云南护国军第八旅警卫队队长、四川护国军独立旅参谋长、靖国桂军师参谋长等职，并曾协助建立桂军军官学校。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黄埔军校。张治中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建立后，先后任黄埔军事研究会会员、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入伍生团团长、军官团团长等职。同时，他还兼任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参加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这期间，张治中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来往密切，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曾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国共双方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未果。

北伐战争开始，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担负了总司令部繁重的事务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设立，他调任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7年3月，他离开武汉到上海，4月，到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负责国民党军队军事训练。

1927年11月，张治中到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考察军事，1928年7月回国，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调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军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也追随蒋介石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单独作战。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派中央军参加淞沪战争。蒋介石调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前往上海参战。临行时，给家人写了遗书。他指挥的庙行战役，歼日寇3，000多人，是淞沪战争中有名战役之一。

1936年2月，张治中秘密兼任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设秘密指挥机构于苏州留园。同年西安事变发生，张治中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坚决反对“讨伐”主张，并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

在1927——1936年的十年中，蒋介石进行了十年反革命内战。但张治中没有直接参加过这些反共内战。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极少。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淞沪作战。1937年11月，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失守前夕，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火烧长沙，张治中受到免职处分。1938年2月，他到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参与机要。1940年9月，他接替陈诚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于事会书记长。此外，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和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曾向蒋介石上书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共同抗日。1942年，国民党方面以张治中等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等为代表，在重庆会谈，历时八个月。张治中主张接受中共提出条款，为蒋介石拒绝。1944年5月至10月，国民党方面以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会谈，仍无结果。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张治中、王世杰和周恩来进行谈判，未达成决议。

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慨然应允。张治中到延安迎接，并让出自己的住宅“桂园”给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使用。国民党方面以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张群为代表，中共方面以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经过四十多天谈判，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张治中为协定签字人之一。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经周恩来邀请，张治中于10月11日护送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1946年1月，根据“双十协定”在重庆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依照政协决议的军事部分，张治中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统编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最高军事三人小组还一同到各地去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中张治中第三次到达了延安。同年4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释放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的131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并以专车将他们送往延安。他妥善处理了新疆三区(伊黎、塔城、阿山)革命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稳定了局势，为尔后新疆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谈代表团在北平谈判。经过十二天的个别交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当晚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周恩来对“草案”作了概括的说明。他说：“……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今年1月14日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八项主张，已经经过李德邻(李宗仁)先生在南京发表声明，同意以这八项主张为基本条件来谈判，也就是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同时南京代表团表示：在八项基础条件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提出，愿意由我们方面——中共代表团提出实现八项基础条件的具体方案；因此中共代表团就起草了这个草案。”张治中代表南京代表团提出四十多条修正意见。4月15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就地停战，人民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等不合理要求。但也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对南京代表团的意见采纳了半数以上。如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经修改为：“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准予一切战犯，不论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由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处理”。会议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周恩来对定稿作了说明，并提出限定以4月20日为签字最后日期。代表团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于16日携带文件回南京，劝说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并签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首先遭到白崇禧的反对。何应钦立即将文件送到了溪口。蒋介石勃然大怒，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协定被蒋介石否定后，李宗仁二话没说，不敢表态，更不敢签字，迅速收拾了行装离开南京，飞回桂林去。4月19日，南京代表团去电催询。20日深夜，南京政府电复，拒绝接受协定。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于24日返回南京。周恩来一再挽留，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亲临慰问。张治中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日、22日又连续发表了两则电讯，说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张治中进行攻击。这些从反面促使张治中下了最后决心，投向人民。6月26日，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对中国的解放感到欣喜和安慰，号召各地同志们“当机立断，毅然决然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他的声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同年9月8日，他致电新疆陶峙岳、包尔汉，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在局部地区实现了《国内和平协定》的八条二十四款。9月21日，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他非常关心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为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大量工作。在历次对台广播和通信中，他都语重心长地为在台故旧分析国际形势，介绍国内建设，详陈利害得失，指明时机和出路。1968年10月，他在病中口授遗嘱说：“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旦夕念念不忘的是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回归祖国的，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阻挡的。”

张治中一生主张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因而嬴得了“和平将军”的称号。他曾五主和谈，北平和谈，是他参加的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和谈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再挽留下，他在北平留下了。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我坚持回到广州‘复命’，必将逃到台湾，其结果就是不被迫害致死，也难免郁积苦闷而死!是共产党挽救了我的生命，而且唤醒了我的灵魂!这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感激共产党，而又毕生难忘呢!”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附：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

五人致李宗仁电

广州李代总统、何院长赐鉴：和谈破裂，为时一月。回忆黄代表季宽返京请示，曾托其转请政府相忍为国，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不幸未蒙采纳，重启战争。顷奉召南返，后以中共坚决挽留，并表示将俟新形势之发展，尚可继续为和平努力。一月以来同人心在北国，心念南中，求为和平留一线希望，绝不愿轻动意气。故虽迭闻广播指为扣留，公布函件，漏删重要词句，均容忍而未置辩，区区之愚，因知战争不可久持，和平终必实现。今共军南渡，甫及一月，而东南形势日非，上海孤悬，岂可久守，武汉三镇既失，浙赣闽军事亦成卷箨之势。大势已去，人心所向，难期苦撑待变，终恐于事无补，徒苦人民，且祸国家。此岂公等首倡和平之本意，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之历史责任。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成败得失之易势，其主因在政治而非全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及作风所可企及。同人盱衡大局，以为今日只有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则总理之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而中外观感，必能因此和平转移政权之革命风范，予吾党将来以新的评价。抑又进者，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语。然平情而论，则八条固早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未开会前，我方代表迭经坦切商谈，已容纳同人若干意见，复经提出书面意见四十余款，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最重大让步之一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此意亦经由黄代表转达，倘吾人能正视战败之严酷现实，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之常理，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导仅存之残局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负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之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之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此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所应为，亦岂大势所可许。同人等回溯往事，既痛心不幸而言中，瞻望来日，更觉须当机而立断；亦知两公及党内诸公，经此巨变，必能痛定思痛，力求所以勒马悬崖之计。故不惜剖陈利害，率直进言，倘承鉴其愚忱，俯赐采择，既与中央诸公，共商恢复和平之道，并先行停止上海方面之无效抵抗与破坏，以示诚意。同人等仍愿本一贯为和平奋斗之信念，尽最后之最大努力，以期减少人民痛苦，保存国家元气。海天南望，不尽所言，惟详察赐复是祷。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同叩。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