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四川自然条件优越，李冰治水后农业发展很快，物产日益丰富，为人口的大量增加提供了物质条件。四川的古代社会，由于地理条件特殊，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受境外战乱的影响较小，有利于人口的发展。但是，当境内长期战乱造成人口大量耗损之后，省外人口受四川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便出现移民“填川”的情况，人口恢复增长。所以，四川人口规模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四川人口增长缓慢。《汉书·地理志》载，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川(除今甘孜、阿坝和凉山东部外)全省共765048户、3524217人，户平均4．6人；占当年全国人口的6．1%，人口规模名列各州的第九位。这是最早的有史籍可查的四川人口数。至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文献通考》卷11载全川6141343人，占当年南宋总人口的21．7%，创人口空前记录。此后，直至清康熙初年，人口均未超过1000万。形成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除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外，四川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由于境内的战争破坏，出现三次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过程也是重要因素。东汉末至东晋末的200余年，全国长期战乱，四川地区由于各种势力的反复争夺，战乱不息，人口锐减。南宋末年，社会动荡，元蒙军入蜀，纵兵长期掳掠，四川空前残破。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全川共12万户(《元史·世祖本纪》)，按户平均5人计也仅有60万人。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7年间，四川境内发生长期的大规模混战，人口耗损十分严重，仅残存50万人左右，是四川人口史上的最低谷。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口与赋役紧密相连，民众常常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加之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记载的户口数仅是政府掌握的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人口数，不是当时实际的户口数量，这些人口记录一般都比实际的人口数少。

清代前期，中国人口增长迅猛。顺治八年(1651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的9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0．69%左右；康熙六十年(1721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90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17%。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70年间，四川人口由250余万增加到2560余万，年均增长率高达3．4%，创地区的长期高速增长记录。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川人口超过江苏，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此后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打击了豪绅和地主，战后自耕农增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人口增长打下了物质基础，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清初实行促进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人口增长的政策；水稻的推广．玉米、洋芋、红苕等旱地高产农业新品种的广泛种植，使农业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农村人口．也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商品经济和商业城市的扩大，商业、运输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为增加的人口提供了广泛的谋生机会；社会的进步，人口寿命延长，使死亡率有所降低。上述因素，促使全国人口猛增。除全国共同的因素之外，“湖广填四川”的大量移民，人口的机械变动，也是四川人口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按丁征收赋役的制度。乾隆六年(1741年)，实行保甲门牌编审，户口统计和上报的口径为“大小男妇”，这在理论上为当时的人口实际数量。此后由于废除按丁征派赋役的制度，隐匿户口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必要，政治上还可能带来恶果，加上官吏的多报邀功和工作不负责任，所以这段时期上报的人口和户口数多含有一些水分。

四川近代人口虽然日趋缓慢地自然增长，但人口规模始终处于扩大之势。这一时期人口发展具有如下阶段性特征：

1840年～1911年，清代后期的四川虽然不是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但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人口密度加大，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日渐减少，已经失去此前的人口高速度增长的政治、经济条件。但是和同时的南方各省相比，社会仍较稳定，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使四川保持着人口增长的势头。70年间，人口由2600万增加到4344万，年平均增长率0．69%，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增长的速度不低。

1911年～1937年民国前期的20多年间，四川的政局混乱，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过重的地租率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人口生活条件恶化。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总人口增加到5043．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0．56%。

1937年～1949年民国后期，中国处于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时期，也是政治、军事斗争空前尖锐激烈的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等原因，四川在全国各省区中还是相对安定的。抗战初，大批工厂迁入，加快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人、教授、学生等的大量涌入，不仅抵消了出征人数，而且大大改善了人口的整体素质。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亩产维持了适度的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有所回升。但是，抗战胜利后情况日渐改变，农业生产出现萎缩，壮丁入伍和逃匿，影响了农村妇女生育率；人均耕地1．99亩～2．32亩，人均粮食占有量265市斤～310市斤，但扣除押金、地租、田赋正副额、借征和积谷以及数十种捐税、地方摊派后，四川绝大多数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早已低于维持生存和繁衍的最低水平，人口死亡率也随之增高。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0．28%，人口规模在5000万上下徘徊。与全省相比，近代四川主要少数民族彝族和藏族的人口状况却有所不同，他们的人口再生产均属减少型，有材料表明康区藏族人口曾经出现60年的出生率下降和负增长，这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形态决定的。

1950年以来，从增长速度的变化看，四川人口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50年～1957年，全国完成民主改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出现空前良好的生存条件。人口年平均出生率28．7‰，死亡率下降到1957年的12．07‰，年均自然增长率2．68%。总人口由5730万人增加到7081万人，8年间增加人口23．58%，是人口高速增长时期。

1958年～1962年，由于工作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全川人民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18．46‰，死亡率上升到34．03‰，人口连年负增长。总人口由7081万人减少为6485．6万人，4年间减少人口8．4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人口发展的低谷时期，但少数民族人口状况好于全省水平。

1963年～1975年，人口年平均出生率39．37‰，其中1963年高达50．11‰，死亡率10．38‰，年均增长率2．95%。总人口由6485．6万人增加到9467．2万人，13年间增加人口45．97%。这一时期，除补偿性的生育高峰的影响外，“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造成人口发展失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70年代初，政府恢复各级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并于1973年将人口计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人口发展进入崭新时期。此后，四川的人口生产状况因年龄结构和工作关系虽有波动，但总趋势是向现代型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少数民族由于照顾性的生育政策，其变化情况稍低于全省水平。在1976年～1982年，人口年平均出生率15．7‰，死亡率7．31‰，自然增长率8．39‰，总人口由9467．2万人增加到10022．1万人，7年间增长5．86%，人口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到1990年，出生率17．78‰，死亡率7．06‰，自然增长率10．72‰。总人口达到10721．8万人，8年间增加人口6．98%，平均每年增长0．91%。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四川人口出生率17．08‰，死亡率7．21‰，自然增长率9．87‰；总人口11281万人，5年间增长5．22%，年平均增长0．97%。

四川人口历来分布不均，东、西部差距很大。当前人口压力大，后备劳动力有余；文盲、半文盲人口虽下降到12．81%，比例仍然较大；城镇人口比重由20．17%上升为25．73%，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