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是，与沿海沿江地区相比，四川的资本原始积累仍晚了近半个世纪。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重庆开埠(1891年)，外国资本主义打开四川市场大门，四川资本原始积累和与之相应的四川社会近代化过程才算真正开始。而这一过程，则是以对四川自然经济的破坏，以对四川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掠夺，以对四川地区的中国主权如土地使用权、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的攫取和四川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一方面加深了四川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四川人民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四川各族、各阶层人民由此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同时又需要发展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四川历史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19世纪60年代初的李、蓝起义与石达开入川，60年代～90年代以两次重庆教案、成都教案，特别是以余栋臣起义为代表的反洋教斗争；20世纪初以“反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起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和与此相关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装起义，20世纪初地方官推行的包括近代教育、近代实业在内的各项“新政”，川省商会的广泛设立(至1911年达98个，数量居全国第一)与联合及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大起义……一波又一波的近代历史大潮，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向封建主义压迫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发起冲击，最后虽然没有使四川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却结束了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教育并锻炼了包括近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各阶层人民。与此同时，四川工人阶级也逐渐形成和走向成熟。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四川促成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四川历史也随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使这个革命阶段从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则将这个革命阶段推向辉煌的最高点。1919年至1950年的31年间，四川社会发生了许多独具特点、对自身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或关键性作用而又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时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与重庆谈判，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蒋介石势力入川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及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内迁，西康建省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川输出兵员最多，除先后6个集团军外加2个军、1个独立旅计40余万人出川抗战外，8年间还向正面战场输送302．5万余名壮丁，占全国1／5强，以至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8年出川将士累计伤亡、失踪64万余人，占全国1／5。四川负担财政开支最多，8年间约4400亿元(法币)，接近全国总支出的1／3。在出粮方面，仅以1941年～1945年计，国家向四川征获稻谷达82285990市石，占全国38．5%；与全国征获谷、麦总量比较，占31．6%。1935年～1940年，四川先后修筑川黔、川陕、川湘、川滇4条公路干线，在川境征用民工250万人次。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又在新津、彭山、邛崃、广汉修建、扩建4个轰炸机场，在成都、双流、温江、德阳、梁山新建或扩修5个驱逐机场，共动员50个县150余万民工。8年间，四川累计动员民工近50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和盟军行动。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3吨。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1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来川的难民。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特发表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充分肯定四川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称赞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四川不仅对祖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近现代国家的统一与进步、繁荣，都做出了无私贡献。四川社会在做出这种贡献的同时，也获得全国慷慨的支援并持续发展自己，终于迎来四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四川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