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期

四川的古史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上古巴、蜀先王世系传说，围绕黄帝系统而展开，包括嫘祖传说、禹生石纽传说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称巴、蜀先王是黄帝后裔。这一类传说实际说明了上古时代四川与中原文明及其他邻近地域文明相互影响的关系。二是巴、蜀先王活动传说。《尚书》、《蜀王本纪》、《山海经》、《华阳国志》、《后汉书》等都有反映。这一类传说最为丰富、生动和感人，如禹娶涂山、大禹导江、杜宇化鹃、鳖灵治水、廪君化虎等，说明了上古时代居住于四川广大地区的先民们与大自然英勇斗争的历史。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既得以在四川地区生存、繁衍和发展，又创造了灿烂的四川上古文明。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而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可视为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代表。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之上，分布着长约1000米、宽40余米、高3米～6米的“土埂”，这是商代早期古蜀人修筑的城墙。在南城墙之外的两个器物坑里，埋藏着数以千计的大型青铜像、青铜器物、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海贝和陶器等。它们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即盘庚迁殷后的公元前13世纪和商末周初的公元前11世纪。

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也证明，几乎与三星堆文明同时，在今成都城西也拥有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在成都城北羊子山还拥有一座高达10米以上、每边长103．6米的三级四方礼仪土台。此外，在三星堆遗址的不少陶器上、成都十二桥商代地层出土的陶轮上，都刻画着类似文字的符号。这说明，至迟在商代，在成都平原上，四川先民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时代。前面提到的关于四川的古史传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与三星堆、十二桥等遗址一道，从口碑传说与考古发掘两个方面对这个奴隶制文明时代的存在作出确凿无误的印证，尽管史籍无征。

在商周时期，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蜀国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三代蜀工”——蚕丛、柏灌、鱼凫有关。他们当是地处在岷山与岷江河谷的蜀人部落或部族的首领。在夏商之际，他们从今茂县叠溪一带经都江堰市灌口一带迁徙至成都平原。不少学者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鱼凫王族建立的早蜀王国的都城。

“三代蜀王”之后，便是杜宇王朝。杜宇是从朱提(今云南昭通)进入成都平原的。他同江源(今崇州市西南)的女酋长梁利结合，取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因而逐渐取代鱼凫王族，改朝换代，成为蜀国的统治者。这时杜宇氏大约将蜀国的都城迁至汶山下的郫邑(故址在今郫县城北1千米，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城)，又在瞿上(今双流县牧马山一带)建立陪都。杜宇氏教民务农，致力于发展稻作农耕，是最早开发成都平原的主要功臣，因而深得人心，后世因之将杜宇奉为农神。

杜宇王朝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采用中原的王位世袭制和职官制，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其势力范围北达今汉中，南抵今凉山州、宜宾与云南、贵州，西及岷山山地和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

商周时期，在今鄂西地区夷水(今清江)流域分布有廪君族的巴国，在汉水中游分布有姬姓的巴国，势力都很强大。其时在今川东地区虽有巴人活动，却是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统一的巴国，所以在杜宇王朝时代，巴地便很容易地成为杜宇王朝的势力范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到蜀王开明氏时，竟会出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局面。

在杜宇氏统治后期，以“荆人”身份在蜀国为相的鳖灵因治水有功，得到蜀人拥戴，使杜宇氏“禅位”于他，由此建立开明王朝。这时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相当于春秋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