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阶级斗争最为激烈、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四川先后发生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代表的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士兵起义；发生以吴玠、吴璘兄弟为代表的抗金战争和以余玠为代表的抗蒙战争；发生明玉珍据蜀，建立以重庆为国都的大夏政权的割据事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如北方)相比，四川地区仍然维持一个大体安定的社会局面，加之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发展生产的重视，使得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且超过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一个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充裕的战略大后方。但蒙古攻蜀，使四川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在整个元代都没有恢复元气。

宋代，四川的文化、科学技术同江南一样，同为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四川出现一批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学家，如陈抟、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等。宋代史学尤以四川最为发达，而四川史学则以当代史最具特色，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撰《东都事略》，李攸撰《宋朝事实》，彭叔融撰《太平治迹统类》等。可以说，宋代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多出或经蜀人之手。诚如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所说：“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在文学上，“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学家中的三席，而苏轼在词及书法方面等更是一代宗师。两宋时期，四川的石刻艺术也饮誉全国，尤以大足石刻为代表。宋代，四川的科学技术也走在全国前列。如张思训改革浑天仪；黄裳绘制《天文图》、《地理图》；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发明“大衍求一术”(欧美学者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还把增乘开方法推广成为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唐慎微编《证类本草》，“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陈希亮发明“叠梁拱桥”；井研县盐工发明用类似冲击顿钻原理开掘深达数十丈的小口井——卓筒井。宋代四川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是四川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发兵攻蜀，平定大夏政权，将四川地区统一到明朝的版图。明代，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正德(1506年～1521年)农民大起义和明末张献忠入川最具典型意义。正德农民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年之久，纵横川南、川北、川东及川中数十府、州、县。起义的参加者，除广大破产农民外，也有很多盐工。这标志着四川手工业工人开始登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在四川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1646年)，以成都为西京，全盛时领有今四川的大部分。

清代，官制方面的督、抚制逐步规范化。乾隆十三年(1748年)，规定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驻成都，使行省制更趋完善。清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社会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才算步入一个持续稳定时期。到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以四川为中心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历时长达八九年，先后有数十万农民参加。清廷以耗费2亿两军饷、损失1名总督以及提督、副将以下军官400余员的代价，才将起义镇压下来。从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

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在空前的战乱打击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封建统治者相应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的结果，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耕地不足的矛盾，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大批劳动力，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明嘉靖(1522年～1566年)以后，特别是清康熙(1662年～1722年)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四川社会经济里已孕育并萌生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农业商品化过程的出现(表现在蚕丝、棉花、麻、烟、茶等经济作物的经营上)，各类手工业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井盐业里的出现，多层次区域性市场的逐渐形成等。但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清王朝政治上的极端专制主义，加之所采取的抑商、闭关和重税政策，致使四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其力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显得十分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