靑銅與鐵器時代藝術

特魯德爾摩的馬匹與圓太陽；靑銅鑄造外覆金箔；高60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現存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館。

歐洲在西元前兩千年代與一千年代早期的藝術，和這以前的新石器時代藝術(請見「新石器時代藝術」)，有很大的不同。人們仍然製造出美好的陶器，不過整體而言，靑銅時代(Bronze Age)的藝術品是以靑銅，或黃金，偶爾也用銀，鑄成的：而且是鑄匠(smith)，而非陶匠與翻模匠(modeler)的產品。在這段時期，連壺缽也在模仿金屬餐具柔和的線條，與有節制的花飾。用泥土模像的做法幾乎完全終止。即或偶爾爲之，也跟以前很不一樣，鬆軟感性的特質不見了，主要是用來傳遞圖像訊息(iconographic information)。另一方面，立體人像出現了，到了靑銅時代晚期尤爲風行。同時敍事性的描述也問世了，在南方刻在金屬片上，在斯堪地納維亞(Scandinavian)北部，刻在岩石上——恢復了這項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以來便已中斷的藝術形式。與歐洲之外先進社會的接觸與時俱增，帶進了新技術與新知識。不過，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人物還是金屬鑄工(craftsman metalworker)。

歐洲新石器時代與靑銅時代並無淸楚的界定；我們只能說，西元前三千年年代，整整一千年間，金屬與合金的使用愈來愈普遍，而社會也有了變革。我們可以看到兩種相反的趨勢平行發展：有一種趨於半遊牧式的田園生活(seminomadic pastoral life)，無固定村落，現存器物顯示他們重視體面的土葬儀式。這是好戰的，階級制的(hierarchical)社會。領袖——不管叫他酋長或國王，喜歡誇示他的武器和飾品——都是容易搬動的私人器物。在東歐與地中海歐洲沿岸的平原上，則有定居的社會。他們的村落與要塞迄今猶存。東歐的村莊往往在靠近大河的地方遺存崩毀的屋牆碎片積成的大土堆。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則在山丘建要塞，在斷崖築城堡，或成立鎭區；居民或種於野，或駕舟出海。後人在喀爾巴阡(Carpathian)環地與匈牙利(Hungarian)平原發現了，西元前兩千年代中期的一些遺物。從這些遺物我們可以推知當時的社會，像荷馬史詩所描述的，是個英雄社會(Heroic Society)。我們就從這裏開始來檢視一些比較有永久性的遺物吧。

在保加利亞(Bulgaria)黑海海岸附近的瓦爾納(Varna)，後人發現了一所大墳場。這裏頭的器物，使我們推知，歐洲東南部是早期冶金術(metallurgical technology)，尤其是黃金鑄作(goldsmithing)的前鋒。墳場的時代約在西元前四千年年代。有一個墳裏就藏有2．3磅(1．05公斤)的黃金器物。這是這段時期已出土的文物中，黃金存量最豐厚的一個遺址。裏頭有王笏置座(scepter-mounts)，黃金胸飾，動物側像，敲工做出的黃金圖板(所有的黃金物件都不是模造出來的)。在一座很像帝陵的墓裏，一個泥製的臉模上，附着黃金打成的帶狀頭飾，與黃金護口(mouth cover)。最近的考古又發現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很早就有銅礦採冶。保加利亞南方埃布納爾(Aibunar)的礦業似乎與瓦爾納遺址同時代。

西元前兩千年代中葉，貴重金屬，銅，與鉛都已大量上市。用來打仗的靑銅武器大量生產。純金刀劍，銀斧，金斧這類象徵性的奢侈品也出現了。這些財富的價値不以其金屬的貴賤，而以其持久的耐用性來衡量。

我們不可低估冶金術的重要性。用來模製斧頭、手鐲的模子複雜而美麗。刻鑄這些模子所需的技術與才藝並不亞於刻鑄立體動物雕像的功夫。製模(casting)，雕紋(chasing)需要刻骨匠、木刻匠具有雕刻極靈巧的手藝，還要有些金屬化學的知識。在這時期，所謂「藝術」，「設計」，「工業」，「科學」和「煉金術」(alchemy)，這些截然分工的情形，根本還未發生，種種技藝統統混合一體，而鑄工(smith)與描繪匠(draftsman)也許根本就是同一個人，或者由一家人合作。

匠坊(Workshop)，或匠坊群的身份與地位，以其產品分佈的狀況而分高下。有一個匠坊在西元前二千年年代活躍於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匈牙利，斯洛伐克(Slovakia)。它的特色是在模鑄靑銅斧頭，劍，短刀，和手鐲上，——偶爾也在金杯或金碗上——刻出優美曲線紋路的裝飾。其中，短刀的刀葉與刀柄上都有流動曲線的圖案。南斯拉夫北部貝利(Bellye)就出土了一個這樣的金手鐲(現藏維也納自然歷史博物館)。這些裝飾是以銳利的鐵筆(tracer)和槌子「描」(drawn)出來的。製作螺旋形和其他曲線設計需要極高超的技巧。這派工匠不用圓規。不過大約同時代在匈牙利，斯洛伐克，與克羅地亞(Croatdia)等地區的骨器製作是用圓規的。在小片金箔飾品上，作出幾何形敲花細工的設計，同心圓(concentric circles)，和「滑輪圖案」(pulley-patterns)，可能也用到圓規。

除了少數例外，雕紋設計(chased designs)並不流行。但是，在一定的範圍下，工匠也配合斧柄、斧片的形狀自由雕紋。在匈牙利東北部的豪伊杜沙姆柵(Hajdusamsun)，以及羅馬尼亞西北部的阿帕(Apa)，都發現裝飾風格相同的好斧，好劍。貝利手鐲的模鑄(casting)技術異常美好，裝飾圖案上雕紋的線條，有小鋸齒的深紋，也許是用另一種鐵筆刻出來的。有人認爲，這種裝飾受到邁錫尼·希臘(Mycenaean Greek)的影響。事實上，兩種風格相去甚遠。裝飾圖案是以中間留隙的小點組成的，但螺旋與噴沫式(sprays)的圖形旣不對稱也不是幾何形，却彷彿沿着表面流動，因而產生許多更小的螺旋形。這種技法多少影響了相隔很久才產生的塞爾特藝術(Celtic Art)。確切時間很難論定，也許是在西元前兩千年年代中期，設計開始離散爲孤立的幾何形主題：圓圈，弧線，複線條。同時期，冶金業中心移到北方。在這裏，裝飾品以幾何形直線條爲主體的階段突然改變。複線條，點狀邊緣(dotted fringes)，流動的卷髮狀(flowing tendrils reappear)重新出現。不過，所有孤立的主題很快又重新組合起來，構成圖案。

相對於黃金、靑銅裝飾，在喀爾巴阡環地，以及相當程度的西歐全域，則有水壺裝飾。有的以凸雕手法處理，現藏尼特拉(Nitra)科學硏究院考古學院那個在斯洛伐克的巴卡(Barca)出土的杯子上面，便是以連串的螺旋圍繞著模燒出來的浮雕。有的以雕刻，或戳蓋(stamped)，或兩者兼用的手法處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出土的器物中便有這種款式的陶壺。水壺形狀則保持西元前四千年年代「巴登文化」(Baden culture)平面打光陶器而引進那種金屬模的樣子。少數祭典用的小人像是打模製造出來的，外表有象徵圖案。爲了祭典的目的，有些人像放在有輪子的車上。

生時配帶財產，死後財產陪葬的做法——男人帶著他的武器，女人帶著沈重的手鐲或脚鍊——以及封閉式的獨葬的儀式，對後人意義重大。斯堪地納維亞與波羅的海(Baltic)沿岸，因此留存了大量遺物，而奉行其他儀式的地區，一切蕩然無存。同樣發生在北方，打從遙遠的中石器時代，人類便將寶物奉獻給神祇，擺在湖邊野地，或投入湖沼裏。寶物變成泥煤沼，因而遺留下來。男人和女人有時也用同樣的方法埋葬或處死，因此肌肉，頭髮，布條，金，銅飾品，武器，木棺也都留存迄今。

北方的金屬鑄工，和中歐與東歐工匠一樣，喜歡用模鑄造劍、斧和鐲等器物，而不愛鍛鑄(forging)。他們精通「脫臘」(cire perdue)模鑄法，運用得靈巧老練。(現藏哥本哈哥國家博物館)丹麥奧德希爾德(Odsherred)的特魯德爾摩(Trundholm)的沼池就曾掘出，以這種手法鑄造的那件有名的文物：銅馬拖着一個金銅鑄成的「圓太陽」(sun-disk)。圓形的兩面各有不同的同心圓，流動螺旋形，圓圈與鋸齒形的圖案，不過，其中一面還有一片薄薄的金板壓在上頭。金板因此複印了圖案。馬匹和「圓太陽」都放在輪子上，好讓它們來表演太陽運行天空創造日夜的宇宙大戰。那些廻旋、螺旋的圖案則是用來代表太陽的光華。

特魯德爾摩那批器物產生不久後，在瑞典南部的基維克(Kivik)，時人用石板，爲一位酋長建造一座大墓，墓上積土爲塚。墓室內的石板上刻有象徵性的敍事場景。這種做法在地中海區域習以爲常，在北方却是個獨特的例子。現存的六片石板上，圖像以橫條格來呈現：馬匹，船隻，和斧頭；另外兩塊石頭上則有儀式的場面。其中一塊，上面有一群身穿長袍，頭覆頭兜的人，以及全副武裝的人群擁簇着一個駕御雙馬拖曳的戰車的人(這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最早描述戰車的個例)。在這旁邊的另一個場面更加複雜，那個戴頭兜的人化爲兩個，分立祭台兩旁(現藏隆德“Lund”大學歷史博物館)。比起高度專業化的黃金與靑銅作品，這些石刻的藝術層次不高，但也不幼稚，也沒有試驗性質的生澀，人像的姿勢也不因其墨守陳規，和充滿僧侶的宗敎性，而減低表達力。

一種不同風格的岩雕(rock-engraving)，近於斯堪地納維亞在古老的中石器時代傳統的岩刻，在西元前一千年年代中期，重新風行。確切年代很難論定，或者比這時期還要早一點，是在天然岩石上發現的。有些在丹麥，大部份在瑞典和挪威發現。處理的手法是常用的以槌子輕啄(pecking)的辦法。船隻與雙輪車輛是常用的題材，只是勾劃出形體的槪要。在接近挪威邊界，瑞典西南方的布胡斯蘭(Bohuslan)，又發現了另一種不同的風格。種類較多，還有些魔法的、神秘的題材：戴面具的人吹著號角，陽物崇拜(ithyphallic)的舞孃，和長髮婦女。在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區的維爾·卡莫尼卡(ValCamonica)則發現槪括刻出農耕與打獵場面的岩石。

大槪在西元前十二世紀，北方的鑄匠，特別是丹麥與德國北部，開始生產靑銅剃刀(razor)。刀葉修長，形狀略如三角形。最初毫無裝飾，最後加上模鑄的立體人頭或動物頭顱。到了西元前一千年年代的第一世紀，手柄變成金屬鑄造的盤蜷的蛇頭，刀葉的表面也以雕紋的手法刻出圖景。船隻是常見的主題，正如岩石上的刻圖；或船中復有船隻，層層如謎語；更有趣的是，船上另有引人入勝的場面，就像一幅時空受限，緊緊框起來的迷你小畫。西德的布列門(Bremen)出土的那把剃刀上的畫群，也許抄自留在西班牙南部的腓尼基人的珠寶雕畫(現藏西班牙「曼茲」“Mainz”的“Zentral”博物館)。船隻本身却是北方獨木舟式的戰船，上頭有動物形像的船頭，有舳，也有撞角(ram)。在這些小型靑銅物品上，螺旋圖形取代了跪坐、比手對談的人像。這種風格可能是從匈牙利與特蘭西瓦尼亞的阿帕－豪伊杜沙姆柵(Apa-Hajdusámsun)裝飾演變過來的。但是螺旋與噴沫式圖像不再是抽象的，吐出馬頭，或糜鹿頭，浪潮般地滾動，而顯得生機昻然。

不列顚列島(British Isles)的區域裏，很早產生一派獨立成長的冶金術，有極高超的技術。在愛爾蘭，西元前兩千年年代早期，把一長條黃金打成細細的半月形「露奴拉」(lunula)頸飾，上面刻出簡樸纖細的複線圖飾。這種圖飾可能襲自「大杯」(beaker)陶藝。(現藏都柏林國家博物館)基爾拉爾尼(Killarney)出土的「露奴拉」是這種作品的範例。幾世紀後，金條扭成漂亮的臂飾與頸飾。但是這地區的金屬鑄造業沒有綿延的傳統，不像中歐或北歐有歷代相傳，自成派別的飾品匠坊。西元前八世紀以後幾百年的黃金鑄造重新興旺，雖然金子還是來自愛爾蘭，可能是由來自歐陸——特別是丹麥與北方——的新鮮刺激所帶動的。後來生產，在「格廉尼新」(Gleninsheen)出土的黃金「護喉」(gorget)有精美的敲花細工(repoussé)與雕紋手法做出來的圖飾。

直到西元前兩三百年，引入拉坦諾(La Tène)·塞爾特(Celtic)風格之前，英倫諸島的藝術，較諸歐陸，寶在乏善可陳。但是，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威爾特郡(Wiltshire)的石柱群(Stonehenge)真是一個獨特的紀念碑，儘管它的用途迄今衆說紛紜。這地區的居民過着牧人生活，葬儀習俗以入土爲安，土塚散佈附近的白堊低地，這組石柱便成爲引人注目的焦點。這些龐大的沙岩(sarsen)石柱，遠從馬爾伯勒(Marlborough)低地運到這裏裝置起來，時間約在西元前兩千年年代早期。大部份的石柱屹立至今。

不過，這個地點在更早的時代就有人把它建構爲聖地，也許是土壘，裏面用木頭。此後又有多次重建，其中以小「藍石」(blue stone)圈環最爲感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組彷彿揶揄著今人的獨特紀念碑，以高大的沙岩石柱圍成圈圈，柱上從前橫置楣石，圈內後立五對垂直的石柱，各有各的楣石，圍成一個馬蹄形。

垂直的石柱平均高達13呎6吋(4。1公尺)，最大一塊石頭重達50噸(50．8英噸)。除了這龐然的體積，石柱群最令人驚嘆的是它技術成就。石頭潤飾得好，楣石磨平了，榫眼也銜接得緊。最重要的，陽紋做得這麼靈巧，垂直石柱上的錐狀修成凸圓的弧形，而楣石朝下內傾，使人看過去得到挺直的錯覺。新石器時代的人慣於搬運大石築墓，然而石柱群全然不按牌理，有些學者認爲這是地中海東岸建築大師的手筆。

我們很難說，歐洲木雕情況到底如何，因爲留存的遺物太少。從愛爾蘭到烏拉爾(Urals)，有些木器包在酸性沼囊(acidbogs)裏，因而倖存迄今。我們可以從這少數出土木雕，對其原始品質得到一點槪念。大部份是粗糙的男性陽剛意象。在英國約克郡(Yorkshire)的魯斯·卡爾(Roos Carr)出土的那件木雕(現藏金斯頓－上－胡爾“Kingston-upon-Hull”市鎭博物館)就是個範例：四個骨瘦如柴的武士，站在獸頭獨木舟上，瞪著小鵝卵石做成的眼睛。有些木頭人像不過是把小樹的樹幹或樹枝，在祭典作法過程中或增或減，稍事加工而已。塔西圖斯(Tacitus)「日耳曼」(Germania)出土的「涅爾特赫斯」女神像(Nerthus)即爲一例。

到這裏，我們所提到的藝術，大多是孤立於地中海與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之東的文明中心以外，在歐洲本土生長發展出來的。不過，斷斷續續的，這些「邊境」(frontiers)成爲密切交往，傳送新技術，新需要，乃至新風尙的孔道。西元前一千年年代的前半段的情形正是如此。

在這時期以前，歐洲已經引進鍛鑄(forging)的技術。工匠開始生產金屬板上搥出或釘上凸雕圖飾的大件器物。在人工和材料上，這種方法要比模鑄(casting)和雕鑄(chasing)來得經濟。也許是在西元前十二或十三世紀晚期，由愛琴海地區引進的。歐洲因而得以生產一大批新東西：桶子，盆子，杯子，還有盾牌(shields)，頭盔(helmets)，甲胄(corselets)。有些產品流傳到北方去，逐漸取代了那些南遷的老匠坊。

義大利有一派擅長製作凸雕靑銅品(embossed bronze work)的匠坊。用凸雕來製作那些漂亮東西，不比模鑄(cast in molds)省事。凸雕的產品比老技法略粗，却能運用明暗與不同的質料，選出更豐厚的外形。

西元前一千年年代早期，鑄鐵技術逐漸由東方和地中海廊地(Mediterranean corridors)引入歐洲。透過同樣的途徑，新的東方化的藝術也帶動了歐洲工藝：撒丁尼亞(Sardinia)興起了新派靑銅雕塑，義大利和阿爾卑斯峽谷(Alpine Valleys)在銅片上以敲花細工呈現敍事性圖像，伊比利亞(Iberia)有了珠寶鑲工，瓶繪，以及紀念碑雕刻，而歐洲東南部幾乎學會了所有的技藝。

西元前一千年年代早期，地中海充滿了海盜，以及殖民集團，而商人和海盜根本難以區分。西元前九世紀和八世紀期間，其中有些人發現了撒丁尼亞。這個島上有豐富的銅礦，部份居民可能是西元前十二世紀或更早便來此定居部族的後裔。不像新石器時代和靑銅時代早期殖民潮那些人，這批移來者仍與其東方的故鄕保持連繫。西元前八世紀到六世紀期間，撒丁尼亞的靑銅雕塑源於塞普魯斯(Cyprus)，以及黎凡特(Levant)境內的腓尼基國家(Phoemician citics)，就是個好證據。

撒丁尼亞有很多堆石(drystone)築成的屋子，建於西元前兩千年年代，如今那些靑銅工匠就住在這些屋裏。房舍有時聚合爲緊密的村落，牆隊曲折如迷宮，村中建有圓塔，村外圍牆。這些叫作「弩拉吉」(nuraghi)的屋子迄今是撒丁尼亞的主要景觀，數量之衆多，說明此地人口稠密。後人在這裏發現了四百多個靑銅小人像。其中一兩個來自西元前八世紀，義大利的意特斯堪(Etruscan)墳墓。大體而言，它們在撒丁尼亞發掘時，都是成堆地珍藏在房舍和聖地裏，當初都是信徒許願奉獻的器物。銅像以「脫臘法」(cire perdure)模鑄技法造成，風格——至少有兩種風格——獨特，與希臘和東方銅像相距甚遠，雖然看來比較近於東方風格。有些男性人像，如東方風的「聖武士」(divine warrior)，配劍執盾，頭戴有牛角的盔帽。也有些弓箭手拉弓待射。另有一位長袍、執杖的族長。有些無疑是神像，有四隻眼睛，四隻手，兩片盾牌。他們看來嚴肅，帶著僧侶的風味，被形容爲「幾何形」(Geometric)或「正經的」(Formal)。另一群銅像充滿動態，表情豐富，就被稱爲「野蠻的」(Barbaric)，或「不正經的」(Informal)。這一群包括了吹笛人，執弓士兵，母子像，角力手，還有些開口講話的人。匠人對軀體根本沒有興趣，除了極少數的特例，軀體只不過是掛衣袍和武器的架子而已。這是以輪廓表達取勝的藝術品，以手部，以動態的姿勢，或滔滔雄辯的模樣爲其特色；是小品藝術，風格相當反古典，却比以前那些塞普魯斯與黎凡特的人像活潑得多。

由於和希臘，東方與意特斯堪諸文化交流，阿爾卑斯山南域在靑銅桶子，腰帶，和碗，尤其是桶子的裝飾上發展出一種新自然主義的趣味。西元前十二世紀中歐匠坊就曾做出簡樸的「西圖拉」(situlae)桶子。由於現在這些模子爲數衆多，裝飾富麗，這種新款式就被稱爲「西圖拉」藝術(Situla Art)。

雖然大部份的作品都是在西元前六世紀晚期和五世紀時完成，這一切在六世紀之前便有了濫殤。現存最古老的範例來自義大利(博洛亞“Bologna”與埃斯泰“Este”)，最生動的作品都是出自東阿爾卑斯山區的鑄造中心，以及斯洛文尼亞(Slovenia)的鑄坊。在這地區的「西圖拉」(situlae)桶有時拿來當甕子，盛放火葬後的骨灰，然後一批批地埋在圓頂土塚裏。敲花細工的裝飾，以雕紋技法加工，最後再用鐵筆增添細節，裏面則以搥工完成。裝飾的部位分成橫條，大部份的題材，則是地中海東北岸習用的那些：成群列隊的動物——野生的，家馴的，幻想的；車子，馬曳戰車，及馬夫；還有盛宴，樂手，拳擊賽，耕種與色情的(erotic)場面。所有的人像都以側面呈現，儘管表現的風格有很多種，可能只是數位藝術家的手筆。

斯洛文尼斯的盧布爾雅那(Ljubljana)附近瓦斯(Vace)地方一座大平頂墳出土的「西圖拉」桶(現藏盧布爾雅那考古博物館)顯示了「西圖拉」藝術的弱點和生命力。有些題材抄自西元前七至六世紀的希臘瓶繪與金屬雕品，有些抄襲的對象遠遠來自安納托利亞西部的烏拉爾圖(Urartu)，以及亞述(Assyria)。但是，在這裏，原本的題材被轉化爲暢快的田園節慶；技術雖然相當熟練，到底還是洩露了底細：粗魯的藝匠，拚命在一種不暢快的風格上表達他所沒有的藝術經驗。結果是旣不文明，也不野蠻，只是鄕氣十足。在這一點上，他們就遠不如生產「圖像剃刀」(pictorial razor)的北方鑄坊那種高度專業而絕不古典的作品，也趕不上中歐鑄坊的凸雕裝飾的靑銅器物。

也許是因爲接觸到真正一流的希臘作品，以及現在偶爾進口或攫奪而來的地中海西岸作品，我們在西圖拉藝術和歐洲許多「哈爾斯塔特」(Hallstatt)作品裏，發現了喪失方向的茫然與不安。它顯然是受到珍視的，因爲(即使過了一大段時間以後)還是被埋在有權勢之士的墓裏頭。鑄匠們也積極努力去適應，去熟練希臘人的人文藝術(humanistic arts)，不過實在太生疏遙遠了。事實上，歐洲的遠景剛好是在一個很不相同的方向。到了西元前五世紀，這個新方向就很明白地顯現出來了。

「哈爾斯塔特」是考古學家給予在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塞爾特·拉坦諾(Celtic La Tène)藝術問世之前的幾個世紀的代號，換句話說，就是西元前一千年年代中葉早期，在阿爾卑斯山之北部發展出來的文化。這個名稱來自奧地利境內阿爾卑斯山區中的鹽礦。隨着來自東方的新事物——造車輪的新技術，鑄鐵技法，也許還有騎馬執長劍作戰的招數——社會很快地轉變，而酋長們可以戴金帶，身旁圍繞南方匠坊的精美器物，躺在上好棺架中安葬。德國史圖格特(Stuttgart)附近的霍克朶夫(Hochdorf)，在晚近的挖掘裏，發現一個男人躺在一座靑銅臥榻上，八個靑銅人像各自站在一個輪子上，伸手支撐着臥榻。同時出土的還有許多敲花細工裝飾的黃金器物。除了三件希臘獅像，所有的器物看來都是本地製作。色彩圖案的布料保存得很好，上面還有真絲線。

本地裝飾性的銅具大部份無趣而反覆，用用敲打，戳印的辦法，在腰帶上弄出幾何形的圖案，或重複小像，如花生糖和十字架，把腰帶密密麻麻地包起來。水壺上的幾何圖形，有時用石墨在紅底上描繪，則比較成功。

在南斯拉夫(Yugoslavia)與巴爾幹半島(Balkans)，東方化的影響也產生了效果。情況與義大利及撒丁尼亞受到的外來影響大爲不同。它也許來自更遠的東方，從波斯與高加索(Caucasus)邊境地域傳到東歐，刺激了銅匠以比哈爾斯塔特西部雕鑄中心更自由的風格，去模鑄動物小像，而且也影響了哈爾斯塔特本身。正如西元前兩千年年代，線條裝飾影響了斯堪地納維亞，這些所謂「哈爾斯塔特東方化」(Hallstatt Orientalizing)藝品也北上這個地區。在瑞典和丹麥，人像與動物像或爲刀柄和別針頭，或是王笏飾品，其中有些跟波斯盧利斯丹(Luristan)的產品有奇妙的相似之處，雖然兩地直接的連繫是不可能的。

哈爾斯塔特靑銅器野心最大的作品是置於輪上的聖群像(sacred tableau)。這件作品深受西元前七世紀希臘靑銅藝術的影響。這就是來自奧地利「史特雷特維格」(Strettweg)的「祭典車」“cult wagon”(現藏葛拉茲“Graz”約湼姆“Joanneum”博物館)。中心人物是一位站在十一條軸條的輪子上的女神。輪子從「車子」的底板伸上來。女神頭上頂着像碗一樣的東西。這女神像受希臘幾何圖形派的武士像的影響最大。相同的武裝男子置於女神前後。然後又有兩對身份曖昧的人像——也許是少女——伸手觸及雄鹿犄角。整個場面相當靜態；這不是個狩獵的場面，而是女神及其隨從的現身，無疑是在儀式中要被拖出場亮相的，就像特魯德爾摩(Trundholm)那批銅馬一樣。

博斯普魯斯與海勒斯旁德(Hellespont)兩地，從未界分歐亞洲，西元前一千年年代前半期更是如此。那時，定居托羅斯(Taurus)山脈與喀爾巴阡山脈的社區始終有鬆弛的交往，住在那兩個地域的人種後來被稱爲「弗里吉亞人」(Phrygians)，「色雷斯人」(Thracians)，「蓋塔人」(Getae)和「達西安人」(Dacians)。由於交流，渡海，與再渡海，同樣的族名也出現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半島。早在西元前一千年年代，東歐從西亞學得鑄鐵技術，邁入了以鐵爲基礎的經濟形態。弗里吉亞(Phrygian)藝術影響了哈爾斯塔特後期的彩繪陶器，靑銅碗具(phiale)，大鍋，及其鍋柄。這些都與當時抵達羅馬尼亞(Rumania)北部的西徐亞人(Scythians)無關。西徐亞人在西元前七世紀離開高加索與烏克蘭，抵達羅馬尼亞北部，把他們自己的動物藝術風格介紹給匈牙利平原上的人。西元前六世紀，也許來自黑海的希臘殖民地，陶壺模轉輪(potter's wheel)首度在東歐出現，比西歐從馬西利亞(Massilia)與羅訥峽谷(RhÔne Valley)獲得這項技術要早得多。

西元前六世紀晚期，特別是五世紀，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一批新派的金屬裝飾匠(decorative metalworker)，開始生產各種裝飾性很強的金銀器物，包括盔帽與頭巾，同時也有一己的裝飾風格。在羅馬尼亞的圖爾恰(Tulcea)，哈吉格歐爾(Hagighiol)地方一座西元前約四百年的土墳，發掘出來的局部塗有金泥的盔帽(現藏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國家博物館)顯示蠻族的威風與「色雷斯－蓋塔」(Thraco-Getic)藝術特有的樸素風格的組合。「色雷斯－蓋塔」藝術致力模仿黑海與亞洲的希臘殖民地，以及其他東方(弗里吉亞與波斯)的圖像主題。希臘——波斯戰爭把混雜的種族與部落帶到歐洲邊境。但是這項串連所帶來的裝飾藝術的影響與阿開民尼亞(Achaemenian)王朝大城匠坊無關。倒是這些不太相干的社會裏的下層階級，從巴爾幹半島，經過安納托利亞，把冲激帶到波斯北部較先進的匠坊。由於這項串連，「色雷斯－蓋塔」藝術與厄爾布爾士(Elburz)的馬利克(Marlik)極早期的作品有奇異的相似之處。這是一項通俗的藝術，相當忽視了蘇薩(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官方藝術」(official art)。在另一方面，這派「官方藝術」很奇怪地躍入中歐，而爲塞爾特·拉坦諾匠人掌握(請看「塞爾特藝術」一節)。保加利亞的洛維克(Lovec)附近，列特尼卡(Letnica)出土的一個銀匾(現藏洛維克考古博物館)，是西元前四世紀早期的色雷斯作品。銀匾畫面呈現一個騎馬的獵人戴護脛套，上有人面形像的護膝。保加利亞維拉特莎(Vratsa)的莫西蘭斯卡(Mosilanska)土塚，和羅馬尼亞的哈吉格歐爾(Hagighiol)，都曾發現相同畫面的例子，不過是以敲花細工做出的銀器。

這項風格的生存力很強，比希臘和波斯的影響更爲久長，直到西元一世紀仍在製作生產。在丹麥——竟然不是在巴爾幹半島——挖出來的一件器物也許是這派風格的經典之作。這件(曾經塗金的)銀鐲(現藏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館)在剛德斯特魯普(Gundestrup)出土時，彷彿古丹麥的大量財富都跟着那團泥沼被挖了出來。挖出來的樣子是殘破解體的。外框原有八片畫面，只剩七片，跟內裏的五片，統統堆在鍋底的圓形浮雕上。每一部份都有裝飾。曾有人認爲畫面中的肖像——如長著犄角，蹲著的神祇，以及另一畫面裏的盾牌與飾有獸頭的戰號(塞爾特的“carnyx”)——是拉坦諾藝術的成品。這種看法肯定不對。權威專家現在一致認爲，這是在黑海附近鑄造的——在那些似乎擁有大量銀源的達西安(Dacian)匠坊的行銷地域之內。鑄造的時期可能在西元前一世紀尾，二世紀初。那時塞爾特部落遍及喀爾巴阡——多瑙河盆地(Carpathian-Danubian basin)，甚至在小亞細亞紮根茁壯。T．G．E．包爾(T．G．E．Powell)敎授寫道，在這地區裏，「仿色雷辛的古東方化藝術品並不完全出自色雷辛或塞爾特工匠之手。」這件作品以敲花細工做出凸雕，表面再用雕紋技法細細修飾，整體的質感有如生皮和布料。專家檢視出，這部份的工作至少有三個匠人參與。外框的畫面，呈現小神與動物簇擁着神祇的半身像，帶有極端理想化的特質。內裏的畫面，風格不同，較爲躁亂，充滿動感，大多以循環的狀態進行。畫面的安排不以橫格處理，而是連綿不斷。裏頭有許多東方特色，從大象到有翅怪獸，應有盡有。風格最接近哈吉格歐爾與雷特尼加(Letnica)地區的作風。

作爲底架的圓形浮雕出自另一位素養更高的藝匠之手。有一頭公牛全然以凸雕做成，頭部完全是立體的，挖有凹洞好揷上其他質料的牛角。這是古典素材重新變作的有力作品。它的淵源要追溯到一系列的靑銅圓形浮雕，也許與馬具中的零件“Phalerae”有關。這系列作品都顯現了古希臘、東方與本地三種影響的變化。從黑海到英倫諸島，各地都曾發掘到這類器物。

由於上述的影響，這件產於歐洲西陲的伊比利亞半島而又充滿歐洲東方化風格的藝術品，懸有一樣奇特的附件。它的東方成份源自西班牙南部與東南部的迦太基(Carthaginian)人與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大槪是在西元前八世紀——最晚肯定在六世紀——建立的。遠在殖民地建立之前，腓尼基貿易商人便已打開西歐市場，希臘人不久後加入，提供了一份相對的吸引力。希臘在本地的影響，雖然不像在巴爾幹半島那麼強烈，却極顯著。正如哈爾斯塔特發展出幾何圖案藝術，伊比利亞，雖有強烈的腓尼基風味，也產生了它幾何圖案的藝術品。埃爾卡蘭波羅(El Carambolo)出土的豪華黃金珠寶(現藏西維爾“Seville”考古博物館)即可見一斑。這批首飾包括牛皮狀的「胸片」，手鐲，另有珠寶鑲嵌畫，大槪都是西元前六世紀的作品。希臘古典和東方傳統的藝術品也催生了本地偉大的石雕藝術的流派，時間是西元前五至四世紀。也許晚至西元前三世紀才創作的「埃爾切淑女」(Lady of Elche)(現藏馬德里普拉多“Prado”博物館)是這派作品的佼佼者。「淑女」寧靜，優雅的表情，昇華了她珠光寶氣，富麗擁腫的服飾。石像原着有顏色，幸而時間洗褪大半，如今殘留不多，否則就太濃艷了。利比亞人也在壺罐上彩繪，風格擁擠而熱鬧，狩獵，戰爭，乃至各行各業的景況都加以描述。這項風格與西元前十二世紀的愛琴與黎凡特藝術有奇妙的雷同之處。

參考書目

Condurachi，E，and Daicovicin，C．Romania，London(1971)．Kimmig，W．and Hell，H．Vorzeit an Rhein und Donau，Lindau-Constance(1958)．Piggott，S．and Daniel，G．E．A picture Book of Early Brisish Art，Cambridge(1951)．Poulik．J．and Forman，B．Prehistoric Art，Prague and London(1956)．Powell，T．G．E．Prehistoric Art，London(1966)．Sandars，N．K．Prehistoric Art in Europe，Harmondsworth(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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