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青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交会的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民们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活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构成了青海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青海历史发展与祖国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与祖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共性的一面外，因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特殊因素，青海历史的发展又具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一、历史发展过程

青海历史发展过程可依次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时期。

先秦时期 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今青海柴达木河、通天河上游及支流的河谷等地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青海黄河河曲一带居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等，在河湟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分属马家窑等文化遗存的青海彩陶，以器物精美、数量众多著称于世。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以湟中县卡约村命名的卡约文化、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诺木洪文化，都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青海远古文化，除了与以后活动在这一地域的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之外，还反映了青海古代文化与西北其他地区以及中原古代文化的联系。

约在原始社会末期，青海是羌人活动的地区。约在夏、商时代，青海地区聚居着羌人部落，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狩猎生活。战国初期，羌人中的杰出人物无弋爰剑被秦国掠为奴隶，后逃亡到河湟地区，给当地羌人传授了他在秦国学到的生产技术，受到羌人拥戴，河湟羌人经济因此而得到发展。(见汉以前的青海)

两汉时期 两汉时，生活在青海地区的羌族游牧部落有数十个，他们互不统属。中西部地区的羌人主要从事狩猎及原始畜牧业、农业生产，东部河湟地区的羌人过着农牧兼营的生活。西汉初，北方匈奴强大，河湟羌人曾臣服于匈奴。原居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因遭匈奴袭击，被迫西迁，部分月氏人逾祁连山入湟中地区与羌人杂居，史称湟中月氏胡。汉武帝时，为经营西域，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开通河西走廊，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诸羌内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奉命进击河湟地区的羌人，西逐诸羌，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境)，初置护羌校尉，统领河湟羌人事务。许多羌人被迫迁至青海湖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军深入河湟，对羌人剿抚并用，取得了政治、军事胜利，使河湟地区成为西汉西部边防要地。

东汉初，陇西太守马援在河湟地区击败先零等羌人后，光武帝采纳马援有关巩固河湟地区的建议，从武威遣还从金城郡逃去的百姓3000余口充实河湟诸县，并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民耕种，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东汉统治者在多次的羌汉战争中将大量降附的羌人强行迁徙到三辅、安定、北地等内郡，本想让其与汉人杂处，便于监督，使其不再起兵反汉；不料朝中官吏和地方豪强势力却残酷虐待羌人，重其徭役，敛其牛羊，征发羌人到各地打仗，致使西北羌人联合举行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青海地区的羌人是主要的力量之一。连年的羌汉战争使田园废弃，户口散亡，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而东汉亦耗资巨大，丧尽元气，统治根基为之动摇。

两汉在河湟地区的屯田和移民实边，在青海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将军李息等在湟水流域建有公田。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提出一整套屯田理论，并在湟水流域修桥开路，实行军屯。东汉时护羌校尉邓训、侯霸、韩皓、马续，西部都尉曹凤，金城长史上官鸿等在黄河和湟水两岸继续实行屯田政策。两汉在青海的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得内地的徙民和戍卒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作物品种等陆续传入青海地区，从而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使用铁器、兴修农田水利、讲求耕作技术等现象，这是青海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屯田收获不但补充了军粮不足，省转输之劳，而且对巩固边地，掌握出兵和防守的主动权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汉时河湟地区、青海湖地区的驿道运输得以创立，贯穿青海东西的羌中道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马车在羌汉战争中广泛使用，黄河、湟水之上出现了古桥、古渡，青海交通运输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见两汉时期的青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因羌、氐等族分布在魏、蜀之间，青海东部尤其是黄河以南，一直处于魏蜀双方拉锯战的形势下，曹魏曾因军粮不济向羌人换取粮食，蜀汉也曾联合羌人进攻魏国。青海地区在曹魏势力统治的十余年中，局势始终动荡不安。

西晋到十六国时期，是西北地区民族战争频繁、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西晋短暂统一后，中原混战，雍、凉二州群雄割据，政权更替频繁，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等政权相继统治过今青海东部等地区。青海湖西部、南部广大地区则受制于吐谷浑。省境南部地区分布着大小不同的羌人游牧部落群体。在诸多割据政权中，南凉是鲜卑族拓跋部秃发氏在青海乐都、西平等地多次设立都城的一个地方王国，立国18年(397～414年)。十六国时，由于各族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战乱频仍，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衰退，人民横罹兵燹之苦。

北魏统治青海后，推行汉化政策，所辖各族在接触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向封建制转化。河湟地区虽有相对的安宁，但后因吐谷浑的逐步东侵，北魏在青海的统治中心不得不从西平东移乐都。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548年)前后，魏兵大破吐谷浑于长宁川。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向西魏称臣纳贡，湟水流域归西魏管辖。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北周军队从吐谷浑手中夺回黄河以南的地区，河湟地区改属北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长期分裂混乱，民族不断迁徙，人口流散，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曾在青海等地活动过的羌族、月氏、匈奴、鲜卑等民族，或发展演变为其他新的民族，或移居他地，或在与汉族杂居中受汉文化影响而被同化。

吐谷浑人原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于西晋永嘉末年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至陇西，据有今青海、甘肃、四川的部分地区，后以青海湖南部、西部为其活动中心。随部族势力的发展，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和国名。其第九代王阿豺(417～426年在位)，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阿豺之后，更为强盛。由于地处甘青黄河以南，其首领曾被赫连氏夏、刘宋、南齐等封为河南王，故又称河南王国。吐谷浑政权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封建的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的羌人部落统一于其政权之下，改变了羌人部落互不统属的状况，并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体，从氏族社会大跨步迈入封建社会，客观上促进了青海中、西部社会历史的发展。吐谷浑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牲畜数量增加。吐谷浑政权与前秦、西秦、刘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有频繁的遣使贸易往来。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广交周邻，充当中西陆路交通有关各族的中介入，使丝绸之路青海道、河西贸易道以及蜀汉市场等为其所用，为丝路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原始游牧业经济向商品畜牧业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民族经济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个范例。(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海)

隋唐时期 隋初，青海东部地区归隋管辖，而西部、南部广大地区仍为吐谷浑、党项羌等占据。开皇初，隋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军经鄯州(治今乐都)，趋青海湖，击败吐谷浑。开皇十六年(596年)，文帝以宗室女光化公主为吐谷浑可汗世伏之妻，吐谷浑朝贡岁至，。隋炀帝时，为征服吐谷浑，开通西域，于大业四年(608年)出兵吐谷浑。次年，炀帝率军亲征，耀武西陲，从临津关入青海境，于覆袁川(今门源县境)大破吐谷浑，吐谷浑部众10万人降隋。隋军乘胜南下，破伏俟城，吐谷浑主伏允南逃党项。隋末，伏允又尽复其地，但实力已弱。

唐初，吐谷浑不断侵扰唐沿边州郡。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吐谷浑。李靖深入青海湖东南，派兵追击伏允至突伦碛(塔克拉玛干沙漠)，迫使吐谷浑归附于唐。十年，唐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于十四年成婚，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日益亲密。吐蕃崛起后，赞普松赞干布曾数次遣使唐朝以求和亲。贞观十五年(641年)，唐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和亲队伍经过青海时，吐谷浑主诺曷钵为公主修筑行馆，并举行盛大迎送仪式。这次婚姻奠定了唐、蕃甥舅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对唐的和好政策逆转，吐谷浑因地处唐、蕃之间，便成为吐蕃向外扩疆和唐朝安边的必争之地。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论(丞相)禄东赞率军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领数千帐逃往凉州，吐谷浑国亡。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唐任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10余万征吐蕃，于大非川(今兴海县大河坝地区)与吐蕃40万军队激战，唐军因丧失辎重而遭惨败。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唐以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征吐蕃，又败于青海湖北。唐为抵御吐蕃，以黑齿常之为河源军(驻今西宁)经略大使，率军扼守河湟，并广开屯田，阻止吐蕃东进，吐蕃锐气稍挫。中宗景龙年间，唐、蕃谋求和好，唐封养女雍王李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为妻，并以黄河九曲之地(今海南、黄南州黄河两岸地区)为其嫁妆，使唐蕃关系得到很大改善。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出兵攻临洮、兰、渭，唐军给予反击，双方对峙大体以黄河为界。十九年，唐、蕃以赤岭(今日月山)为界，并就地互市。二十二年，在赤岭立碑定界。此后唐、蕃虽多有战事，但矛盾争斗和友好往来交织发展。后来，吐蕃趁唐发生安史之乱，攻陷鄯州、廓州等地，今青海地区遂尽为吐蕃所有。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汉族人张议潮在沙州武装反对吐蕃统治，河西、河湟人民纷纷响应，陆续收复沙、甘、肃、兰、鄯、廓、河等11州，并于五年献11州图籍于唐朝，于是甘青大部分地区又重归于唐。唐末，唐和吐蕃都不能有效统治河湟地区，由吐蕃随军奴隶演变而来的嗢末人一度控制了这里的局势。

隋代在青海黄河沿岸实行屯田约有六七年，屯卒将不少荒坡、榛莽之区辟为农田，还凿山修渠，兴修水利，使农业资源得到新的开发。唐在河湟地区屯田前后延续约60年。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在湟水流域开屯田5000余顷，粮食年产量达100余万石，对巩固抵御吐蕃的防线起了重要的作用。隋朝与吐谷浑在承风戍(今贵德县尕让乡千户庄一带)互市，唐朝与吐蕃在赤岭互市，中原王朝用丝织品、茶叶等物交换民族地区的马匹及畜产品，互通有无。隋唐时交通邮驿有新的发展，隋设西海郡、河源郡后，逐步开辟了与其相连的驿道；唐代在青海境内通过的唐蕃古道被后世誉为沟通汉藏两族人民友好联系的“黄金桥”。隋唐时期，青海地区佛教盛行，许多地方建有佛塔。(见隋唐时期的青海)

宋元时期 宋初，青海地区蕃汉杂处，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啰部控制了湟水流域，势力日盛，在统一了宗喀地区(今甘青地区河、湟、洮流域)后，建立起以吐蕃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湟水流域的宗哥城、邈川、青唐城等地为其活动的中心。唃厮啰建立统治规章，因俗而治，加强对诸部的控制，在对外战争中扩大统治区域，成为青藏高原上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北宋因受到辽和西夏的进攻，把唃厮啰看成是牵制西夏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其历代首领都进行册封和赏赐。唃厮啰为抵御来自西夏的武力威胁，也采取联宋抗夏的政策，继承唐蕃友好关系的传统，对宋朝以甥舅关系相称，臣服北宋，并与宋互通茶马贸易。唃厮啰政权向北宋进贡马匹和畜产品，北宋则以回赐方式按其值增二分给以茶叶、布匹等。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加强了边地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唃厮啰社会的经济主要有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手工业中以采用冷锻工艺制作的铁甲最负盛名，被世人视为宝器。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来往于宋朝和西域各国的商队都改行青海道，唃厮啰地区成为西域各国贡使、商旅必经之地，青唐城成为东西贸易的集散地，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宋神宗时，王韶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河湟服，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的主张，切中时势，使宋王朝决定经营地处西夏肘腋的河湟地区。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宋洮西安抚使王赡率军至湟水流域，攻取邈川、青唐等地。次年，宋军因战线过长，加上河湟吐蕃反抗而被迫退出河湟。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宋军再次出兵湟水流域。次年，宋洮西安抚使王厚率军攻克湟州，三年，收复宁塞城、青唐城等。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西进陕西，宋被迫撤兵，金兵遂攻取河湟地区。金熙宗天会十四年(1136年)，西夏出兵从金人手中夺取西宁州。次年，西夏遣使携重金要求金国割地。金为集中兵力对付南宋，同意将乐州、廓州、积石州等地割让给西夏，青海东部黄河以北等地遂为西夏所有。河湟地区在金、夏占领时期，青海南部今玉树地区部落头人和宗教上层结合，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归附南宋，通过黎州(今四川汉源)官员接受南宋封官和赏赐。

13世纪初，北方新兴的蒙古族日益强盛。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同时，蒙古军南渡黄河攻占积石州、西宁州，青海东部成为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窝阔台汗在位时(1229～1241年)，将河西河湟诸地作为封地划给他的三子阔端。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奥鲁赤(忽必烈第七子)被封为西平王，其子镇西武靖王一系负责镇守今青海东部及甘肃临夏一带以及四川北部等地。至元二十四年，封章吉为宁濮郡王，镇守西宁州。元朝结束了吐蕃王朝崩溃以来青藏高原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包括青海藏区在内的广大藏区在政治上首次统一于中央王朝。元朝不断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管理，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民族政策，扶植和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使佛教在青海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蒙元时期，大量中亚、西亚穆斯林迁入中国，西北地区成为回回人居住的重要地区。元朝末年，回回人已具备了一个民族的雏形，在青海东部地区有广泛的分布。蒙古军西征时，原居西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部落中的尕勒莽被签军，率领本族170户东迁，被安置在元积石州驻扎。后经长期发展，该部成为中国的撒拉族。元代，原居青海地区的霍尔人和留居在此的蒙古人，通过长期密切的交往，逐步发展形成西宁州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土人正式定名为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东部地区。元末明初，通过民族关系的发展，今青海同仁地区形成了保安族(约在清咸丰年间大部分保安族人迁居甘肃临夏大河家)。元代，在柴达木盆地一带，有大批撒里畏兀尔人驻牧。元末曾封宗室卜烟贴木儿为宁王，镇守青海西部撒里畏兀尔之地。

宋元时期青海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宋军占据河湟后，由于开支巨大，军粮不足，采取招募且耕且守的弓箭手的办法，既提供了一支可以调动的军队，又生产粮食，省长途运粮之辛劳。熙河兰湟路在半年内得善田2．6万顷，募弓箭手7400人，从而减少了军费开支，使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在战乱破坏后得到恢复和发展。元朝由于政权统一，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茶叶可由官方征调，故茶马互市一度中衰。元代青海地区的交通得到改善。青海是大都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从汉藏交界处到萨迦寺，所设的27个大驿站中在青海、甘肃境内就有7个，僧俗、官吏往来青海驿道，有时沿途传舍不能容纳。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以都实为招讨使，取道河州，探访河源，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派出的第一个探求河源的专使。都实历时4个月，经实地踏勘，认定黄河正源是吐蕃等路的朵甘思西的火敦脑儿(今果洛玛多星宿海)，并绘有河源位置图。后元翰林学士潘昂霄据此考察写成《河源志》。(见宋元时期的青海)

明清时期 明初，在青海的故元势力相继归附明朝，明仍对他们加官赐爵，利用他们招抚蒙藏各部，青海东部不战而下。明朝在河湟地区设治卫、所，实行土、流官参设制度，流官由朝廷委派，土官经兵部任命由各族头人担任，子孙世袭。土官有自己的“赐地”与“属民”，拥有兵力，割据一方，承担保护边塞、守卫地方以及朝贡、纳税和奉调出征等义务，在维护明王朝在青海的统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明在青海中西部牧区设有羁縻卫所，朝廷不派流官，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卫所官员，由朝廷封授千户、百户名号，职务世袭，准其因俗而治。明朝优容藏传佛教，但改变了元代独尊萨迦派的政策，对各派首领授予尊崇封号，通过各级僧俗世官控制蒙藏人民。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太祖曾赐瞿昙寺寺额。明廷先后有7个皇帝为瞿昙寺颁布敕谕。世宗嘉靖时修建塔尔寺，神宗万历年间再行扩建。万历六年(1578年)，曾在仰华寺(位于青海湖东南方)召开近10万人法会，由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传教。出生于湟中县鲁沙尔的著名宗教领袖宗喀巴创立的藏传佛教的一个新派别格鲁派(俗称黄教)在青海藏区得到广泛传播，并通过青海传向蒙古等地，有效地维护了明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蒙古部落大批向青海湖等地迁徙，史称西海蒙古。万历中期，驻牧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人达10万之众，其势力向黄河以南富饶地区河曲一带发展。他们攻掠藏族，占据草场，并不断与甘青诸卫所明军发生军事冲突。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廷命郑洛经略西北，次年郑派兵深入青海湖地区，逐走火落赤(俺答侄子)、真相等部，焚毁仰华寺。二十三年，甘青地区明军接连三次在甘浚山、西宁南川和西川大胜蒙古军，重创蒙古封建贵族势力，史称湟中三捷。从此，西海蒙古一蹶不振。明末，西蒙古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从伊犁地区移牧青海，占领了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牧区，收服了青海南部藏族各部，进而占据卫藏。其首领固始汗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年)登上藏区大汗的最高位，坐镇拉萨，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广大牧区的统治者，分青海等地区给他的诸子驻牧。

清初，清廷招抚青海各家土官归附，按旧制保留其特权，并相继发给号纸印敕，授予官职，根据其原管部属和对牧地、耕地占有情况“封土司民”，正式称其为土司。土司既是中央王朝封授的官吏，又是当地的封建领主，同朝廷委派的流官共同负责地方事务。顺治九年(1652年)，固始汗劝导并促成五世达赖到北京朝觐，清廷正式确认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承认固始汗对藏区的统治权力。固始汗去世后，藏区蒙藏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开化。康熙末年，新疆西蒙古准噶尔部派骑兵占领拉萨，还不时威胁和侵扰青海蒙古。为此，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割据新疆等地并不断进行分裂活动的准噶尔部统治集团多次用兵，并在柴达木西部噶斯口一带驻重兵防守。圣祖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入藏平定侵藏准噶尔部。在清除了准噶尔军后，清廷不再封青海蒙古首领为西藏汗王，并对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暗中勾结准噶尔部有所防范，这便引起了罗卜藏丹津的极大不满。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召集青海蒙古诸台吉(爵名)于青海湖畔察罕托罗亥，以“恢复先人霸业”为口号起兵反清。次年，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驻西宁，督大军进剿，经一年多时间平息了叛乱。至此，清廷利用和硕特蒙古贵族统治青海牧区的历史告终。年羹尧遂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获准后付诸实施。清廷从多方面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控制：由青海办事大臣总理蒙、番民族事务；将青海蒙古划为29旗，设札萨克(旗长)统领，各旗定期会盟，盟长由清廷指定；清查藏族户口，划定地界，在藏族部落中设立千户、百户，东部地区藏族归由临近的道、府、厅、县管理，不再隶属蒙古；对蒙、藏两族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以黄河为界，迫使藏族居河南，蒙古族居河北。由于河南草原狭窄，藏族不断进行返回河北原牧地的斗争，多次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经百余年不懈的斗争，最终使清廷承认刚咱(察)等8个藏族部落可以驻牧环湖及黄河北岸各地。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遣官到青海湖畔举行立碑祭海仪式。其后相沿成例，一般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由钦差大臣召集青海蒙古各王、公、札萨克等到湖滨致祭，同时举行会盟。道光以后环湖藏族也参加祭海会盟，从而使这一活动成为清廷传达朝廷旨意，羁縻笼络蒙、藏上层，对蒙、藏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在清朝统治下，青海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一带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回族反清武装斗争(见苏四十三反清事件)。同治年间，爆发了青海回族、撒拉族参加的西北回族反清起义。光绪年间，爆发了河湟地区回族反清武装斗争。这些反清武装起义和斗争，多数是由伊斯兰教派斗争发展转化而成，虽然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但在当时却造成了极大的声势，有力地震撼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明清时期青海的经济仍以农业、畜牧业为主。东部农业区以国有屯田和封建地主、寺院的土地占有制为主要形式，以零星的自耕农土地为补充。国有屯田在明代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明初屯田以军屯为主要形式，永乐初河湟地区屯田收获足以支付驻军所需。嘉靖以后，国有屯田逐步向民田转化，转化过程直至清雍正时才基本完成。伴随明代屯田，全国各地不少汉族人因调拨、充军、发配等而进入青海河湟地区，从事屯田或戍守；有些人定居下来，成为当地新居民。清初，民屯仍有延续。雍正时，青海办事大臣达鼐在今海西地区试办农垦，收效甚微。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会同陕甘总督升允，奏准重办青海垦务，在西宁设青海垦务总局，在青海黄河沿岸招集垦户开荒，使小块农业区得以扩大。清中期以后，在“劝垦”、“招垦”中实行了一些优惠政策，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青海西部、南部牧区的草场资源为部落领主、寺院占有制，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逐水草而居的天牧方式。明廷在青海境内置牧马监苑，以牧放官马。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置甘肃苑马寺于碾伯，所辖6监中，在青海境内就有4监16苑，牧马约六七万匹。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在巴燕戎设西宁镇标马场，三十四年时有官马3700匹。

明廷继承唐宋以来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的作法，实行茶马贸易。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驻西宁)，市马于镇海堡。明初颁发金牌信符，嘉靖时改为勘合文书，经验证后才能纳马易茶。清初，仍由西宁茶马司办理茶马贸易。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结束了延续一千余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官方改为用贡赋形式征集马匹，茶马贸易转由民间经营。明清时，传统的贡赐形式的贸易也有新的发展，蒙藏上层、土官(土司)、寺院等均要定期朝贡，朝贡使团人数有时多达数千人，上贡地方畜产、土特产品；朝廷则回赐茶叶、丝绢、钱钞、用品等，一般回赐价值大于贡物。这种形式促进了相互间的物资交流。雍正后，青海蒙藏各部与内地贸易地点由那萨拉(日月山)改为丹噶尔，使丹噶尔人口增加，商旅云集，在嘉庆、道光时成为农牧区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明清青海的交通有较大的发展，形成了以西宁卫(府)为中心的驿道网络，陆路设有马驿、递运所、急递铺等，为公差来往、转运物资服务。西部柴达木地区通向西藏、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道路逐步畅通。青藏大道自西宁至拉萨大昭寺共67程，3670余里，虽路途艰辛，但贡市往来人员、民间商队仍畅行在“世界屋脊”的这条道路上。光绪末年，改驿归邮，成立西宁邮政分局，并在部分县城设立代办所，办理信函、汇兑业务。

明代西宁卫始办儒学、社学。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建西宁卫儒学，后屡经扩建和维修。成化时民间自立社学，西宁卫在西宁、碾伯各建社学一所。清代在西宁府城和东部县镇办有儒学、社学、书院，光绪后改为中、小学堂。清中后期，西宁及部分县城曾设有回民社学、义学，学生较少。明代始创编修青海地方志之先河，嘉靖时邑人张芝曾修《西宁卫志》(已佚)，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刘敏宽、龙膺纂修《西宁卫志》。清代编修地方志风气较盛，如顺治《西宁志》，康熙《碾伯所志》，乾隆《西宁府新志》、《循化志》，光绪《西宁府续志》等，已成为今天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见明代的青海、清代的青海)

民国时期 民国初，北京政府改革清代建制，任命青海军政长官，对原清朝册封的青海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再次实行分封，使青海全境归附中华民国。民国四年(1915年)，原西宁镇总兵马麒被任为青海蒙番宣慰使兼甘边宁海镇守使，集青海军政大权于一身，从此开始了马氏军阀统治青海长达37年的历史。民国十三年，段祺瑞临时政府组建后，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甘肃军务督办等职，冯玉祥国民军势力逐步深入甘青地区。民国十六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国民军在甘青的地位更加巩固。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军孙连仲部3万人陆续开进青海，马麒无力抗拒，其部属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民国十八年元月，青海正式建省，除原有建制外，又增设新县，使新省初具规模。九月，驻青海的国民军东调，参加冯(玉祥)、蒋(介石)“中原大战”，马麒暂代青海省主席职。后冯玉祥战败，马麒即转向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先后任命孙连仲、马麒、马麟(马麒之弟)、马步芳(马麒之子)代理或担任青海省主席，马氏军阀成了国民政府在青海的代理人。他们掌握着青海军政权力，占据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青海地区，实行独裁军事专制统治，垄断青海经济贸易，掠夺和积累巨额财富并化为己有，致使青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马步芳执政后，始终把扩充武装力量作为争取权力、争霸地盘的资本，大抓壮丁，扩充兵员。解放战争时，马家军扩至约15万人，军队与民团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1／6，与当时青海社会经济状况极不协调。马家政权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不断用武力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多次对果洛藏族人民、海西哈萨克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及二方面军1万余人长征途经果洛班玛等地区，曾遭马步芳军队和民团武装的堵截。次年，红军西路军为打通国际通道进入河西走廊，马步芳驱其主力部队疯狂截杀红军，并将蒙难红军战士分批押解到西宁，进行残酷的迫害和血腥屠杀。红军西路军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

民国时青海国民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体。农业区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封建地主占有制。地主凭借土地占有权，通过租佃关系对农民实行地租剥削。牧区中的小块农业区粮食生产的方式近于刀耕火种，在自然灾害的侵袭下十分脆弱。畜牧业生产仍处在传统的粗放经营、靠天养畜的水平上。牧业区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封建领主、寺院占有制，牧主、头人通过劳役地租等形式剥削牧民。官府随时向人民摊派苛捐杂税，凡有修路、运输等事，便征派群众无偿劳动，并乘机进行敲诈。工业开始起步，但基础十分薄弱，基本上没有近现代工业。民国初期，只有五金修理铺等手工业作坊，后来建立了一些小而简陋的工厂。省政府建立的“八大工厂”等，多数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规模很小。就以能反映近代工业发展状况的火电厂(1941年建)、水电厂(1945年建)来说，所发电只能供少数官僚阶层照明，不能形成生产能力。采矿业比清代有所发展，主要是采砂金、煤、盐等，由地方政府和官僚军阀经营，强迫民夫、兵丁、刑徒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为统治者积累财富。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官营商业占主要地位。马步芳主政后成立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建立官商网络，使军、政、商合为一体，逐步控制了全省农、牧、林、工、商、金融等经济领域，实现了地方官僚资本对青海经济的垄断。

交通、邮电有一定的发展。30年代，中央和地方开始筹划和建设青藏公路西宁至玉树段、青新公路西宁至婼羌段，征调数万民夫及木车、役畜等参加修路。40年代，新修公路粗通，但有些路段由于水冲沙埋而告废弃。全省无铁路。民国九年(1920年)，开通西宁至兰州有线电报线路。民国十八年，成立西宁电话局。民国三十六年，青海东部地区由步班邮政改为汽车邮路。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较缓慢。1949年，全省有小学717所，普通中学3所，中等专业学校5所。多数学校校舍破旧，师资缺乏，教育质量较差。学龄儿童入学率低，全省无高等学校。全省文盲在90%以上。广大农村、牧区缺医少药，无钱就医或无处就医的现象十分普遍。

民国时期，青海在马家军阀统治的37年中，政治黑暗，经济萧条，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逃离南京，无力顾及西北，于1949年5月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7月实任西北军政长官)，妄图垂死挣扎。8月下旬，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兰州战役中，彻底粉碎了马步芳的主力部队，以风扫残云之势直逼西宁，马步芳统治集团土崩瓦解，马本人仓皇出逃，青海全境迅速获得解放，青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见民国时期的青海)

二、历代建制沿革

青海历史的行政建制，自汉代起东部农业地区基本上与中央政权在内地的行政建制同步发展，西部、南部等地区由于地理、民族等因素，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依时代分述如下：

汉代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军队进击河湟羌人，西逐诸羌，初置护羌校尉，校尉营初设于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境)。神爵初，西汉在青海东部河湟地区设置了临羌(治今湟源县境)、破羌(治今乐都县境)、河关(治今贵德县河阴一带，一说在积石关一带)、安夷(治今平安县平安镇)、允吾(治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境)等县，金城郡遂由6县扩大为13县，郡治由金城西移至允吾，青海东部始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之中。神爵初，赵充国平羌后，汉置金城属国都尉，安置刚刚降服的羌人。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遣官诱使卑禾羌献鲜水海(青海湖)等地，在其地设西海郡(治龙夷，今海晏县三角城)，下辖5县。

东汉初，恢复了西汉在河湟地区的行政建制，原金城郡所辖黄河以南河关等3县划归陇西郡，金城郡遂由13县改为10县。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恢复护羌校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设金城西部都尉，驻龙耆(今海晏县三角城)。献帝建安中，东汉为加强对湟水流域的控制，析金城郡置西平郡(治西都县，今西宁市)，领西都、破羌、临羌、安夷4县。

魏晋 三国时魏沿袭汉制，设西平郡，辖西都、破羌、临羌、安夷4县。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凭依西平亭故城(位于今西宁市)，增筑南、西、北三面城墙，建西平郡城。魏金城郡(治榆中)下属白土、浩门2县辖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部分地区。

西晋在今青海东部地区设西平郡(治西都县，今西宁市)，辖西都、临羌(治所在魏晋时由故城移至今湟中县多巴塌城)、长宁(治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堡一带)、安夷4县。地跨今甘、青两省的金城郡所辖白土、浩门2县仍同魏制。西晋设护羌校尉，校尉营驻姑臧(今甘肃武威)，管理陇西、河西等羌人事务。

十六国时，地方政权相互混战角逐，建制变化较大，分列如下：

前凉，在今青海湟水流域仍设西平郡，辖西都、临羌、长宁、安夷4县。金城郡下属白土、允吾2县辖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部分地区。新置晋兴郡领9县，其中晋兴、左南2县在黄河以北，袍罕等7县在黄河以南。后分置湟河郡，约辖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及其以西地区。

前秦，沿置西平郡、金城郡和晋兴郡，辖地同前凉。

后凉，沿置西平郡、晋兴郡、湟河郡，辖地同前凉。仍设金城郡(治允吾县)，领6县，其中允吾、浩门2县辖今青海乐都、民和等部分地区。新置乐都郡(治今乐都县)、三河郡(治今民和官厅)、浇河郡(治今贵德河阴)。

南凉，沿置西平郡、金城郡、晋兴郡、湟河郡、乐都郡、三河郡、浇河郡，辖地同后凉。南凉新置邯川护军(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地区)。

西秦，沿置西平郡、金城郡、晋兴郡、湟河郡、乐都郡、三河郡，辖地同南凉。

北凉，沿置西平郡、金城郡、湟河郡、乐都郡，辖地同西秦。设浇河郡(治浇河城，今贵德县河阴镇)。新置湟川郡，辖今化隆回族自治县西部和贵德黄河以北地区。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置鄯善镇(治今西宁市)，辖西平、洮河2郡。西平郡辖青海湟水流域，领西都、乐都(治今乐都县碾伯)、金城(亦称北金城，治今民和古鄯北古城)、浩门4县；洮河郡辖青海黄河流域，领石城(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一带)、广威(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地区)2县。鄯善镇与西平郡同治于西都县。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北魏改鄯善镇为鄯州。孝昌以后，西都县及其以西地区被吐谷浑占领，鄯州始移治乐都县，改乐都县为西都县。

西魏设鄯州(治今乐都县碾伯)，辖西平、湟河2郡。西平郡领西都(郡、县同治今乐都县碾伯)、龙支(治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鄯北古城)、浩门3县；湟河郡辖青海黄河流域，领石城、广威2县，约在西魏末年2县合为化隆县(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一带)。

北周初，沿西魏旧建制。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北周从吐谷浑手中夺回青海黄河以南失地后，今青海东部地区分属北周鄯、廓、河3州。鄯州(治今乐都县碾伯)辖乐都、湟河2郡。廓州(治浇河城，今贵德县河阴镇)辖洮河、达化2郡。河州所辖袍罕郡(州、郡同治今甘肃临夏)领4县，其中龙支县(治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鄯北古城)辖今青海民和部分地区。

吐谷浑 自吐谷浑孙叶延即位(329年)起，吐谷浑部落联盟就开始转入国家政权统治时期，其“建官多效中国”，初有长史、司马、将军，后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形成了国家政权的统治机构。公元405年，吐谷浑七代孙树洛干立，保据莫贺川(今贵南县境)、赤水(今兴海县等地)，称吐谷浑王，号戊寅可汗。公元452年，吐谷浑八代孙拾寅立，始邑伏罗川(约今都兰县地)。公元535年，吐谷浑十一代孙夸吕立，自号“可汗”，居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吐谷浑的行政建制以地区和部落为单位，可汗直接统辖青海湖地区，其余各地则由可汗分封子弟或其他民族首领管理。吐谷浑有4大戍地，即清水川(约当今循化县境)、赤水、浇河(约当今贵德县境莫渠沟河)、吐屈真川(约当今青海湖西一带)，“皆子弟所治”(《南齐书·河南传》)。

隋唐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在今青海东部设鄯、廓2州。鄯州治今乐都县，领湟水(治今乐都碾伯)、化隆(治今化隆群科)2县，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后改称西平郡；廓州治今贵德县，领河津(治今贵德河阴)、达化(治今尖扎康杨)2县，大业三年后改称浇河郡。另外，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下属的龙支县(治今民和古鄯北古城)辖今青海民和部分地区。大业五年(609年)，隋平定吐谷浑，在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郡。其中西海、河源2郡地在今青海境内。西海郡(治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领宣德(与郡同治)、威定(治今都兰县境)2县，河源郡(治今兴海县夏塘古城)领赤水(与郡同治)、远化(治所约在今共和县境)2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今青海湟水流域设鄯州，在今青海东部黄河流域设廓州。鄯州(治今乐都县碾伯)领湟水(与州同治)、鄯城(治今西宁市)、龙支(治今民和古鄯)3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至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改称西平郡；廓州(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一带)领广威(与州同治)、达化(治今尖扎县康杨)、米川(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3县，玄宗天宝元年至肃宗至德二载改称宁塞郡。

宋金夏元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占领湟水流域，改青唐为鄯州(治今西宁市)，改邈川为湟州(治今民和县境)，改宗哥城为龙支城(今乐都县境)，改廓州为宁塞城(今化隆县群科一带)。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宋军再次占领湟州。次年收复宁塞城，复为廓州，并改鄯州为西宁州(此为西宁地名之始)。宣和元年(1119年)，改湟州为乐州。

南宋绍兴元年、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年)，金兵占有西宁州、乐州、廓州、河州等地，并改积石军为州。西夏崇宗大德二年(1136年)，西夏夺占西宁州。次年，金将乐州、廓州、积石州等地割让给西夏。后西夏改积石州为祈安城。金又于河州境析置积石军，并于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升积石军为积石州。

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初年(一说1253年)，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隶宣政院，辖今青海大部分地区(西宁州因划为章吉驸马封地，不属宣政院)、甘肃西南部及四川北部等地。元初沿置西宁州(治今西宁市)，并将宋、夏时的乐州、廓州并入西宁州，隶甘肃行省。至元初设贵德州(治今贵德河阴)，隶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积石州元帅府(治今循化积石镇，一说在甘肃大河家)，隶陕西行省河州路，后改隶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在今贵德以西海南、黄南等牧区设必里万户府，在今柴达木盆地西部设曲先答林元帅府。柴达木盆地西北部部分地区属甘肃行省沙州路辖。元朝在甘青地区还实行分封宗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实行省、州、府等管理和封王统治相结合的双重管理制度。

明清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改元积石州为积石州千户所(治今循化积石镇，一说在甘肃大河家)，隶河州卫。不久千户所废，地归归德守御千户所。以元必里万户府地改置必里千户所，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为必里卫，辖今海南、黄南部分地区。洪武六年(1373年)，改元西宁州为西宁卫，先后隶于陕西都指挥使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卫下设左、右、中、前、后、中左6千户所。同年，在今青、藏、川交界地区设朵甘卫，次年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辖今玉树、果洛、黄南州部分地区。洪武八年，改元贵德州为归德守御千户所(治今贵德县河阴镇)，隶陕西行都司。自洪武八年起，在今青海西部广大地区陆续设置安定、阿端、曲先、罕东4卫，史称“塞外四卫”，系羁縻卫所，由西宁卫兼辖。洪武十一年，置庄浪分卫于今乐都碾伯，旋改为碾北卫。十九年废碾北卫，置西宁卫右千户所于碾北。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更其名为碾伯守御千户所，直隶于陕西行都司。武宗正德初复置西宁卫右千户所。

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改明西宁卫为西宁府(治西宁县，今西宁市)，辖西宁、碾伯(治今乐都县碾伯镇)2县和大通卫(治今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镇)。以西宁通判驻扎盐池为捕盐通判，隶西宁府。次年，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通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中、西、南部广大牧区蒙番事务。乾隆年间，置巴燕戎格厅(治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改大通卫为县(治今大通县城关镇)，置循化厅(治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贵德厅(治今贵德县河阴镇)。道光九年(1829年)设丹噶尔厅(治今湟源县城关镇)，西宁府辖3县4厅。

民国 民国二年(1913年)，裁撤西宁府，设西宁、大通、碾伯、湟源(由丹噶尔厅改置)、贵德(由贵德厅改置)、巴戎(由巴燕戎格厅改置)、循化(由循化厅改置)等县。民国六年，增设都兰、玉树二理事，均隶于甘肃省西宁道。民国十八年元月，从甘肃省析置青海省(治西宁县)，辖原西宁道属7县2理事、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土尔扈特部四旗、辉特部一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七族和果洛各族等。建省后相继设置一些新县和设治局，使行政建制逐步完善。民国十八年，改碾伯县为乐都县，改巴戎县为巴燕县(1931年又改为化隆县)，改玉树理事为玉树县，新设共和、同仁、门源县。次年，改都兰理事为都兰县，新设民和、互助县。民国二十二年，设囊谦县。民国二十四年，设同德县。民国二十七年，设称多县。民国三十二年，设兴海、海晏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原西宁县改为湟中县(治鲁沙尔)，改西宁城垣等地为省辖西宁市。建省后，省政府曾先后设置众多设治局，如祁连、星川、海晏、兴海、通新、香德、西乐、和顺、和兴、南屏、河沿、哈姜、白玉等设治局，有些设治局设立后不久即撤销，有些设立后又行归并，有些又升为县，至1949年还保留有祁连、星川等少数设治局。

三、历史主要特点

位于祖国西北部的多民族聚居的青海，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特点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

历史悠久 自从青海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物(在小柴旦湖南岸、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沿和可可西里乌兰乌拉湖南部等地)后，至少把青海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了二三万年前。在青海境内发现的诸多考古学文化，由于分布的地区和时代属于古代羌人，所以都与羌人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至秦汉时，今青海地区逐步成为羌人活动的中心，他们从事狩猎和原始的农业、畜牧业生产，大体上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西汉中期，中原王朝对青海东部河湟地区进行占领和开发，设置郡县，开荒屯田，移民驻守，全面实行封建统治，从而使这一地区逐步进入封建社会。4世纪初，辽东鲜卑慕容部吐谷浑人进入青海并统一青海中、西部等地区的羌人部落后，建立地方政权，吸取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和汉族文化，使这一地区开始实现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唐代初期，吐蕃并吞诸羌，成为大国。唐、蕃在今青海境内对峙，青海境内的羌地大部为吐蕃所并。唐末及五代吐蕃分裂后，今青海地区又建立了唃厮啰蕃人政权。因此，吐蕃文化在本地区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青海南部地区较长时期保留了氏族部落制，由氏族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迟至元代才开始逐步实现。自元代起，青藏高原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今青海地区的封建统治更加得到巩固，统治阶级除实行类同内地的统治方式外，对青海民族地区还实行“因俗而治”、“土流参治”等政策，设立羁縻笼络性质的行政军事机构，招抚、分封蒙藏首领和宗教上层，推行千百户制度，委任土官、土司，许多措施都带有浓厚的地区和民族特点。由于青海地处边远，交通相对封闭，现代文明对这一地区的冲击在清末和民国时才开始出现。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后，青海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纪元。

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青海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自古以来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是许多政权和民族争夺的重地，也是中原王朝连结、巩固边疆的战略要地和中原地区的重要屏障。汉武帝时，发兵攻取湟中之地，是为了隔绝羌人和匈奴的联系；东汉光武帝采纳了陇西太守马援关于破羌以西不可放弃的建议，以河湟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而加强了治理；隋、唐分别因吐谷浑、吐蕃占据今青海，危及西域和河西走廊，直接威胁河陇安全，均曾发大军进行征讨；宋神宗听取了王韶要战胜西夏必先夺取河湟的战略主张，后宋军二进今青海东部地区。这些史事都说明了青海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纵观青海历史，频繁的战争总是与青海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战争性质上讲，有封建统治阶级和各族人民之间压迫和反压迫的战争，如两汉时羌人的多次起义和汉朝军队对羌人的残酷镇压等；有民族地方政权和豪强之间为争夺地盘、权势而进行的战争，如十六国时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等；有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之间的战争，如隋朝对吐谷浑、唐朝对吐蕃、宋朝对唃厮啰的战争等；有中央王朝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边地安宁而对地方叛逆势力的讨伐战争，如清朝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图谋割据青藏高原的武装叛乱的镇压等。在历代的频繁战乱中，各族人民群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不可数计。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诗句，就是对唐蕃战争之后悲惨景象的真实写照。青海历史发展中既有许多争战和动荡不安的时期，又有许多安定和统一的时期，它们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对青海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农业、畜牧业在地区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青海先民们经营农业、畜牧业的历史悠远，自古以来农业、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有较好的气候和灌溉条件。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河湟地区就已有农耕生产，当时人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类。在西部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麦类作物，说明约3000年前这里的羌人种植着麦类作物。汉代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实行军事屯田，不但有屯田理论，而且有实效，对全国其他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历代也对其多有效仿，并逐步扩大了在河湟地区的屯田规模。军队战时作战，平时耕田，平战结合，这是古人所创造的一种减轻人民负担、巩固边疆的好办法。如唐朝在吐蕃进攻面前，兴办河湟屯田5000余顷，岁收百余万石，从而在青海境内巩固了抵御吐蕃的防线。屯田在屏障关陇、畅通西域通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青海中西部、南部天然草场辽阔，水草丰茂，素以畜牧业经济为主。青海畜牧业发展史比农业更为久远。“羌”是一个象形字，从人，从羊，为西戎牧羊人。羌人早以狩猎为生，是他们首先驯化了青藏高原的古羱羊、野牦牛等。青海高原的牛、羊、马、骡、骆驼等牲畜，在历代都有相当多的数量。青海是历代统治者用物品交换和征集军马的主要地区之一。历史上青海地区曾为中原地区提供过大量耕畜，解决了内地因战乱引起的耕畜不足的困难。直到今天，青海仍是祖国的四大牧区之一。青海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培育优良畜种的技术，吐谷浑人培育的著名的骏异良马“青海骢”，隋炀帝在青海湖岛上所求的“龙种”良马，均为当时闻名于世的宝马。几千年来，青海地区畜牧业在发展中有巨大的优势，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畜牧业发展自身的原因，草原游牧的原始性和自然性的特征仍然较为明显。

东、西部农牧经济的互补性和区域文化的多元性 青海地域辽阔，东部部分地区属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中、西、南部地属青藏高原。东部适于农耕，西部等地区适于放牧，东部农业经济和西部牧业经济的交会地带就在省境之中。青海东部连结秦陇，西部连结西藏、新疆，在文化空间上处于中原汉族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位置上。这种特殊的地理地位，决定了东、西部农、牧经济具有互补性和区域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东部农业经济和西部牧业经济互相依存、互通有无。位于西宁市西部约百公里处的日月山一线，是青海农、牧区的天然分界线，河湟地区盛产的粮食及中原的丝绸、布匹、茶叶、手工业品等，是牧区人民所需求的物资；西部牧区生产的牛、马、羊牲畜及畜产品等，是河湟和中原地区人民所需的物资。隋代的承风戍、唐代的赤岭，分别曾是隋朝、唐朝与吐谷浑、吐蕃互市的地点。宋代的青唐城、清代的丹噶尔城等，都是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民族贸易的中介和东西部商品交换的中心市场，曾在农、牧经济互相补充和东西商品流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青海历代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纳贡与回赐、茶马互市制度等，既是中央王朝控制边远地区的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东、西部农、牧经济交流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渠道。第二，地处东西方交通的中介。青海是中国古代东西方交通的重要孔道，是西藏、新疆连结中原地区的纽带。每当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主道因战乱而梗阻时，古老的青海道(亦称羌中道)作为辅道便承担起沟通中西交通的任务。在青海境内通过的唐蕃古道是汉藏人民政治、文化交流的纽带和经济贸易的动脉。曾在青海境内建立的吐谷浑、唃厮啰等地方政权，都较好地利用了地处交通中介的地理优势，发展东西方商品贸易，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第三，多种文化的交会地。先秦时，今青海地区主要是羌人文化。自汉代开始，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势力的进入，汉族文化随之进入今青海地区，开始与羌人文化并存和交流。西晋后，随吐谷浑部族的西迁和发展，鲜卑文化进入今青海地区，与羌人文化、汉族文化并存和交流。唐代，吐蕃文化占据青海，与汉族等文化发生密切关系。元代和明代，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又与其他文化并存和交流。清末、民国时，近代文明开始冲击这块古老的国土。数千年以来，多种文化状态相互并存，相互熏染，使地区文化呈现出一种交会多元的特点。

多民族聚居 青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当地的许多古代民族在中国民族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西汉开始，各族人民就频繁交往，出现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历代大批汉族人通过从军、屯垦、任官、移民、经商等多种途径，从内地进入青海民族地区，成为边地新的居民。青海少数民族也通过各种途径，自愿或被迫进入内地汉族地区，与汉族杂居。西汉初，原居河西走廊的部分月氏人徙居湟中，与羌人同处，史称“湟中月氏胡”。东晋初，北方鲜卑族一部徙居青海，通过多种方式兼并、联合以羌族为主体的当地民族，建立了吐谷浑政权。唐代，居今西藏地区的吐蕃人进入青海，原居青海的部分羌人、鲜卑人和部分汉人等融入吐蕃族中，后来发展为今日青海的藏族。元、明时，蒙古人、回回人、撒拉人、撒里畏兀尔人、哈萨克人和汉人等相继迁入青海，使青海地区民族大家庭里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员。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民族间的杂居和共处，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经过长期的民族间的交融和迁徙活动，有的民族消亡了，新的民族产生了，从而逐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6个世居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基本格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之间既有压迫、歧视和战争，也有友好交往、团结共处和亲密合作。历史上民族间的和亲、通贡、互市的史事，至今为人们所称颂。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中，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了青海大地，共同创造了灿烂的高原文化，为维护伟大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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