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

青海的体育活动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自秦汉至明清，在民间就有骑射、拔河、摔跤、赛马、射箭、马术以及龙鼓舞、锅庄舞、舞狮、马首金刚舞、气功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华民国时期，现代西方体育在城市得到传播，田径、篮球、体操、足球、垒球、乒乓球等运动相继开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青海体育无论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间群众体育还是竞技体育，都呈现出发展的新局面，在参加国内外的比赛中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

一、民族体育

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原始社会，青藏高原“人民少而禽兽众”，先民们“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以为生”。在险恶的环境里，求生存是他们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不得不猎取野兽，采摘野果。在从事这些生产劳动中，他们的走、跑、跳、跃、攀登、爬越、掷远、射箭的技能自然地得到发展。随着掠夺战争、宗教艺术的出现，他们从事的这些运动开始逐步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并增加活动内容，改善劳动技巧，使活动具备了增强体质、增加娱乐的内容。于是，先民们的体育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由于劳动工具的改善，狩猎技能的提高，人们一旦采集到大宗果实和猎获大型猎物，不免激情迸发，手舞足蹈起来。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彩绘舞蹈陶盆，就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反映。体育史学界认为，这种既有情节、又有节奏和运动量的原始舞蹈，是中国舞蹈的起源，也是中国娱乐体育的起源。而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的磨制圆光细腻的石球，已不是用于一次性杀死鸟兽的狩猎工具，而是游戏用具。游戏具有健身与娱乐的功能，是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商周以来受中原文化西进的影响，青海河湟地区出现了具有明显特点的地域文化——卡约文化。从出土的刀、戈、箭头等实物来看，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2000年期间，不但兵器已经出现，而且从石器时代的石镞(箭头)发展到铜镞，说明弓箭的创新与使用已经达到成熟的时期。乐都柳湾第六坪台采集的裸体人像罐，人像双眼轻合，张口披发，全身裸露，集两性器官于一身。气功界认为这是先民们调气做功的最早实物，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做气功的原始形态。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就是将阴阳两气调和适中。有人认为，这一实物的发掘，将中国气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4000多年。

秦汉以来，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青海民族体育的内容较前有了发展，从乐都和平安等地出土的气功画像砖(陕西博物馆收藏)、骑马武士画像、力士画像砖以及乌兰巴里岩画、刚察舍不齐岩画、格尔木野牛沟岩画、天峻卢山岩画等形象文物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先民练武健身“以求难老”和骑马、狩猎、阵战以求生存的画像。这一时期，先民们在活动中沿用的弩机、弹丸、刀、铜戈、铜剑、钺、斧、铜矛、铲、弓、矢、骨匕、钩等兵器，呈现出品种增多、制作工艺逐步提高的特点。这些兵器，也是平时练武健身的器械。唐宋以后，青海民族体育进入活跃时期，很多民族体育经过漫长的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传统。河湟地区作为民俗活动的民族体育项目有元宵观灯、跳火，二月二的会，四月八的赛马会，端午前后的射箭，八月十五的响鞭，九九重阳登高等；游牧地区则有玉树赛马会、环湖一带跑马祭海会、蒙古族“那达慕”会等。宗教寺院的体育活动，别具特色。自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结跏趺坐”法也随之传入。此法分“降魔坐”和“吉祥坐”两种。“吉祥坐”密宗称“莲花坐”，其禅坐法主要强调“随意”，恰与气功追求的崇高境界相合。湟中塔尔寺内壁画中千百个人物坐禅姿式栩栩如生，生动地表现了藏传佛教坐文化中的体育内涵。藏传佛教寺院的体育内容，是通过寺院的佛事活动体现的，但凡寺院都要按佛经和寺院的规定无条件地执行。通过“转经轮”、磕头、“长哇”(佛珠)、“法王舞”、马头金刚舞等宗教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体质的目的。如磕头，有举臂、屈臂、合掌、弯腰、下蹲、俯伏、侧绕臂、起立等四肢动作，磕一次头等于作一次四肢联合运动。有些僧人往往用几年的时间，以塔尔寺或其他寺院为起点，沿途几千里磕到拉萨的布达拉宫。这种虔诚的佛事活动，对增强体质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大多数都围绕畜牧业开展活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体育，如射箭、赛马、赛牦牛、赛骆驼、马上射箭、跑马拾银、马术、叨羊、姑娘追以及体现身体强悍的摔跤、举石头、举尕毛(驮子)、拔河、投掷、爬山、攀越等。以农业为主的河湟地区，则围绕节日开展活动，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活动项目多富于灵巧的特点，如武术、棋类、踢毽子、打毛蛋、打陀螺、打捎、打蚂蚱、打秋千、轮子秋、蹬棍、挟桩、靠环、滚铁环、龙鼓舞、跳、跳钱棍、上刀山、放风筝、赛走马、赛走骡等。另外，每一项活动的沿习相传都伴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内容多为敬祖、祭祀神灵、祈求丰收、祛除恶魔等。互助县土族的轮子秋就是敬祖时的一项体育活动。这些活动集民族风情、娱乐健身和地方习俗于一身，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地方性、娱乐性和实用性。尽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当政者并不重视传统体育，但由于受宗教信仰的影响，民族体育仍然经久不衰，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青海民族体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如武术、轮子秋、打蚂蚱、棋类等；有些濒临失传的项目也得以继承和发扬，如射弩、打捎等；还有些项目革新了形式，充实了内容，如毽球(毽子)；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如划皮筏子、打蚂蚱、轮子秋、射弩等，经重新挖掘整理，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还进行了比赛和表演。据统计，青海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种类有上百种。1993年在青海湖专门举行了农牧民体育运动会。还组队参加1～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回族女青年许艳萍曾在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70米双轮射箭冠军；虎得龙(藏)、巴特尔(蒙)、余俊林(回)3人则在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得搏克摔跤团体冠军。

二、民间群众体育

1949年以前，青海群众体育在农牧区一般多采用四季节庆、宗教祭祀和寺院佛事活动的形式。1929年青海建省初期，曾组织省垣机关的工作人员、学校的教员每天清晨进行集体兵操训练。1938年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出于对统治权力的维护，曾组织25岁以下的农民进行一些有近代体育内容的军事训练，其项目有队列训练、跳远、跳高、木马、单双杠等。在城镇，近代体育的篮球、排球、足球、垒球、乒乓球、网球、橄榄球、田径、体操等项目也陆续开展起来。

1953年以后，青海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加强了对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各级体委遵照“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及“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在学校普遍实行每周2节体育课、3～4次课外体育活动的制度。1956年以后，青海省全面贯彻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中学体育教学参考教材》，基本做到上课有教材，体育课步入正规。1954年，国家体委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在西宁一中的3个班级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试点。同年9月，又在青海师范、西宁女师、青海民族公学、青海卫校等学校进行了试点。1956年4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建立体育协会和推行劳卫制”的指示，学校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工矿企业中，按政务院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及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认真开展了广播操、生产操、田径、球类、体操、武术等活动。1956年，全省已有35个体育协会。同年西宁市参加周末竞赛的有13个单位，600余名运动员。1958年5月，青海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省体委的《开展农村体育工作报告》。接着，中共青海省委于1959年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指示》。各级体育部门抓住时机，结合各地的实际，利用农闲时间，广泛地开展了篮球、摔跤、拔河、武术、拉八牛、踢毽子、举石锁、赛马、射箭等活动。有些县、乡还在这一时期组织了单项比赛和综合性的运动会。西宁市水磨乡召开的农民运动会，为现代体育登上农村体育的殿堂开了先河。1960年后，青海省体委根据国家体委提出的“围绕生产、结合生产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的指示精神，开展了一些简单易行、运动量不大的体育活动，对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运动量、竞赛的次数进行了适当的控制。概括起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初十几年的体育工作，起点低，发展快，成绩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对体育工作有深刻影响。1965年后，正常的体育活动停止。1971年群众体育得到恢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级体育部门在“首先抓好工农兵体育”的口号下，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田径、游泳、爬山、民兵急行军、射击、广播操会操等活动。学校除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外，还积极推行了“体育锻炼标准”。业余竞赛活动也很活跃，不少厂矿与单位的单项比赛、运动会逐步形成制度，如西宁钢厂每年举行一次厂运动会。西宁市体委还按行业分层次建立了竞赛制度，每年组织甲、乙级篮球联赛和足球“流动杯”赛。学校则有“6．10”田径运动会，第1和第2阶段的篮球、足球联赛，小学“6．10”乒乓球“流动杯”赛等。据西宁市1975年统计，全市共举办业余竞赛59次，有24969人次参加比赛。1980年后，青海省体委坚持抓“增强人民体质”方针的落实，抓学校体育，抓优势项目(射击、射箭、女子中长跑、摔跤、柔道)，促进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1993年，县级以上的竞赛活动达712次，参加的运动员达209319人次。1994年，青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已达11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7．8%；人均寿命65．6岁，比1940年的35．2岁提高了86%；农村70%的乡镇建立了文化体育工作站；全省已有行业体协23个，职工、农民、老年人、伤残人及单项体协43个。学校体育工作根据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要求向正规化发展，“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得到贯彻，1991年达标235047人，比1981年的11734人增长了10倍多。此外还开展了老年体育、伤残人体育活动。1993年、1994年，残疾人吴彦俭代表中国残疾人分别参加了第9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远东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共获3金、1银、1铜牌的好成绩，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同时，青海省体委重视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经多年的努力，已建立传统体育项目学校→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的人才培训体系。至1994年，共有传统体育项目学校114所，业余体校20所，体育运动学校1所。

40多年来，青海省体委重视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工作。至1993年底，全省体育设施已由1949年的3种12个土质场地发展到18种3124个场馆，其中体育馆1个、训练基地1处，标准体育场6个(其中两个为草坪场地)，室内外游泳池4个，灯光球场29个，各种训练房52个，各类运动场266个，足球场55个，篮球场2510个，室内外射击场12个，射箭场3个，其他场地185个。1984年以来，在国家体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先进乡镇的活动，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活动，以及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表彰奖励活动。至1993年，有全国体育先进县3个，先进乡镇7个；省级体育先进县3个，先进乡镇25个；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25个，先进工作者29人；全国传统体育项目学校先进集体14个，先进工作者30人。

三、现代竞技体育

竞技是体育运动的一大特点。青海的竞技体育，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业余到专业、从脆弱到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艰苦而漫长的发展过程。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举行第6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的青海籍人张得善等人，为了“全国一统，提高边疆地位”，以四方赞助的1580元大洋为经费，自发地从在南京上学的学生中组队参加了这次全国运动会，此为青海历史上首次业余队参加全国体育大赛。因水平低，当时未获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关心，省体委加强了对竞技体育的领导，多次组织业余代表队参加西北地区及全国的体育大赛，在田径的投掷、摔跤、射箭等项目上获得过冠军，创过纪录，使青海的竞技体育得到发展提高。

1958年秋，为准备第1届全国运动会，青海省体委在“提高技术水平，不断地创新纪录”精神指导下，组建了23个项目的19个青海竞技运动队。从此，青海有了自己的竞技体育代表队。经40余年的努力，青海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个别传统优势项目的水平跨入世界的前列。至1994年，青海运动员先后参加了历年全国比赛和历届全国运动会，共获金牌128个，银牌212个，铜牌212个(其中历届全国运动会上的成绩见表1)。

表1 青海运动员参加全运会名次统计表

在田径、自行车、射击、射箭、摔跤等5个项目的比赛中，共获金牌29个，银牌35个，铜牌25个(其中奥运会、亚运会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冠军赛、锦标赛上的成绩见表2)。

表2 青海运动员参加国际重大比赛前三名统计表(至1994年)

注：国际重大比赛指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亚洲杯赛、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

青海竞技体育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是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和曲折发展的漫长历程才取得的。建队初期，基础差，水平低，在全国比赛中的整体水平常居一些省市之后。后经调整，在“保证重点，猛攻尖端”的精神指导下，在1965年举行的第2届全国运动会上获1金3银的好成绩，与第1届全运会获2铜的成绩相比有明显提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员下放，队伍解散。1972年，中央对国家体委过去17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青海抓住时机，在中共青海省委的领导下恢复体委机构和体工大队，并在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相继重建了各种项目的运动队。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力排形式主义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冬训，他们在数九寒天里翻雪山，穿森林，进行大运动量的拉练；夏训，他们顶着高原酷热的气温，一丝不苟地训练。经数年的努力，在1975年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获1金、5银、6铜的好成绩，获得奖牌的项目拓宽了，人数增多了，整体水平提高了。1979年以后，青海体委从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狠抓质量，突出重点，加强训练，使青海的竞技体育在80年代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1983年第5届全运会上，青海获4金、6银、3铜的好成绩，金牌数名列全国第21位。林济成、马军、孙秀萍分别在小口径60发卧射中以600环、400环、598环的优异成绩，5次平世界纪录，在全国射击界反响强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颁奖大会上，授予林济成、马军及其教练员何金星中国体育界最高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青海足球队在1979年打入全国甲级队后，于1983年全国足球分组联赛中，以6战2胜4平的成绩进入全国12强队决赛圈，结束了青海三大球进不了全运会决赛资格的历史。1984～1994年10年间，一些优势项目由于老将退役和项目调整，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但个别项目的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仍表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射箭运动员王红和竞走运动员李春秀，在第25届奥运会上获1银、1铜，使青海的位次一下提到全国第14位，创历史纪录。她俩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0～90年代，随着青海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提高，青海运动员跻身世界体育强手之林的机会增多了，而且每每夺得名次。自藏族女运动员周毛加在1974年第7届亚运会上获得标枪冠军、破亚洲纪录以来，有28人次在田径、射箭、射击、摔跤、自行车等5个项目上相继参加了第7届至第11届亚运会及第23、25届奥运会，参加了亚洲及世界锦标赛冠军赛，并有23人(次)进入前6名。射箭、自行车、摔跤、柔道、女子中长跑、女子竞走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了一些国家举办的国际邀请赛，男子足球队曾4次迎战来华访问的外国足球队。青海省人民政府多次召开庆功表彰大会，给运动员、教练员以及有关的工作人员记功授奖。

青海体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4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健将25人，其中有的运动员已跻身于世界强手之林。50～60年代中期，取得突出成绩的运动员有最早打破女子手榴弹全国纪录的卡毛吉，最早获得自由式摔跤全国冠军的严银成，获全国男女手榴弹冠军的苟存顺、扎西文毛(女，藏族)，参加第1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射箭90米第3名的韩有录，在第2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人独得1金、2银、3铜的射箭名将刘家贵。70～80年代，有最早代表国家田径队、10多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周毛加，5破全国女子中长跑记录、7次获全国冠军的罗玉秀，被誉为射箭“五朵金花”的孔亚萍、曹海燕、许艳萍、杨海玲、李丁，1破和5平小口径60发卧射世界纪录的林济成、马军、孙秀萍，被评为“全国最佳守门员”的赵俊华，亚洲自行车100千米团体记时赛冠军李飞，获全国男子乒乓球锦标赛单打第3名的肖战，7次登上全国古典式摔跤100千克级冠军的武海平，获无线电测向全国冠军的王兰花(女)，获第11届亚运会男子铁饼亚军的王道明，获全国马术锦标赛场地障碍冠军的李伟，获第25届奥运会女子团体射箭银牌的王红和女子10千米竞走铜牌的李春秀等。

1978年国家体委提出“大打科研之仗”以来，青海省体委加强了对体育科研工作的领导，在科研人员的调配、科研设施的购置及建设等诸多方面加大了力度。1984年成立了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该所10多年来围绕高原训练，开展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先后承担了数项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4项。其中，1993年与日本体协合作进行的中日竞走高原训练合作研究课题取得成功，参加了第12届亚运会科学大会，引起很大反响，其成果被评为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三等奖。青海体育科研所已成为以高原训练研究为主、别具特色的研究机构。

回顾青海体育事业40多年的历程，无论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还是体育设施的建设，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只要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抓住学校这个战略阵地，充分运用已取得的实践经验，采取正确的战略对策，青海的体育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必将继续发挥其传统项目的优势，取得新的胜利，并将在增进劳动者身体素质、激励人们团结拼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各项事业昌盛等方面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