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季壮
叶季壮
战时筹军食，艰苦计锱铢。
立国主外贸，四海积财资。
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
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
莫文骅这首追悼叶季壮的诗，是对这位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红管家”的真实写照。
叶季壮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觉。全国解放以前，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供给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任贸易部部长和对外贸易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对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少年时期
叶季壮，1893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新兴县船岗区水湄村，原名毓年，字耀周，曾用名郁年、兢关。他的父亲叶新国，为人善良忠厚，母亲梁氏是农村妇女。叶季壮出生20余天，母亲便不幸病逝。父亲为了生活，白天开荒种烟，晚上还常常打着松明火把到河里捞鱼捕虾。叶季壮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
叶新国读过几天书，懂得知识的重要。因此尽管家境窘迫，也要送子女上学读书。叶季壮7岁时，入本村私塾。后来进了新学制的民德小学堂就读。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叶新国借了一笔钱，在乡间开了一间小店铺，经营生熟盐生意。由于经营得当，家境日渐好转。1912年，叶季壮到广州，报考陆军学校，因身高体重不合要求未被录取，再考广东公立政法学堂，被录取。入学后，他学习普通法律、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等课程，开始懂得一些社会发展知识，对未来社会产生了各种幻想和美好的憧憬，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腐败产生厌恶和不满。他联想到自己家乡少数地主、豪绅有钱有势，任意挥霍，而广大工人和贫雇农却任人欺凌、剥削。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给叶季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埋下了改造旧社会的决心。
主办《四邑平报》
1914年，叶季壮在政法学堂毕业。此后的10多年时间，他除了刚毕业时照例去汕头当了半年实习法官，随其兄在新兴县府当了半年总务科长之外，主要是从事新闻和教育事业。他在江门、新兴等地创办了两所小学、两所中学、一个日报社和一个通讯社，并协同友人在香港也办了一所鼎卿小学、一个通讯社和香港小日报等。其中以主办《四邑平报》付出精力最多。这家由江门华侨子弟赵廷谦、赵廷耀两兄弟创办的《四邑平报》(四邑指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四县)，是由赵氏兄弟的父亲在海外寄钱回来投资的，赵廷谦是叶季壮在广州读书时的同学，平时关系非常密切。叶季壮应邀到报社工作，赵氏兄弟和报社同事，看到叶季壮办报热心，才华出众，就一致推举他为四邑平报社长兼总编辑。此时，叶季壮改名叫叶兢天。
《四邑平报》是一份八版的日报，每日要登稿一百几十篇，工作相当繁忙。叶季壮既要采访、写稿，又要编辑排版，遇到临时缺版，还要随时编稿补上，叶季壮应变能力强，工作井井有条，从未耽误过出版时间，他的工作精神和能力，使报社同事十分敬佩。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东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四邑平报》专辟“时评”专栏，刊载工农运动的消息、评论，宣传革命的道理。这时，中共党员陈功武也在报社工作。1925年12月，经陈功武、刘尔崧介绍，叶季壮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邑平报》日渐成了中共的喉舌，报馆也成了中共的联络点。赵廷谦兄弟对叶季壮十分信赖，对他从事的事业也十分理解并表示同情。后来，赵廷谦兄弟都成了支持革命、援助革命的进步分子。
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变后的一天，国民党军警气势汹汹地闯进报馆，要捉拿叶季壮。报馆职工明知叶季壮就在楼上，但没有一个人告密。一个军警闯上二楼与叶季壮相遇，盘问叶季壮在哪儿?叶季壮坦然回答：就在楼上办公。当这班军警一窝蜂拥上楼去时，叶季壮在报社职工的掩护下安全脱险。但是，报馆被国民党封闭了，财产也被全部没收。叶季壮转移到江门浯头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经受大革命的洗礼
1925年6月，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叶季壮在江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了总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并主管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
同年10月，叶季壮领导工人进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拆毁了江门税捐局的牌子，又冲进县政府，严正要求县长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广东省政府为此下令悬赏缉拿叶季壮，当地反动势力也串同军队中的反动分子，密谋派人暗杀叶季壮。后因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反动当局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不敢贸然下手，此事不了了之。
叶季壮入党后，中共广东区委任命他为巡视员，赴西江和中路各县区巡视。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杨匏安又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巡视员的职务。中共组织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各县建立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同时以国民党巡视员的公开身分，整顿改组国民党。
1926年4月，叶季壮召开了中共江会(江门、新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广东区委要求改组各地国民党党部的指示，并分析了改组国民党江门市党部的形势。会后，党员们分头发动船艇、油业、水沙等工会的工人和水南乡的农民参加国民党，以增加国民党的新鲜血液。国民党江门市党部从原来的三个区分部，发展为四个区分部，然后召开江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将原来把持党部的反动分子淘汰掉，增选了一批进步分子到领导层。叶季壮被选为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张培道和工人部部长吕荣也是中共党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则全部是左派；下属的四个区分部，其中有三个由共产党人掌握。为江门、新会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为了适应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叶季壮等于1926年8月通过党员大会讨论决定：撤销中共江会支部，分设江门、新会两个支部；江门支部侧重从事工人运动，由叶季壮任支部书记；新会支部侧重从事农民运动，由陈日光任支部书记；并决议：扩充农民自卫军，培训农民骨干；在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这一决议克服了过去只搞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
国民党江门市党部改组后一段时间里，叶季壮的工作集中于工人运动方面，着力于不同行业工会之间的团结工作。当时，江门的工运分两派，受中共领导的总工会是一派，它属下有茶居工会、起卸工会、油业工会、船艇工会等；江门工人代表会是另一派，会长叶章不愿意接受中共江门党支部的领导，但也不反动，属下有同德工会、船渡工会等。1926年春夏间，江门总工会主席陈日光不注意团结，歧视排斥另一派，因而被同德工会的工人抓去北街船渡工会质问。总工会的吕棠闻讯后，立即召集属下工会工人一千几百人拥去北街，包围船渡工会，气氛非常紧张。叶季壮得悉后，即以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北街纠察队政委的身分，耐心对双方进行说服工作，促使同德工会无条件放人，总工会也撤回包围船渡工会的工人，避免了一场严重冲突。此后，经过叶季壮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消除了两派工会之间的成见，加强了团结。
叶季壮除了在江门主持工作外，还抽时间回自己的家乡新兴县指导工作。他和梁新枝(中共党员)于1925年12月前往新兴县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党部，发展中共组织、建立各种行业工会，积极开展工农运动。他合理调处了茶居行业中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劳资争端，将“下栏”(即顾客给的小费)改为四六分成，工人得四成，资方得六成，劳资双方都比较满意。叶季壮还支持县农会关于反对糖捐的斗争。当时，农民送甘蔗去蔗寮榨糖时，不仅要交加工费，还要交糖税。但农民卖糖时，又要多收一次税，对这种不合理的双重税收，农民极为不满。在一次县党部经过斗争，政府废除了卖糖的税收，减轻了农民负担。反对征收糖捐运动胜利后，接着，农民还进行反猪捐、牛捐的斗争，清算了由地主豪绅所控制的新兴县兴贤社这个压榨农民的机关。所有这些斗争均取得了胜利，因而新兴工会、农会组织大发展，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工会、农会的威信大大提高。在斗争中，叶季壮健全和加强了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并组织起工人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的革命武装。
叶季壮还大力抓教育事业。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把新兴县育才小学改为育才中学，还创办了一间育德女子小学，使女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亲自兼任这些学校的教师，向学生讲授政治理论课，如《阶级斗争浅说》、《共产主义ABC》、《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和《犁头》报上有关农运的动向和述评等。还帮助其奶妈的闺女解除了封建婚姻。
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经过叶季壮的艰苦工作，为新兴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逆流中奋进
四一五事件发生前，叶季壮从种种的迹象中觉察到形势会有重大变化，他便迅速作了紧急应变的准备，公开宣称自己承顶了《四邑平报》的全部财产，以免日后事态有变化而牵连赵氏兄弟，并指示江门总工会迅速清理和烧毁有关来往文件。
4月15日，叶季壮突然接到肇罗阳五邑警备司令兼十三师师长徐景堂的邀请书，约他在4月16日下午2点钟去司令部参加各界人士座谈会。作为国民党江门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叶季壮，对徐景堂这个凶狠的军阀面目，早已有所认识，因而对徐的“邀请”产生了怀疑。他一早就布置进步青年何修文去打探消息，弄清虚实。何修文是《民国日报社》记者，又是个音乐教师。十三师的政治部主任翟瑞元和团参谋长余华沃经常请他到司令部教唱歌，往来甚密。何利用这一关系，直接到十三师师部的驻地黄家祠。在黄家祠门口，迎面遇着去年出任新会县的县长，现任军需处处长的麦应昌。从麦应昌处探知了徐景堂召开各界座谈会的真实目的。何修文急忙将消息告诉给地下联络员张文照，让他马上转告叶季壮。叶季壮得知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命令总工会陈日光、吕棠，报社的苏钧松，县农会的李冠南，江会团支部的黄衮华、李绍勤等10多个同志转入地下。同时把党的机关搬到滘头赵廷耀、赵廷谦家中，继续指挥战斗。并派张文照前往第三区，告知正在开农协会议的同志们立即转移。
4月16日下午，十三师师长徐景堂看见时间已到却没人来开会。下令特务营长何麟瑞带领军队，荷枪实弹，前往总工会、农会、江门《民国日报》社、《四邑平报》社、杉栏街张祝楼家店铺等处捉人。可是，他们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抓到，只好将其中几处贴上封条了事。
由于敌人加紧搜捕，叶季壮于4月下旬，暂时转移到澳门，把从五邑逃来澳门的党员李冠南、施红、张挺生、王坚淮、吕旋、王士烈等集中起来，以澳门新桥村作为栖身和通讯联络的场所。
1927年11月，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敌人的屠杀政策，中共广东省委准备举行广州暴动，指示各地积极配合和响应，并决定成立中共五邑地方委员会，任命叶季壮为地委书记。同时，成立五邑暴动总指挥部，叶季壮兼任总指挥，并立即着手组织五邑革命军(又称红军)。决定在1927年12月13日晚上举行江门暴动。但由于敌人已有所准备，而广州方面的情况又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取消了当晚的暴动计划，并令队伍转移。次日，敌薛岳部在江门到处搜捕，黄衮华、吕旋等不幸被捕牺牲。
江门情势恶化，组织上考虑到叶季壮已公开暴露了身分，在江门坚持工作已有困难。1928年1月便调他到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五邑地委的工作交由李安负责，并把机关转移到船艇上。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叶季壮为巡视员，到广东西江一带整顿、恢复新兴、云浮、罗定、郁南等县党组织，开展各种斗争。
叶季壮首先回到新兴县恢复了党的组织。但不久便被敌人发现，他不得不离开新兴经广州到香港。
叶季壮路经广州时，直奔光孝路口哥哥开的药材铺，准备在此逗留几天，没有料到，敌人的密探已守候在药店附近。叶季壮觉察到有敌人尾追，便急中生智，进了哥哥家之后就匆匆走入冲凉房，开大水龙头，装成洗澡的样子，还把自己的衣服换下。正当特务“守株待兔”地等叶出来的时候，他已从屋背溜走了。
192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介绍叶季壮到上海中央工作。到上海后，曾与交通员接了一次头，送交了密写的介绍信。第二天再来找时不遇，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人了。
叶季壮等了三个月，没有任何人再来接头，直到1929年3月从上海折回香港。找到了原交通员苏钧松，经他向省委说明事情经过，才得以恢复组织关系。
叶季壮回到香港后，除了继续协助友人开办鼎卿小学外，还任《香港小日报》的总经理兼编辑。《香港小日报》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除一些新闻外，还大量报道内地工农运动的消息，宣传革命思想，因而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1929年9月终于被查封。
《香港小日报》被查封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调他和张云逸等去广西，负责扩建红军的工作。同年10月，他们抵达广西南宁后转到百色。
随红七军转战千里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西以黄绍竑为首的反动政府也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那时，国民党军官学校校长俞作柏因为接近共产党，被迫出走香港。1929年秋，粤桂军阀在三水鏖战。蒋介石利用俞作柏的外甥李明瑞同杨腾辉师，从武汉乘船经由海道进占梧州，攻打桂军侧后，桂军大败，李、黄、白出走。俞作柏、李明瑞遂统治广西。俞作柏任省主席，李明瑞任军事特派员。因为中共在广西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俞、李想借重中共的力量，来巩固他们的地位；我们也想利用这半公开的地位，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而，中共中央于1929年5月间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前往南宁。嗣后，又派来袁任远、叶季壮、李谦、李干辉、许卓、沈静斋、袁振武(即袁也烈)、何世昌、冯达飞、何莽(何子初)、许进(许甦魂)、章健、李朴、宛旦平、陈曼远等40余人。邓小平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分，对俞作柏、李明瑞开展统战工作。不少共产党员被派到省府和李明瑞的部队担任重要职务，如派张云逸任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队长；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中共党员)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还有叶季壮等一批党员分别派到教导队、警备第四、五大队里任职。叶季壮到了警备第四大队后，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紧密配合张云逸开展工作。不久，张云逸又从教导队调来100名党员担任连排骨干。这样，四大队连以下的军官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我党实际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1929年9月26日，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决定配合粤军将领张发奎通电反蒋。我党利用这一形势，加紧兵运工作，邓小平率先带领秘密工作的同志，分批进入右江。李谦、叶季壮、袁任远、雷经天、严敏、陈曼远等也到右江，同原来在那里工作的韦拔群、黄治峰、阮殿远等汇合。从此，右江地区就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月初，俞、李部属三个师被蒋介石收买反叛，广西局势突变，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立即部署撤退，我党直接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的一部分共2000多人，分别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从水陆两路(邓小平等行水路、张云逸等沿陆路押运军械、资财等重要物资)直往右江百色。
10月22日，张云逸、邓小平于平马镇经叶季壮介绍第一次见面。会合之后他们率领部队机关及直属队顺利到达西南重镇百色。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合法身分，立即通知各县的县长和税务局局长，将各地税收和银行的黄金、银元上缴，一次便得了几万银元，为百色起义作了物质上的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进行紧急动员和周密部署，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部队；坚决发动和武装群众，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反对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田地、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收缴地主枪枝，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工农民主政府等一系列政策。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29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时，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1930年2月1日，又发动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建立了左江根据地。
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后，部队和根据地人员迅速增多，为了解决供给问题，时任红七军经理处处长的叶季壮建议军部改薪饷制为官兵一致的供给制。经军部研究同意。在对全军官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具体确定了各项经费开支的原则，从而建立起红七军的一整套财经制度、供给制度。红七军上至军长，下至战士，都自觉地严格遵守这一制度，毫无怨言。特别是红七军各级领导，体谅党的困难，模范执行新的规定，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纵队司令员李谦还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张负伤时染满血迹的港币(伍拾元)，交给辎重队长陆琼去办伙食。这件事使同志们受到感动。叶季壮知道后，从经理处拿出几十元给部队办伙食，将港币送还给李司令员。许多同志都把自己的防身钱拿出来帮助部队度过困难。
正当左、右江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的时候，1930年。月间，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三水、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在中央“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红七军奉命离开革命根据地，进入白区攻打大城市，转战于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四个省，行程7000余里。在长途转战中，叶季壮率领经理处的同志不辞劳苦地进行筹粮筹款，购置被服、医药和各种军需物资，保证部队的行军作战需要。1930年12月，红七军进入广东乐昌县渡乐昌河时，邓小平、李明瑞率主力刚渡过对岸，由张云逸、叶季壮率领的殿后部队400余人，被敌人强大火力封锁，过不了河。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叶季壮与张云逸当机立断，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这400余人当中，除了一部分战斗部队外，其余的主要是直属部队后勤辎重人员，如运大行李的马伕、伙伕、卫生队、休养连、经理处等非战斗人员。叶季壮派经理处的金柜股长云广英率领10多人，把银元和子弹等用船强渡过对岸送给主力部队，把经理处保存的200多支枪分发给那些非战斗人员，按照战斗部队的要求，编成三个连。在军长张云逸和叶季壮的指挥下，绕道向湖南、江西方向进发。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在江西永新跟上了红七军主力队伍。1931年9月在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师。党中央为了表彰他们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授予红七军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
1931年夏，叶季壮到了中央苏区以后，中央调他到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担任后勤工作。于同年12月，调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参加开辟会昌、寻邬苏区的工作，并经历过赣州、上饶、崇义、水口、宜黄、乐川等各次战斗。1932年9月，他又调任军委总供给部政委。不久，调去总政治部工作，初时任政务处处长兼组织科长和总直党总支书记，后来专任组织科长，集中精力把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履历表搞好，建立起干部的档案。1933年4月，因总供给部发生工作人员拐款逃跑事件，领导上调他去担任总供给部的政委兼总兵站政委。同年8月，军委回驻瑞金，他改任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委。12月，调任广昌后勤基地政委。1934年2月，调去沙县收集胜利品及搬运卢兴邦的枪厂机器。以后又调任总供给部政委兼归化基地政委，同年4月，广昌一带战斗紧张，他又被调去头陂基地任司令员，仅工作了一个月，再调回军委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在长期担任后勤领导工作过程中，叶季壮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供给制度，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后勤工作干部。在经济来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中还开展了节约粮食、经费的活动，收到了重大成果。他认真抓了兵工厂的整顿工作，在设备简陋、材料短缺的情况下，动员全体军工人员想办法克服困难，修造了大批武装和3000枚炸弹，从而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武装弹药的供应。周恩来赞扬这是红军兵工生产有史以来“空前的成绩”。
叶季壮十分重视党的统战工作。1934年，他过去的同窗好友叶肇，时任国民党陈济棠部第二师师长，到兴国一带“围剿”红军。叶肇曾写信给叶季壮，诱劝他脱离中共部队，以同宗叔侄关系，答应给以高官厚禄。但叶季壮复信叶肇，劝他向中共投降，保证中共不会亏待他。由于两人的政治观点的对立，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仍是各走各的路。
征战万里到陕北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叶季壮任红一方面军的党委委员、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随由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组编的第二纵队行动。为解决大转移中部队的供给问题，费尽了心血。每到一地，他总是组织供给部门的同志筹粮筹款，把没收国民党反对派、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和缴获的战利品分配到各部队去；或到市场去采购军用物品，补充队伍之急需。遵义会议以后，总供给部与四局合并，叶季壮担任四局局长。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林伯渠任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任军实处处长。同年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叶季壮被任命为先遣工作团主任。1936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后勤部，叶季壮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总供给部长。经组织批准他与红军女战士马禄祯结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1937年4月，组织派叶季壮到西安等地去做后勤方面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人员交朋友，开辟了一条从国民党统治区运送物资的渠道，解决了一些陕北我军急需之物品。在抗日战争时期，叶季壮先后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长、陕甘宁边区物资局局长、贸易公司经理等重要职务。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好，国民党尚能给我们拨一定数量的军饷和武器装备。但这远远不能解决我军的供应问题，我军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爱国华侨的捐献。抗日战争进八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停止拨给我军的军饷和武器弹药，并与敌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造成敌后解放区经济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叶季壮和解放区军民一起，坚决执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常骑驴策马，翻山越岭，风尘仆仆，为组织开荒屯田，开发盐湖，兴办纺织、被服、制药、造纸等工厂，发展出口贸易而到处奔跑，为解决我军的供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致力于八路军的后勤建设
抗战期间，叶季壮认真总结在瑞金中央苏区时期搞供给制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特点，建立起一整套八路军的供给制度。1939年到1941年，他先后发表了《八路军的供给工作和供给制度》、《延安各军事机关部队查帐运动的总结》、《论战时供给工作》、《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等重要讲话和文章。论述了后勤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意义、我军实行供给制的必要性和优点，严格执行各种制度，管好财政、粮秣军需以保证每一文钱用于革命战争等等，集中反映了他的后勤工作思想。
在激烈而频繁的战争环境下，有些军政首长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一些被开除军籍或企图开小差的人派去搞供给工作，以致发生多起拐款逃跑的事件；而有一部分后勤人员觉得搞经济工作麻烦、琐碎又受气，不如上前线指挥打仗、冲锋陷阵来得痛快，不安心工作。为了从根本上帮助大家提高对后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叶季壮耐心教导大家，他说：作战方针确定之后，后勤保障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本来是不用举例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碰到实际问题，有些人却糊涂起来了，把后勤工作置于不重要的位置，“而忘记了军械、弹药、军实、器材与粮秣是军队的命脉之一。”他指出后勤部的工作范围是包括军队供给(军需)、卫生(军医)以及兵站等三个部分，它与司令部、政治部一样是军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求各级军队首长把政治素质好、经济观点正确的人调去搞供给工作。同时，又要求全体后勤工作人员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坚守岗位，把工作做好。
为了提高后勤人员的业务水平，掌握战时供给工作的规律，做好战时供给工作，叶季壮在《论战时供给工作》一文中，对战斗(战役)前的准备工作、战斗时的供给工作、战斗结束时的善后工作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在战斗之前，后勤人员一定要制定好粮秣、装备的补充计划，把供给、卫生、兵站、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组织好；对战斗发生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如追击、退却或转移地区的路线等)都要一一预计到，甚至连每人必备一条米袋，随身带足三天粮食等具体问题，都要求一件一件加以落实，不出差错。在战斗进行中，要求团以上的司令部设立后方勤务部或后方勤务参谋来统一指挥供给、卫生、兵站诸勤务的工作，并对诸如后勤机关设置的位置、粮秣的补给、信息的传递、武器弹药的输送、伤员的救护、以及各种运输工具如何按其快、慢速度规定其行进的次序，各行其道，都作出科学的安排。在战斗或战役结束后，要求后勤人员组织打扫战场，清算缴获物资，收集敌军的文件，疏散转移伤病员，收容俘虏，处理死尸死畜，做好防疫工作，以及做好子弹壳的收集工作，以便送到后方兵工厂去制造子弹之用等等问题，都规定得很详细。这一整套后勤工作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根据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殊困难，叶季壮积极拥护我军实行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度，从总司令到一般战士，给养和被服一律平等，只是津贴上稍有差别，但也不过是五元与一元的差别而已。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六分至一角，粮食每人每天一斤四两，战斗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半，如是麦子则发二斤，全军每人每年发给一至二套单衣，一套棉衣以及被服等。这样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尚能保证大家吃饱穿暖。这种战时供给制度成为我军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重要经验。
为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叶季壮在部队中开展严格制度节约开支的运动。针对有些单位开支不严格遵守制度，诸如“先用后报”、“自立制度开支”、“随便超过预算”等现象，于1940年初在延安各军事机关部队开展了查帐运动。这次查帐运动的范围很广，包括财务收支、粮秣收支、器材的保管使用以及其他一切公物的爱护和合作社的经营等方面。通过这次查帐运动，肯定了后勤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漏洞，并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把查帐运动作为发扬经济民主的一种制度坚持下去，规定在各级军政首长直接领导下，定期讨论并检查一切财政开支、报销和粮秣的领取、公物的领发保管等工作。要求每个伙食单位每月查帐一次，营以上机关则每三个月查帐一次，要有士兵代表参加并把帐目公布，接受群众的审查。为了便于执行，叶季壮提出，各种财政经济制度应一律写成“成文法”，陆续公布，最后编一本供给法规，同时加强培养会计人才，加强对财经制度的监督。所有这些，都对杜绝贪污浪费现象起了积极作用。
医疗卫生和兵站运输是我军后方勤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季壮在《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一文中详细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在医疗卫生方面，一是抓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医务人员的培训。在当时医疗器材非常简陋和医务人员缺乏的情况下，他通过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国内外一些同情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进步团体、华侨、国际友人的支持，得到了一批批的物资和一些技术专家，开办了一所医科大学和一批卫生学校或训练班，仅仅从1937年到1940年的几年中，八路军就培训了有一定业务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567人，其中军医216人，司药51人，护士300人。建立起各种医院十多间。同时，依据敌后抗战的特殊条件，推广了白求恩大夫所创立的流动医疗小组这一阵地医疗与救护相结合的特殊形式，使之成为八路军各部队普遍的救疗工作制度。这一组织形式打破了过去把阵地救护工作只看作包扎绷带，而抢救治疗则要转往离阵地较远的医院去的旧方式。实行流动医疗小组工作制度后，对各种伤员就地先进行紧急技术处理后，才送往后方医院，因而大大减少了伤员的痛苦，缩短了治疗时间，使残废与死亡率降低。叶季壮还提出“保障没有一个伤员遗弃于战场上”、“一切为了伤员”的口号，除了教育全体医护人员充分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尽力抢救伤员外，还通过地方政府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转送伤员出火线。因而真正做到了在战场上八路军从未发生过遗弃伤员的现象。抗战初期，在八路军后勤部隶属下，曾设置十八个兵站分监部的组织，又在各个交通运输线上组织了分站及派出所，专门负责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工作。后兵站运输组织一度奉命取消。1940年以后，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并停止了对我军的给养，八路军又重新恢复了后勤部属下的兵站部，各地建立起一批兵站组织，以负责前后方之间的交通运输工作。叶季壮对如何办好兵站组织方面，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使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的八路军兵站组织，成为敌人炸不烂切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支持前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与创建东北根据地
抗战结束后，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如六位同志作为先遣队去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我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当时苏联红军有军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方人员也应有相应的军衔。我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三位同志中将军衔，伍修权同志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如二同志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叶季壮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等职，作为陈云的副手参与东北解放区的财经领导工作。当时苏联根据中苏协定，允许发行少量军票作为筹集给养之用，但苏军则大量发行，造成军票贬值，群众受到损失。为了稳定金融，叶季壮提出发行人民币来代替军票，维护了群众的利益，稳定了市场物价。他不顾身患心脏病而紧张战斗，努力发展经济，建设后方，支援前线，为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后勤供给策划巨细，劳苦功高。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文章，叶季壮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对毛泽东关于建国以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以及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等教导理解特别深刻。他意识到随着形势的发展，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繁重的，应认真学习和总结经验，才能适应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做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贸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叶季壮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不久又任外贸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陈云、李先念副总理抓财经工作。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季壮被选为中央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叶季壮自觉地坚持对外贸易为我国的外交路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建国初期，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推行“禁运”政策时，叶季壮亲自指挥抢运滞留国外的大批物质，使国家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上，下大功夫，卓有成效。1952年中锡贸易谈判就是一例。当时，尚未与我建交的锡兰(现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胶价格大跌，销售困难，同时粮食歉收，主要进口商品大米价格猛涨，锡兰前总理科特拉瓦拉说：“这对锡兰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我国却十分需要橡胶。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叶季壮的直接主持下，我国同锡兰谈判并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五年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并着眼于发展同锡兰的友好关系，合情合理地处理了大米与橡胶的比价问题。中锡贸易协定是一曲反“禁运”斗争的凯歌。它播下了中锡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创立了同未建交国家开展政府间贸易的范例，对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1955年4月，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亚非会议，叶季壮负责商谈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利用会内会外的机会，广泛地同亚非各国的代表接触。宣传加强亚非各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进一步扩大我国同亚非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由于周恩来租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勤工作，较好地消除了其他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隔阂，促进了相互了解和亲善。为了贯彻“万隆精神”，亚非会议以后，叶季壮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一些非洲国家。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我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解决了以前认为难于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增进了友谊。
1959年至1961年，正当我国发生天灾人祸之时，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进行逼债。叶季壮奉命代表我国政府同苏联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我国外贸出口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发动广大职工，依靠各地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促进生产，组织出口，为国争光。不仅提前还清了对苏欠债，而且还进口了急需的粮食、化肥、农药、轻工原料和供应市场的物资。外贸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忘我地工作。常常在深夜听取派驻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电话汇报。卧病住院期间，还把有关同志找到病床前了解情况交代任务，叮嘱他们切不能有误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
叶季壮以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掌握政策稳妥，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闻名。在长期经济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看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不睡觉。他说：掌握了数字才能做到“胸中有数”。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时要依靠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决不能马虎。他经常向领导干部提问一些数字，不喜欢听“大概”、“估计”、“可能”、“差不多”之类的回答，因此，凡是参加他主持的会议，人们总要先仔细准备，以免“考试”不及格。
叶季壮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他强调外贸要立足于生产，要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要同生产部门加强联系，使产品能够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教育外贸干部应根据出口的需要去支持生产，参加生产。他经常到一些生产基地去考察，从东北的大豆到广东的养鱼、养蛇、养蛙都非常关心。1960年，他亲自总结经验，发表了《积极地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的专论文章。指出：建立出口生产基地，是发展出白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做好外贸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农村社队和社员群众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他积极提出建议并经国务院批准，对部分出口换汇率高的农产品实行奖售；对部分国内原料供应紧张的工业品，采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的方法，扩大出口；对出口工矿产品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这些政策措施对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出口货源，保证商品的规格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市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叶季壮在主持外贸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其指导思想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的要求，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积极组织出口和进口。他强调在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他十分认真地执行周恩来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指示，计划确定后，特别是对外签订了的合同，除非万不得已，均坚决执行，不随便撤销，以维护国家的信用。对外贸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叶季壮坚持贯彻“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的方针。进口用汇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他常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十分注意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经常分析国际货币金融趋势，及时采取对策。在他担任对外贸易部长的十多年中，对外汇收支平衡一直抓得很紧，隔几天就要找有关人员谈一次，如发生外币贬值或收支不平衡时，就天天抓，经常盘算怎样增加出口，怎样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花在刀刃上。
1962年，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叶季壮积极拥护和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协助陈云和李先念运用价值规律，在活跃市场、恢复经济方面，出了一些好主意。如用进口粮食和食糖加工高级糖果点心投放市场后，他亲自到街上商店去看动向，收集反映。
叶季壮经常教育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曾向外贸部干部作过《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他同时要求干部努力学习业务，曾以国外一位多年经营鹿茸精、富有经验的业务人员为例，启发外贸职工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成为精通业务的内行专家。
叶季壮善于总结经验，帮助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中出了错误或偏差，勇于承担责任，从不往上推，不往下卸。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外贸部制定的计划也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定得过高无法完成，因而下面干部就出现强迫命令的现象。对此，叶季壮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上，主动检查了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外贸指标定得太高，脱离了实际，使各省压得喘不过气来，下面出现强迫命令，根子在我们外贸部领导。由于叶季壮工作认真负责，扎实稳健，有真知灼见，作风又民主，因而财贸系统的干部都很敬佩他，长期与之共事的中央领导同志则很器重和信任他。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和决定有关财经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总要先征求叶季壮的意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主持财经工作，也经常找叶季壮丢共商大计。李先念副总理曾说过：叶季壮批过的文件我批就放心了。
“红管家”的本色
叶季壮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革命而理财，被誉为我党我军的“红管家”。他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才干，而且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他饮食起居非常简朴，从不利用掌管财经、外事的职权搞特殊享受。1963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叶季壮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外贸部交际处按规定，派人送到家里给他过目，叶季壮叫交际处的同志带回交公。在他担任外贸部长期间，外国朋友送来的礼物不少，均按此原则处理，点滴不沾。他出国的机会很多，但从未给家人或亲友购买进口货。他曾教育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格言”。有一次，叶季壮要出国访问，经管人员给他重新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叶季壮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公家。经管的同志不肯收他的钱，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你平时是不爱穿料子衣服的。”叶季壮说：“按我的身体做的衣服，别人无法穿用，怎能让国家蒙受损失呢?还是退钱给公家好。”他坚持把制衣服的钱付给了公家。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满以为叶季壮家中一定有很多的财宝或高级“洋货”。但抄家时，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洋货”，只好悻悻地离去。后来听说叶季壮在1961年出差广州时，突然中风住院，他的孩子们从北京坐飞机去探望，机票全由公家报销了。“造反派”如获至宝。把叶季壮的夫人马禄祯拉去批斗，没料到探病的飞机票根本就没有拿去公家报销。“造反派”又怀疑叶季壮把大量的金银财宝转移到老家去了，派出人员到新兴县叶季壮的祖居进行搜查，尽管把其已死多年父亲的坟墓都挖掘出来了，结果，还是没有捞到半根稻草。经过这场劫难，更显示了叶季壮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叶季壮为人厚道，密切联系群众，不仅对上级领导同志很尊重，对同级和下级关系很融洽，对勤什人员也一样关心爱护，不摆官架子。在经常到他家里做客的人当中，就有一个炊事员王星成。这是1937年叶季壮因公赴太原时在一间饭铺里吃饭时认识的铺主，当时叶季壮在扯谈中觉得老王有爱国心，便带他回延安参加了革命，初时在“西北荣社”当炊事员，后来随叶季壮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做饭，解放后又派到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当炊事员。195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外贸部看热力表，自此，逢年过节老王必到叶家做客，叶季壮每次都盛情接待，弄点好菜饮酒聊天，无拘无束，亲密得很；那些秘书和警卫员们觉得首长这样做似乎有点“失身分”便议论起来。叶季壮知道后，对他们讲了《史记·陈涉世家》中的一个故事：“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当了陈王后，看不起过去一同给地主帮佣的老朋友，后来甚至借口这位老朋友对他不尊重，就和他断了关系。他这样一来，穷朋友们很害怕，都走了。陈胜忘了本，结果众叛亲离，失败了事。我们共产党人，总要比陈胜高明得多吧，贫贱之交不可忘啊!”这一席话，给大家教育很深。叶季壮还经常对同志们说：在革命队伍内，谁也不能高人一等，谁也不应低人一头。特别交代家人和秘书等，不管是司局长、处长还是一般干部、工人到家里来找他的，一定有要事，都不要拦阻。客人辞退时他都送到门口握手告别。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的是粗茶淡饭。有一次吃萝卜汤，连萝卜缨子也煮进去了，又没有油，吃起来发苦。女儿尝了一口便皱起眉头不吃了，叶季壮就给孩子们讲起一个故事：1942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跟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中午吃饭时也是一盆萝卜汤，陕北的萝卜又瘦又小，煮的时候又没切，缺油少盐，比现在的还要难吃，但当时朱德总司令、叶参谋长一边吃一边乐呵呵地说：“今天吃人参汤。”女儿听了之后，也不再嫌苦了。叶季壮是个非常俭朴的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中有一条旧皮带，注明是叶季壮用过的。他就是扎着这条皮带，经历了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年代，直到解放后的50年代，才被军事博物馆动员献出这一条旧皮带作为我军艰苦朴素的例证。
更使人敬佩的是叶季壮那种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在“文革”灾难的日子里，林彪、“四人帮”煽起“极左”思潮，疯狂诬谄和残酷打击老干部，叶季壮看到当时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滚滚乌云，内心忧愤难平，坐在病床上给毛泽东写信，倾吐为真理而战斗的心声。林彪集团三次派人上门来“查证”邓小平的问题，硬要他签字，三次都被他顶了回去。并对守在床前的家人说：“我决不能做亏心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
在忧愤中辞世
1965年1月，叶季壮第二次中风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度过了他最后的两年多时间。时值十年浩劫开始，他不仅因为自己受到种种诬陷而忧愤，更重要的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精神上的刺激加速了他的病情恶化，终于在1967年6月27日溘然逝世，终年74岁。6月30日，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葬礼非常冷落，连个签到簿都没有。周恩来总理对这种做法不满意，他在追悼会仪式之前，向到会的同志们讲述起叶季壮在建军、后勤、外贸、外援等方面的贡献，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号召大家向叶季壮同志学习。许多与叶季壮共过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怀念和称赞这位我党我军卓越的“红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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