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渭汉
甘渭汉
(一)
甘渭汉原名甘乐朋。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黄龙乡和平村的贫农家庭。父亲甘月恒，从事鞭炮制作，母亲邓美凤纺纱、操持家务。家无房无地，赁宅栖身。父经常患病，家境每况愈下，往往入不敷出。兄妹二人，渴求读书，终不能成。9岁时给当地庙宇看牛半年，也只挣得半年读书机会。他在贫穷、困苦的磨难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迫于生活，甘渭汉从11岁起，就开始当理发学徒。师傅虽是舅父，但经济上仍以师徒相论，前两年是无偿地给舅父家砍柴、打猪草。后三年才正式学习理发，每年可分得四担谷子，略补家用。他把学好手艺视为谋生的唯一出路，因而长进很快。1924年满师后，他便回到海拔1500多公尺的黄龙山区，走乡串村，独立营生。开业的头一年，就得到了30担谷的报酬，乃帮助家里置房两间和旱地一亩。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生活重担的压力，加以军阀战乱，破灭了他对小康生活的追求。然而，大革命的潮涌，北伐的号角，很快唤起了他对新生活的向往。
1926年，在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封建军阀恣意搜刮下，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当年，大小军阀和鄂军、北军混战于平江，给平江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手工业工人工资普遍下降。原来给人理发，可收每人每年一斗谷，后减为五升。裁缝、泥木匠、纸工的工资亦是大减，无法生存下去。在平江党组织的领导下，手工业工人掀起了罢工斗争。甘渭汉参加了理发业工会组织，是工潮中的一名活跃分子。一次，他为了惩治一个克扣理发工钱的劣绅，只给这个劣绅剃了半边头，便架刀不干。在“劳工神圣”而前，劣绅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发还克扣的工钱。
1926年5月，甘渭汉在平江九区加入了国民党。8月，北伐军叶挺先遣团胜利攻克平江县城，随即经虹桥向北进军。甘渭汉第一次看到这样威严、整齐的军队，对铲除军阀、赶走列强充满了希望，便自动给北伐军当向导。在北伐的影响下，平江工农运动如火如荼。甘渭汉在共产党员邓湘君、邓恒吉的带动下，组织当地农民，建起了黄龙山区的第一个农会。他们抓住大地主卢伯魁游乡，令其交出浮财，打开他象的粮仓，把谷子分给贫苦农民。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甘渭汉毅然脱离国民党，并于同年7月，由邓湘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时，由共产党员余贲民率领的工农义勇军从江西修水行至武宁，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遇阻由武宁折回，于9月9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金坪遭叛军邱国轩部的突然袭击，转向文家市的途中再次遇敌。甘渭汉等人被打散。白色恐怖下的平江，使他们无处藏身，即随邓湘君、邓潜龙等转匿于湖北崇阳平楼洞及蒲圻等地，以挖茶山、挑木板谋生作掩护，并组成了支部，由卢寿和任支部书记。
同年12月，邓湘君和廿渭汉等接到中共平江县委的指示，随即返回平江黄龙山区，再度开展武装斗争。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铲除当地劣绅邓忍伯。甘渭汉判断，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邓忍伯为了次日主祭，必会住在邓家祠堂，据此，确定了行动日期。他们起出原来埋藏的八支步枪，一行20多人先运动到黄龙山北山脚下的磐石庄隐蔽。大年初一，天近黄昏，队伍翻过黄龙山，半夜抵达姜源，团团围住邓家祠堂。邓忍伯果然住在里面，正当他做着祭祖梦的时候，被游击队员结果了性命。游击队向群众宣告处决了邓忍伯，并开仓济贫。在白色恐怖下沉闷了多时的群众，革命情绪随即又高涨起来。
1928年3月，甘渭汉所在游击队，配合北乡3万多农军投入了20万之众的“扑城之役”。此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一时间，反动地主豪绅龟缩到城里。平江大部分农村政权掌握在工农群众手中。
三月扑城后，平江北乡游击队活动于平(江)、修(水)、铜(鼓)边境一带，由方国民任队长。随后，进入平江黄金洞，与孔荷宠率领的平(江)、浏(阳)、岳(阳)游击队会合，先后进行了平火洞、北方洞、浏阳、白石等一些较大的战斗，每战均歼灭一批敌人。战斗中，甘渭汉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多次受到领导的表彰。
(二)
1928年7月，彭德怀率部在平江城起义，成立了红五军。10月，甘渭汉随游击队参加了红五军，在革命征途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面对军阀何键调集重兵进剿的严重局势，红五军军委和湘鄂赣特委于台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主力与平江、浏阳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彭德怀、滕代远率四、五纵队奔赴井冈山，黄公略等率一、二、三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巩固发展根据地。合编后，甘渭汉是第三纵队七大队一名战士，吴溉之任纵队长。
甘渭汉从那时起，到1930年底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在这两年多艰苦岁月里，一直跟随部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先后参加了攻打平江、修水、通山、崇阳、岳州战斗和两次攻打长沙。频繁的战斗生活，磨练了他的革命意志，增长了他的军事才干，使他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红军的基层指挥员。
1930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三、四纵队攻打安福。当时正在纵队学兵队受训的甘渭汉参加了这次攻城。部队经过紧张的攻城演练，选择在一个夜晚发起攻击。彭德怀军长亲自作动员，他向由30多名学兵组成的突击队布置说：“今天由我来操纵机枪，第一梭子弹我要打灭城墙上的几束火把，你们迅速过河，运动到城下隐蔽。这时，敌人还会点燃火把，等我再次打灭火把，你们即刻攻城。”甘渭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学兵们听完彭军长的话，都把他看成神仙似的，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战斗的实际进程也正是这样，在彭军长用机枪第二次摧灭敌人火把后，学兵队立即架梯登城，一举突上城墙，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攻克该城，共消灭守敌和靖卫团约六七百人。
1930年5月，红五军大部前往鄂东南，粉碎郭汝栋、罗霖两师对阳新、大冶苏区的进攻。甘渭汉随纵队追敌至黄石港，眼看郭师残部在外国兵舰掩护下，逃至长江北岸，战士们无不气愤。红五军就地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当时，甘渭汉是连队党支部委员、大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纵队和军的士兵委员会委员。在黄石港，纵队派他参加并负责筹款。工作中，他清正廉洁，一丝不苟。经他们手的铜币、银币成箩成筐，从未出现短缺。半个世纪后，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还时常对人说，当时一袋牙粉只需几个小钱，大家都是掏出怀中有数的饷银来买，从没有人伸手动用公家一文钱。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甘渭汉在五军三纵队当排长。在长沙数日，他参加了宣传群众、筹款、抓拿反动军官、解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等项工作。政治犯多数为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后来成为他相知甚深、休戚与共的老战友向仲华。8月6日，甘渭汉随军撤离长沙。
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并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向长沙推进。在这次进军途中，甘渭汉经历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训。其时，他已任连长，因无文化，识字困难。文书一时未在身边，营部送来的命令无人认读，结果延误了执行时间，受到营长杨光嗣的严厉训斥。悔恨、自责的痛苦心情使他从参加队伍以来第一次掉下了眼泪。从此，他把营长的批评当成人生难得的启蒙教诲，抱定决心，刻苦学习文化。二次攻打长沙，因守敌众多，久攻未克，红一方面军于9月12日撤围，转向江西前进。
不久，甘渭汉担任了三军团特务营迫击炮连政委，他不懂射击原理和修炮技术，就向战士学习。连队有些是从旧部队里投诚和解放过来的战士，甘渭汉尊重他们，常和他们谈心，许多人成了他的知心朋友，把用炮修炮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和连里的战士，大大加强了连队的战斗力。甘渭汉凭着这种甘当小学生精神，使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直至后来能够适应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工作。
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调集10万部队，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陆续东渡赣江，进行反“围剿”准备。三军团中大多数是平江、浏阳和阳新、大冶人，不少人担心过江会丢失亲手开创的湘鄂赣根据地，故土难离的情绪甚浓。甘渭汉坚决拥护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和军团首长指示，发动连队骨干分子，耐心做思想说服工作，宣传红军打天下的革命目标和集中兵力的意义，顺利地将连队带到江东，先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东方军入闽作战。
1932年2月，三军团奉命攻打赣南重镇赣州。因该城易守难攻，敌又有长期设防，久攻不克。敌援军既到，又来迅速撤围，遭敌袭击。敌出城向我军反击时，红五军二师政治部有十多人被俘。甘渭汉不顾个人安危，率领一个班冲向敌阵，英勇拼杀，从虎口中救出了向仲华等十多名同志。红军于3月7日被迫撤围。
赣州战役结束不久，甘渭汉离开迫击炮连，调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队学习，两个月后被分配到黄克诚住政治部主任的红五军，任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2年6月下旬，部队向赣南行动，取消军的番号，军团直接指挥师。甘渭汉调二师政治部任地方工作科科长。不久，任二师六团政委。同年底，调回二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后经恢复的红五军，1933年5月缩编为四师，原红五军二师缩编为四师十一团，甘渭汉任该团政治处主任。这期间，他几次转换工作，时而机关，时而部队，先后参加了宜黄、黎川，黄狮渡、草台冈等著名战斗。作战中，身先士卒，机警果敢，勇猛顽强，深得师政委彭雪枫的赞许。
1933年7月，红三军团和第十九师奉命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红四师在政委彭雪枫指挥下，屡建战功。在朋口、连城击溃十九路军区寿年旅，全歼三三六团，生俘团长汤霖。敌向福建南平方向逃跑，四师一天一夜追击180余里，占领了沙县和洋口。甘渭汉所在十一团在洋口与下桃之间，发现敌十九路军一个补充团，乘大船沿闽江而上增援顺昌，随即沿江阻击，将其大部消灭，缴获一大批被装物资，使部队给养得到补充。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东方军奉命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11月11日，三军团四师向驻守浒湾、八角亭的汤恩伯所部第四师发起进攻，终因敌重兵扼守，战斗失利。浒湾之战，甘渭汉负重伤，子弹穿透左脚，打断动脉，血柱喷射不止，幸得医务员及时处置。但在当时条件下，缝合动脉，难以办到。医生出于无奈，提出了截肢的意见，得到了甘渭汉的认可，并请了手术监护。然而，八角亭战斗中负伤、正在军团卫生部休养的四师政委彭雪枫获悉后，心急如焚，即刻请来三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饶正锡，要他千方百计保住甘渭汉的这条腿。饶高度负责，在医务人员配合下，亲自动手，精心手术，在物质设备极其简陋，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终于成功地为他结扎了断裂的动脉血管，并作了清创。这使甘渭汉后来得以用两条腿走完万里长征。12月，彭雪枫、甘渭汉均送后方医院休养。
1934年4月，甘渭汉伤愈后，调军委总政治部任干事，负责了解掌握总供给部、兵站部、卫生部和总直属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和纪律监察情况，参加审理干部违反纪律的案件，引见新任命的师以上干部接受领导谈话。由于工作关系，使他有机会直接受到周恩来、刘少奇、贺昌等领导同志的教育和帮助，对他文化、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影响。
1934年9月，甘渭汉调新组建的八军团任组织部长。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八军团随兄弟军团先后突破了敌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甘渭汉调任八军团二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掉队的人很多，甘渭汉带一个营负责收容。该营有不少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较强。当收容队快要到达湘江边时，天已渐黑，部队十分疲劳，准备第二天再过江。宿营安排就绪后，甘渭汉从枪声判断，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即紧急集合部队，直奔江边。途中还遇上五军团的部队在埋锅造饭，赶紧把敌情告诉他们。他所带的收容队，当晚安全渡过了湘江。在抢渡湘江战役中，因八军团损失严重，12月，撤销了军团番号，余部编入五军团。甘渭汉又回到三军团，任五师十四团政委。
1935年1月7日，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城。三军团五师布防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到蒋介石吴奇伟军袭击。师部被打散，师政委钟赤兵带出了师直属队。十四团亦陷入敌包围，甘渭汉临危不乱，在团总支书记李长暐协助下，当机立断，趁天黑带领全团突出包围，在山林中穿行一夜，靠上了四师十三团，使部队免遭损失。
同年2月，红军完成了在扎西地区的集结和整编，红三军团三个师缩为四个团，甘渭汉任红十三团政治处主任。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直指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三军团奉命武装长途跑步，抢占娄山关。红十三团一往无前，同先头到达、已经投入战斗的红十团一直攻到山顶，在增援娄山关守敌的王家烈所部到达前，抢先控制了制高点，造成了与兄弟团并肩打敌反击的有利态势。在长途奔袭、强占娄山关和追歼战中，甘渭汉组织团政工人员，深入火线连队。战斗中，干部的模范行动和不间断的政治工作，鼓舞了部队连续作战的旺盛斗志和敢打硬拼的顽强作风，有力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35年5月，部队进入云南境内。甘渭汉被调到新兵营任政委。6月，部队在卓克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即进入芦花黑水。因当地无兵源补充，新兵营被撤销，甘渭汉调军团教导营任党总支书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巴西时，他调任军团直属政治处总支书记。
(三)
1935年10月，部队进入陕北，甘渭汉参加了吴起镇战斗。后因患重病被送到延川县永坪医院治疗。11月，军委成立后方政治部，甘渭汉调任政治部组织科长，1936年2月升任组织部长。3月，调陕甘省委军事部任副部长。当月，在直罗镇成立红二十九军，甘渭汉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旋即升任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为配合红军主力的东征和西征，4月，甘渭汉和副军长谢嵩(后任军长)率二十九军一部，先在宜川、延长一带同东线敌人作战；后奉命离开苏区，越过黄龙山，挺进到韩城、合阳、白水、洛川一带行动，以策应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在南下关中的路上，甘渭汉分析了部队陕北人居多，不愿离开家乡作战的思想情绪，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发动基层政工人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巩固了部队。一路上打破敌人几道封锁，经过沟深林密的河川，荒无人烟的大山，全军无一逃亡、掉队。在白区活动数月，吸引了东北军及杨虎城部三个团又一骑兵团，牵制了敌军从东线向陕北根据地的进攻，配合了红军主力西征。
1936年6月，红二十九军奉命转回苏区。中央决定组织东特委，统一东线地区的工作步调，甘渭汉兼特委书记。部队在宜川休整后，刚刚到达清涧县的贺家湾，适敌乘红军主力远在甘肃，集中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发动进攻。周恩来副主席急令谢嵩、甘渭汉说：“瓦市被困，万万火急，速解重围。”甘渭汉亲率部队，连夜驰援瓦窑堡。天亮前战斗打响，不到四小时，击退了进犯之敌，保卫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周副主席称赞。
6月24日，红二十九军离开瓦窑堡返回贺家湾一带，遇上从清水关过黄河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汤恩伯兵团。甘渭汉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五日，疲惫敌人。于6月30日，在禹居、文安驿之间的牛马家，伏击了敌先头部队二个团和一个师指挥所。打退敌进攻后，连续追击三天，把敌人赶到了清涧以东15里的申家渠，收复了清涧、延川、瓦窑堡三县的大部苏区。
7月下旬，甘渭汉在带领南线地方抗日支队，追击围剿我军之敌时，冲在队伍最前面，不幸中弹，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8月12日，组织上送他去后方医院休养，谢嵩军长带领两个团的全体指战员，在永坪镇前的大路边冒雨为他送别。躺卧在担架上的甘渭汉让警卫员扶着坐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流泪，应该用欢笑庆祝我们的胜利。敌人扬言一个月内消灭苏区，而我们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要多打胜仗，扩大苏区，支援主力，迎接二、四方面军。”部队用响亮的口号送别着自己的政委。养病期间，周恩来、郭洪涛骑马行程60公里，到医院看望甘渭汉，给了他极大的安慰。10月，甘渭汉伤愈归队，继任红二十九军政委。
1936年10月下旬，红二十九军奉命开赴陕北定边、盐池，接替红二十八军防务。在我有力的军事打击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路线的感召下，当时东北军与红军实际上已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当先头部队通过东北军蟠龙防地时，虽然枪声激烈，但都是枪口朝天，放给蒋介石听的。10月24日下午，甘渭汉带着部队通过保安城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到街头看望。毛主席鼓励部队到定边更好地完成任务。周副主席向大家宣布了三大主力红军已会师三日的好消息。部队欢呼着离开保安城，向定边进发。
地处陕北边陲的定边，东通安边，南引陇东，西接盐池，北达内蒙之鄂托克旗，是一个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繁华的富庶之地、兵家必争之所。当时中央党校及地方党和政府就设在那里。定边周围政治、军事形势复杂，西北有胡宗南、马鸿逵部的虎视，境外有内蒙保安部队的袭扰，安边驻有国民党十一旅。大漠匪徒范玉山仗着骑兵，不时窜到定边城下，搜刮民财，强奸民女。定边城内特务、流氓、土匪、娼妓、反动会道门无所不有。这一切在我6月间解放定边后，又未来得及彻底整顿。
1936年11月上旬，红二十九军到达定边城，甘渭汉和军长谢嵩即领导部队与地方党政群一起，同心协力，大力整治定边。按照党中央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与安边十一旅和内蒙鄂托克旗、王星旗敌保安部队相安无事，坚决打击马鸿逵部对盐池的进犯，拒敌于盐池以西百里之外；并歼灭了作恶多端的土匪范玉山的骑兵营，为民除了一大害，从而配合了红军主力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山城堡战斗，安定了定边的社会秩序，巩固了边区。西安事变后，形势进一步好转，实现了以定边为中心的定边、安边、靖边的“三边”统一。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红二十九军仍驻守定边、盐池，改编为一二九师工兵营，担负着守卫延安北大门的任务；1938年，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甘渭汉任政委。
同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绥远、包头，国民党军四九四旅退驻定边。我军住定边城内，国民党军住城外，相处两年。甘渭汉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注意团结国民党军合作抗战，妥善处理了两军之间的各种矛盾，彼此关系较为融洽。当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打电报给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要他协助蒙古鄂旗张文轩搞磨擦。蒋云台接电报后，便将此事告诉甘渭汉，使我及时察觉了敌人的阴谋，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1939年秋，国民党军四九四旅调回甘肃陇南，由邓宝珊之十一旅接防。该旅旅长刘保民很顽固，他一到即闹磨擦，直至发生武装挑衅。八路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歼灭该旅两个连。事后，甘渭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做通部队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后，将俘获的人枪交还该旅。邓宝珊也向我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39年12月，警备二团奉命来到甘肃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一带。该地区有一股政治土匪，为首的叫赵老五，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利用帮会关系，破坏我党与群众组织，杀害我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摧毁我地方政权机构。为了帮助边区政府开展工作，甘渭汉一边让部队帮着搞征粮和其他工作，一边进行消灭赵老五的准备工作。就在这时，赵老五又一次兴风作浪，发动了“环县事变”，使许多地方干部被捕和惨遭杀害。
1940年1月，在甘渭汉率领下，警备二团向赵老五匪徒展开了全面进攻。经过两个月的苦战，彻底摧毁了赵匪几代经营修筑的窑尔井沟的老巢，平息了匪患，救出了全部被俘的干部和群众。从此以后，陇东地区再无匪患，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改善。1940年初，警备二团改属三八五旅序列。4月，甘渭汉任三八五旅政委。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30多万军队封锁边区，并对我军停发经费，叫嚷“要饿死、困死八路军”。当时不少部队没有粮食，吃的是野菜、黑豆、红薯和南瓜；没有棉衣，穿的是生羊毛织的粗线衣。陕甘宁边区面临极大的困难。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甘渭汉与旅长王维舟一道，率领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屯垦大凤川。他们用树枝杂草搭棚露宿于山林野谷；没有工具就自己铸造；没有种子，就以换工形式向周围村庄的老乡筹措，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掀起了开荒生产时的热潮。甘渭汉同战士们一起上山开荒，下田插秧，工间休息便和他们拉家常。他组织大家开展劳动竞赛，生产记录不断刷新。开始几天，三八五旅开荒的成绩平均每人每日五分地，一个星期后，上升到七八分，涌现了一大批劳动英雄。除了开荒种地，还办起了许多小厂矿，从事造纸、挖煤、晒盐、铸造等多种经营，以及服装、木材、药品的加工。到1943年，全旅达到了食粮生产自给有余，经济收益大增。他们采集的甘草，最大的一棵送到延安展览，被称作“甘草王”，标价一万(边币)，留在那里。
当时，一些外国人不了解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情况，污蔑八路军在荒山野林种植鸦片烟。1943年秋，延安来了一批观光的外国友人。党中央决定安排他们参观边区部队，当他们了解了我军大生产运动的实际情况后，称赞八路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从而，也澄清了国际舆论。
部队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掀起了拥政爱民的热潮。甘渭汉以身作则，带领部队为政府和老百姓做好事。从春耕到秋收都抽出大量的人力去帮助群众，开展助民义务劳动。部队的医院、卫生所为驻地群众免费治病。甘渭汉和旅长王维舟，看到驻地卫生条件差，老百姓生病的很多，而陇东地区没有一所医院。他俩商议后，就向旅卫生部长秦光远提议，创建一个专门为群众治病的医院。于是，在七七〇团驻地庆阳办起了一所“利民医院”。当地许多患疟疾、伤寒、痢疾、花柳病的病人，经过利民医院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为了感谢部队，群众特地制了一幅大匾，送给医院。
1943年初，甘渭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理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践，进行回顾总结。1953年4月1日，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甄别工作，但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中，较系统地认识了毛主席指引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和伟大，特别是参加了‘七大’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又有更进一步提高。”
(五)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甘渭汉离开延安，10月抵太行军区，晋冀鲁豫中央局分配他任该区中央党校副主任。党校每期学习半年，第一期学员于1946年5月结业。6月，正当准备开办第二期时，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该校停止招生，部队准备作战。
7月初，甘渭汉调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7月20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为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动员部队和地方武装投入自卫战争，甘渭汉认真贯彻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按照军区党委部署，组织率领政工人员，深入宣传发动，大力整顿思想，克服了一度出现的右倾厌战情绪，把地方和部队的思想统一到贯彻党中央指示和实现军委的战略意图上来。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作战，解放战争的头一年，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秉璋随野战指挥部行动。甘渭汉组织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为主力往来于黄河两岸，架桥修路、清障设卡，积极开展破袭战、迷惑战、阻击战，断敌交通补给线，迟滞、调动敌军，为主力大踏步的机动和隐蔽结集创造条件。野战军主力胜利地进行了陇海、定陶、金鱼战役和豫北攻势，歼敌大量有生力量。完成了军委赋予的策应我军中原突围、华东作战和钳制敌对陕北、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任务。
1947年7月，甘渭汉任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当时，野战军主力已转入外线作战，跃进大别山。为继续歼灭内线敌人，拔除分散孤立的据点，10月，晋冀鲁豫军区抽调太行、冀鲁豫两军区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豫北指挥部，陶国清任司令员、甘渭汉任政委。在他们共同指挥下，各部队紧密配合，先后两次对敌人长期盘踞、工事坚固的长垣县城发起攻击，于12月20日攻占该城。在全城群众庆祝解放的欢呼声中，同时传送着城西某贫妇一胎生四子的新闻，甘渭汉亲往慰问，并指示作战科长安怀，救济该户20担麦子，帮助群众度过饥荒。继解放长垣后，部队又肃清了进占我封丘、延津两个县城外围据点之敌，扩大了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主力外线作战。
1948年春，我军在各个战场相继向国民党军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为加强反攻力量，迅速夺取豫北战场的胜利，5月，华北军区决定以冀南军区的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十四纵队，韦杰任司令员(8月即调离)，甘渭汉任政委。在甘渭汉主持下，部队进行了短期整训，并开展了整党和评功评模活动，很快使这支从各方面汇集到一起的武装力量，达到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投入了解放豫北的战斗。
从7月起，甘渭汉率部转战豫北，先后攻占封丘、淇县等八九座县城和新乡、郑州间黄河大铁桥，清剿豫北国民党残兵和土杂武装，歼敌共约2万人。残敌分别龟缩到新乡、安阳两个孤立据点。敌四十军北退无路，南窜不得，成为“瓮中之鳖”。11月中旬，十四纵队及地方武装形成了对新乡守敌的围困，持续了五个月。经过长时间军事围困和政治瓦解，争取了敌一六七团团长庞庆振率全团起义。
1949年4月，程子华率东北野战军先遣纵队南下，路经豫北，一举歼灭了顽固不化的安阳守敌。新乡守敌在我军强大攻势面前，于5月5日投降。至此，豫北地区全部解放。甘渭汉任新乡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六)
1950年1月，甘渭汉任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东北地区成为志愿军国内近后方。11月，甘渭汉调东北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东北军区干部部部长，1955年2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干部部部长。这期间，他不仅忙于组织军区干部部，贯彻落实全军统一管理干部、实行军衔等项重大制度，而且为志愿军干部的补充、调配、轮训、休整做了许多工作。
1956年至1965年，甘渭汉先后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他在从事我军干部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坚持按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选拔任用干部；坚持以德才为标准，选贤任能；坚持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并严守干部工作的纪律和程序。他广泛结识和熟悉干部，待人诚恳、直爽，关心干部不分亲疏、新老。他非常关心犯过错误的干部；受过错误处理的干部，更得他的疏导和安慰。他对熟人、部属的升降调转、离退去留，从不无原则干预。他的这些可贵品质，为我军众多干部所熟知和钦佩。
1966年2月，甘渭汉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甘渭汉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工作，林彪、“四人帮”借他在执行中央军委八项命令中的问题，进行打击迫害。几经批斗和折磨后，1969年10月，把他放逐到东北一块荒旷的盐碱滩上喂鸭。1972年10月；甘渭汉重新工作，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1977年11月，甘渭汉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他同沈阳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领导军区部队，坚定正确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理思想，纯洁组织，改善军政、军民关系。1978年11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他竭诚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80年1月，甘渭汉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纪委书记。
1982年，经党中央批准，全军实行精简整编。甘渭汉从军队建设大局出发，上书陈情，要求组织上批准他先行辞去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减少副职；待军委确定合适人选后，再行辞去军委纪委书记一职，当时均未能获准。直至1985年3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
甘渭汉离开工作岗位后，免除了案牍之劳，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党的事业。为了了解老区的建设与改革，1985年初冬，他从首都登上通向故土的列车，回到了50多年前战斗过的江西和闽西革命老根据地。在那里，一个半月，他行程1800公里，走访了18个市、县，和干部群众座谈70多次。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有他亲手采集的一束山花；老暴动队员的院落里，留下了他的脚印；他站在黄公略的墓地上，追思往昔，不舍离去；他走进烈士遗属的陋室，回忆当年，问寒问暖……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老区的今与昔、喜与忧、乐与愁使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回到北京，即刻写出老区之行的调查报告，向党中央提出了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五点建议。
1985年12月下旬，甘渭汉因病入院。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先后到医院探望。医护人员千方百计为他治疗。但终因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于1986年4月1日在北京病故。
甘渭汉曾被选为党的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奋斗了六十春秋。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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