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

【介绍】：

刘光

刘光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历任团石首县委儿童局书记，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出席了少共国际六大并在苏联学习、工作六年。归国后，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常委并主编《青年战线》，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社社长，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副书记、青年组组长，在团结、教育大后方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积极抗战与消极抗战、进步与倒退、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大后方青年运动的“一位主将”，“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之一”。

(一)

刘光，原名刘普济，乳名金娃子，参加革命后曾用名刘金修、李杏林、刘光、刘光悌，191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泉交河镇。他的父亲刘运鸿(又名刘勋阁)，是镇上开百货店的小商人。刘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1923年到1924年间，在泉交河慈善堂小学读书。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时，刘运鸿从长沙购回一批新书刊，把百货店改成新书店，并且接受了革命思想，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县农民协会财务委员，“常以私财济公需”。在父亲的影响下，刘光于9岁那年参加童子团，为纠察队放哨和看管土豪、张贴标语等。

“马日事变”后，刘运鸿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地方反动势力还扬言要逮捕刘光这个“小暴徒”。这样，刘光于1928年随父逃到湖南省南县乌家嘴舅父家中，接着，又跑到相邻的湖北省石首县横沟市。次年，刘运鸿与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在石首开展革命活动；刘光入新昌高级小学读书。一年后，退学回家，参加儿童团和少先队的工作，1930年由李光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泥巴区泥巴沱市少共支部书记；不久，又任团区委执委巡视员。同年，刘光负责筹备全县儿童局，后调任团石首县委儿童局书记，并任团省委文书。这时，他的父亲是石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哥哥是区少共队负责人之一。

1931年初，红二军团主力撤离洪湖根据地，石首县的革命政权和武装，被反动派包围在湖北东山，情况非常危急。中共为了保存力量，在组织突围后，指定刘运鸿等一批干部组成家庭，向苏区以外开展工作。这样，刘光全家(包括父母兄弟)离开了奋斗过三年的洪湖根据地，经过洞庭湖游击队的帮助，先乘船到岳阳，又由岳阳转赴武汉，接着前往上海，住在法大马路中国实业银行对面的一处亭子间里。初到上海，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语言不通，钱也用完了，中共的组织关系一时也没有找到，刘运鸿只好与人合伙做水果生意，以维持生活，刘光的母亲和哥哥也分别到一家银行和工厂做工。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认识的人渐渐多了，通过沪东区杨树浦团委一位负责人，找到了党组织的关系。接着，刘运鸿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刘光被安排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并参加少共上海区委的领导工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刘光受共青团江苏省委派遣’在民间做青年工作。他发动和组织工厂、学校、弄堂里的青少年儿童，为十九路军将士募捐，在街头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剪断敌人电话线，还组织童子团去前线慰问。因为他工作出色，引起了上级组织的注意，于1932年6月，经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介绍，被派往苏联。同年9月，他到达莫斯科，曾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短训班毕业，又在东方大学继续读书一个学期，被分配到少共国际实习一年。此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还到工厂当过工人。他那一双粗大而又生茧的手，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他“精通俄文”，也是那时刻苦努力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于1938年初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后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他被调到西安，担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主编《青年战线》。《青年战线》由西青救、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西北文艺青年工作者协会联合编辑出版，主要任务是公开宣传青年统一战线，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青年战时教育，介绍国际青年运动经验和各地青运经验、动态等等。刘光和宣侠父、冯文彬、胡乔木、黄华、张琴秋等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刘光在主持刊物编辑出版的繁忙工作中，还在泾阳县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青训班)兼任教员，讲授《国际青年运动》课程。由于他对国际青年运动了解颇多，加之讲课语言生动，态度认真，深受学员欢迎。他的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辑成《论青年与青年运动》一书，于1939年在延安出版。

在西安期间，刘光发表了一些关于战时青年运动的文章，组织过一些重要的青年活动。1938年6月27日，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达安吴堡，青训班组织盛大欢迎会。刘光作为西青救代表，参加了会议主席团。这一次国际性的活动，加强了中国学生青年与世界各国学生青年的联系，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国际声援。随后，刘光率领西青救代表团，赴晋东南前线慰问抗日官兵，鼓舞士气。

1938月8月中旬，朱德到西安。刘光于8月18日率领该刊记者前往访问。朱德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战区青年工作任务和青年参战、后方青年如何工作、青年统一战线、青年修养等问题，并为《青年战线》题词：“我庆祝我们青年抗战的英勇精神，我希望我们青年锻炼成为健壮的体格，坚定不拔的精神，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抗战的胜利是要靠你们努力的”。

1939年春，刘光被中共中央调回延安，与胡乔木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并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兼任《中国青年》社社长。

刘光从儿童团走上革命道路，经过在少共国际的实习和回国后的锻炼，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青年工作者。

(二)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去重庆，奔赴充满着“乱石和烂泥”的大后方。开始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副书记(书记为蒋南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由于形势变化，南方局各委员会改为组，刘光任青年组组长，并主编《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双周刊)。

时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国民党统治区到处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后方的进步青年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刘光和青年组反复研究情况，分析形势，认为大后方的一些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抱有消极悲观情绪和冷漠态度；而另一些先进分子则急于大干一场，以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青年运动面临一连串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如被捕的青年怎样营救?有被捕危险的青年怎样安排?如何振奋消沉者的士气，又如何帮助猛闯者克服急躁冒进情绪?如何给迷惘者指明方向，又如何唤醒沉睡的青年们等等，都需要刘光和他的青年组战友去处理解决，以打开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局面。

此时前后，南方局多次讨论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方针，要求各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与暴露”，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政府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南方局还讨论了中共中央肯委《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随后，周恩来和南方局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三勤”的号召，即勤业、勤学、勤交友，要求党员必须有公开合法的身分，尽可能地广交朋友，当学生的要努力学好功课，有职业的一定要搞好自己的业务。以后，又提出要“勤于调查研究”。刘光和青年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决心在青年工作中实行一次重大转变。

刘光以坚韧顽强的意志投入战斗。他和青年组的其他同志，向党员和青年朋友反复说明，为了实行青年工作的大转变，必须在组织上由公开暴露的猛进转变为隐蔽精干；在作风上由形式上轰轰烈烈、内容上空空洞洞的“救亡作风”转变为埋头实干；在思想上由只凭革命热情转变为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清醒的政治认识。刘光向青年们说：“今天是时候了，一切想入非非的打算，满天飞的理想就此结束，转变到实实在在的学习和工作”。这就是说，“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尤其是一些“基本知识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学习”，而且考试要争取名列前茅，才能取得同学的尊重和老师的信赖，站稳脚跟，以产生政治影响：“在职业中的(青年)主要任务是精通本部门的工作技能”，并“使自己造就出一定的特长和技能”，取得同事佩服，稳定职务，便于埋伏和积蓄力量。他认为，这样做，就要避免和反对那种“对自己的业务学习和工作，采取马虎敷衍的态度”。他指出：“把精力放在高谈阔论的吹谈上，把时间花在满街跑上”的所谓“救亡专家”，或者“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或单凭一般热情”，都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与革命事业无益的。

在“勤交友”方面，刘光和青年组同志强调，党员和进步青年都要积极主动地去广交朋友。刘光说：“交朋友就是‘与群众相结合’”，“我们不仅要找朋友，而且要创造朋友”，特别是要“结道义之爱的朋友”，因此，就不能“替自己划出一个‘小圈子’”，“带着成见和偏见的有色眼镜去看人是不对的。”对于那些“在苦闷着、彷徨着的”无数青年，“前进的青年有什么理由拒绝与他们交往”呢?“优秀青年干部”，应该“没有好高骛远、自高自大的习气，而能够随时随地的去为青年服务，独立地去进行团结和教育青年的工作，并能够把帮助一人或数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的进步，当成自己的长期义务”。

关于“勤调查研究”，刘光把这项任务看成是“对于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必要解决的每一个问题”的关键，尤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之下，进步青年“各自分散，精神食粮不宜获得”的环境中，不能“都要等待特别的指示、现存的方案和朋友的帮助”，“更全靠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了”。他要求党员和进步青年认真注意“关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况的调查，关于乡村、城市、学校、工厂、机关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关于如何动员参加抗战，如何去解放妇女和教育儿童”等问题的调查了解，这样才能避免“不了解情况，不求甚解”所造成的“一切错误和过失”。各界青年在青年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诸如各单位情况、人物、反特务调查等，仅在1942年就收到39份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对于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导工作和进行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刘光和青年组的同志，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之下，艰苦细致地进行工作，虽然环境越来越险恶，但是所交的青年朋友却越来越多。他不怕天寒地冻，道路泥泞，也不畏特务盯梢，在各处撒下革命种子。在那些进步力量薄弱或者还是空白的重要单位，他总是设法派人打进去。每年暑假，青年组都排列名单，利用大学招生的机会，把所联系的进步青年(包括在反共高潮中失掉联系的中共党员)派到应该去打开局面的学校。在青年工人、职业青年中也是这样。刘光认为，在青年工作中“广泛地结交道义朋友，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今日挽救朋友推动青年进步的正确方法”，这样做，就“能够打破民族的难关，冲破这青年的艰难时代”。他坚决相信，艰辛细致一点一滴撒下、培养的种子，纵然现在还一时看不出成绩来，但以后一定会开花结果。

(三)

刘光在处境非常困难的大后方阵地上，虽然“不好造下工事不好打仗，甚至兵额、兵源、士气都是困难得使人心烦”，但他“很快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同广大青年群众建立了联系”，而且“对于彼时彼地的群众工作的组织形式，有了若干重要的新创造新贡献”。

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所联系的积极分子逐渐增多，到1942年初，已有非党积极分子七八十人(包括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这些大学生、职业青年和青年工人，不满足于这种单线联络的“联系网”，而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以利于更好地工作、学习和战斗。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在1935年10月改为青年救国会(团)，到1938年8月，青年救国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三团体又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接着南方局于1940年夏初决定停止发展党员。这时，在青年的组织形式上，如何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满足进步青年的渴望，而又避免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迫害，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刘光在1941年春得知从国立六中(四川绵阳)被迫流亡出来的50多名进步学生，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发起组织全国青年救国读书会的情况后，立即加以劝阻，同时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明确指示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至于组织形式，周恩来说：“于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一引者)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于是，刘光和青年组在原来“联系网”的基础上，开始在重庆地区进行“据点”的建立工作。刘光在阐述关于“青年的组织形式”问题时说：“客观的条件和革命的形势，对于革命青年的组织形式的规定，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定的客观的条件下面，只有采取这种适应条件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我们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我们就会造成损害和给敌人以打击的机会”，“例如我们今天”为了“联系朋友以及保存我们的力量”，“就采取了适应这种客观环境的‘据点’形式”。

刘光进一步指出，“据点”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环境下，“是我们党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工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桥梁”，“同时它又是没有固定组织形式和纲领的地底下的工作单位和细胞”。但它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友谊之上的。所说的政治基础，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信仰新民主主义，在工作中遵守“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加强团结，为人民服务”四条原则，实际上就是同志式的关系的结合。“据点”及所联系的成员，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只有纵的联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成员转移到新的单位或地区，也不转移关系，仍与原“据点”保持联系，或另外发展新的“据点”。刘光说，这种组织形式，“是我们估计了客观的环境和过去两三年来的斗争经验”的结果。每个“据点”，由三五个或七八个进步青年骨干组成(其中也有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逐步扩大队伍，既表面上无形，而又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工作与斗争，使特务分子看不见，摸不着，因而难以遭受破坏。刘光和青年组就是通过这些“据点”，巧妙地进行党的工作，积蓄了革命力量。在几次“反共高潮的前后，政治气温最低最冷的时候”，在许多没有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单位和地方，正是靠“据点”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活动与斗争的，这种适应时势的组织形式，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组的一种创造。

“据点”首先在重庆地区建立后，刘光随时向南方局报告情况。周恩来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他在1942年5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青委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指“据点”核心成员。——引者)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电文中还说：“今后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工作”。

在刘光等的努力下，到1942年底，重庆地区已发展建立了沙磁区(中央大学)、北碚区(复旦大学)、朝阳学院、世界语学会、职业青年、农村青年等九个“据点”，核心成员已达250多人，而每个“据点”还在许多单位发展了核心成员。刘光和青年组定期轮流与核心成员联系，商讨布置工作。1943年9月，刘光在红岩主持了一次有青年组成员和重庆地区一些“据点”负责人参加的学习会。他在会上总结了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要求“据点”把青年关心的就业、求学、生活、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迫切愿望集中起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社团组织起来，团结在“据点”周围，以壮大革命力量。刘光主持的这次总结和交流经验的会议，不仅给“据点”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于“据点”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以后，1944年秋和1945年初，刘光和青年组又举行了同样而有新内容的会议，更多的省份、地区的“据点”负责人参加，使“据点”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45年春，青年组在重庆地区已建立“据点”48个，核心骨干分子近千人。以沙磁区“据点”为例，除中央大学为主干以外，它还联系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四川造纸印刷学校等单位；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还联系了江苏医学院、歌剧学校、乡村建设学院等单位。这期间，在成都、昆明、乐山、江津、宜宾、三台、遵义、赤水、城固、兰州等地，也都有直接间接联系的“据点”或积极分子。

大后方的青年工作，经刘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艰苦努力，已经积蓄了相当力量，正如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大会上所说，重庆等地大后方青年运动已蓬勃开展起来，“这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四)

从1944年秋起，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青年运动，经过几年相对平静之后，开始走向高潮。在“大浪小波随风飘动之际”，刘光“没有辜负时代，辜负党”，而且把工作“做得更好”。从“联系网”到“据点”的发展，为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因此，周恩来“每回延安”，“总是夸赞”刘光；刘少奇也在一次小型报告会上，把刘光喻为“好干部的例型”。

随着国民党政府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退，以及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混乱，广大人民和青年严重不满。与此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运动则日益高涨起来。以1944年五四纪念活动为信号，各地大学纷纷举行会议，对国是发表意见，打破了几年来的沉寂空气，其中昆明、成都、重庆各大学最为活跃。这年11月发生成都“市中事件”，全市近万名学生示威游行，斗争矛头公开指向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迫使逮捕市中学生的市长和警察局局长“引咎辞职”。

在民主运动重新高潮的一系列斗争中，刘光和青年组感到，一个单位只建立不定型而又较分散的“据点”，又由核心成员分别联系其他积极分子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和群众斗争的高涨局面。因此，根据青年和学生的迫切要求，刘光和青年组着手在“据点”的基础上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从1944年底到1945年春，重庆的沙磁区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主干，分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接着，又在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半公开的中国职业青年社、陪都青年联谊会。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1945年初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青年工人中单独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工盟)，职业青年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新联)。在成都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民协)。其它各地也建立了各种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刘光和青年组定期联系，研究工作，青年组领导各地这些统一的外围组织，把大后方的青年运动一步步地推向高潮。从1944年冬起，刘光和青年组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动员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二是去四川农村。青年组分工由张黎群具体负责，刘光作了极大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在此期间，1945年2月20日，重庆发生了因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而造成的“胡世合事件”，引起广大职工的愤怒。2月21日晚，刘光召开了该公司的“据点”会议，他“认为这一运动带着明显的反特务斗争的性质”，“可以争取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又指出：“虽然(工人)可能遭受压迫而屈服，但是只要公司本身能坚持，主要的斗争要求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估计到我们要是善于运用矛盾，其前途和意义并不亚于成都市中事件”。青年组将全面分析和讨论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遂“决定采取群众运动，发动一场斗争”，并设立指挥部，因周恩采即返延安，由王若飞总负责，刘光和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负责具体工作，并选定了指挥部的隐蔽地点(重庆二十一梯一号)。刘光常陪王若飞一起前去研究斗争部署，指导斗争的健康发展，终于使这次斗争达到了“枪毙特务分子田凯、抚恤遗族”的目的。刘光在总结时说，这次斗争“对于重庆工人自信心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对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的暴露，对重庆特务活动气焰的打击，都是最有力的群众性的示威”。

1945年12月1日，抗战胜利后数月，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武装特务镇压各校师生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杀害学生3人，青年教师1人。刘光在《青年生活》上发表《纪念一二九声援昆明同学》一文，发动各地支援，并指示所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作大量报道。重庆各界举行公祭三日，其他各地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这是一二九以来最大的一次青年运动，获得各界人士广泛支持和同情，尤其“民青”率领昆明学生粉碎敌人破环，坚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1946年1月25日，重庆爆发了一·二五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青年组刘光、朱语今等，以沙磁区中央大学的新青社为核心，组织了这次斗争。学生们提出“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求国内团结、和平、民主”、“反对官僚资本”等口号，组织上万人的学生队伍在重庆市内游行示威，直到政协会场，并在国民政府的石柱上，贴满了反对内战等标语。次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沙磁区万余学生大游行》、《民主的大进军》的报道，还配发了短评；在刘光主编的《青年生活》专刊上，以《重庆学生大游行》为题发表文章说：“在广大人民表面沉默内心焦灼的时候，首先喊出了自己欲吐未吐的心声。”同时，刘光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在国府所在地的陪都，大规模的学生群众示威游行，还是破例的第一次，它不仅给市民深刻的影响，而且也给国民党看看群众的力量”。中共中央青委的总结也指出，这次运动“是一二·一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对于久处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重庆各校，特别是中大(按指中央大学。——引者)民主运动是一个有力的开端，也是一个有力的鼓励”。

从“联系网”到“据点”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民青”、“新青”、“民协”等组织的发展，刘光和青年组成员付出了极大心血，为党培养积蓄了力量。从1944年底爆发的成都市中事件，中经胡世合事件，到一二·一、一·二五运动，大后方的青年运动逐步走向高涨。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城工部在给南方局的复电中，充分肯定了南方局青年组所建立联系的这些组织及其斗争。复电指出，这些青年组织在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或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为党起到了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刘光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青年运动的一位主将”。

(五)

刘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非常注意对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刘光在西安主编《青年战线》和在延安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时，着重宣传青年统一战线、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报道各地青运的动态及经验。到重庆后，他把主编的《新华日报》上《青年生活》双周刊，当做联系团结和教育青年的重要阵地。他在1942年2月1日的《复刊词》中说：“我们希望《青年生活》成为我们集体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希望《青年生活》真正生活在全国青年的实际生活中，希望全中国青年能利用《青年生活》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愉快地肩负起并顺利地完成我们这一代所应负起的伟大历史的使命”。青年组分工由朱语今具体负责编稿，但刘光协同朱语今对“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亲自修删，亲自布局”，“每一次出刊，都亲自到报馆里，看排版，看大样”，“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精心编写，反复琢磨，而后刊印。

刘光主编《青年生活》时，一方面联系各组织，与青年谈问题，研究工作和斗争；另一方面在《青年生活》上写文章，使秘密工作与公开讲坛相结合。他从实体上和青年们握手，又“从精神上向青年们握手”，因此，和青年们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每天都会接到几封青年们的充溢着热情与渴慕的信”，向他“打开他们的心幕，述说着人生的直到家私的悲苦”；并且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投寄稿件，以至讨论《青年生活》上的文章，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除了《青年生活》这个公开讲坛之外，刘光和青年组又建立、联系和领导了其他公开阵地，如重庆的《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及《青年知识》杂志，成都的《青年园地》、《学生报》，遵义的《科学时代》等等。为了适应环境条件和青年要求，刘光领导的青年组曾编印《青年人的话》，专门刊登国民党摧残青年罪行的材料，以启迪、激励处于中间或后进状态的青年；重庆进步职业青年创办了《人民之声》，专登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重庆青年工人还创办了《学习》月刊。这两三种油印小刊，都是秘密发行。此外，青年组还利用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进步关系，从外国报刊上选录关于中国的评论和报道，编成如《他山石》等小册子，以供进步青年口头宣传之用。为满足“据点”和各外围组织干部的需要，青年组编印了《青年学习指南》，皖南事变后不定期编印了《青年参考资料》，都在内部秘密传递。所有这些，对于提高青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据点”成员的工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对大后方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1945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成立了以刘光为首的五人写作小组，定期讨论宣传方针和宣传要点，检查有关青年报刊，并为进步报刊组织和撰写稿件。

刘光常说：“青年应该象一团烈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生气，有了光”。他自己就是一团烈火，温暖着青年的心灵，照亮着青年们前进的道路。他最了解也最信任青年，经常找青年朋友交谈。不论同什么人谈什么事情，都能谈出得体的意见。他“希望前进的青年”，要“在他人困难的时侯(生活、疾病、学习、失学等方面)帮助他们，在苦闷的时候安慰他们，鼓起大家的勇气”，“去克服一切难关”。他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朋友”。所以青年朋友遇到什么困难，包括个人的生活问题，都想找他和青年组诉说。在重庆的那些岁月里，“西部中国的积极寻求光明的年轻人，很少不曾直接间接得到过他的帮助”。

刘光原来只读过两年小学，却做了许多出色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还主编报刊，著书立说，翻译俄文著作，这一切都是他苦学的结果。他经常阅读《列宁传》和《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两书，并向青年朋友介绍说：“读有益的理论书是绝对必要的，我希望你也能有系统地读几本”。他在苏联居住六年，但没有自我优越感。到重庆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关切敦促下，以从头学起的精神来阅读和学习中国历史这门课程。据于刚在哀悼刘光时说：“他向我谈，恩来同志和董老常常提醒他要读中国历史，……所以，他几乎每晚都在读《中国通史简编》一类的书。”就是在胃病严重，需要静养的时候，他还是手不释卷。

刘光常说：“党是热烈地希望着我，同时又严格地要求着我”。他能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坦白诚实地接受任何下级同志的批评与建议，不断力求改正”。1942年南方局一次整风会议上，他作了发言。周恩来听了之后说：“刘光同志的发言，有些‘言之无物’。”刘光说：“我才讲了五分钟，能讲出多少东西?”周恩来笑着说：“五分钟要有五分钟的内容。讲长讲短，都不能‘空话连篇’。”刘光对周恩来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都记在本子上，在场的人也都受到教育。刘光说：“批评我的人，总是希望我做得更好。”因此，他把批评作为推动自己进步的一种动力。

刘光由于繁重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溃疡症。1946年5月随周恩来抵上海。这时，刘光听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新华日报》不能迁南京、上海出版，心中非常痛苦。由于这种痛苦的心情和长期紧张忘我的工作，使他旧疾复发，不幸于7月16日逝世，享年30岁。

此稿经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同志审阅，谨此志谢。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刘光：《我的自传》、《简历表》，现存中央档案馆。

2．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1951年关于查询刘光经历的来住公函，现存中央档案馆。

3．《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4．1940年至1946年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至1946年重庆《群众》周刊。

5．刘光：《关于重庆电力公司反特务斗争的总结》，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刘光《关于青年团体问题的讨论》，现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刘光同志对中大等校游行示威的估计和初步总结》，载《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

6．童式一：《大后方青年的挚友——刘光同志传略》，载《战斗在山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