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

【介绍】：

贺子珍

(一)

1909年9月，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禾川镇。父亲贺焕文在县城开了一个名叫“海天春”的小店铺，辛勤经营，省吃俭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温土秀，原籍广东，穷苦人家出身。贺子珍姊妹六人。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生逢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勇敢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世人多称“贺氏三兄妹”。

1919年，贺子珍9岁时，入禾川镇秀水小学读书。在小学三年的时间里，她读了不少诗、词和古文，尤爱文天祥和于谦的诗。在她住房的墙壁上，贴着自己书写的文天祥《七律·过零丁洋》和于谦的《咏石灰》。民族英烈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事迹，深深激励着贺子珍。

1922年夏，贺子珍小学毕业后，父亲送她到基督教福音堂办的福音学校读书。学校除早晚做祷告，唱“赞美诗”，读“圣经”外，还开设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程。贺子珍在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她性情温柔，有时也极刚强，看事想问题，有见识，有心计，在同辈姊妹中威信很高。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贺子珍等18位进步同学积极准备参加永新县城的孙中山追悼会。但学校坚决反对。协教士怒气冲冲地把以贺子珍为首的18名同学叫到教堂，宣告她们的行为得罪了上帝，责令她们跪下，向上帝祷告。“不要跪!”贺子珍拦住同学们，义正辞严地对教士们说：“我们没有罪!孙中山先生为中华的独立与复兴，献出了毕生精力，他有功于国，有功于民。我们中国人来悼念他，有什么罪?追悼会我们一定要参加!走，大家去准备吧。”贺子珍又提议每人做一套白衣白裙，再到银匠铺打一块镌着国旗图案和“爱国英雄”字样的小银牌。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早上，贺子珍等身穿白衣裙，胸前佩戴着“爱国英雄”小银牌，列队出了福音学校的大门，朝着城南门龙家祠追悼会的会场走去。

1926年春，贺子珍从福音学校毕业，受聘在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这时，永新籍共产党人欧阳洛、刘真、王怀、刘作述等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相继回到永新，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首先在县城秀水小学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县城苦力工人、学生、进步青年参加，以教书为名，宣传革命思想。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平民夜校的第一批学员。贺子珍除认真听讲外，还向老师们借阅《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贺子珍的思想进步很快，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永新县团支部书记。她在教书的同时，积极带领团员、青年进行革命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作好各种准备，迎接北伐军。9月中旬，北伐军进人永新，受到永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县中山堂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贺子珍代表全县妇女登台讲话，号召妇女们投身到革命中去，争自由，要平等，推翻吃人的旧社会。

在大革命浪涛的推动下，永新县成立了有共产党员参加并起主导作用的国民党县党部，贺子珍被选为县党部的妇女部部长。她和贺怡等十个有文化的姑娘，组成了一个人称“十姐妹”的讲演队，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向广大劳动妇女进行革命宣传。贺子珍向穷苦姐妹们说：“我们妇女身上压了块大石头，抬不起头，动不得身，这块大石头就是封建主义，今天我们要把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掀掉!”经十姐妹宣传队的发动，永新城乡广大妇女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和重重阻力，掀起了一个放脚、剪发、反对虐待妇女、抵制包办婚姻的妇女解放运动，区、乡、村都成立了妇女组织，农民协会也有了妇女的席位。

由于贺子珍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表现，1927年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永新民众在中山广场的大操坪上召开大会声讨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贺子珍登台讲演，义愤地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跟反动派血战到底才有出路。后退、害怕是没有出路的!”说完，她拿出蒋介石的模拟头像，狠狠地摔在地上。群众鼓掌称快。口号声此起彼伏。

5月，因工作需要，贺子珍被派往吉安，担任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并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6月10日，逃离在外的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分子纠集土匪和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永新县城，包围了县党部驻地，贺敏学、胡波、顾勇等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80多人落入魔掌，农民自卫军的枪枝也被收缴。

永新发生反革命事件的消息迅速传到吉安，贺子珍立即与中共吉安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人员到国民党吉安行政公署前请愿示威，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群众，并惩办凶手，但毫无结果。这时，逃脱出来的中共永新县委部分领导人欧阳洛、刘真等相继来到吉安，与贺子珍取得了联系，恢复了永新县党部，成立了永新各群众团体驻吉办事处，随即召开了营救被捕同志的紧急会议。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一致同意起草一份宣言，揭露永新六一〇反革命事件真相。贺子珍提出，我们应该以牙还牙，联络附近几县的农民自卫军，进行暴动，夺回县城，营救被捕的同志。会议最后决定：由欧阳洛、刘真、彭大燮赴南昌请愿并汇报工作；另组织人员分头前往宁冈、安福、莲花，联络这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准备会攻永新县城。

贺子珍因哥哥贺敏学与宁冈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袁文才曾是禾川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和袁文才认识，便主动提出由她写信给袁文才，请他率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城。同时，她还写了一张条子给在永新的舅母，要舅母秘密把条子传给狱中的哥哥，以便内外配合。

7月中旬，经中共吉安特委同意，贺子珍赶往永新，准备直接参加永新暴动，营救被捕同志。她顶着盛夏酷暑赶了三天路，到达永新县城时，暴动已经成功。此刻，贺敏学与袁文才等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形势和部队去向问题。贺子珍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说：目前国民党内的假左派已彻底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妄图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湘赣两省的敌人准备用六个团的兵力向永新围攻，看来要坚守是不可能的，必须作有计划的撤退，保存军事力量。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在给来犯的敌人以打击后，分三路撤退：莲花农军回莲花活动；王新亚带领的农军到萍乡、醴陵一带活动，与平江、浏阳农军取得联系；袁文才的农军仍回井冈山一带活动。军事会议后，部队分头行动。贺子珍和中共永新县委及永新县的革命武装，跟随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往宁冈，驻扎在茅坪一带。

(二)

袁文才见贺子珍有文化，有胆识，提出要贺子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宣传队队长。贺子珍欣然同意。此后，她白天编写宣传材料，张贴标语，有时和自卫队员们一起参加练兵；晚上向自卫队员宣传革命道理，讲共产党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崇高理想。他的宣传，给袁文才这支“劫富济贫”、绿林思想严重的军队以深刻的影响。

1927年9月，毛泽东等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准备继续向西进军，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茅坪。开始，袁文才等人疑虑重重；后来，在龙超清、贺敏学、贺子珍的帮助下，袁文才终于作出了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决定。10月6日，袁文才及自卫军的几个负责人在茅坪大仓村会见了毛泽东等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双方进行了诚恳的交谈。贺子珍参加了这次会见。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作为永新县委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贺子珍介绍了永新县妇女和团的工作，并对发展党团组织、建立革命武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初到井冈山，急于了解井冈山一带的社会情况，经常找袁文才、谢梅香夫妇和贺子珍调查。贺子珍仔细地向毛泽东介绍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农民斗争、党团活动、风土人情等情况。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出发攻打湖南茶陵县城，毛泽东在战斗中因脚负伤，留在茅坪养伤。贺子珍和谢梅香一道上山采草药，每天给毛泽东熬药、换药。由于贺子珍等人的精心护理，毛泽东的脚伤很快痊愈。

192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的八角楼结婚。此后，她不仅成了毛泽东生活上的亲密伴侣，也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这时，贺子珍任井冈山前委秘书，任务是整理报纸，提供各种资料，保管文件，誊写文稿等，工作琐碎而繁重。有时，为了给毛泽东誊写稿子，她一直工作到东方拂晓。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交通极不便利，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消息十分闭塞，给工农革命军掌握敌情，制定战略策略和作战方针带来很多不便。为收集各方情报，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派三十一团一营袭击湖南茶陵的高陇镇。当部队把缴获的几大捆报纸带回井冈山时，毛泽东、贺子珍非常高兴。贺子珍夜以继日地进行分类整理，把重要的资料剪下来，提供给毛泽东及前委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传阅。次年1月，井冈山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特委和各县县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前，贺子珍把近期缴到的敌人报纸上有关国内外形势和敌军态势的报道，剪贴在会议室的墙上，供与会同志们阅读。

在井冈山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军“进剿”的斗争中，贺子珍还多次自告奋勇，不畏艰险地去发动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龙源口战斗的前一天傍晚，贺子珍正在永新南乡的一个村庄和当地干部研究地方武装如何配合红军作战的问题，不料敌人悄悄包围了山村，挨家挨户搜查，贺子珍来不及转移，急中生智，躲入红军家属吴大嫂家卧室里一顶青黑色的破旧蚊帐后面。敌人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没有想到蚊帐后面有人，悻悻而去。

在井冈山根据地里，有文化的妇女干部很少，因此，贺子珍在担任秘书工作的同时，还和红军中的女同志曾志、伍若兰、吴仲莲等一道参加宣传工作。她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很受战士和群众的欢迎。龙源口大捷后，她们在群众中演唱的《打垮江西两只羊》，在井冈山各县广为流传。红军每到一地，贺子珍总要挤出时间，召集贫苦姐妹们开会，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动员她们参加革命。

(三)

1929年1月14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此时，贺子珍怀了孕，和曾志一道随军出征。行军路上，经常是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还要对付敌人，这对一般身体健壮的战士来说已是很苦了，何况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孕妇。贺子珍走得很慢，经常落在队伍的最后。毛泽东用自己的马接应她，但她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硬是咬着牙，艰难跋涉。

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要到街上转转，找老乡谈谈，摸清当地的各种情况。贺子珍硬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跟在毛泽东身边。劳碌了一天，别人都睡觉去了，她还坐在煤油灯下，打开笔记本，把毛泽东一天访问的情况整理出来。就在她分娩前的一个月，她还坚持把毛泽东起草的《兴国县土地法》誊抄出来。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担任前委书记职务。他疟疾未愈，心绪不佳，住在龙岩苏家坡，一面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贺子珍也随毛泽东住在该村。当她知道苏家坡村因没有教师而办不了学校，孩子们都不能识字读书时，就主动筹办了一所小学校，自己担任义务教员。毛泽东支持贺子珍的行动，也经常带病给学生上课。“红军妹子当教师”的故事，一时在山村传为佳话。

1930年2月，贺子珍随红四军来到吉安县陂头村。6月，红军出发攻打长沙。贺子珍、康克清、曾碧漪、贺怡等女同志仍留在陂头村，成立了赣西南妇女工作团，贺子珍任主任，康克清任军事教员，曾碧漪任政治教员，贺怡任文化教员，培训赣西南妇女干部，领导赣西南妇女运动。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了吉安城。贺子珍和贺敏学、贺怡以及他们的父母亲都赶到吉安城，会见毛泽东。贺子珍向父母介绍了革命形势，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在她的说服动员下，父母亲毅然参加革命。以后，她的父亲在中共赣西南特委后方办事处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贺子珍调任中央临时政府机要科科长。她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工作非常繁忙。

贺子珍很关心警卫战士的成长。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都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贺子珍对他们说：“干革命没有文化怎么行呢?你们很年轻，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担负起革命的重担。以后，我来教你们。”她以大地当纸，柴棍当笔，一笔一画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直到他们会念会写为止，每天还给他们布置一些作业，按时检查。警卫战士在贺子珍的教导下，经过数年的学习，都能阅读一般书刊，并会写信，政治思想也得到了提高。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贺子珍主动协助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直属党支部做好扩红工作。她了解到有些青壮年伯参军之后无人耕种田地的顾虑后，便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进行动员，还同村干部一道商议安排好给红军家属包种、包耕、包收等事宜。由于青壮年解除了后顾之忧，都纷纷报名参加红军。

贺子珍还动员因各种情况离队的红军战士，赶快归队。红九军团某部排长杨荣连请假一个月回家探亲，因超假五天，不敢回部队。贺子珍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送他归队，分别时还送给他一条毛巾。后来，杨荣连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他的祖母在家里痛哭。贺子珍跑到他家安慰老人，还到总务厅给开通行证，让他的爱人和祖母专程到石城后方第三医院看望。杨荣连非常感动，伤未痊愈就又重上战场。

贺子珍对驻地附近的群众诚恳热情，常帮贫苦农民车水灌田，还对孤独老人嘘寒问暖，亲如一家人。

1932年8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排斥和打击，被解除了军内领导职务后，离开前线，到长汀县红军医院治病。贺子珍征得领导同意后，带着孩子小毛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全心全意照料毛泽东，为他分担忧愁，解除痛苦。她还告诉勤务员吴光荣，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非常紧缺，对总务处的困难要体谅。我们尽可能自己动手，上山采点笋子、蘑菇，下河捞点小鱼，到田里抓点泥鳅、拾点田螺，以减轻公家负担。

(四)

1934年10月，贺子珍被编入干部休养连，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领导同志考虑到她身体不好，又怀有身孕，没有分配给她具体工作。但她不要照顾，一路上除帮助做宣传工作外，还主动看管了四副担架。一到宿营地，她奔波忙碌，安排食宿，替民伕烧热水烫脚。随着产期的来临，加之路途艰险，连部分配了一匹骡子给她。她经常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咬着牙坚持步行。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正准备翻越一座山峰时，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脸色苍白，直冒虚汗。同志们把她扶上担架时，胎内羊水已破，血水把担架都染红了。女婴生下后，照例得寄放给老乡。护士用一条毛巾把女婴裹好，由董老写了一张条子，留在老乡家，并留下30块银元、二碗土烟，作为老乡抚养孩子的费用。

艰苦的长征路上筹粮极为困难，产后的贺子珍根本谈不上吃什么营养品，连吃饭也是半饥半饱，经常还把微少的供给，分给别的同志。一次部队在深山打到一头野牛，同志们照顾她，给她多分了两斤。但她不肯接受，又把牛肉退给了司务长。谢觉哉、董必武多次夸奖贺子珍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在前面，贺子珍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不多。偶尔碰到一起，她就抓紧时间为毛泽东拆洗被褥、缝补衣服、抄写文件。

1935年3月的一天，干部休养连正在休息，突然，三架敌机飞临部队上空，轮番俯冲扫射。警卫员吴吉清让贺子珍赶快到路边的沟里隐蔽。贺子珍却大声说：“队伍里休养员、伤病员很多，快去帮助他们隐蔽!”一边说，一边指挥担架队隐蔽。吴吉清拉着她往路边跑。刚刚隐蔽好，突然发现离她不远的一个担架员被炸死，被摔在地上的伤员正在挣扎着往起爬。贺子珍不顾一切地冲到伤员跟前，正要扶他起来，敌机又投下了的一颗颗炸弹。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贺子珍毫不迟疑地扑倒在伤员的身上。伤员得到了保护，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却被炸伤17处，失去了知觉。毛泽民夫妇赶来看望，心里很难过。贺子珍苏醒后嘱咐他们：“不要把我负伤的情况告诉你哥哥，他在前线指挥作战，不能分散他的精力，影响他的工作。你们向领导反映，为了使部队轻装前进，把我留下。”其实她负伤的事早有人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赶来看她。此后三个多月里，毛泽东多次赶来探望，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还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食品带给她。

1935年6月，部队在毛儿盖停留了20多天，筹备粮食和御寒衣物，准备过草地。贺子珍的伤口虽然没有痊愈，却热心地查看战友们过草地的准备情况。当她发现女战士钟月林衣着单薄时，便把自己包手枪的布拿出来，还动员吴吉清也把包手枪的布拿出来，又在毛泽东那里弄来一块羊皮，替钟月林缝制了一件背心。至今，钟月林一想起过草地的事，就感慨地说：“要不是贺大姐缝制这件背心，我的命早丢在草地上了。贺大姐给战友的温暖，是永不消逝的温暖。”

草地的8月，阴雨连绵。许多战士没有雨具，身上一天到晚总是湿漉漉的，寒风一吹，浑身发抖。贺子珍有一块长六尺、宽三尺的雨布。行军时，她把周围的同志们招呼在一起顶着那块雨布往前走；宿营时，她又找块比较高的地方，把雨布撑起来，和同志们一起避雨休息。进入草地中心后，行军更加艰难，最严重的困难是断了粮食。贺子珍和同志们一起，靠野菜、草根充饥。有一次，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份马肉分了一半，要警卫员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把马肉切碎，和着野草熬煮，与同志们分食。

(五)

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但是严酷的战争，把她的身体搞垮了；她身上的弹片，虽然经过治疗，取出了一些，但限于医疗条件，还有一些无法取出，天气一变，受伤的部位就疼痛钻心。她的身体极端虚弱，有一次竟晕倒在红大的厕所里。

贺子珍向毛泽东写信，申请出去治病。毛泽东觉得她身怀六甲，体质虚弱，不便远行，便托人带信劝其留下。后来，她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经过中央几位同志讨论，同意贺子珍到上海治病。

1937年10月的一天，贺子珍挥泪与送行的同志们告别，乘便车来到西安。在西安，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告诉她，上海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形势异常险恶，去不成。毛泽东得知贺子珍滞留西安后，托人给她带去一床毯子、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封亲笔信，希望她返回延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不久，贺子珍得知共产国际要安排一批中国红军伤病员去苏联治病，便向中央提出了要求。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后，勉强同意。

1938年1月，贺子珍抵达莫斯科，3月，入东方大学七部学习。她用顽强拚搏的精神，借助字典和同学的帮助，终于掌握了俄语。在此基础上，她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攻读马列著作，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同年5月，贺子珍生下一个男孩。满月后，她照了母子照片，寄给毛泽东。可是，小宝宝只在人生的旅程中生活了短短八个月，便得了一场大病，几经医治无效，天亡在异国他乡。她难以承受这个沉重的打击，精神忧郁，夜间常常蒙被大哭。和她同班学习的王美兰回到延安后，与爱人李六如一起去看望毛泽东，告知了贺子珍的近况。毛泽东极为难过，泪水盈眶。为了安慰贺子珍，他托人将3岁的娇娇带到莫斯科，还托到苏联治手伤的周恩来，带去了一箱子书。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莫斯科撤退到伊万诺夫城的国际儿童保育院。这里气候奇冷，没有暖气，有时连烧炉子的木柴也没有；食品十分匮乏，每天只发几两黑面包，常常要饿肚子。贺子珍常帮人家打毛线、洗衣服，得点补贴；还开了块地，种植土豆等，以维持生活。此时，娇娇又得了严重的肺炎，生命垂危，保育院把孩子放在隔离间，无人过问。贺子珍得到消息，立即把娇娇抱到自己身边，变卖了所有物品，买了点药、白糖和牛奶，终于使娇娇脱离了危险期，可身体仍很虚弱。贺子珍提出把孩子放在家里继续调养，保育院院长马加诺夫不肯，非要娇娇回到保育院，过集体生活，还通知贺子珍马上上班。她对保育院不放心，白天把娇娇送去，晚上接回来自己照管。

贺子珍从来没有为自己取暖开口要过多的劈柴，可是为了女儿的病，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求院长。院长蛮横地说：“你们中国穷，总打仗，老叫我们帮助，还要吵闹。”她忍受不了这种无理的待遇，曾与院长争吵了几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他，便恶狠狠地说：“我看你今天疯了，我非把你关到疯人院去不可。”

一天，来了四个大汉，强行把贺子珍架进红十字会的汽车。她挣扎着喊：“我没有病，你们要害我，我不去!”但是没有用。她被关进了伊万诺夫城的疯人院。几天后，张梅带了些糖果去看她。她拉住张梅的手臂，苦苦哀求道：“我没有疯，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求求你想办法带我出去。”张梅回去后向院方反映，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疯人院强迫贺子珍每日服用麻醉精神的药物，她的神志渐渐被麻痹了，变得痴呆了。她周围没有可说话的人，也没有话可说，默默地忍受着这可怕的精神折磨。贺子珍在疯人院整整被关了两年。后来贺子珍回忆说：“在苏联，蹲了两年多的‘监狱’，这两年多我整天不说话，也没有笑。”

1945年7月，从德国苦工营回到苏联国际保育院的朱德的女儿朱敏，到处寻找贺子珍。当朱敏出现在疯人院时，正在二楼阳台晒太阳的贺子珍一眼便认山来了。她一边喊朱敏的名字，一边往下跑。她紧紧拉住朱敏的手说：“求求你把我的情况告诉蔡大姐救我出去，我没有疯，没有疯!”此后，贺子珍的下落逐渐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到苏联治病的罗荣桓，在莫斯科大街柳克斯旅馆中共代表团的房间，会见了中国留学生朱敏等人。朱敏特地汇报了贺子珍被关在疯人院受苦的情况。中共代表团向苏方再三交涉，才准许贺子珍离开那个备受折磨的地方。一天，她带着娇娇来到柳克斯旅馆。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和罗荣桓、林月琴夫妇热情招呼她。此后，林月琴陪她到医院看病，到公园散心，到剧院看戏，使她那长期受压制而忧郁的心情逐渐复苏。王稼祥给毛泽东拍了一个很长的电报，报告了贺子珍的状况和她要“回国去”的要求，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回国。”罗荣桓回国后，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打电报给苏方，要求把贺子珍接回国。

1947年冬，贺子珍带着娇娇，与王稼祥夫妇一道，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六)

贺子珍等从莫斯科乘车，经过八天的旅途颠簸，安全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祖国。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李富春等到车站热烈欢迎她。

党组织希望贺子珍多休息几天，以消除旅途的疲劳。可是她盼望着工作，多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她说，“我工作能力很低，长期没有工作了，安排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去做。我要为解放全中国出一把力。”不久，组织安排她担任东北局财政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又分配她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负责抓职工的思想教育，还兼任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员。

回到祖国后，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延安时对她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信中还谈到她在苏联的生活及回国后的感想，表示要好好工作，希望回到他的身边。毛泽东很快回了电报。

1948年11月，贺子珍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进入沈阳。在沈阳，她参加了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见到了不少昔日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当见到当年曾精心照料过她的吴吉清时，她热泪盈眶，说：“毛主席有信来，我们准备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毛泽东派叶子龙到沈阳迎接贺子珍母女。贺怡在石家庄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来沈阳，准备陪姐姐到北京。

1949年5月18日，贺子珍等高高兴兴准备乘车南下进京。可是，由于受到种种梗阻，她的愿望破灭了。次年6月，又获得一次机会，贺恰带姐姐南下进京。当火车到达天津时，天津市公安局和中央组织部派人出面，以强硬的口气通知贺子珍不准进京。这道禁令对贺子珍来说无疑是旧的伤口未愈，又添新的创伤。月底，她和贺怡被迫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分配她到浙江工作，担任浙江省和杭州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可是，新的打击又降临到她头上——1949年12月，贺怕到赣南寻找毛泽东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孩子毛毛，在返回吉安的途中，因车祸而身亡。噩耗传来，贺子珍悲痛欲绝，身心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她通过组织把贺怡的孩子贺麓成、贺海峰、贺春生接到上海。这时，贺子珍也调往上海，挑起了扶养遗孤的重担。中共中央华东局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好，叫她在家里养病，不要工作。

过惯了紧张生活的贺子珍，不愿意呆在家里专门治病。她先后多次找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粟裕、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和上海市市长陈毅，要求分配工作。后来，她又与嫂嫂李立英联合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党组织满足了她的要求，任命她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改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为了搞好区委的工作，她到新华书店买了不少书，决心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理化。她常向贺麓成说：“过去的革命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不懂科学知识可不行，应该好好学习。”

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几次路过上海，曾到其住处看望。每年寒暑假，毛泽东都让女儿李敏(即娇娇)带些钱与北京特产到贺子珍身边住一个时期。

贺子珍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纸，收听广播，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消息报道。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贺子珍天天都打开收音机认真收听。当听到毛泽东那熟悉的声音时，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象个小孩子似地大声叫起来：“快来听呀，毛主席讲话了。”9月28日晚上，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当选和被任命为国家领导人的消息，贺子珍的心情异常兴奋。她说：“这些都是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啊，有他们掌握，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文革”期间，她对林彪一伙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十分不满。她常说，有江青这个妖精在毛主席身边，很危险。

江青、张春桥一伙，欲置贺子珍于死地。他们不准贺子珍自由行动，不准家人或老战友去看她，使她过着与人世隔离的软禁生活。何长工是贺子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他来上海看望贺子珍，也被人干涉，不能深谈。老根据地的人民跋涉千里，到上海看望贺子珍，不但不让见，还没收了介绍信，将人扣起来。有人明知她住在湖南路原陈毅市长住过的房子里，却不能也不敢入内。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贺子珍得知后激动异常。从此，贺子珍获得了彻底自由。

1979年6月，由康克清、童小鹏提议，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过去被人们崇敬的贺子珍，解放后30多年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很多人甚至认为她已不在人世。当人们看到贺子珍露面的消息时，十分高兴。连国外一些党政组织、群众团体与友好人士也纷纷来电，表示他们对贺子珍的崇敬心情。

1977年底，贺子珍在上海得了脑血栓偏瘫，左上下肢不能活动。在上海治疗一段后，1979年9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继续治疗。她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在医院里，她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和病魔作斗争。她在护士帮助下，费力地练习患肢走路，每次活动都要出一身汗，也不肯辍止。这位70岁的老人，满怀信心，表示要尽快恢复健康，做一名新长征的战士，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

1979年9月18日上午，贺子珍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她送的花圈，摆放在大厅毛泽东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她在花圈前默哀许久，然后由女儿、女婿推着轮椅围着毛泽东的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她专注地凝视着安然长睡的老战友，情绪极度悲切。尽管医护人员不断在她耳畔叮嘱：“不要哭，不要哭!”但她无法抑制那无限的思念和伤心的泪水。不久，贺子珍又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她看了几个厅之后，来到了一间小屋，看见屋内有一张床和一把藤椅。当她得知这就是毛泽东的休息室时，终于忍耐不住失声痛哭。

由于长期在上海生活，年老多病的身体对北方的气候与饮食有些不适，贺子珍想回上海居住治疗。1981年4月，她乘专机回到上海，住华东医院就诊。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4月25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了向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大厅两侧安放着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王首道、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26日，全国各地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朝鲜、罗马尼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发来唁电，对贺子珍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历史给贺子珍作了最公正的评价。贺子珍是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附】：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编写组人员曾先后访问了王首道、宜纪钧、江华、伍修权、肖克、郭化若、李贞、曾志、刘英、彭儒、张梅、朱敏、谢飞、蹇先任、林月琴、邓六金、钱希钧、朱仲丽、曾碧漪、王美兰、陈士渠、童小鹏、汪东兴、叶子龙、贺清华、杨子江、何长工、易礼容、赵毅敏、李立、吴亮平、王定国、宋任穷、方志纯、危秀英、刘建华、吴吉清、陈罗英、陈昌奉、罗孟文、龙灵、廖似光、罗明、谢小梅、李坚贞、陈伯达、李治、丁良祥、林利、吴久中、王恩茂、蒋英、周淑女、肖树智、侯征、韩铁生、钟月林及贺子珍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贺小平、贺汪洋、贺海峰、贺麓成、牵敏、孔令华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