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滉

书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五卷作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朝代：1990-10-01 专题：书籍

【介绍】：

施滉

施滉1927年在美国参加共产党，任美共中央下属的中国局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赴莫斯科少共国际工人学校工作。1930年秋奉调回国，在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1931年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与蔡和森等人同时被捕，经营救出狱后调到北平，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职务。1933年冬，被叛徒出卖再次被捕。他坚贞不屈，英勇牺牲，时年33岁。

(一)

施滉字动生，小名振宗，曾化名同天、赵森、赵大等，1900年生于云南省洱源县城北门外孝街坊(今古槐村)一个贫寒的白族小学教师家庭。父亲原名赵怀清，入赘施家改名施德培，靠在乡下教书为生。施滉5岁时，随父亲到剑川乔后井念书，小学毕业后考八云南省军医学校。由于他平时刻苦用功，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按照军医学校惯例，可保送到天津高等军医学校深造。但学校却保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代替了他。这使施混开始觉察到社会的黑暗，萌发了改造这个社会的思想。

1917年秋，施滉在昆明参加了清华学校的插班生考试，成绩台格。地方官绅却借口施滉眼睛近视，另增加了一个名额同他一起到北京参加面试，企图取代他。到北京后，施滉因面试成绩优异，终于被录取，得以进入清华学校学习，开始迈出了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清华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余额创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学校分中等、高等两科，在校学习八年，学制、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直至课外活动，全部搬用美国的一套。学校的董事会，受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操纵，具有极大权力，对学生从政治思想到生活都严加控制，明文规定“学生不得加入政党，以闻政事”；并用一切手段，对学生进行殖民地式的教育。当时，学校的许多学生“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少数学生受美式教育后，“未出洋而先洋”，“身在中土，心已洋化”。

施混入校后，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绝不随波逐流。施滉的同级同学周培源回忆说：“在水木清华度过的五个寒署中，对施滉、冀朝鼎、徐永煐三位印象较深的是他们对政治的关注”。施滉除在学业上刻苦奋进外，课余博览群书，关心时事，尤其喜读《新青年》，常和进步向学一道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启蒙下，1918年，他和冀朝鼎等组织了“暑假修业团”，出版《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鼓吹文字改革。后又组织了一个“工读团”，组织团员阅读进步书刊。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5月5日，施混参加了议题为“清华学生取何态度对待五四运动”的学校各社团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以各会、社领袖组成一临时机关，命名为清华学生代表团；与各学校互通声势”等三项决议。从此，施滉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他带头罢课，并组织“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5月9日，清华学生举行国耻纪念会，庄严宣誓：“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国人民、土地、主权。”6月3日，施混在参加游行时被捕，监禁在北京大学。8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这次被捕使施滉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面目，增强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

五四以后，清华学校学生要求实现校内民主和学生自治的斗争日益高涨，集中表现为“三赶校长”的斗争。施滉是这几次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经过斗争，代表学生利益的学生会成立了。《清华周刊》也由学生主办。施混主编该刊的《国情报告》专栏，并发表了改革社会与改革学校的许多文章，显示了他虎虎有生气的改革思想。后来人们这样赞誉他：“早期清华园中先进的人们，正是从‘五四’拿取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清华学生运动的火炬，他们是清华园中的举火人。清华园举火人中杰出的要数施混同志”。

当时，社会上和清华园内，各种各样改造社会的呼声，形成一股强烈的舆论。在这种形势下，施滉、冀朝鼎等人，于1920年，将“暑假修业团”改组为“唯真学会”。施混被推为会长。该会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有比较明确的目的——追求真理与改良社会。它的宗旨是“唯真理而趋之”。“本互助和奋斗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学会十分注意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第二，重视体力劳动。定期从事劳动与接触劳动群众，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况，并创办过平民夜校等。第三，强调会员的道德修养和操守。该会通过了不说谎、不嫖、不赌、不酗酒、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等八个信条。要求会员讲人格，要言行一致。施滉等人企图通过这些活动来实现改革社会和挽救中国的目的。当时，《清华周刊》对“唯真学会”活动的评价是“成绩很好”，“很勇敢”。

1923年春，施滉等人在“唯真学会”内部，成立了一个秘密核心组织——“超桃”(即超过旧时代“桃园结义”的意思)，共有施混、冀朝鼎、徐永煐、罗静宜等八个成员。它的宗旨是“政治救国”。主张学习孙中山、列宁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政治途径挽救国家和改造社会。为了贯彻这个宗旨，施滉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北洋政府腐败的许多报导；刊登了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英勇事迹的短文。这些报导和短文，观点明确，语言犀利，深受校内学生和身处异国校友、留学生的欢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为适应当时改革清华学校的呼声，这一时期，施混先后提出了许多革新清华教育制度的主张。这些主张，涉及学校的领导权、办学方针、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和对学生的要求等等。

关于学校领导权问题。由美国公使控制的清华学校董事会，为所欲为，早已引起清华学生与社会舆论的不满，要求彻底改组董事会。当时，成立了“改组董事会全权委员会”，施滉担任主席。他写了《改组董事会运动之重要及其进行大纲》等文章，指出：“现行制度下的董事会”，“是发展清华的阻碍物”。清除这个阻碍物已“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为“发展清华计”，而且是“为社会国家计”。他曾亲自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催促从速彻底改组清华董事会。他虽然看到有一股“黑暗势力”在阻挠董事会的改组，却充满信心地断言，彻底改组董事会“终久会成功”。并指出清华学生是改组董事会的主力军，是“改组董事会的最大责任者”，应“勇往直前的去做”，他提出要动员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发动大规模示威，以达到彻底改组董事会的目的。

关于清华的办校方针，他尖锐地指出：学校“一向的办学方针，似乎仅是培养预备留美人才——能够入美国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才，这是把手段看成目的的错误”，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要使学生“注意国情，研究国情”，才能使他们“能够应付中国环境”。

对清华忽视德育教育，只注意传授知识，学生只知死背硬记的现象，施滉甚为不满，他明确地指出，这样会影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因而，他对同学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同学“在校的时期内把人格建造好”。所谓“人格是德、智、体三育的总体”，要把“良好人格的重要根基建筑得很稳固”，把自己培养成为人格高尚的人。二是希望同学们“培养一种团体精神”，“切不可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应该做到在“公私不可得兼的时侯，当舍私为公，切不可舍公为私；公私可以得兼的时候，亦先公而后私”。他还告诫同学“百利于我，有害于公的事不做，百害于我，有利于公的事一定要做”。总之，要培养舍私为公的精神。他在《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一文中，指出学生应该“为社会谋幸福”，进而对怎样“为社会谋幸福”也作了论述。

施滉还建议学校当局应提倡刻苦精神。他深有感触地说：“清华学生太娇养了，过的是少爷公子的生活”，“这种贵族生活，可以养成奢侈和怠惰的习惯，可以软化意志”。他发出了“不禁为清华教育悲，为中国前途悲”的感慨。并尖锐地指出：“要知道清华金钱不足惜，国家无人堪足悲!”他大声疾呼，速去骄侈淫逸的恶习，提倡刻苦精神。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增加阅历经验。培养刻苦耐劳的精神，才能造就出“能胜任大业的人才”。

施滉对学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留学制度等方面，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指出：清华应担负起“介绍中国文化与西方”和“介绍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两大使命。他盼望执掌清华教育的人和负此使命的清华学生，“时常将这两项使命存在心里”。

施滉在校期间各方面的表现和斗争实践，深得同学们的敬佩和支持，成为“清华学生进步的倡导者”。1923年秋，他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因为他办事公正，就是过去反对他的人，对他任学生会会长期间的工作，也一致拥护。直到60多年后，施混的战友、学友一提到他，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的敬仰之情。周培源回忆道：“施混在清华学校学习时，为人正派、稳重，关心国家大事，我很钦佩他。”程海峰回忆说：“施滉很稳重老成，为人正派诚恳。平时不爱说话，但谈政治，谈国家大事，后来在美国宣传革命，一谈就滔滔不绝，很有说服力……有领袖才能。他有理想，有毅力，要做什么事就坚持到底，绝不后退。我们甲子级的同学都很敬佩他。……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潘光旦回忆说：“施滉同志当时虽然是同学中的一位繁忙的青年政治活动家。但他的功课，仍然学得很好。他善于团结同学，虚怀若谷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在斗争中又勇往直前，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因此，他不仅被同学们当做知心朋友，而且深得他们的赞扬和拥护。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到美国留学后，在华侨群众中做工作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真不愧后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1924年夏，施滉就要毕业，即将赴美留学。为了解国情和向革命先辈求教，“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这年1月30日，施滉和徐永煐，专程到达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2月4日晚，施滉、徐永煐到广州东亚酒店拜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和施滉等人亲切交谈，直到深夜1点钟。李大钊对他们说：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注意了解美国的情况，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并对他们政治思想上存在的疑虑，作了耐心解释，着力于提高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徐永煐事后回忆说：“李大钊同志的几句话，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2月9日上午，施滉、徐永煐等三人到广州大元帅府求见孙中山。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作了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主要由施滉提问，内容涉及军阀问题、中国的统一问题、人生观问题、中国革命以谁为师的问题、对美国和苏联的认识等等。孙中山都耐心地向施滉等作了解释。

孙中山在谈到人生观时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又说：“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的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人的幸福的，乃是俄国。”“美国以前是极进步的国家，现在反变了，极退化了。诸君要到美国念书，极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带坏。”

施混等广州之行，得到李大钊和孙中山的谆谆教诲，坚定了他们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人生观。也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国情。认识到从事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革命前辈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应具有的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品质。

3月21日，施混等人回到北京。“唯真学会”开会欢迎。会员“一时万问骤至”，施、徐二人“对答如流，毫无难色”。据《清华周刊》第308期报导：施滉、徐永煐的“言论观点皆与吾辈久处北京者迥然不同”。

不久，施滉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集“超桃”全体成员会议，在赴美留学之前，讨论如何走革命道路的问题。会议开了半天，讨论了国内形势及当时国内各党派的实质；交换了“超桃”成员访问国内各党派名人所得印象，并根据他们当时的水平，“认为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要比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纲领更为彻底。于是，在讨论参加何党派时，大家倾向于参加共产党”。

(二)

1924年秋，施滉到达美国，进入美国西部最负盛名的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他到美国后亲眼看到旅美华侨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排挤、压迫；经济上大多数人非常贫困，认为在华侨中有许多工作可做。他也更多地了解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遭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情况。1925年，国内“五卅”运动爆发后，美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美国共产党领导下，公开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使施混深感共产党是真正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更加激发了他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忱，也增强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

1925年秋，“超桃”成员冀朝鼎、梅汝(左王右敖)、徐永煐、罗静宜、胡敦元、章友江先后到达美国。施滉在伯克利(与斯坦福大学仅一水之隔)，召开了“超桃”成员会议。会议开了一天，主要讨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家“进一步认为，经过‘五卅’运动，证明工人阶级最能坚持革命，只有共产党能够承担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次会议决定：今后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读书，创造加入共产党的条件。

当时，国内的反帝怒潮正席卷全国，帝国主义继“五卅”惨案后，又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帝国主义的在华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极大义愤。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共国际都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共同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美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继续开展宣传、集会等活动，组织了“不干涉中国同盟”，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在舆论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施混领导“超桃”成员和留美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积极投入了美国共产党和华侨团体组织的反帝活动。罗静宜、徐永煐在国内时就是“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罗还携带了一本宣传“五卅”运动始末的书，并以她会讲广东话之便，向华侨介绍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听众无不感动与愤慨。施混为了在大多来自广东的旅美华侨中开展工作，认真学习广东话，并派罗静宜等教华侨“国语”，逐步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当时，旅美华侨约30万人。在檀香山等地华侨中的先进分子，长期以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受国民党右派宣传影响较深的一些人，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产生了怀疑。为留美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及孙文学会，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北伐战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活动留下了地盘。

施滉和徐永煐，为了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右派分子作斗争，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于1926年秋，毅然加入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由于他们与国民党左派紧密合作，取得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的领导权，使这个支部一改旧观，变为一个在旅美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朝气蓬勃的组织。

与此同时，施滉、冀朝鼎等和留美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在芝加哥举行的中国留学生大会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国家主义派失败。施混、冀朝鼎等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三分之二的留学生选冀朝鼎为芝加哥学生会会长。

施混等还发起组织了“中山学会”，研究、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施滉等担任学会的领导，并编写了宣传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争取、团结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组织他们支持广州革命政府和北伐战争。由于“中山学会”的主张反映了广大旅美华侨和留学生的愿望，申请参加“中山学会”的人络绎不绝。不久，除旧金山外，在芝加哥、费城、纽约等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中山学会”分会。

施混、徐永煐等还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在旧金山成立了名为“美洲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的群众性组织。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凡主张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者，就可参加。大同盟发展很快，不久，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及古巴、加拿大等地都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当时形势的发展，很需要创办一份报纸。施滉等人又四处奔走呼吁，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募捐。1926年秋，终于创办了一份铅印的《国民日报》。它的方针，是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声援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战争，同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蛊惑宣传作斗争。《国民日报》的出版，对宣传革命，组织旅美华侨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施滉等人自“五卅”运动以后，由于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反帝活动，引起了美共的重视。1926年五六月间，美共区委书记莱文，在美共旧金山区召开的反帝大会上和施滉结识。不久，莱文介绍施混参加了由美共领导的美国“反帝大同盟”。此后，莱文经常参加施滉等召开的各种会议，并组织施滉等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施滉在组织上和美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在它的领导下更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2月，世界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了大会。他有机会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同志接触。会后，带回了许多中文宣传品。这些宣传品解释了什么是国民革命?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封建军阀?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施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材料，并油印分发给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施滉在寻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征途中，与罗静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7年2月，施滉与罗静宜结婚。3月，施滉、罗静宜等毅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接着，其他在美国的“超桃”成员，也先后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超桃”成员参加共产党后，施滉立即宣布解散“超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美国国民党支部中的右派乘机鼓噪，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不坚定的分子有的动摇，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施滉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极大的义愤，写出声讨蒋介石的宣言，多次要求以旧金山国民党支部的名义发表，均遭国民党右派的阻挠，来获通过。

这时，施滉、徐永煐等人便联合国民党左派，解散了旧金山等地的国民党支部。施滉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仇视与恐惧，施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在国内的洱源老家遭查抄。在美国的国民党右派，声称要暗杀施滉。施混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无视敌人的恐吓，更加忘我地工作。

施混等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先后在美国各地加入共产党后，在美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秘密地设立了中国局。这是在美洲成立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受美共中央直接领导。在中国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局委员会，施滉被选为第一任书记。

中国局成立后，经中国局决定，美共中央同意，施滉写出的声讨蒋介石的十篇宣言，于8至10月间，先后以施混个人名义发表。它揭露了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罪行，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反革命谎言，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局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华侨工人、中国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并积极谨慎地开展建党工作。先后在旧金山、纽约、费城、芝加哥、波士顿、维士康逊等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集中的大城市，都秘密地建立了中国局领导下的分局。中国局及其所属各分局以促进并支持中国革命为主要任务，组织党员一方面积极参加美共组织的支援中国革命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写成文章，寄交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和理论月刊《共产党人》发表，促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了解。

为了进一步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工作，施滉等决定由中国局在旧金山组织了“反帝大同盟”，以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和支持中国革命为宗旨。许多进步分子纷纷加入，影响不断扩大。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古巴、加拿大等国华侨集中的城市，也设立了分会。同盟总部设在旧金山。

施滉还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国际劳动保障会、保障非土生者协会及苏联之友协会等群众性团体。施滉等深入到中国餐馆和洗衣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华侨工人的洗衣工会和餐馆工会。并深入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7年末，施滉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将原来的《国民日报》，改组为《先锋报》，作为“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仍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支援中国革命为宣传方针。《先锋报》除刊登有关反帝和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及其他政治新闻外，还经常刊登通过共产党组织得来的有关中国苏维埃红军的“特讯”，介绍国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因为它立论新颖，在华侨报界中独树一帜，所以为不少人爱读”。“除美国和中国外，在加拿大、拉美、欧洲各国、东南亚、澳洲，甚至非洲都有它的读者”。

1928年，美共中央从芝加哥迁到纽约。同年秋，施滉和中国局及“反帝大同盟”总部也同时由旧金山迁到纽约。施滉到纽约后，又将《先锋报》改名为《美洲华侨日报》。这份报纸直至今天，仍是旅美华侨中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

在施滉担任中国局书记期间，美共中央存在严重的分歧。施混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坎农为代表的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又站在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少数派”一边，反对以洛夫斯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多数派”。洛夫斯顿是美共中央执行书记，他的宗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占多数。他们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因此，它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衰退规律的限制”，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健全的，美国没有经济危机的前景”等等。大肆宣扬“美国例外论”，主张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施滉敏锐地看出“美国例外论”的实质。1929年春，他参加美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中国局26名共产党员，签名反对洛夫斯顿，认为右倾是美共的最大危险，必须与其作严厉的斗争。同时，共产国际也就美共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美国共产党的错误，在思想上的依据，就是所谓的‘例外论’，必须对右倾危险进行斗争”。最后，美共把洛夫斯顿集团清除出美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局没有活动经费，施滉为开展工作，把他和罗静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革命活动，程海峰回忆说，当时“他们吃的很简单，填饱肚子就行，穿的也很一般。俩人租了一间小屋，很挤。他们因把自己的生活费用于工作，常常断炊。当他们生活困难时，清华学校的同学，包括我在内都接济过他们”。罗静宜回忆说：“那时我们真穷得可以，可是我们很快乐，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比‘饱食’更大的快乐”。当时，施滉还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需要完成学习任务和硕士论文的撰写。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孙中山》。“施滉写《孙中山》用了两年时间，那时他被通缉，反动分子以暗杀威胁他，他的老家被查抄，他的清华官费几乎全部用于革命工作，不得不做临时工来谋取生活费用”。“但他毫不在乎，更勤奋地干革命工作，同时抓紧时间搜集资料，整理卡片，写论文”。当时留学生撰写硕士、博士论文，大多以外国问题为选题。而施滉“却一反于此，着力研究中国问题，这说明他身居外国，却有浓厚的爱国民族感情”。

施滉写的论文，引用了100多种中外文资料，全文长达360余页。他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孙中山伟大的一生，着力叙述和分析了孙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的内容及产生的背景，评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并论述了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以俄为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这篇论文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至今也仍有重要的价值。

1928年12月，施混已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将离美赴苏联学习。美共中央决定让他先往古巴、加拿大华侨中进行建党工作。施滉到古巴后，首先对旅古华侨的情况作了调查研究，确定了工作方针。“当时，古巴党是秘密的，工会亦无自由，许多党员及工会的活动分子，或被暗杀，或坐监狱，或流放出境”。施滉在占巴党的帮助下，深入到华侨制糖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把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指导他们建立了党的机构，制定了工作方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国民党政府驻哈瓦那的领事，得悉施滉在古巴的革命活动后，限令施滉在24小时内离开古巴，并对他进行威胁。施滉无所畏惧，在圆满完成任务后离开古巴。接着他又到加拿大，同样在华侨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然后回到美国。

施滉在古巴的革命活动为时虽短，但和华侨工人和党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29年，施混到莫斯科后，得知他在古巴发展的党员李钜芝、容寄尘、邓海山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古巴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时，施滉十分关心，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应予以来莫(斯科)学习机会，希望代表团给他们充分的帮助”。表现了施混对革命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旅古华侨对施滉也怀有同样感情，1931年几位古巴华侨党员到香港时，还去看望施滉，不巧他已离开香港。

1929年2月19日至21日，即施混从古巴、加拿大回到美国后不久，他在纽约召开了中国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对于世界现状、美帝国主义、中国革命、华侨情况，及支部工作有详尽的讨论”。大会还选举了李道煊、徐永煐等五人为下一届中国局书记及委员。谢创、莫震旦(张报)为侯补委员。又选举施滉等三人出席美国共产党将于1929年3月1日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施滉担任中国局书记期间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曾和施混在纽约并肩战斗的张报说：“施滉是美共中央中国局的第一任书记，中国局是美洲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施滉等人有开创之功。……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施滉同志被公认为卓越的领导人，凡知道施滉的人(中国同志、留学生、华侨)对他都给以很高的评价”。

施滉在西半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国民党驻旧金山总支部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指控施滉等人在美国组织“美洲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反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请“严予缉办”。1929年8月24日，北平特别市政府正式下令通缉施滉、徐永煐等人。教育部取消他们的公费待遇。国民党中央还命令教育部、宣传部和驻美公使“会商取缔美洲共产分子及制止其出版《先锋报》”，并要将施滉等人“递解回国，施以严惩”。

1929年秋，施滉从美国抵达向往已久的国际革命中心——莫斯科。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他到少共国际所属的一所国际工人学校工作。他在此“有机会更深刻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秘密工作方法。他在苏联又担任过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的翻译，学习了关于职工会组织和斗争经验”。在苏联时，施滉对于托洛茨基取消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对苏联红军、中国红军的诬蔑，都以演讲、撰文等方式，旗帜鲜明地进行过批判。

在苏联期间，他曾用英文写了一篇有关印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他还按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把苏兆征口述的《香港一九二二年大罢工记》译成英文，交赤色职工国际。

(三)

1930年秋，施滉受党组织之命，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他先被分配到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后又调到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施滉愉快地接受组织所分配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将党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将中共党在白色恐怖下艰苦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向各国兄弟党介绍。他承担的翻译工作，要求速度快、质量高。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一天工作十多小时。为了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他摸索出一套新的工作方法，达到了每天能将一万余字的中文，高质量地译为英文。他通过这项工作较全面地了解和熟悉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这对他后来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是很有助益的。

1930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施滉听了支部书记邓颖超传达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写了书面声明，反对“左倾”错误，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1981年4月，主管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中央翻译科被迫撤离上海，施滉被派往香港，任香港中国海员工会秘书。他在蔡和森领导下，深入到香港中国海员工人中去，调查研究，开展工作。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前往施混领导的中国海员工会参加一次紧急会议，被窜到香港的叛徒顾顺章跟踪，蔡和森与施混等四人同时被捕。

施滉被捕后，关在香港监狱里，敌人先以花言巧语引诱，继之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施滉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在给罗静宜写信谈到被捕坐牢情况时说：“你若被捕，打你，你不理他，他自然没有办法；请你吃好东西，只管吃，吃完后，还是不理他，他更没有办法”。于诙谐风趣之中，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和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由于广东省委和红色济难会的积极营救，通过当时在香港任家庭教师的施滉父亲出面奔走，施滉得以保释出狱，被香港当局押解出境。他乘坐可免中途遭截捕的美国邮轮直达上海。

施滉到上海后，党分配他做工会工作。关于他在上海的情况，程海峰回忆说：“他在上海的时间仅仅几个月”。“1931年的一天晚上，施滉突然来找我，……记得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国内政局，……以后，他几乎每星期三都到我家里，……并告诉我如果星期三不来，星假四或星假五去打听打听，是不是被捕了。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是随时准备着为革命献身”。不久，施滉被党组织派往北平工作，公开身分是北平艺专教员。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撤销了党的北方局，成立了中共顺直省委，又称河北省委。施混到北平后，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32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月担任省委书记。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河北地下省委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6月，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成立，结成全省反帝统一战线，组织民众义勇军抗击侵略者。7月18日，河北省委又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准备出卖河北的罪行。号召河北各族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河北!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河北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施混一直站在领导河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前列。在这期间，施滉的父亲和女儿琦生都在北平，罗静宜则在香港被捕后关押在广州监狱，施混全力倾注于革命工作，仅同他的父亲和女儿见过一次面。当时的情况据周培源回忆：“在北平我们见过两面，都是秘密的。一次，……他来时围着围巾，外表认不出来。他当时告诉我，如果有一个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寄来，就收下设法转给他”。“此后，我们又在章友江(原名裕昌)家见面一次”。又据冀朝鼎回忆：施混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期间，“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由施滉领导。后来冯失败，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因而被捕牺牲”。

关于施滉被捕牺牲的情况，罗静宜回忆说：“他在北平第二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是叛徒出卖的，被捕者共十四人，其中除施滉外，还有一个人(姓谢，是个文学家)也是英勇不屈，……施滉是在被审判时，历数了国民党军阀的罪状，而当场被杀害的”。“牺牲后连尸骨都没有留下”。周培源回忆说：“1933年有一天，他爱人的弟弟罗建业(也是我们的校友)突然跑来找我，说施混没有消息了。他们找遍了南京、上海、青岛的各个监狱，都没有找到。知道他牺牲是很久以后的事。据调查说，他和一些地下党员在北平艺专开会，被叛徒出卖被捕。就义时，他才33岁，已是河北省委书记。他如果活到解放，一定能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远在西半球的美洲华侨，听到施滉为革命捐躯的消息，悲痛不已，饮泪悼念。美国共产党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施滉纪念日。中共河北地下省委，在施混牺牲周年时作出决议，纪念施滉烈士英勇牺牲，号召向他学习。

在施滉烈士的母校——清华大学，1949年4月29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日，在清华园图书馆门厅正面墙上，修建了一块施滉纪念碑，上面镶着烈士的头像，镌刻着烈士的简历和如下的题词：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86年，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室正面的墙上，又屹立着施滉烈士的半身铜像，供人们瞻仰。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北京中央档案馆存有关施滉遗札、略传等。

2．北京市档案馆存有关施滉的档案。

3．河北省档案馆有关河北省委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