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

书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五卷作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朝代：1990-10-01 专题：书籍

【介绍】：

肖华

(一)

肖华，原名肖以僔，1919年1月(旧历乙卯年腊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城内东街肖屋村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肖能崃，建筑工人兼做画工，是兴国城内一位绘画、塑像能手。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后，兴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革命群众组织。肖能(左山右求)带头参加工会，被推举为泥水工会委员长，兴国县工会执行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苏区时期的区党委书记。肖华的母亲严招胜，是一位勤劳善良的雇农女儿，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兴国县城区妇女主任。童年的肖华，就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长。

肖华家中十分贫困，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全家老少四口，终年住在肖家祠堂里。1922年，6岁的肖华入本城赤墈小学读书。肖家祠堂有学田，每年拿出部分收入为学习优秀的子弟代缴学费。肖华学习勤奋，聪颖过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所以祠堂年年为他代缴学费，还给他几斗米的奖励。依靠这些资助，肖华读到小学毕业。肖华不仅功课好，还爱好音乐、体育等活动，因此能广泛团结同学。有一次，老师在语文课上讲了《三国演义》中“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肖华听得入神，禁不住一边鼓掌一边喊：“打得好，打得好!打死他才好!”引得全班同学先是惊愕，接着就大笑起来。少年肖华，对贪官污吏就这样切齿痛恨。

兴国县有较好的革命基础。肖华就读的赤墈小学，校长肖以儒、教员肖以佐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经常给学生们讲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后来肖华到了高年级，学校还油印了《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给进步学生阅读。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启发了肖华的思想觉悟，使他逐步树立了献身革命的志向。1927年夏，肖华高小毕业时，老师出了一道作业题：《未来的我》。有的同学写将来长大了，要做大买卖，赚大钱；有的写将来要当发明家，科学家；还有的写将来学了知识要进城做官。肖华看到试题，想了一会，提笔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数先烈曾为国家的兴亡以身报国，血沃中华。未来的我要以这些先烈为师，献身革命，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奋斗一生。肖以儒老师拿着这份答卷反复阅读，激动不已，批了“奇志可佳，后生可畏”八个字，并向同事们称赞说：“有了这样一代少年，何愁祖国不能振兴。”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革命活动，肖华都积极参加，成为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兴国时，肖华参加了学生会领导的打菩萨、查烧日货、打天主堂等斗争，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街头演讲等活动。1927年春天，肖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于社。1928年12月，正在兴国县立文兰阁中学读初中的肖华，由肖芳全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兴国还没有团支部，他被编入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宣传和组织群众等工作。他入团不久，就参加了兴国县委在12月20日组织的一次武装暴动。在这次暴动中，肖华担负着送信联络、带领红军搜捕反动分子两个任务。暴动那天，肖华先到城外把红军的便衣战士带进城里隐蔽起来，天黑以后，他和青年干社的同志们一起，在城内走街串巷，贴标语，撒传单，用木炭在反动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神门上作记号。深夜，参加暴动的红军部队顺利占领了兴国城。潜入城内的红军战士和暴动群众，按着门上的记号，把反动分子一个个全部捉住，暴动取得了胜利。

1929年2月，为迎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兴国共产党组织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占领了兴国城，为红军挺进赣南、闽西准备了有利条件。4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并在兴国亲自主持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年仅13岁的肖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被选送参加学习。在这次学习中，肖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聆听了毛泽东通俗生动的讲课。使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革命的基本知识。这年春天，兴国建立了共青团县委，肖华任组织委员。年底，肖华被推选为兴国共青团县委书记。在这一年里，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0多个乡，在每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乡建立了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多人。他还以共青团为骨干组织起少年先锋队。全县绝大部分青少年都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兴国县团组织的顺利发展，显示了少年肖华的组织、领导才能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兴国。他听说兴国有个年岁很小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就派警卫员小王把肖华找来。肖华的年龄比小王还小，听说毛委员找他谈话，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跟着小王来到潋江书院，毛泽东正坐在长条靠椅上看《兴国县志》。看到肖华，满面笑容地拉着他坐下，亲切地说：“找你来，是要了解一下兴国共青团的工作。”开始，肖华有些拘束，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不断鼓励他说下去。肖华详细地讲了全县共青团工作的情况，讲了两次武装暴动以及兴国城两度得而复失的艰苦斗争过程，讲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事迹。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称赞，并指示今后共青团的工作重点，还是发动青少年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抓好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动员青年随时准备参军、参战，保卫红色政权。这使肖华对共青团的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谈完话，毛泽东留下肖华一起吃饭，除了从伙房打来的饭菜外，还派人到街上买来了饺子。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饺子，笑着对肖华说：“昨天同志们请我吃你们兴国的那个‘四星望月’(一笼粉蒸肉，周围配四盘菜)，今天我请你吃饺子。”毛泽东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留在肖华的记忆里。

毛泽东离开兴国不久，肖华便接到调他去红军工作的通知。临行前夕，肖华彻夜难眠：想到自己马上要到红军主力部队工作，心里十分激动；想到就要离别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又非常留恋；特别是想到父母身体不好，弟弟年岁很小，这次离去，很难再有照顾亲人的机会。他不忍心看到亲人送别时的伤心情景，天不亮就带双草鞋悄悄离家上路。肖华参加红军后，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战斗频繁，以后再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弟弟。全国解放后，才得知父亲肖能(左山右求)已在五次反“围剿”期间牺牲；母亲严招胜在红军长征后，也牺牲在深山里。父母牺牲后，年幼的弟弟肖以侃无依无靠，四处飘零，在一次给人帮工盖房时，摔成重伤，不久去世。

(二)

1930年6月，肖华赶到红军总前委报到。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见到肖华，向他讲了革命斗争形势和红军情况。并告诉他，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于是，肖华来到红四军军部所在地樟树镇。

在这里，肖华初次见到了当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罗荣桓向肖华谈了党组织关于在红四军组建共青团的决定，并要肖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还不满15岁的肖华，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就说：“我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怎样开展工作……”罗荣桓鼓励他说：“前一段你在兴国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工作搞得不错吆!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相信你能完成好这个任务。”罗荣桓义向他介绍了部队青年工作的任务、特点和活动方法，嘱他首先建设好团的组织，配齐团的干部，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并以青年党员为骨干，带领团员和广大青年战士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在岁荣桓的具体帮助和大力支持下，在行军作战的繁忙日子里，肖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青年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各级党委也都配齐了青年委员。1930年7月，肖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部队的团组织建立起来后，战斗中进行战场鼓动，在火线上开展政治工作，组织青年突击队，挑选最优秀的青年团员带头冲锋，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平时，成立“列宁室”，组织青年学习、娱乐，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些活动都对巩固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共青团逐渐成为党的有力助手，成为红军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群众组织。

1930年10月上旬，红军打下吉安后，大批青年参军，红四军组建了四个连建制的特务营，罗荣桓为了培养、锻炼肖华，就让他兼任第三连政治委员。这个连近百名战士，只有七支枪，其余都是大刀梭标。连队新建，基础较差，罗荣桓耐心地向肖华传授连队工作的经验。这个连的连长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当时已近30岁，大胆泼辣，作战勇敢，就是个性强，爱发脾气，和前几任政工干部的关系都不够好，肖华一到三连，就向他请教连队工作该怎么干。他不假思索地说：“连队的事好办，以后我说怎么干，你怎么干就行。”肖华听了笑着说：“我是政委，是党的代表，怎么能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硬碰硬的几句话不仅没有使这位连长气恼，反而使他觉得这位政委小弟也有个性，以后凡事得让他三分。这样，他们后来在工作中都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两人协作得很好，共同研究怎样加强军事训练，怎样做好政治工作，短短的几个月，就把一个新建连队搞得很有成绩。在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中，三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斗，后来又参加了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三连在几次战斗中，士气高昂，打得很好，受到罗荣桓政委的赞扬。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前，肖华被任命为特务营政委。不久，他就带领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主攻方向的战斗。特务营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立了新功，肖华也在连续战斗中积累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共青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肖华作为红四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瑞金，他第一次见到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共青团中央的负责同志把肖华拉到周恩来面前介绍说：“这是肖华同志。”周恩米紧紧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肖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吆!”周恩来看肖华有些拘束，就问他多大岁数，哪里人，什么时间参加革命。开会了，周恩来把肖华拉在身边坐下，鼓励他说：“年轻好吆，青年工作就是要由你们年轻人做。”这次会后，肖华从特务营调到红十师三十团任政委。不到三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1933年初反第四次“围剿”前，红军的物质供应极为困难，粮食、衣服、油盐、医药都很短缺，指战员的体质普遍下降，尤其是疥疮、疟疾等多发病，严重地威胁着部队。刚从一军团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青年部长的肖华，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组织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一个“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比赛活动。“四不”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五要”是：要团结友爱，要遵守纪律，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三努力”是：努力提高政治觉觉，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由于部队各级领导的支持，政治动员的深入，广大青年战士积极参加活动，进一步活跃了红军的生活，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热情。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庆祝胜利，总结经验，鼓舞部队士气，总政治部在宜黄县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报告，他讲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以后的形势，表彰了一些青年英雄和模范，当讲到要提高警惕，不要因为胜利而麻痹的时候，突然有几架敌机在会场上空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开会的人正想跑出去隐蔽，敌机已经俯冲投弹，会场周围硝烟弥漫，霎时变成一片火海。肖华想到会场外百米远的山前有个防空洞，就一面往外跑，一面喊大家快到那里躲避。肖华刚跑到门口，周恩来猛然看到当空堕下几颗炸弹，急忙把肖华一把拉进门槛，大喊一声“卧倒”!随后把肖华按倒在身边，就在这时，几颗炸弹在门口几步远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呼啸着擦身而过，王稼祥主任的腰部被弹片炸伤。肖华以感激的目光看着周恩来说：“好危险啊!”

空袭过后，周恩来急忙派人把王稼祥主任送往医院，他自己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用手怕揩了下脸，看着大家诙谐地说：“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来给我们放炮庆祝。”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于是又在这个刚被敌机轰炸过的会场里继续开会。

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队作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肖华，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共青团中央于5月20日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少共国际师组建时，肖华正在前线，有一天，周恩来把肖华叫去，告诉他：“你们青年部关于建立少共国际师的提议，已经得到党中央批准。经过军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

少共国际师于1933年9月3日在博生县(今宁都)跑马坊正式成立，并举行了出征誓师，宣读了中央军委的贺电，肖华做了誓师讲话。此前，周恩来代表红军总部向少共国际师授了旗，并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要爱护你们光荣的战斗的军旗，英勇奋斗，把它插遍全中国!”从此，少共国际师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少共国际师的歌声在各处回荡：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三”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高举着少共国际光辉的旗帜，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斗员，

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下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团。誓师后，少共国际师就开赴广昌，进行训练。这个师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支最年轻的部队，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左右，有不少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人还没枪高。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刚结束，便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第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发现敌情后，肖华和师长陈光决定，立即以一个营分兵迂回，布成一个口袋，将敌军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勇猛地冲入敌阵，同敌人展开肉搏。不到两个钟头，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敌军一个连，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击溃敌军200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军一个排哨，前后共消灭敌人300多，缴获不少枪枝弹药。初次遇敌，就打了胜仗，少共国际师的士气更加高昂。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特地打电报给少共国际师，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勉励他们在胜利中更要百倍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1933年12月，少共国际师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肖华和师长吴高群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挥，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傍晚，战斗将要结束时，师长吴高群不幸在敌机轰炸时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肖华热泪盈眶，他带领战士们向烈士宣誓：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把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旗帜永远打下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少共国际师还参加了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7月的大脑寨战斗，8月的驿前防御战。在这些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打得英勇顽强，坚决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作战任务。1934年10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石城保卫战，这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

石城保卫战后，又经过一系列的转移作战，肖华和少共国际师于10月16日夜晚，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熟识的山水草木，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渡过了于都河，最后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长征开始时，少共国际师归一军团建制，担负着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他们通过了赣南、粤北之间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于11月13日攻占宜章城，接着，少共国际师又掩护军委纵队，以强行军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在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四个团的追击，以一个团直扑全州东南的鲁塘圩，配合五军团以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这时情况十分紧急，少共国际师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于是全师赶快收缩兵力，跑步渡河。肖华和师长彭绍辉率领师主力从咸水圩渡河以后，发现还有一个团没有过来，而敌人已逼近渡口。根据军团部的命令，又不容许他们回头去接应这个团。当他们翻越了一座大山到达油榨坪集结时，这个团竟神奇地出现在面前。原来，这个团被敌人切断失掉联络后，独立地作出判断，从敌人的层层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勇抢渡湘江，甩开了敌人的尾追，并在当晚以强行军赶上了主力。看到他们，肖华和彭绍辉喜出望外。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副主席把肖华找去，向他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肖华听了，心情非常兴奋。周恩来还告诉肖华，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便于作战指挥，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并任命肖华为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回到部队后，迅速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军委决定。指战员们听说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但想到一起浴血奋战、甘苦与共的战友们马上就要分手，又都依依不舍，有些同志竟抱头大哭起来。

1935年1月，肖华离开少共国际师，到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随二帅四团等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参加战斗；5月，他率领工作团，协助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使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在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时，他在河岸边亲自吹起冲锋号，鼓舞勇士们胜利地渡过天险；在飞夺泸定桥的著名战斗中，他随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向北疾进，并带领突击连，经过激烈战斗。攻下铁丝沟险关，有力地配合了左纵队胜利抢桥；6月，肖华随二师翻过大雪山，并和先头部队四团一起到了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军委任命肖华为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8月，肖华和二师师长陈光率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走过茫无人烟的草地；9月，肖华和陈光率二师作为一军团的前卫，攻克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于19日胜利到达甘南重镇哈达铺。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开会，并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概述了长征以来经历的艰险和取得的胜利，批评了张国焘南下的错误，提出了继续贯彻北上抗日的方针，到陕北去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会上还确定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会后，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全支队约7000多人，下编三个纵队。一纵队下属五个大队(相当团)，肖华任一大队政委，杨得志为大队长。部队整编后，就地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北上，向陇东高原前进。9月底，肖华和杨得志带领一大队急袭通谓城，消灭了守敌300多人，占领了这个有万余人口的县城。在通谓休整了两天，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10月7日，肖华和杨得志率领一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在青石嘴歼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缴获了100多匹战马，还有一批弹药和军衣，不但充实了红军的装备，也增强了打敌骑兵的信心。青石嘴战斗后，陕甘支队出固原，过环县，进入了陕北。这时，沿途路过的村子，开始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山坡上时而传来“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的“信天游”歌声。红军指战员们，自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万里征途后，已经整整一年没见到这样的标语，没听到这样的歌声了。如今又见到这种情景，大家都高兴地说：“我们真是回到家了。”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终于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这时，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一大队也恢复了红一团番号，杨得志为团长，肖华仍任政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在陕北站稳脚跟，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拂晓，红军发起进攻。正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杨得志和肖华得到军团部的通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亲临一军团前沿指挥，并且再一次强调“要打歼灭战”。上午11点左右，身穿单衣的肖华，和杨得志一起，冒着隆冬的刺骨寒风，带领红一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入了直罗镇，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临近中午，一股敌人从红军阵地的空隙中冲出来，企图向西突围。毛泽东就在附近的山头上，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一军团部也只有一个警卫排，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把所有机关人员组织起来，在阵地上死守。肖华看到这个危急情况，立即把团部警卫连和直属队的零散人员组织起来进行阻击。敌人来势很凶，肖华高声大喊，“我们要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肖华的鼓动下，红军坚决阻击敌人，并以一个反冲击把敌人打了下去，堵住了缺口，扭转了危势。当天中午，胜利结束战斗，全歼敌一〇九师，生俘敌师长牛元峰以下5000余人。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中旬在瓦窖堡召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把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在发展中求巩固，作为重要任务。为贯彻瓦窖堡会议精神，中央决定进行东征。

1936年2月中旬，东征的抗日先锋军隐蔽地集结在黄河西岸，秘密地进行着渡河准备，这时，肖华已调任红二师政委。2月20日夜8时，部队在北起沟口，南到永和关，沿黄河100里的渡口，用木船和羊皮筏子同时渡河。第二天凌晨，红军各路突击部队登上黄河东岸，红二师迅速占领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接着乘胜前进，20日占领了留誉镇。26日，红一师和红二师在关上村歼灭了阎锡山的‘王牌’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第四团，打了东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关上村战斗后，红二师经过短期休整，继续东进。3月上旬越过吕梁山，进至孝义县兑久峪一带，逼近同蒲路。阎锡山急忙调集部队，对东征红军发起反击。在兑久峪战斗中，肖华在前线指挥作战，左腿负了重伤，由于肖华年轻，身体好，经及时治疗，伤口很快就愈合了。4月中旬，肖华迫不及待地从野战医院返回红二师。这时，红二师正由临汾附近向西转移，撤到清水关附近，负责掩护军团部和红一、四师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同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动员西征。毛泽东到会作报告，提出西征的三大任务：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巩固我陕北抗日根据地，促进同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会后，红军开始西征，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驻地出发，经吴起镇向曲子、环县一带开进。

红二师是红一军团的前卫，这时，杨得志从红一师调任红二师师长，同肖华一起率部执行西征任务。共同指挥红二师歼灭了曲子镇的敌人，生俘马鸿逵部骑兵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等100余人。曲子镇战斗后，红二师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开展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1936年10月10日，红二师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贺电。当天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说红二方面军正由两当、成县一带向北转移，要红二师前去迎接。肖华带领红二师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等工作人员，携带慰问品，进至界石铺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甘肃的10月，已经降霜，天气很冷。肖华把带来的大批毛毡、羊皮等物送给红二方面军的同志。肖华还请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参观了红二师的连队俱乐部，看了宣传队的演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集中了三个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于11月中旬，在环县地区进行了山城堡战斗，歼敌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从而迫使敌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

山城堡战斗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时，红二师正在陕北的井家沟一带进行休整。为确保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开赴西安一线，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准备给兵临潼关、威逼西安的亲日派何应钦以必要的打击。红二师随即于12月下旬开赴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待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根根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肖华等在部队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军事训练，还进行了扩军和组织调整工作，为出师抗日作准备。这时，肖华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遇到了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宣传队工作的王新兰。经罗荣桓介绍，肖华和王新兰结为革命伴侣。

(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不久即恢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肖华任副主任。一一五师在陕西三原县召开了全师的改编誓师大会后，立即出发，北上抗日。9月25日，在山西灵丘平型关战斗中，一一五师首战告捷，歼灭侵华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000余人。肖华参加了这次名扬中外的平型关战斗。此后不久，八路军恢复了在改编时一度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肖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0月中旬，日本侵略军以主力一部向娘子关进攻。为了打击敌人，挽救晋东危局，肖华和旅长陈光率三四三旅通过了正太线。11月4日在广阳地区的伏击战中，歼灭日军近千人。

广阳战斗后，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1月下旬，三四三旅随一一五师师部进至汾河流域之洪洞、赵城一带休整。1938年3月，三四三旅随师部北上，进八吕梁山区。为了牵制和消灭西犯黄河的日军，保卫陕甘宁边区，肖华和代师长李天佑率三四三旅于3月中旬在大宁以东进行了午城、井沟战斗，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西犯黄河的企图。4月，三四三旅转移至孝义县，在石相村一带，进行休整训练。

同年8月，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肖华率领一批干部去冀鲁边，组织东进纵队，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开创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东进纵队的组建，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令部、政治部及直属队为基础，从其他单位中抽调一部分干部参加，肖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由100多名干部分别组成纵队的司、政、供、卫四个部门。纵队下辖教导队、通信连、骑兵连等单位，共约300余人。8月中旬，这支新组建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踏上征途。越过汾河，穿过同蒲路，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在这里休息几天后，继续向东挺进，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冀南根据地。在这里肖华见到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听取了他对工作的指导，而后直奔冀鲁边。9月27日，进入冀鲁边中心的乐陵县城。在乐陵县的西关，参加了当地党组织组织的隆重的欢迎大会，肖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肖华根据总部的指示，调整加强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军政委员会确定了“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方针，使冀鲁边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统一领导冀鲁边的抗日武装，边区军政委员会将原在这一地区的三支部队编入挺进纵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为第四支队，曾国华的永兴支队为第五支队，三十一游击支队编为第六支队。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了运河、津南、商河、泰山等地区性的支队以及十几个县的县区武装。部队整编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分别袭占了沧县城东南七里淀、盐山城西孟村等敌伪据点，破坏了沧(县)盐(山)公路，袭击了连镇、安陵、泊头等车站，几度中断津浦铁路德州至沧县段敌之交通运输。短短几个月。到1938年底，冀鲁边局面已打开，边区武装部队，扩大到2万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15个县的地区。

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

当时，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沈鸿烈同八路军争夺的焦点。沈鸿烈委派的县长牟宜之，政治进步，思想开明，倾向抗日，同沈鸿烈有很多矛盾。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冀鲁联防”，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决定亲自去见沈鸿烈。10月底，肖华带着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轻骑简从，直奔惠民县城。沈鸿烈是清末秀才，又在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当过张作霖的舰队司令和国民党的青岛市长，阅历颇深，老奸巨猾，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他以为肖华不过是个20岁的“娃娃司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肖华和牟宜之一到惠民，就被迎到省府所在地的义庙大厅里。厅外的台阶上下，站着几层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森严。沈鸿烈和他的秘书长把肖华让进大厅。厅里酒宴早已摆好，入座后，沈鸿烈慢条斯理地说：

“早在肖司令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时，鄙人就闻过大名，今日晤面，实为荣幸。来，为肖司令诸事如意干杯!”

肖华不亢不卑地答道：“我也早闻沈主席大名，今日专程来访，共商抗日大计。我提议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干杯!”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就把会见的来意引入正题。

沈鸿烈干笑了两声说：“共商抗日大计，不敢当。沈某倒想看看贵党贵军的抗日战绩，听听肖司令的良计妙策!”

对于沈鸿烈这种半是嘲讽、半是奉承的话，肖华冷静地回敬：“沈主席客气，应该领教你的高见。至于战绩，我可以马上派人造表通报。目前我们在津浦一线开展了破袭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还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准备条件。”

沈鸿烈话锋一转：“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敝省近年多灾，百姓负担很重，贵军粮饷很难筹措，还请前往河北征粮派款……”

不等沈说完，肖华就义正辞严地说：“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召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仅隔一年，沈主席不会如此健忘吧!”

肖华的反击，使沈鸿烈无言以对。肖华接着说：“在这民族存亡之际，我炎黄子孙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我们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

沈鸿烈听到“统一战线”几个字，冷笑说：“统一，是不是要把各路人马都统一到你八路军的麾下?”

肖华正色问道：“沈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鸿烈的秘书长狡黠地笑着说：“听说，贵军吃掉了一些地方部队……”

肖华坦然说：“对于破坏抗日的汉奸武装，对于助纣为虐的害群之马，理应除掉!”

在旁静观这场舌战一直没有说话的牟宜之忍不住了，他插话说：“是啊，那些汉奸土匪冒充‘司令’，伪装抗日，他们不打日本人，只知道鱼肉乡里，老百姓谁不恨得咬牙切齿。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

“来，上酒!”沈鸿烈一声吆喝，打断了牟宜之的话，他骄横地说：“倘若有人借用抗日名义，私自积蓄兵力，扩张地盘，那又居心何在呢?”

肖华回答：“沈主席大可放心，我党我军光明磊落，真诚奉行国共合作方针，一切皆从抗日出发。我们收复的，都是贵军遗弃、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这些失地，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最后，沈鸿烈摆出省主席的架势，蛮横地说：“不管怎么说，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华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各界民众的支持拥护。”他转头向牟宜之问：“牟县长，我们有什么使你感到为难和不便吗?”

牟宜之连连摆手说：“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

席散后，沈鸿烈又把牟宜之留下单独谈了一阵。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说：“沈鸿烈为了拉我，玩弄手腕，私下封我为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掉我这个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辞谢了。”肖华说：“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的真正意图，是想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是指向我们挺进纵队的。”牟宜之望着肖华点点头，对肖华的敏锐观察和正确判断深为钦佩。

沈鸿烈谈判未占上风，过了几天，又以“洽商政事”为名，带着一个营的卫队，坐着汽车，气势汹汹地来到乐陵，要强行带走牟宜之，另派一个顽固分子来当县长。肖华当时以“有事不在”为借口，躲开了沈鸿烈，避免与他直接冲突。当汽车开到乐陵南关时，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团团围住。表示“拥护牟县长主持乐陵!”“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沈鸿烈一看众怒难犯，无可奈何，只好从汽车上把牟宜之放下，群众这才让出一条路来，沈鸿烈急急忙忙坐着汽车溜走了。在肖华同几个领导人的精心谋划下，沈鸿烈来乐陵的企图也落了空。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沈鸿烈不同，他收买了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他枪枝弹药，妄图用武力消灭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侵占盐山一带抗日根据地。肖华和纵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向盘踞在盐山大赵村的孙仲文部发动进攻，消灭了这伙反动民团。

至此，沈鸿烈和鹿钟麟的“冀鲁联防”宣告破产，他们的“软硬兼施，南北夹攻”，被我军针锋相对，各个击破。后来，又争取团结了国民党军吴化文、高树勋等部的合作共同抗日。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挺进纵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1939年1月，日军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分别出动了2万多兵力，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合击，企图与挺进纵队主力决战。在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肖华召集边区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寻机给以打击。为了避敌锋芒，不上敌人决战的圈套，纵队机关于1月7日撤出乐陵城，肖华、邓克明等纵队领导人，分别带领机关及各支队在乐陵周围活动，以便分散敌之兵力，便于各个击破。

21日，六支队政委周贯五率七团在韩家集附近的公路上设伏，消灭了日军中队长西村以下100余人，缴获大批战利品。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总结1939年反“扫荡”时，曾称赞韩家集战斗是“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战例”。

韩家集战斗后不久，肖华和邓克明在2月份又带领纵队司令部和五支队一个营，冒着大雪，三次袭击到东光县灯明寺修据点的日伪军，歼敌数百人。八路军三打灯明寺，大败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欢欣鼓舞，群情振奋。日寇和伪军却闻风丧胆，他们说：“灯明寺就是‘灯明死’，灯一亮，就死了死了的。”从此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到灯明寺去安据点。

1939年9月初，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发出指示：肖华活动之冀鲁边地区粮食困难，敌人封锁严密，应以一部转入鲁西。根据这一指示，挺进纵队机关和各支队于9月下旬分批进入鲁西地区。

肖华在冀鲁边虽然只战斗了一年，但这是他独当一面勇于开创的一年，也是他功绩卓著闪耀着青春光华的一年。在冀鲁边广阔的平原上，处处留下了这位文武兼备的年轻将领的足迹。

1939年11月，肖华率挺进纵队机关和曾国华支队自冀鲁边南下，经平原、高唐、茌平，到达平阴一带。肖华一进入鲁西，就对侵占茌平、博平等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保安第七旅齐子修部进行反击，歼其大部，恢复了这一地区。12月，又率部在东河边缘，坚决镇压了陈玉怀为首的反动会道门。这年冬天，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挺进纵队又在茌平以南摧毁了王家油房伪据点，歼敌一个营。

1940年3月，根据一一五师师部指示，将原在鲁西的独立旅和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合并，恢复三四三旅番号，肖华任三四三旅政委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杨勇任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何德全任参谋长，曾思玉任政治部主任。三四三旅及鲁西军区下辖：黄河支队、运河支队以及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等四个分区。同年4月，在东平县戴庙召开鲁西各界代表大会，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下辖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四个专署。由于统一了鲁西八路军部队和政权的领导，对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在1940年春天召开了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座谈会。肖华在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结合大量事实，说明只要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他的讲话使与会各界人士心悦诚服，纷纷表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决心。会后，小吴庄的一位杨老先生伸出大拇指赞叹说：“共产党的主张好啊!共产党里有人才。肖华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将领。”

194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组成华北讨逆野战军，宋任穷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在他们的指挥下，对再犯鲁西抗日根据地的顽军石友三部，于7月，发起第二次反击作战，在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下，顽军石友三部全线向南溃逃，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从3月至8月，两次讨石战役，共歼灭顽军约2万人，粉碎了顽固派要挤走八路军的企图，控制了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0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肖华为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一一五师在鲁南费县的桃峪召开高干会议，肖华由鲁西来参加此会，会后，正式就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来还兼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离开山东，在整整五年里，肖华作为罗荣桓政委的得力助手，在部队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有显著成绩。

肖华重视政治机关本身的业务工作和思想作风的建设。他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浮在上面，都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经常把机关干部组成巡视团、工作组，定期下部队去检查工作；亲自主持听取检查情况的汇报，从中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十分关心机关干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亲自督促并带头参加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认真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肖华以师政治部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为使中央决定的精神首先在领导机关落实，肖华就亲自组织师政治部科以上干部进行学习和检查，并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对每个科以上干部的党性状况作了共体的分析和鉴定，明确各自的努力方向。通过这次学习和鉴定，每个干部都受到了深刻教育。肖华还要求政治部各部门，每月每周都要有工作计划，一周召开一次部务会议，讨论研究并及时解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从而在战争环境中，建立了政治机关工作的良好秩序，提高了工作效率。

肖华始终把连队的建设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1942年3月，一一五师在莒县石板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肖华作了《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抗战四年多来全师连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加强连队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他强调抓连队工作一定要先抓好党支部建设，抓好连队指导员的挑选和培养，要求连队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他还要求把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连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保证训练和作战任务的完成，保证战斗力的提高。

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建设，肖华尤其重视和强调做好战时政治工作。抗战时期，一一五师处于山东敌后，战斗繁频，部队分散，环境艰苦，从当时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肖华在全师召开的几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性。1941年“八一”建军节军政大检阅以后，一一五师在临沭县蛟龙湾召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一一五师抗战四年来的战时政治工作基本经验。罗荣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肖华作了《怎样进行战时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他调强说：“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1941年初，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敌后抗战日趋困难。

在山东，有近4万日军和18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和分割封锁。当时，只有滨海、鲁中、胶东三个地区还有比较集中的根据地；冀鲁边和清河地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成为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鲁南山区则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有的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只能换上便衣，分散活动。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不利局面，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最艰苦、困难的阶段，1941年2月，中央军委向敌后八路军提出要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4月，中共中央又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来电提出“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因此，你们的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在罗荣桓的领导下，肖华组织师政治部和所属部队大力加强敌伪军工作，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地方党委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深入、扎实的工作，争取了四大股伪军先后反正：1944年7月，驻寿光西北丰城的“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团长王道，率部1600余人反正；同年11月，伪莒县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3500人反正；1945年1月，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余人反正；同年夏，鲁中八路军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郝寿臣率部1800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8300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150余股，共7000余人。

肖华重视瓦解伪军工作的经验，在每一大股伪军反正后，他都组织军区政治部及时进行总结，向总政、野政发电报告，向部队传达，既巩固了伪军工作的成绩，又进一步推动伪军工作的开展。抗战时期在山东能够争取这么多大股伪军的起义，这是肖华协助罗荣桓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一个重大成果。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肖华充分运用他在冀鲁边时智斗沈鸿烈、团结高树勋、争取吴化文的成功经验，协助罗荣桓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对国民党军于学忠部的争取团结，对李仙洲部的孤立打击，大大改善了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挫败了蒋介石派遣其嫡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罗荣桓当时曾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看成是“山东军民的一项杰作”。肖华也是这项“杰作”的一位领导者。

1942年8月，驻在滨海区日照、莒县一带的东北军一一一师，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经过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工作，后来这支部队接受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改造，于1944年10月宣布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肖华来到日照县一一一师驻地，代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首长，向全师官兵庄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这支旧军队已经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为此，特授予这支部队以“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番号。在这次隆重大会上，肖华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六大特征：第一，它有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的支部是连队的坚强堡垒；第二，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为宗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它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第四，它有良好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第五，它有严格的纪律，这种铁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官兵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第六，它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勇敢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滨海支从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首长的关怀领导下，逐渐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滨海支队是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1942年11月，肖华受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委托，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五年来的工作及对敌斗争情况。途经湖西、鲁西地区时，检查了那里的工作，并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当年春天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1943年1月，在麻田召开的中共北方局会议上，肖华详细地汇报了山东的敌顽我斗争形势及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等情况，还汇报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对山东分局以后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1943年3月，肖华由太行山返回山东，向山东分局传达了北方局对山东各项工作的指示及太行山根据地的工作经验，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9月，从延安来了一位领导同志，把曾经在延安错误进行的“抢救运动”的精神，传到山东来。肖华当时就对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苏静说：“有人建议要象延安那样搞一次‘抢救运动’，我和罗政委都不同意。因为我们在敌后，与延安的情况是不同的，搞得不好把自己搞乱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久经考验的抗日部队，内部如有特务也是极少数的，不能搞得风声鹤唳，自己不相信自己。”肖华还指出：“整风是要搞的，这是中央的决定，在执行中也要和风细雨地进行。要做好团结干部、教育群众的工作。发扬民主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了肖华在对待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风与审干这一重大决定上，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后来，山东分局对于所谓的“延安经验”经过讨论后，决定不在山东普遍展开，而是先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单位进行试点，根据试点结果，再考虑是否推广。在山东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社、军区卫生部等试点单位，曾出现了领导和群众严重对立、极端民主化、以及“逼供信”等错误倾向。罗荣桓和肖华发现后，都及时地予以制止和纠正，从而使山东军区的整风审干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肖华很重视对部队生产运动的领导，他还带头参加政治部的开荒种菜和开盐田等生产劳动。1944年春节前，政治部的同志到赣榆县海边的拓汪一带修盐田，大家来到海边，面对一片汪洋，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时候，肖华来了，只见他卷起裤腿，脱掉鞋袜，拿起铁锹，走到结着冰碴的海水里，一声不响地用铁锹挖泥筑埂。同志们一看，都不顾劲吹的海风和冬季的寒冷，也卷起裤腿，脱掉鞋袜，一个个走进冰水中，跟着挖起来。肖华的行动，正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带动鼓舞着政治部的同志们积极地、愉快地劳动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山东八路军部队的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肖华正在胶济路前线指挥鲁中军区和渤海军区的反攻战斗。9月，肖华突然接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电报，要他火速赶回山东军区。肖华星夜兼程，赶到莒南县大店，罗荣桓把中共中央9月11日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交给他。电报说：“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的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25000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肖华看完电报，罗荣桓就对他详细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东北的形势，讲了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我各路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并向肖华交代了任务。

肖华受领了这一重大使命，立即在两三天内组织了精干的指挥机构，清理了文件，换上便衣，9月下旬赶到胶东黄县，和刘居英、吕麟、赵杰、吴瑞林、刘西元等在滦家口上船，告别了战斗了八年的山东根据地，横跨渤海，向东北进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于9月27日在大连登陆。当天，肖华同刘居英等赶往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了肖华的汇报，向他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接着指示肖华：南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决定把山东渡海来的主力留在南满，开辟南满根据地。当前，你们第一位的任务是站稳脚跟，控制海口，迎接大部队登陆。同时，要趁蒋军未到的机会剿灭上匪和日伪残余，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并且利用一切可能，尽快整编军队，发展武装，扩大主力，形成拳头。为统一南满铁路以东调进部队的指挥，中共东北局决定建立东满人民自卫军，由肖华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代表东北局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南满根据地，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肖华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结合南满的实际情况，下大力抓了几件主要工作：一是接送干部，输送部队；二是坚决围剿南满敌伪残余势力，稳定局势，站稳脚跟；三是同苏联红军进行联系，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接收安东市铁路局，搞到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四是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民主政权。

1946年1月初，中共东北局决定，以东满人民自卫军为基础，成立辽东军区，肖华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组建了中共辽东省委，辖辽宁、安东两分委，肖华为省委书记。辽东军区辖有三个军区、两个纵队、九个旅、三个炮兵团以及直属部队等，共计66000余人。为即将进行的东北解放战争，准备了有利条件。

在开辟南满的斗争中，肖华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的指挥才能，比较集中地表现在1946年辽东军区进行的保卫本溪、鞍海和新开岭三次战役中。

本溪是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南满的煤钢之都，沈阳的东南门户，地形十分险要。1946年春，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四平的同时，又连续向本溪发起进攻。4月初，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向本溪猛攻，肖华指挥辽东军区三纵队奋起反击。激战两日，给予敌人重大杀伤，粉碎了敌人对本溪的第一次进攻。4月7日，国民党军又集中三个多师的兵力再次进攻本溪，肖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的指示，指挥第三纵队的七、九两个旅，向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的第二十五师及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发起坚决反击。在姚千户屯以北地区，歼敌1800余人，击伤敌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二十五师师长刘世懋，军长赵公武仓皇脱逃。敌第十四师为解救二十五师，急速北转，企图向姚千户屯进攻，迂回我第三纵队侧后，肖华急令第四纵队副司令韩先楚率第十旅赶至姚千户屯，并统一指挥第三纵队八旅主力，在英守屯地区于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经四昼夜战斗，共歼敌4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本溪的第二次进攻。这次胜利震撼了东北国民党军将领，挫伤了敌人的士气，增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信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这一胜利来电祝贺。

国民党军连遭惨败后，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兵力，妄图一举击溃辽东民主联军部队。4月28日，又集中五个多师的兵力，八万之众，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本溪发起第三次猛烈进攻。这时，辽东军区第三纵队主力已经北调参加四平方面作战，所余主力部队凭险坚决阻击。4月30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死守本溪的指示，肖华当即调整部署，进行动员，组织部队赶修工事，坚守阵地，同进攻的敌人浴血奋战。肖华和军区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认为部队防御面太宽，兵力不足，敌我力量悬殊，不宜死守。5月3日发电向中央军委请示：三纵队调走后，南满兵力太弱，由于接到死守本溪的指示太晚，本溪新老城区南北长20余里，附近山石坚硬，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和储备充足的粮食弹药，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宜死守城市。为避免被动，保存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议放弃本溪。中央军委接到请示电报后，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肖华遂组织部队于5月4日凌晨有秩序地撤出本溪，直到最后一个营渡过本溪大桥，他才率领指挥机关转移。第三次保卫本溪作战，共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5月6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于本溪周围阻击敌人。

从对本溪的死守到撤离，表现了肖华既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又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向上级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正是一位高级指挥员的优秀品质。

国民党军占领本溪后，不久又攻占四平，接着调集大军猛攻长春，北线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钳制和调动敌人，配合北满作战，肖华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于5月15日决定：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当时，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守备鞍山、海城、大石桥和营口一线，兵力分散，防守薄弱，利于攻歼。5月24日，辽东军区部队攻克鞍山。5月26日，肖华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又果断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决阻击南援之敌，四纵主力继续南进夺取海城。28日黄昏，四纵十旅向海城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29日傍晚突入东门，将敌彻底包围，在我军猛烈的军事进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守军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这次鞍海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1200余人，俘团长以下2100余人，2700多人参加起义，辽阳以南铁路线全部收复，直接威胁沈阳，有力地支援了北满作战，打乱了蒋介石进攻北满，夺取哈尔滨的部署，对东北战场以后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潘朔端的起义，创造了东北战场民主联军首次争取国民党军一个师起义的范例。5月2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来电表扬“鞍山战斗打得好。”

鞍海战役后，迫使国民党军于6月7日在东北暂时休战。1946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八个主力师10万人，采取“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先占南满解放区，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这时，肖华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磋商，拟在通化前线永陵一带歼灭运动中之敌，后来该敌集中防守，不为佯动所诱。肖华审时度势，认为向宽甸进攻的敌人对我威胁最大。这路敌人是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号称“千里驹”，到过印缅作战，装备精良，是国民党军的嫡系，杜聿明起家的老本。但该敌错估我军力量，趾高气扬，并曾多次遭我打击，新兵增多，战斗力降低。这次孤军冒进，突出于安沈线以东地区，处于运动之中，距南北两路援军较远，加上这一带地势险要，群众条件较好，便于我军隐蔽集结和实施围歼。鉴于情况紧急，肖华当即立断，一面报告，一面决心放弃安东，组织新开岭战役，集中四纵全部兵力，歼敌二十五师。肖华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宽甸前线，指挥第四纵队把敌二十五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我之预设战场。31日晨，四纵以八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11月2日，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全部被歼，俘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以下5800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迟滞其对临江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民主联军的士气，为坚持南满和保卫北满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新开岭战役中，肖华在作战指挥上，充分表现了他善于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肖华的正确指挥，是保证新开岭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未能改变在南满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这时，辽东军区被迫放弃了安东，国民党军又步步紧逼，攻占了通化、辑安等重要城镇，进而向长白山压缩。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了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肖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政治委员，肖华任副司令兼副政委，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陈云、肖劲光于11月底到达南满，12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坚持南满斗争和作战问题。陈云在会上就必须坚持南满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又全面分析了形势，反复说明留下坚持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最后他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陈云讲话以后，肖华率先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多数同志也表示赞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制定了以积极防御粉碎敌人进攻的作战方案。七道江会议，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的基本方针，为保证南满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道江会议一结束，就开始了四保临江的作战。从这时起，直至1947年4月初，在三个多月中，肖华积极协助肖劲光，指挥四次保卫临江的作战。这期间，肖华不断深入各部队，指导进行战时政治工作，开展立功运动，执行俘虏政策，帮助解决后勤供应，以及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进行群众工作。保证了我军在地区狭小、物质困难、冰天雪地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连续作战，在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临江的四次进攻，歼敌36000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坚持了南满，保卫了北满，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并迫使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人战略防御，而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次战役之后，东北民主联军接连进行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在这半年中，肖华以主要精力领导了南满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3月，肖华到哈尔滨参加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委联席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和陈云、肖劲光共同汇报了南满的工作。这次会议总结并讨论了土改工作；研究了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还讨论了打不打长春的问题。会议还决定撤销南满(辽东)分局。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领导南满党政军民胜利完成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历史任务。4月至5月，肖华又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军区召开的纵队和师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研究了大兵团、攻坚战问题。这次会议还正式宣布了辽东军区机关改组为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5月下旬，肖华和肖劲光率领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由通化市乘汽车北上，27日进到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担任指挥解放长春的任务。

6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同时调整了部署，决定以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队的十八师，以及独立第六、七、八、九、十，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为围城部队。围城指挥所给各师部署了具体任务，命令于6月22日前，所有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于是，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周围，形成一个封锁区，使长春的国民党军成为“瓮中之鳖”。

长春位于松辽平原中央，是中长铁路的终点和东北的铁路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军在城内修建了许多坚固工事，国民党占领长春后，又进一步加强与增修，使长春成为一个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8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奉命来固守长春，提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刮粮食”的方针，其兵力有新七军、六十军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等共约10万人。

东北野战军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坚决的军事打击，使长春国民党守军内外交困，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又对长春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在会上作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阐明了发动群众封锁长春的重要性；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要求“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报告还提出了围城的政治工作任务，以高度的战斗动员保证围城任务的完成，并在围城中贯彻攻打长春的战场练兵和开展驻地群众工作。会后，一个大规模的瓦解敌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攻势。强大的政治攻势，发挥了心战为上的巨大威力，长春国民党守军大量逃出城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底至9月底，三个月内，共接收国民党军投诚官兵13700余人。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同时，人民解放军派人在长春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特别是对原属云南部队的六十军的争取。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为六十军的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9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同一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10月17日，经过积极争取，长春国民党守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守军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0月19日，陷入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至此，被围困了五个月的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给东北野战军来电祝贺长春大捷。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肖华和肖劲光奉命率领围困长春的第一兵团(9月改此番号)日夜兼程南下，参加沈阳外围作战。11月，肖华调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他又肩负起创建新兵种的艰巨任务。

(五)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肖华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3至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肖华在天津筹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事宜。7月，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率领着第一个友好使节团，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来，他又应邀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0年1月回国。3月，中央军委任命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同年6月，肖华调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从此，他又开始了协助罗荣桓主任重建总政治部的使命。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军队的精简整编、干部配备、各项制度的制定、武器装备的改善等许多重大问题，都亟待解决。而迅速建立与健全领导机构，加强领导，就成了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总政治部仅是一个适应战争环境的较小机构，只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秘书处，不到100个干部，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政治部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为了发挥这一重大作用，首先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肖华一到总政，就按照罗荣桓主任确定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从全军各部队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健全了部、处等领导机构。随后，又协同军委总干部部把各军种、兵种、院校的领导机构逐步建立起来。这时的总政主任罗荣桓，还兼任着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长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要职，他虽然身患重病，仍然主持总政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而日常工作，由肖华负责处理。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实施对全军的政治工作领导，从1950年下半年起，陆续召开了全军的宣教文化、组织、青年、保卫等工作会议。为开好这些会议，肖华从每个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主要内容，直到会议的文件、报告，都是先同各有关部长初步议定后，经请示罗荣桓主任，再书面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即由肖华负责主持实施。那时，许多会议都是请罗荣桓主任在开会或闭会时讲话，而会议的主要报告，多由肖华亲自来作。为了作好这些报告，肖华经常派工作组下部队进行专题调查。或约请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开座谈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肖华亲自下部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再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形成报告提纲。而后就在夜晚安静之时，由肖华口述，秘书记录，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一篇会议报告就基本完成，有些重要的报告和文章，则需要几个夜晚的连续突击。

肖华一贯重视部队的文化、体育工作。1951年，总政治部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开始组建，肖华对文工团从建团方针到具体节目的修改加工，都关怀备至。同年9月，八一男女篮球队刚刚建立时，肖华亲自为他们授旗。总政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没有辜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肖华的嘱托与期望，30多年来，活跃在祖国各地，军内军外，并参加过多次国际上重大的演出和比赛，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赞扬，也为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1951年，由总政治部主办的《八一杂志》、《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等也相继创刊。肖华十分重视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他对《八一杂志》和《解放军画报》等，几乎每期都要亲自审查，从中心内容、稿件编排、直至说明注释、封面图片，都看得很仔细。并给予具体指导。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分批出国，开赴朝鲜战场。当时，总政治部重建不到半年，各项工作千头万结，百端待举，十分繁忙。在此情况下，肖华对路过北京的志愿军各兵团和军的领导干部，都给予热情接待，亲切谈话，了解部队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陪同他们去见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1952年6月，肖华又亲临朝鲜前线，先在碧潼察看了战俘营，参加了志愿军第二届敌军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敌军工作的重要，对敌宣传的方针、口号，管理美英等外国战俘的基本要求等问题。6月底，肖华到了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这里他用了十天时间，分别邀集各兵团、各军的政委、主任，汇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并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归纳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四个方面的胜利：把敌人打回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教育了中国和世界人民，争取了和平的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肖华对志愿军政治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新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对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不够的缺点。他还针对部队当时存在的思想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和方法。肖华这次的朝鲜之行，及时地检查指导志愿军的政治工作，对保证志愿军和以美军为首的强大敌人进行相持作战的胜利，直至实现和平撤军，都起了积极作用。

肖华对于海防边防的建设也很重视。50年代，肖华亲自率领工作组，多次深入到云南、福建、新疆等边海防的部队和前沿哨卡，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渔民生产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加强和巩固海边防等问题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并把肖华的建议批转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执行。

50年代，肖华还协助罗荣桓主任组织领导了全军的精简整编、向文化进军、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实行三大制度等重大工作，参与领导制定了195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规章制度。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为保持发扬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2月，身患重病又兼职较多的罗荣桓主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写信，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的职务，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部长。

肖华担任总干部部部长后，他正确掌握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识别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团结爱护干部，并从各方面关心干部。肖华很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全国解放后，全军陆续兴办了一批院校，培养各类各级干部。1952年，肖华又协助罗荣桓主任筹建政治学院，从选定院址，修建营房，举办高干文化学习班，选调和集训教员，确定办院方针和教学主要内容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根据罗荣桓的指示，由肖华亲自主持和具体领导进行的。1954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并在建院初期担任学院党委书记。肖华具体领导政治学院开展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学院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肖华对其他军事院校的建设，也给予很大的关注。他把院校看作军队培养干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基地，经常亲自到各院校检查工作，了解教学情况，随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1953年4月，肖华带领总政有关部门同志，到汉口第一高级步校、石家庄第二高级步校、第六政治干部学校检查工作，在各学校分别召开学员、教员和领导干部座谈会，巡视了学校环境及教学设备，还亲自察看了教室、学员宿舍、干部宿舍以及理发室、学员食堂，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改进意见。肖华在汉口第一高级步校的讲话中说：“部队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干部，优秀的干部对部队建设来说，在过去、在今天、在以后都是决定一切的。而训练部队干部的担子，就担在军事学校的肩上；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校的干部是培养干部的干部，同志们所担当的工作是非常值得骄傲、非常光荣、非常伟大的事业。”肖华的讲话，使该校全体教职学员受到很大的鼓舞。

肖华对待干部亲切热情，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几十年来，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是有口皆碑。在《回忆肖华》一书的60多位作者中，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写了肖华这一特点。

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尽管肖华在总政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还多次交代秘书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多么忙，有来要求谈话、见面的干部或群众，到办公室也好，到家里来也好，都不要阻拦，要热情欢迎人家。”那时，在北京的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外地各大军区的负责同志，经常有人到总政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为了减轻罗荣桓主任的负担，大多数干部都由肖华接待。肖华要秘书做了个较大的记事牌，摆在办公桌上，写上每周要参加的会议、来谈话的干部，以便合理安排日程，充分利用时间。记事牌上总是写满各种活动，多数是请求谈话干部的名字。设在北京前门内西皮市的总政治部办公室，和肖华在景山东前街的宿舍，经常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肖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书记。此后，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委书记，1959年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这时的肖华，兼职愈多，责任愈重，愈加痛感从理论上系统学习提高的迫切需要。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中央委员和各省的负责同志，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根据这一规定，肖华把建国初期曾任秘书、后来到政治学院当理论教员的李圭调回来，担任学习秘书，开始进行世界近代史的学习。

1960年春天，毛泽东号召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着重学习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这年3月中旬，肖华在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后，即同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一路从广州到四川成都，住在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用了约20天时间，认真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三个小时，先各自看书，而后由理论教员对各章进行辅导，讲解要点、难点，并对每章进行有重点的座谈。无拘束的提问题，结合实际发议论，有些问题得到解答，取得一致认识，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就先挂起来，再去读书、思考、讨论。这种方法生动活泼，没有顾虑，印象深刻，收获较大。这次学习，也为后来军队高级干部系统学理论摸索到一个较好的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对罗瑞卿说，军队的高级干部应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读几十本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并要罗瑞卿找人研究一下，提出一个阅读的书目来。4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军编制装备会议结束时，罗瑞卿宣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三十本理论书，并号召全军高级干部(指军以上干部)认真学习。5月2日，肖华向总政做了布署，要求总政党委成员全部参加学习，并立即商定当年拟先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四本书。肖华说：“高级干部就是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政治部应该在学习中带头!”数日后，总政党委讨论通过了学习计划，5月中旬即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

这次学习理论，规定每周用半天自学，业余时间自己掌握。6月份，总政党委大部分委员读完一遍后，就每周集中二至三天进行辅导。每次辅导肖华都是准时到课，认真听讲解，做笔记，提问题。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各位副主任和全体参加学习的部长们，都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学习，在总政党委中洋溢着浓厚的学理论的风气。7月份，又把高千理论学习组扩大到副部长。总政治部高于学习理论的这一组织形式和学习制度，一直坚持了四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断。

1963年12月，在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上，肖华专门讲了军队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他说：“今年我军的干部学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学习很有成绩。军长、军政委以上干部开始学习三十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约有1500人参加，今年学了四本，有的学了两本、三本，总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对高干学理论的情况生动地概括说：“有些同志，革命二十几年，三十几年，跟着马克思走，但是没有见过马克思的面。经典著作，过去是担子挑着，后来是牲口驮着，现在是汽车上带、架子上摆，就是没有认真读过。当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到八宝山见了马克思不好交待。现在形势逼着我们读，开始和马克思见面，这很好。……高级干部认真读书，对部队好学上进之风有很大的推动。这样的学习风气一定要继续发扬，坚持下去。”在讲到加强领导时，肖华说：“所谓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首长自己积极参加，带头学习。自己学好就是最实际的领导、最具体的领导、最有效的领导。学习要放下架子，要有民主精神，老老实实地学，老老实实地当学生。”这些话既是他对全军高级干部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他自己带头学习理论的体会和总结。

1964年2月，肖华得了严重肝炎，在北京经过一段治疗，于4月下旬去杭州疗养。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委托刘志坚副主任主持进行。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身在病床，心想革命，对有关全军的重大问题，他仍然及时提出意见。此外，他每天还读书、练字，并为部队写了几首歌词。9月，肖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还不到50岁的肖华，肩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重任。

1964年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30周年。有些文艺界的同志曾多次约请肖华写点有关长征的作品，但由于他工作繁忙，一直无暇动笔。肖华是伟大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者，他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现在养病，正是写作的好机会。经过反复考虑、比较，肖华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更概括、更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为了歌颂长征的伟大胜利，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歌颂艰苦奋斗、英勇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缅怀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肖华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以抱病之躯，毅然开始了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创作。

他后来曾多次说过：“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生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

肖华把十二段组诗写成初稿后，把总题目定为“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借用毛泽东《长征》诗的第一句，以表示庄严、郑重。组诗完稿后，肖华约请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进行谱曲。1965年4月下旬，肖华在杭州听了逐段试唱，认为谱得很好。战友文工团遂于5月开始排练，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请肖华、杨勇、廖汉生及部分文艺工作者审查。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此后连演30余场，成为向全国人民宣传长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斗志的形象教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1967年“一月风暴”起，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操纵和煽动下，肖华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就在这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保护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肖华。1967年3月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六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愤慨而激动地讲道：“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大会上义正辞严的讲话，使肖华和总政治部党委，一度恢复了工作。但是不到半年，在林彪蓄意制造的砸烂“总政阎王殿”大冤案中，肖华终于被“彻底打倒”，并被非法关押达七年之久。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当时有人曾劝他去找江青道歉，就可免于坐牢。肖华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

(六)

1975年7月，肖华恢复工作，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他一到职，就抓紧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全院同志认真学习叶剑英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并带领机关的同志，深入学术研究部门和基层单位，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扎扎实实地工作，努力把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

肖华重视在军事科学院进行政治工作建设。他根据该院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特点明确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成绩好不好，主要是以学术研究工作的成果多少、质量高低来衡量。因此，保证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是政治工作的总的方向。他还说，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工作，就是要调动全院人员的革命积极性，帮助研究人员树立热爱研究工作、刻苦钻研军事学术的革命事业心，鼓舞大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学术研究任务。他强调政治工作必须同学术研究相结合，要深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去。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更多地接触研究工作的实际，学习军事，熟悉业务。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学术部、室，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摸索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帮助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启发研究人员发挥创造性，着眼于我军的实际，着眼于未来，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肖华十分关心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积极参加领导全院的重大学术活动。在学术讨论中，他非常重视发扬学术民主，善于启发大家动脑子、想问题、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通过讨论和争辩发展学术理论。在学术讨论中，他常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和重要意见，但从不武断自恃，而是谦逊地说：“我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批评，可以否定，提出来以后还可以再研究。”他的学术民主作风，促进了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和学术成品质量的提高。

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不久，肖华调任兰州军区政委，并兼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当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被人们称为“四人帮”的重灾区，部队建设和地方工作都受到很大破坏。他到兰州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不是下车伊始发指示、下结论，而是先做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找军区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到军区机关和省里了解情况，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各军和省军区检查了解揭、批、查工作，而后召开军区党委会，采取坚决措施，在全军区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各种阻力，扭转了运动的落后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广大农村普遍展开，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兼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肖华，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农村大变革中去。改革初期，他在省委有关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首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的社队，并且经常介绍外地农村改革的经验，来推动甘肃的改革。

肖华特别关注农村改革对部队的影响。他针对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村的现状，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做这场农村大变革的促进派，要向农村的家庭亲友宣传党的政策，支持帮助农村建立和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肖华赞扬驻陕西某部队开展的一封家信的活动，他说，部队和农村互通革命家信，既向农村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同时，农村的大好形势对部队又是生动的教育。

在兰州工作的七年中，肖华每年都要深入部队和农村，检查工作，勘察地形，进行调查研究，从高原到草地，从沙漠到哨卡，在陕、甘、宁、青的200多个县中，他先后到过183个，大西北的广大士地上，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经过连续几年地调查研究，他于1981年春天写出了关于在西北发展泡桐和骆驼的建议。他阐述了泡桐、骆驼和“站羊”的经济价值，指出在干旱严重的西北地区发展它们，是改变西北生态环境、发展多种经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肖华在兰州军区任政委时，反复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他多次对干部们说：“部队的战斗力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我们部队要有战斗力，首先就要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一种说法，好象现代化就可以放松政治工作，削弱政治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越是现代化就越要加强我们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期间，肖华很重视总结新时期部队建设的经验，写了《论人民解放军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著述。

1983年6月，肖华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等工作。为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状况。他认为，要开发技术资源，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开辟技术市场。他向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这一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称赞。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肖华认真学习了这一决定后，反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同机构改革结合进行的问题。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在1985年2月先后到山东、广东、湖南等地作了调查，准备向中央提出对机构改革的建议。他不知道，这时癌症正悄悄地吞噬着他的生命。家中亲人们看到他吃不下饭，脸色不好，日益消瘦，劝他赶快住院检查治疗。肖华却不顾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了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直到4月11日会议结束，4月12日才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癌症已到晚期，癌细胞已从胃部扩散到肝部。

肖华住院不久，由于病情发展很快，体重急剧下降，尽管医生和家里人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他，他也逐渐觉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时刻，肖华显得异常镇静，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脑海里不断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决心迸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疾病的折磨，使他已无力伏案执笔，就请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由他口述，把他的想法整理成信，向中央汇报。6月1日，肖华在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上郑重地签上名，当天请人把信送交中共中央。当肖华得知他的信受到中央的重视时，瘦削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笑容。

8月11日下午，弥留之际的肖华，仍然关心着党的事业，惦记着即将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一再嘱咐亲属转达他对这次会议的拥护和祝贺，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我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来不及做了……我对改革是充满信心的……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1985年8月12日上午8时15分，肖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肖华干部履历书》，思想自传，存总政治部干部部。

2．《肖华同志生平》，198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3．《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

4．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5．肖华：《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运动》，195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6．肖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7．肖华：《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8月1日《人民日报》。

8．肖华：《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1954年4月20日《八一杂志》50期。

9．肖华：《从山东到太行》，中共党史资料14期，198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