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飞

【介绍】：

王一飞

王一飞是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湖南省委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发动“灰日暴动”，失败罹难。

(一)

王一飞，原名兆鹏，曾化名阮维鹏、德哥、陆崇文，笔名王伊维。1898年11月1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县丰惠镇(今城关镇)。父亲是个店员，被老板辞退后，染病身亡。家里人口较多，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到6岁，送他上了小学。1910年夏，他高小毕业，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师专)，受过鲁迅的直接教海。1913年夏，他毕业回到上虞，抱着教育救国的希望，在家乡当了六年小学教员。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着钱塘江两岸。王一飞读到《新青年》、《浙江潮》，引起强烈共鸣。1920年夏，他辞去教职，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找到《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由陈独秀介绍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11月，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派遣了三批青年赴俄。王一飞被李达、俞秀松指定为第三批负责人。

6月初，王一飞等经日本长崎、苏俄海参崴来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春，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王一飞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学校考虑到多数学员不具备俄文的听课和阅读能力，特聘请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瞿秋白做助教。一年以后，王一飞对俄语已能运用自如。从1923年下半学期起，他接替瞿秋白担任《俄国共产党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的课堂翻译工作。他对《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历史》等课程很爱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经济学，曾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也写过一些研究文章。

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王一飞担任会场翻译。代表团成员回国时，他将已译完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转交陈独秀。不久，这本译作被列为《新青年》杂志社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王一飞为人正直，敢于任事，在同学中威信高，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秋，他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参加过国际革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共培养军事人才，于1925年2月，将王一飞等30余名东方大学学生转到苏联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继续学习。经过五个月的军事理论学习和野营实习训练后，应中共中央要求，8月上旬，王一飞等26人被派遣回国。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育的第一批具有军事理论修养的干部。

(二)

1925年9月上旬，王一飞等回到上海，被中央留下，筹备组织中央军事部。那时的军事部，仅是做些军事调查和统计，汇集情况及人事分配等工作，并不指挥军队，王一飞是军事部第一任临时负责人。不久，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尹宽因事离职，由王一飞代理区委书记兼宣传主任。暇时，王一飞翻译了苏联郭范伦科所著《新社会观》。这本书介绍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情况。他将译稿送上海大学请瞿秋白审校后，以王伊维的笔名出版，成为当时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畅销书，该书与他同瞿秋白合译的《政治经济浅说》一起，被列为中共各级党组织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

1926年2月6日，27岁的王一飞与中共江浙区委(即上海区委改称)机关工作人员陆缀雯结婚。他们没有买一件家具，仅在江浙区委机关附近租了个亭子间，将两人的行李合起来，算是成了家。蜜月中，中央决定派他们一起去北京，帮助李大钊开展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组织上给他们买好了车票，陆缀雯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启程。但突然之间，情况有了变化，王一飞被调任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去武汉、南昌、长沙等地，收集长江流域各省党组织提供的军阀情报，陆缀雯仍留上海从事原来的工作。王一飞在长沙，会见了颜昌颐，得到赵恒惕、叶开鑫与唐生智军事对立的情况，他带着这些情况到了广州向周恩来汇报，为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北伐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伐战争中，苏联派了许多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北伐战争，王一飞受中共中央委托，以翻译名义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联络，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之间。当叶挺独立团连克强敌，向武汉三镇挺进时，王一飞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分，事先布置武汉党组织做好应援工作。随即，他由铁路工人护送，穿越吴佩孚部队的封锁线，到李家桥找叶挺介绍军事情况。西湖战场胜利后，他又和加伦将军到江西前线视察，向加伦将军和北伐军总司令部建议先打九江，截断南昌之敌后路。

1927年1月2日，王一飞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留任中央军委(中央军事部改称)秘书。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王一飞担任南市区起义总指挥。

3月19日，王一飞与罗亦农到南市区老西门乔家坝召开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分片动员工人罢工。他带领几个三轮车工人领来一些枪支弹药，将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为主的纠察队集中在复兴中路华冠里一个库房里秘密训练。21日晨，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七个区的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同时投入战斗。中午，王一飞带领南市区工人武装攻打大东门淞沪警察厅、高昌庙码头附近的兵工厂，守敌投降，南市区的起义首先胜利。接着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等区相继被工人占领，只剩闸北区尚在激战。王一飞从南市区派五个小分队前去支援，经过近30个小时的战斗，解除了约2000名警察和3000名直鲁联军士兵的武装。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王一飞从中获得了组织城市暴动的直接经验。

(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王一飞提出：“我们今后要把秘密工作放在首位，以保存革命力量”，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等的肯定。

5月初，周恩来派王一飞向已迁武汉的中共中央汇报上海局势。这时，中共五大刚刚在武汉闭幕，王一飞虽然没有与会，仍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留在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与军委参谋长聂荣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半月后，陆缀雯带着只有三个月的孩子，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跟随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了武汉，首先住在汉口云绣里，不久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武昌广场。但是，他们夫妻聚首不到两个月，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制造了反革命政变。王一飞托人将妻儿送出武汉，让他们去浙江老家暂避，自己则留下来坚持斗争。

面对武汉政府的清党反共，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决定由周恩来等组织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王一飞在送走周恩来、聂荣臻等后，负责沟通南昌起义部队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以及继续为起义军输送干部。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的怡和新商号楼上，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以中央军委代表身分出席。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军委工作的决议，在周恩来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期间，由王一飞代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散会后的当晚，王一飞回到旅店里，在灯光下给妻子写信：“半月来，只接到你从沪寓寄我的一函，及由三哥转来照片一张，于是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言只字见慰了!”“我所虑者，即妹妹的健康及过于爱惜小孩等二事，这均是与妹妹休养有关系的!望妹妹努力去医治，以便早日往苏州(暗指苏联。——作者注)去求学。”“我在店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后决定。”信中的秋后二字，暗示着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了秋收起义，他将投入这场斗争。

由于上虞县家里人多口杂，经济亦不宽裕，8月16日，王一飞又写信叮嘱妻子：“我母老矣，我出门又不易归，你须趁此机会，为我多尽孝心!”对避居家乡的特殊环境，他要陆缀雯“务须藏拙，切勿显人，免为人忌”。

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举行全省秋收暴动，请求中央增派军事干部。下旬，中央讨论鄂北工作时，决定王一飞任鄂北特委书记。随即王一飞与刚从鄂北归来的中央候补委员陆沉等详细讨论了鄂北暴动问题，准备亲赴襄阳、枣阳、随县作实地调查，部署起义。8月28日夜，他出发前夕又写信给妻子：“此刻趁着朋友们(指陆沉等。——作者注)已散去，关起房门，危坐斗室，对着我妹最近的小照，又执笔向我妹作告别矣!”“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四五天路程。何时完结回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易和你通信。当此财政拮据之时，顾念党国，自当前往，当然是个苦差事，所以我决定明晨即动身。以后信少，你可勿念，你亦暂勿来信。”

王一飞出发时，蔡和森曾给他介绍情况：“我们在豫鄂交界有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部)之一师二旅，……工农民众冤屈愤慨，已是积久待发。”可是，当王一飞与李富春、江浩到达鄂北时，情况起了变化。原来想作为暴动依靠的主力张兆丰部，已被方振武拆散调开，张兆丰本人受通缉逃走(后去苏联)，当地及部队中的组织均遭破坏，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因此，起义很难按照原计划进行，王一飞果断地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 9月29日，王一飞“经月余风尘劳苦”，秘密回到武汉。此时，湖南的秋收起义也已受挫，毛泽东率部向萍乡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面对革命低潮，中共湖南省委停止了9月16日的长沙暴动。然而，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湖南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派遣任弼时回湘查办。任在长沙了解实情后，向中央作了报告，仍以彭公达为省委书记。是时，中央已经决定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了。10月中旬，王一飞受中央委托，随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前往长沙。

(四)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选派王一飞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是中共中央继续组织两湖暴动的重要部署。那时，正值唐生智与蒋介石、李宗仁争夺长江中下游统治权，战败退据湖南；共产党在湖南的各级组织和党领导的工会、农会还在进行秘密活动，以红色清乡反击反动派的白色清乡。在这种局势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湖南再次暴动。王一飞积极主张城市暴动，又有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而且他通过颜昌颐对湖南的情况比较了解。颜昌颐在马日事变前后都在长沙，从事中共中央军委部署的情报工作，曾多次邀请王一飞来湘指导。中央认为王一飞是派赴湖南再次组织起义最适当的人选。

10月17日，罗亦农、王一飞携带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从武汉出发。19日，他们抵长沙。24日，召开中共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省委，王一飞任书记，并决定发动全省第二次武装起义。会上，还将全省划分为长沙、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起义区域，并选派得力干部分别组织长沙市委和湘南、湘西、湘西南特委，领导暴动。

新省委建立后，王一飞等省委成员都下到工厂、农村进行发动工作。他们在与群众的接触中，深感“这几个月来，乡村环境已发生了一个新变化，许多小地主很明显的站在大地主方面和土豪劣绅勾结反动起来，多数的自耕农畏缩犹豫，不敢挣扎。”“城市贫民对于政治斗争也漠不关心”，革命处在低潮。加之，反动派采取清查户口、五家联结等办法，“悬赏缉捕共产党首要各犯”。共产党员被捕者很多。从王一飞给陆缀雯的信中，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他说：“我在店中，因近来营业不盛，处境当然不甚佳妙。”此处所谓“店中”，即是中共湖南省委。“营业不盛”，即革命处在低潮。可是，对当时湖南的形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是阶级矛盾激化了；认为桂系军阀与湘军唐生智的战争是统治阶级较前更不稳定。中共中央于扩大会后的第三天，即11月15日又致函中共湖南省委，“应于最短时期内布置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便适应时机爆发出来。”

为了服从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广州、湖南、湖北相互配合暴动的部署，贯彻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王一飞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中央如实汇报，请求变更前议，另一方面仍积极从事暴动准备，反复向基层宣传起义的意义。17日，发布了《湖南省委暴动大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在此数日内，省委又接到中央第三次文件，命令湖南省委“应在新军阀混战中实现全省总暴动，夺取政权”。24日，省委执行中央命令，发出了《动员全党准备暴动的通告》。《通告》根据中央的分析“唐军残部极为动摇，兵变成为不可免”，工农对豪绅地主的统治极为不满，“好比巨川被窒，只需我们去开一个缺口，即行大溃”；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抓住唐生智部队溃败的机会，作“夺取全省政权的暴动”，“省委对于夺取乡村政权的动员令已经发下，现在是对于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了。”12月初，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兵士委员会遵照省委动员令召开联席会议，借用郭亮在湖南工农中的威信，成立了以郭亮(未在湖南)为首的湖南工农兵临时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的武装起义，并决定7至10日发动。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发出《为举行总罢工与全省总暴动告民众书》，认为“工农兵及贫民在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乘着唐系残部行将溃退抢劫之时，联合一致暴动起来，夺取政权，由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苏维埃政府，以解除一切痛苦。”省委明令中共长沙市委当晚发动起义，作为全省第二次总起义的开端。

10日上午，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召集会议，商讨起义事宜。王一飞与会部署，确定起义时间是当晚8时，以炸毁南门的湖南电灯公司和北门的光华电灯公司，使全城失去照明为全面举事的信号。命令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由欧阳燮领导，携带长短枪、手榴弹隐藏在光华电灯公司附近，承担炸毁该公司的任务；泥木、人力车工人隐藏在南门外湖南电灯公司周围，同时举事；铁路工人破坏铁路，断绝敌人交通；海员工人担任战时东西水路交通，运输西乡农军人城；叶魁率领游击队待全城电灯熄灭时攻入市内；其他各厂工人按指定地点投入战斗；在敌人内部潜伏的同志作为内应，捕杀反动军官，打破监狱，营救同志。王一飞亲自指挥起义骨干攻打省政府军事厅。

是晚8时，起义准时发动。一声巨响，第一纱厂工人将光华电灯公司炸毁了。长沙市北区顿成黑暗世界。接着，北区的起义工人身着青衣，头系红彩带，持土炸弹、梭标等武器向新河警察所进击，毙巡警一名，伤敌20余人，并放火烧掉了警察所。随即攻下新河火车站，将站长击毙，捣毁电话及其机件。但因起义消息已经泄露，敌人早作准备，防范甚严，承担炸毁湖南电灯公司的泥木、人力车工人未能完成任务，南北不能配合。叶魁部队也无法渡河入城。王一飞亲自率领的起义骨干尚未接近省政府军事厅，就被敌人击溃，很多同志被捕。隐藏在敌人部队和机关里的同志见此惨状，未敢轻易动作。整个起义归于失败。

起义失败后，敌人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屠杀。11日，何键、刘兴、周斓、李品仙等分令军警各机关，挨户搜查。许多同志被捕、一些人叛变，幸存者亦纷纷逃亡。在血风腥雨的环境里，王一飞矢志不移，坚守阵地。12月22日，王一飞以“雯”的代名致书陆缀雯：“年底年初行中照例放假，或者我趁此机会回家一转，但因店中人少，此刻还不能定”。在起义前，王一飞曾考虑有家眷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掩护机关工作，并为此征求过陆缀雯的意见。24日，王一飞又以“鹏”的名字再次致信陆缀雯：“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但出来须快，”“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

然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2月15日仍然来信(此时中央尚不知灰日暴动失败)，重申“中央前两次指导，绝对无疑地是正确的”，要求省委再次组织起义。1928年1月6日，王一飞与省委成员李子骥、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在长沙市油草街一号开会，商讨中央指示，拟给中央复信。正在商讨间，突被军警包围逮捕，并被叛徒指认，押往监狱。

王一飞被捕后，知道自己必会牺牲，既无幻想，也无恐惧，决心以死殉职。此时此刻，他感到痛苦的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从失败的教训中，他领悟到毛泽东、彭公达停止9月16日长沙暴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向农村进军是正确的。他向探监的同志叮嘱，请夏明翰向中央如实汇报，没有广大的农村暴动，城市起义很危险。这促使中央吸取“灰日暴动”教训，并于次年5月作出了《关于湖南政治现状与党的工作决议案》。

黑暗湿冷的铁窗，除了警察巡查的脚步声外，没有任何东西来打扰一飞的思索。往事犹如一幕幕的镜头，转到了爱妻、战友陆缀雯。他与缀雯是1926年春结合的革命伴侣，距今不足两年。在两年时间里，夫妻是“浮萍飘泊，离多聚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三个半月，蜜月方度，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缀雯留中央机关做事。此系初别，就一飞说来，是“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在去武汉的航程中，王一飞写了一封富有哲理的书信，劝慰缀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他俩平日均能自觉地把党的事业放在个人利益和爱情之上，并使爱情成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个动力。一飞曾写道：“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指党)做事，俾有以付妹之爱。”

王一飞被捕后，化名陆崇文，以示对陆缀雯的崇敬与怀念。当他回忆到陆缀雯来长沙工作的书信时，惶恐、忧愁猛烈地抨击他的心房，害怕缀雯遭到不幸。

不出所料，陆缀雯接到王一飞邀请信后，随即乘船逆进。途经武汉时，得知王一飞被捕消息，悲愤欲绝，恨不得展翅飞长营救。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巡视员李维汉耐心劝阻，陆才返抵上海，免遭祸害。

1928年1月28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王一飞在长沙教育会坪英勇牺牲了，同时被害的还有涂正楚、李子骥等。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刘英：《纪念王一飞》；余扰阳：《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共产党员》，《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

2．铁凤：《离多聚少的革命夫妻》，1982年8月7日《中国青年报》。

3．张羽：《读王一飞烈士家书》，《文物天地》1982年第6期。

4．中央档案馆：《革命烈士传资料·王一飞同志事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5．浙江省、湖南省民政厅有关王一飞烈士资料，以及陆缀雯提供的王一飞生前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