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陈杰
胡陈杰
胡陈杰是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他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随朱德入川，担任郭汝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30年受中央派遣，化名胡慎己，进入洪湖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新六军参谋长、红九师和红八师参谋长等职，于1932年在扩大化的“肃反”中被害，年仅29岁。
(一)
胡陈杰是四川省铜梁县土桥场人，1903年12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3岁时随父母迁居县城郊东郭乡，7岁入私塾，后在县立小学读书。1920年升入铜梁中学五班学习。
胡陈杰少时就爱读古文和古诗，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说岳传》等更是百读不厌，因而从小养成了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豪侠性格。他常常高声朗读岳飞的《满江红》，并给弟妹们讲《水浒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他敬佩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并决心向他们学习。因铜梁县与重庆邻近，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很快在铜梁传播开来。胡陈杰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零零星星传到那里去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成都的《星期天》和《半月报》等进步刊物，改造社会的信念逐渐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他刚进初中，就被选为铜梁县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2年，在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当时铜梁县最大的一家布匹绸缎铺是大地主刘凤梧经营的。刘投机倒把，操纵市场，并且是铜梁县日货最大的代销商。胡陈杰经过调查研究后，以学联名义联合各界团体代表，同往刘凤梧的商店查禁日货，并将其全部没收。第二天，又在县城南较场召开群众大会，把查获的阴丹士林布等日货当众焚毁。胡陈杰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意义，并责令刘凤梧今后不准再推销日货，一时群情激愤，人心大快。
当时，铜梁县的县太爷姓许。此人阴险毒辣，鱼肉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因为他脸上有几颗大麻子，所以大家称之为“许麻麻”。胡陈杰领导学生联合会同他进行了几次斗争，搞得这个“许麻麻”十分狼狈。
第一次是1922年的练哲谙事件。练是铜梁县参议会议长兼铜梁中学学监，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学联的爱国正义斗争。因而“许麻麻”就指使县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练抓起来，关在警察局内，意欲借此打击和恐吓学联。胡陈杰得知后，立即邀集学生数十人前往警察局进行质询。到达警察局后，胡陈杰趁其他同学同警官们说理之际，带领几个人猛冲拘留室，打开大门，拉住练哲谙就往外跑。在同学们的集体保护下，练被顺利地抢救了出来。接着，胡陈杰又发动群众揭发县政府横征暴敛、侵犯人权、钳制民意的种种恶行。“许麻麻”慑于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向练议长道歉了事。
第二次是闹戏园。铜梁县城当时只有一个戏园，票价很贵，一般劳动群众无法问津。戏园老板又以“许麻麻”为靠山，在戏园内设立专供警察坐的“弹压席”，贫苦农民在门口站着看一眼，也要遭到辱骂和驱赶。胡陈杰看到这些情况，十分气愤。那时，戏园的票都是油印的，没有日期和座位编号，谁去得早就往前坐，他便和内弟杨袭祖(当时也是铜中学生)等仿制一些戏票，在赶场(北方叫赶集)的日子站在城门口，看哪个穿得最破就发给哪个，请他去看戏。这样一连几天，使不少从来没有进过戏园的人开了眼界。但此事很快就被戏园发觉，便向“许麻麻”报告。“许麻麻”一听是胡陈杰等所为，便在当天晚上亲自出马，赶到戏园处理此事。因胡陈杰当晚未去，便抓住了杨袭祖。杨袭祖冲到许的面前问他凭什么抓人，并向许的大肚子上狠狠地揍了两拳，痛得许抱住肚子直叫“反了!反了!”并喝令警察将杨袭祖关进了大牢。胡陈杰得知后，便连夜发动学生在县衙前游行示威，要求放人，并请学校中一个很有名望的教师周茂岩前去交涉。周对许说：“怎么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就抓人?学生这么多，我都招呼不住了。”“许麻麻”恐怕事情闹大了不好向上交代，只好释放了杨袭祖。
第三次是反“门户捐”。1923年，四川军阀一个叫廖谦的旅长在铜梁县驻防。廖谦与“许麻麻”勾结在一起，新立一种捐税叫“门户捐”，视财产多寡，凡有户口的都要捐款五至十元，百姓怨声载道。胡陈杰以铜梁学联主席的身分奔赴壁山、永川、大足、江津、合川、潼南六县，发动各县学联支持铜梁人民反对“门户捐”的斗争。六县学联立即发宣言、发通电表示支持。胡陈杰回铜梁后，联合各界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宣布罢市，并带领各界代表到县府“请愿”。“许麻麻”鉴于前次挨揍的教训，深知众怒难犯，便悄悄地从后门溜走。廖谦一看大势已去，也不好再提此事，这样，“门户捐”就在无形中被取消了。
(二)
胡陈杰在铜梁中学毕业后，1924年夏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科。这是美国教会开办的一个夜大学，很多课都用英语讲授，这使英文程度不高、听说能力较差的胡陈杰感到十分苦恼；特别是学校还想方设法要学生信奉天主教，更使他感到憎恶。他对同学们说：“中国的那么多菩萨都保佑不了中国人，难道外国的菩萨会保佑中国人吗?”他曾经考虑过退学。但是，鉴于其他学校的入学考期已过，还是忍耐下来了。
在五卅运动中，胡陈杰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正是由于这场斗争，促使他走上了革命征途。
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中国人的消息很快地传入东吴大学的校园。6月1日下午，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暂行停课，以法律手续，参与沪案”。与此同时，苏州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发通电，组织各界联合会，集会讲演，募捐救济工人。东吴大学法科所谓“以法律手续，参与沪案”的活动，也仅止于在中国教师的支持下搞了一份关于沪案真象的报告书，分送在华的各国传教士。胡陈杰参与了这件事，但是很快发现在确定谁是犯法者这个问题上就遇到了障碍。一些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或者认为“真象不明”，或者认为5月30日“英国巡捕逮捕非法散发共产党传单的人是依法行事”，而开枪则是防止示威者攻入捕房的“应急手段”。“这是什么话?”胡陈杰在讨论时简直要怒吼了。他对同学们说：“这是什么法律，这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词!这种法律学它有什么用处?”有天晚上，一个美国教师大肆宣扬所谓法律和秩序，攻击“赤祸”，使胡陈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站起来反问道：“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开工厂的日本人，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中国工人，这叫啥子秩序?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杀中国人，这又叫啥子秩序?”这番义正辞严的发问，搞得那位教师狼狈不堪。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胡陈杰郑重宣布自己退出东吴大学，第二天就乘火车来到南京。
胡陈杰到南京后，住在几个大学生同乡寄居的丹风街一家民房里。这时，碰巧这几个同乡正在闹“经济危机”，连这个月的房租也没钱交了。同乡中有一个人的亲戚在汉口做生意，本钱不小，大家就想派人前去暂借几十块钱以应急需。胡陈杰说他闲着没事干，愿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每人给他凑了点路费就送他起程了。但是，严峻的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那个同学的亲戚不但满身铜臭，一毛不拔，并且以教训晚辈的口吻大骂“过激党”，气得胡陈杰拂袖而去。胡陈杰给他的几个同乡写了一封短信，说明在这里借贷碰壁，有负重托，不便回京，请他们另想别的办法。他的情绪乱极了，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仔细想一想。胡陈杰在事后给他的同学同乡们谈到他这一段经历时说：6月下旬，我从武汉乘船到洞庭湖上的君山住了几天。在那里我彻夜不眠，思考自己将来应该走的道路。我想：我接连碰了几个钉子，但我决不灰心丧气，既不会学屈原，也不会去当和尚。共产党不是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吗?这两个东西我已经多少领教过了，硬是非打倒不可!但是，怎样才能打倒呢?看来只用示威游行这一套办法是绝对不行的，非动武不可。要拿起枪来!共产党正在广东和国民党并肩战斗。那里不是有一个黄埔军官学校吗?为什么不去报考这个革命的军校呢?于是，胡陈杰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离开了君山，在岳阳卖掉自己身上仅有的值钱的东西——一块怀表，水陆并进(那时粤汉铁路尚未修通)，直奔广州。
(三)
1925年8月，胡陈杰来到了广州。这时，“沙基惨案”发生不久，声讨英帝国主义暴行的红色标语满街都是；背着步枪、带着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高呼口号，唱着歌曲的男女青年熙熙攘攘……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南京、武汉等地相比，判然两个世界!胡陈杰找到了投考黄埔的报名处，不久就在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参加了考试。被录取后，编入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原来黄埔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的入伍训练，期满经考试合格后，始成为军官生。
胡陈杰入伍不久，就由一个队长介绍参加了国民党。8月20日，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遇刺。这一事件，使胡陈杰清楚地认识到，广州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后面，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就是在黄埔军校内部，也是不平静的。本来，校内早就有一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进步组织，出版《中国军人》小报，但是，廖仲恺被刺不久，孙文主义学会办的《国民革命》周刊也出版了。这个刊物曲解新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思想上和言论上同《中国军人》形成了尖锐对立。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胡陈杰多么想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并争取早日投入党的怀抱啊!有一天，一个同学悄悄地塞给他一个用很薄的纸订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油印着共产党的文件。这时，胡陈杰明白了这个同学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是喜出望外，便立即向他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不久，胡陈杰就在一个星期日登上一艘小船，在江心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1926年1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但以后各期习惯上仍称“黄埔”)，并进行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胡陈杰被录取，分配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政治大队队长开始时是胡公冕，后来是熊雄。在政治科任教的教官，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恽代英、于树德、李合林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胡陈杰在这里学习了《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中山舰事件”，在黄埔政治大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月15日，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上讲话，提出“现在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胡陈杰向党组织请示，回答是每一个跨党的党员都可以自由表态，也可退出共产党，也可退出国民党。这实际上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胡陈杰表现得十分坚决。他还主动到政治大队各队去稳定某些同志的动摇心理，并和一些坚定的同志一起，带头填表退出国民党。在他们的影响下，政治大队三个队的共产党员都一致退出了国民党。胡陈杰也在这一次斗争中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尊敬。
1926年6月上旬，为了准备随军北伐的政工人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广东大学开办了一个为时一月的政治干部训练班(又称“特别训练班”)，在黄埔学生中挑选300余人受训。被选者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胡陈杰也被选中了。
特别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江一带的军事形势”、“宣传要领和方法”、“民政组训”、“农民问题”等。另外，每人还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吴佩孚系的北洋军阀部队调查》，一个是《孙传芳系的北洋军阀部队调查》，内容都非常具体。因为时间紧，课目多，把军事训练都停止了。任课教师都是临时请来的：毛泽东讲“农民问题”，恽代英讲“宣传要领与方法”，白崇禧讲“军事形势”。周恩来也从东江前线赶回来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农民运动》的讲话，其中关于“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的概括，给胡陈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训练班采取的学习方法也很有趣：每三个学生编成一个小组，每天下午开讨论会时轮流担任主席、记录和演讲人，会后互相提意见。另外，每隔几天还要每人写一篇《为××告民众书》的宣传稿，写后也要大家互相传阅提意见。胡陈杰对学习非常刻苦、认真，结束时被大家评为学习最好的30多个人中的一个。
在学习结束前三四天的一个晚上，队长突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调查登记表，并且交待在填表时不准互相交换意见。表上有“家属”、“通讯处”等栏，特别有一栏问“是否跨党”，还注明“如果你只能参加一个党，你选择哪一个?”胡陈杰看后，毫不犹豫地写下“参加共产党”五个大字。
7月8日，特别训练班举行了结业仪式。第二天，即在东较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胡陈杰被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当宣传员。在总政宣传队里，胡陈杰做事发言，都显得精明老练，在年龄上，也要比一般同学大三四岁，因此，大家都叫他“胡老大”。后来有人说叫“胡老大”不如叫“陈老大”好，因为“胡”有“稀里胡涂”之意，不足以表现他的精明。大家一致赞同，此后便叫他“陈老大”以示敬意了。总政宣传大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到一地，他们便立即进行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并在此基础上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战争。7月下旬北伐军到达衡阳后，为了适应与吴佩孚主力决战的需要，总政宣传大队决定临时抽调部分人下部队担任连级党代表。胡陈杰被派到第四军的一个先头部队。8月中旬，胡陈杰的连队进抵蒲圻县境。一个深夜里，遇到了敌人的偷袭，连长不幸牺牲。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胡陈杰拨出手枪，接连打倒了几个敌人，指挥部队泅水突围。胡陈杰这种机智勇敢的行动，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以后，他又率领这个连队参加了攻克汀泗桥的战斗。
(四)
1926年9月中旬，胡陈杰来到了被北伐军攻克不久的汉口。接着，他被通知和其他一些同学跟随朱德入川。
原来，当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以后，因他以前和杨森是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中的同事，党组织就派他去策动杨脱离军阀吴佩孚，参加国民革命军。9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委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并决定由朱德带领40多名政工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入川，以便在杨部建立党代表制度。胡陈杰等就是被挑选来跟随朱德前去任职的。在家乡读书时，胡陈杰就听说过朱德这个护国军旅长的大名，以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可是一见面，就感到这个同乡老大哥慈祥得象老妈妈一样，并且也和别人一样亲呢地呼自己为“陈老大”。
10月上旬，胡陈杰等跟着朱德乘船来到了万县。残破的街道，坍塌的房屋，纪录了一个月前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杨森这个军阀看到朱德带着这么一批人，要按照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大吃一惊。杨森宣称，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对他毫无用处，因为他的士兵根本不需要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是执行命令，战死沙场。而如果让这些人在军队中侈谈民主和改善生活，只能惹出抗命和公开叛乱的事来。为了说服杨森，朱德几乎和他辩论了几个通宵，但丝毫没有效果。最后，杨森只同意让这些从黄埔出来的政工人员到他所开办的专门训练低级军官的军事训练团上课，而且又只允许讲民族主义，不能讲孙中山的其它主义和政策。当时为了争取杨森，经过组织上批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天晚上，胡陈杰来到朱德的卧室，要求派他到四川的另一个军阀郭汝栋的部队里去。当时郭汝栋是二十军的一个师长，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川鄂边防军副司令，驻涪陵。胡陈杰说，郭也是铜梁人，是他的同乡，这个关系对他很有利。同时据他所知，郭当时和杨森有矛盾，比较倾向革命。朱德非常支持他的建议，并且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主动精神。第二天，就以党代表的名义给胡陈杰写了介绍信，命他到涪陵郭部报到。
胡陈杰到涪陵后，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些。郭汝栋口口声声大讲革命，赞扬共产党，并且早在1926年7月份就在他的部队里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尹肇州——一个曾经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共产党员。胡陈杰被安排在政治部工作，并通过尹接上了组织关系。那时，尹的工作很多，他既是党的涪陵特支书记，又是郭部的军支书记，加之年纪已大，行动不便，便将许多具体工作交给胡陈杰去做。因此，胡陈杰的精明和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了，并且受到了郭汝栋的赏识。不久，胡陈杰便被任命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1927年7月初，郭汝栋因急于投靠刘湘，运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诱捕了他的老师、中共涪陵县委委员、农民自卫队总指挥李蔚如，并押解至重庆杀害。尹肇州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便请示党组织批准，辞职以示抗议。胡陈杰便接替了尹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以后，又担任了地下党军支书记。
1927年10月，刘湘为了削弱杨森的力量，抓住杨森收容败退到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这个把柄，上告杨“勾结吴佩孚，潜谋不轨”，并推荐郭汝栋取代杨为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得知此事后，拟派胡陈杰等到南京活动，并许诺事情办成后，将任命胡为团长。胡陈杰及时将此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这是进一步取得郭的信任、掌握兵权的大好时机。胡陈杰到南京后，通过他在黄埔的关系积极进行活动，终于促使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初明令撤了杨森的职。不久就发表了郭汝栋任二十军军长。郭为此对胡陈杰感激不尽，但由于郭的师旅长们大都怀疑胡是个共产党员，任命他当团长的命令通不过，郭汝栋便任命他兼任副官长。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胡陈杰在郭部利用自己这种特殊地位，在情况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在组织和发展党的队伍、保护同志和开展兵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四川的土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胡陈杰利用郭汝栋急于扩大自己力量，以摆脱杨森和刘湘的控制的心理，促成郭在蔺石场建立一个随营军官学校，培养中下级指挥人员。郭自任校长，胡陈杰任副校长并负责实际工作。他抓住这个机会，将黄埔毕业的地下党员刘道盛(当时任郭部的军支书记)、饶绘丰、袁镜铭、徐孔嘉等调到随营学校担任营、连长和教官，并通过他们向受训的青年军官灌输革命知识，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4月第一期毕业的时候，已经发展十几个党员了。1928年1月，胡陈杰在设法得到郭汝栋的认可后，又将随营学校改为政治训练班，自任大队长，广泛吸收青年学生，为党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如省立四中的彭天叙学习结业后，先后任郭部一师一团、二师六团的政治指导官。县中的陶正(杨克明)后来成为四川二路红军中队长、红三十三军政委。同时，胡陈杰还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将杨森驻防涪陵时委派的地方学校校长一律免职，任命陆松涛为教育局长，甘再仁为省立第四中学校长，杨子厚为县中校长，余锡嘏为女师校长，游动斯为县中附小校长，刘存鉴为启明小学校长，他们都是进步人士或地下党员。同时还派蔺光厚、刘西元、张天喜、周仁龙、潘志寰、白云深等到以上学校做教员，在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并且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宣传革命真理，从而引导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重庆“三三一”事件后，胡陈杰和尹肇州都认为全川已经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涪陵这一小块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不会维持多久，最要紧的是准备自己的力量。他们决定将重庆来的一部分革命青年(大都是中法大学学生，因为尹肇州曾在该校任教)都经过师政治部派到各旅、团去建立政治工作组织，再与随营学校的毕业生互相配合，逐步掌握这支部队。胡陈杰还决定，具体工作先从混成旅三团一营入手。这个营的营长叫张才，胡陈杰是他的同乡，又是他进黄埔的引见人，并且当过他的入伍生队长，所以他很听胡的话。在胡陈杰的领导下，政工人员首先在连队成立士兵伙食管理委员会，改善了士兵的生活，初步树立了政治工作的威望。接着又建立了戒烟(鸦片)所，发动官兵戒烟。胡陈杰还通过合法手段，将随营学校的毕业生以见习排长、连副等名义派到这些连队代替那些戒烟的军官。通过这些工作，使一营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在剿灭石宝寨土匪吴大鼻子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重庆和下川东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任白戈、邓劫刚等数十个同志到涪陵避难。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一些同志也陆续来到这里。胡陈杰住的是单家独院，房子比较宽，这些同志便以胡的“亲戚”、“同学”等名义在这里住下来。那时，他家几乎成了“旅馆”，天天都是人来人往的，经常是十几个人吃饭，晚上就在屋子里打地铺睡，走时还要送路费。自己的薪水不够用，就写信向家里要钱。所以，大家都说他有“孟尝之风”。
1927年秋，杨森指令郭汝栋厉行“清党”，指名要逮捕地下党员陈同生等人。胡陈杰得到消息后，便设法将陈等五六人安全地由郭部转移到万县、武汉等地。次年春，当时担任团副的袁镜铭在传递情报时被捕。袁系郭派往黄埔学习的七个亲信之一，郭汝栋对其十分气愤，准备处以死刑。后经胡陈杰大力援救，幸免于难。1928年6月，罗云土地会(即农会)暴动，领导骨干钟方仪被团防局逮捕，判了死刑。后经胡陈杰疏通地方当局，使钟方仪绝处逢生，并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同时，新庙弋阳国民师范师生因反对驻军欺压人民，周笙竹、郑希贤、雷德沛等十多名教师学生被捕，驻新庙十团的政治指导官周见非设法将其解到涪陵，由胡陈杰交涉释放。
地下工作要求胡陈杰在公开场合必须遵从郭汝栋的安排。一次郭命他带兵搜查地下党员，他便事先将消息透露给地方党组织，待组织疏散后再大张旗鼓地进行搜捕。1928年9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报道：涪陵郭部“政治部主任胡陈杰公布大举清共，连日在学校、铺户搜查，数日未获一人。”这就不能不引起郭汝栋对他的怀疑。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利。1929年6月19日重庆《国民公报》在报道地下党活动情况时说：“尤其川东特委在下东各县活动异常，其原因盖由某主任系一共产党，而一般共匪系为其掩护。”一些师旅长也要求郭汝栋对胡陈杰加强防范。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胡陈杰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完全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1929年7月，郭汝栋震惊于一路红军的“遂蓬起义”，命令胡陈杰对涪陵城镇、乡村、学校、店铺进行突袭性大搜捕，企图一举破获涪陵党组织，并暗中窥探胡陈杰是否通共。在这危急时刻，胡陈杰巧妙而迅速地传递送了情报。在17日的大搜查中，除搜到少数书刊材料外郭汝栋要抓的共产党一个也未抓住。
1929年秋，为了贯彻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涪陵、南川为中心，发动群众，加强郭部兵运工作，伺机进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胡陈杰特派政工干部霍恂、饶绘丰、刘施南等到驻防彭水的向时俊师、驻防丰都和忠县的陈兰亭师发展党的力量，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胡陈杰还只身深入“虎穴”，作了一次争取土匪武装的尝试。
原来，在胡陈杰的故乡四川铜梁县和璧山、永川、大足四县边界，有一座山，名叫东山，山上盘踞着一大股土匪，匪首绰号“廖岔胡”。胡陈杰认为，如果能将这股土匪武装争取过来，改编为红军，岂不是变害为利了。为此，1929年秋他从涪陵专程来到铜梁，连家也没回，便到距离东山仅七八公里的一个老朋友家中，向他说明来意。这一下简直把这位老朋友给吓坏了，连忙问他这样“单刀赴会”，是否事先取得安全进出的保证?胡陈杰听了大笑，说：“你老兄老是爱用世俗常理来估量客观事物。现在已是人民革命的时代，难道绿林好汉就没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就算是乡里小人的狂妄野心吧，难道就不能用善意劝导，把他们引上革命轨道吗?”接着，胡陈杰就请这位老朋友给雇两个可靠的“滑竿”(四川的一种简便轿子)轿夫。第二天早上，胡陈杰换上一身崭新的西装出发，临行时还对这位老朋友说：“我生平不爱坐滑竿，这次为了与众不同，特意坐上一次!”并嘱咐他多则五六天，少则两三天就可以回来；如果出了意外，轿夫们会回来报信。两天以后，胡陈杰平安地回到这位老朋友家中，说他在山寨受到了很好的款待。他和匪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他们虽然并非毫无改邪归正之意，但总是顾虑重重，不肯轻意下山。他还说：“干革命就不能指望任何事情都会马到成功。”这件事以后虽然未能继续进行，但足以表明胡陈杰为革命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
1930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强调不断进攻，夺取中心地带。因而决定乘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出川“剿共”，士兵不愿离乡之机在郭部的一、六两团发动兵变，建立二路红军游击队，并派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前往涪陵组织特委，作为兵变的最高指挥机关。李鸣珂到涪陵后，便以黄埔同学的名义住在胡陈杰家中。胡陈杰认为，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在郭部的力量已经受到很大损失。上面主要是各团的政治指导官和一些参谋，下面也只有个别的营连长，直接掌握兵权的同志不多，因而并不具备兵变的条件。李鸣珂详细地检查了郭部党的组织，知道一般没有支部生活，士兵联合会的组织也不普遍，因而也认为没有把握，并以特委的名义将这些情况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接报告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右倾思想”，说他们“主要的错误(是)不以群众的情绪来估计兵变的前途，机械地去看党的组织力量和士兵联合会组织的大小”，坚持兵变必须继续进行。但是，4月5日和6日组织的两次兵变都未成功，李鸣珂亲自指挥的中心连未能按时发动，本人也被抓住。李脱险后召开特委会议，决定兵变暂停，等将来在船上再干。省委仍不同意，坚持要他们在城内进行，并说：“万一不能作到整个全团的兵变，硬要有一、二连兵变的决心。”于是，兵变工作便在由共产党员担任连长的三连、九连、十一连进行，并以十一连连长赵启明为突击队队长。在酝酿过程中，有个姓郑的营长向郭汝栋告密，郭汝栋便派亲信将这几个连队监视起来，并下令赵启明交出该连的两个排长(均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兵变仓促举行，结果只由赵启明带出两个排共51人，在涪陵罗云坝和当地的农民土地会汇合，建立了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二路红军以赵启明为代总指挥，转战丰都等地，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围剿”下遭到了失败。
1930年4月中旬，郭汝栋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出川，一直调到湖北阳新县，进行反革命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这个军阀部队也加强了控制，如撤消政治部成立政训处，并由曾扩情选派特务陈××担任政训处长。陈××的到来，终于使郭汝栋这种两面派的把戏再也玩不下去了。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郭汝栋请胡陈杰到他在汉口的家中赴宴。宴罢，郭汝栋将胡陈杰请入内室，对他说：“老弟，你知道今天为啥请你吗?我是为你送行的!”接着郭汝栋告诉他：陈××要胡陈杰等登“反共启事”，不然，就要郭逮捕他们。他要求胡陈杰出国到日本留学，避一避风，等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再回来。当晚，郭汝栋派副官给胡陈杰送来600块大洋的“路费”。郭汝栋告诉他，出国的一切手续都由他找人负责办理。胡陈杰知道，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这个军阀做的表面文章。出国留学谈何容易，这区区600块钱够什么用?胡陈杰作为一个党培养的革命军人，真正考虑的还是另一条道路——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战斗!
(五)
1930年6月下旬，胡陈杰又回到故乡销梁，告别这块生育他的土地。在同妻子话别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说：“文锦，这一次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今后别说见面，就是通信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我是共产党，这你知道。如果我不死，今后会有完聚的日子。两个孩子，只有靠你了。我们的辛苦不会是白费的，再过二十年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
7月9日拂晓，胡陈杰由弟弟陪同离开了故乡，取道重庆前往上海。可是，军阀刘湘已在重庆制定了暗杀他的计划。据胡陈杰在重庆的一个老同学说：7月1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胡陈杰来到他在重庆黄家垭口的家中小坐片刻，连晚饭也没有吃即匆匆离去。胡陈杰刚走，就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来到他的家中，口称要找胡陈杰，并在室内到处寻找，徘徊良久。不一会，又来一个穿便衣的中年人，也称要找胡陈杰，迟迟不愿离去。晚饭后，这位老同学出门窥探，只见街道两头都有人暗中监视。几个月以后，这个老同学才从刘湘部下一个军官那里得知，当时刘湘下令他的特委会(特务机构)不论在哪里见到胡陈杰，即用手枪暗杀，然后以“不幸遇刺”公诸社会。多亏胡陈杰警惕性高，特意住在城郊的一家小旅店中，第二天黎明即登上一只开往上海的日本船离开了重庆，这才幸免于难。
胡陈杰到达上海以后，为了便于活动，仍然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面貌出现，下榻于爱多亚路一个豪华的旅馆之中。通过组织上规定的联络渠道向中央表达自己到革命根据地参加战斗的愿望。他将郭汝栋送给他的“路费”的大部分，交给一些在上海读书的四川进步学生开了个豆花饭店，作为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但因不善于经营，加之多数“顾客”都是吃了就走，没有钱给，所以没有多久就没法维持了。
这时，原在郭部的地下党员邓济时、曾庆华、周见非、王文钦等也相继到了上海，胡陈杰便安排他们住在南京路国际饭店附近，并按上级的指示，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如“飞行集会”，抛撒革命传单等。不久，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邓济时在南昌被捕，胡陈杰得知后，便专程赶到南昌，通过自己的黄埔同学进行营救，使邓获得释放。
党中央决定派胡陈杰去湘鄂西根据地工作，临行之前，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了一张身穿僧衣、头戴僧帽、手拿佛珠的照片，背后题诗一首，诗曰：
拔出慧剑斩六根，扫荡群魔朝至尊。
慈航普渡众生后，普遍天下极尔民!
“慧剑”，佛家以利剑喻智慧，言其能斩断一切烦恼。“六根”也是佛家用语，谓眼、耳、鼻、舌、身、意六者为各种罪恶的根源。全诗以佛家隐语，曲折地表达了作者以解放全世界劳动群众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
1930年7月底，胡陈杰化名胡慎己，跟随着中央指定的向导，由上海溯江而上。最后化装成渔翁，坐着小舟，进入洪湖苏区。
当时，湘鄂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周逸群和贺龙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夏，根据中央的指示，由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由孙德清、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贺龙和段德昌分任二、六军军长。红二军团成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培训中、下级军政干部。胡慎己一到苏区，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在华容县的焦山河——一个江边小镇上开始了筹建工作。他带领教职工因陋就简，很快地就做好了开学前的准备，并且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兼任政治课的教学工作。苏区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这对于胡慎己这样一个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但是，胡慎己凭着自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这个“乐天派”仍然是谈笑风生，什么文体活动他都带头参加，有空就拿出胡琴自拉自唱，从而给红大师生带来很大乐趣。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要求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占领岳州，配合一、三方面军进攻长沙。红二军团于10月末渡过长江后，才发现一方面军早在9月间即已撤出长沙外围，退往赣西活动，根本没有再次进攻长沙。同时，红二军团在攻打津市和临澧的战斗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胡慎己领导的红大也被迫北渡长江，到洪湖集中。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其湖北省主席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对洪湖地区开始了“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集中洪湖所有武装力量成立新六军，以段德昌为军长，陈培荫为政委，胡慎己为参谋长，担负起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的重任。
新六军成立后，遵照特委关于“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优势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敌之锐，转移到江南，集中兵力在鲇鱼须歼敌一个营，再次攻克华容县城，士气为之大振。接着又返回江北，恢复洪湖苏区。1931年3月下旬，掩护特委和苏维埃机关顺利地转移到洪湖瞿家湾一带，并且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不久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辖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仍以段、陈、胡为首长。
1931年夏，湖北省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水灾，加之国民党军队掘堤放水，实行“以水代兵”的罪恶计划，使洪湖苏区成为一片泽国。7月，蒋介石乘机对洪湖苏区进行新的“围剿”。这次“围剿”开始时，红军主力七、八师均在鄂西北，因而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又落在了红九师身上。红九师遵照湘鄂西省军委《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定》的精神，在段德昌和胡慎己的带领下向潜江、荆门挺进，先后攻占了沙洋和荆门。接着又在潜江县城附近伏击敌人，歼灭敌人一个旅，缴获的武器和装备可以装备一个团以上，从而从北面打破了敌人对洪湖的“围剿”。1931年1月初，红九师又于应城附近的龙王集、陈家河包围了敌四十八师的特务团。敌军一个旅从花园、孝感前来解围，红九师便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于公路两侧伏击来援之敌，全歼该旅，俘敌官兵3000多人，缴获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60余挺，步枪3000多支。在这次胜利的基础上，省军委决定红三军独立团与回到洪湖的红九军二十五师主力教导团合编为红八师，以段玉林为师长，胡慎己被调为八师参谋长。
(六)
早在1931年1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便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派夏曦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1932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夏曦为了实现“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包围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命令红三军向襄北发展，要求“不停顿地进攻”，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正如段德昌指出的：“夏曦毫不懂军事，只会叫我们拼命。”1932年3月21 日开始的七天七夜的瓦庙集战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这次战斗中，敌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共出动十四个团2万余人，向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主力则遵照省军委的作战布署，准备在汉川境内迎击敌人。但是七师尚未到达集中地点，便与敌在瓦庙集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夏曦要八、九师立即前往增援，“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瓦庙集战斗就打响了。胡慎己和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种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的打法，认为还是应该把敌人放进苏区打游击战。但这些正确意见却遭到严厉批评。在七天七夜的血战中，胡慎己率领八师坚守阵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天下午，他去视察一个前沿阵地，发现在这个山头上只剩下六七个人了，而敌人又发动了进攻。胡慎己急中生智，便叫战士们把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的帽子收集起来，摆在阵地上。自己带领战士们这边打一阵，那边打一阵，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贸然上山。待夜幕降临后，即带领这部分战士安全转移。事后大家称赞这种打法叫“新式草船借箭”。但是，由于夏曦指导思想的错误，在整个瓦庙集战斗中我军仅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而自己则伤亡1000多人。这是一场典型的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指挥上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反而将失利的原因归之于红三军中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上。接着便发布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中说：“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引者)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这就是说，要借“肃反”之名，来打击那些敢于对夏曦的瞎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即所谓“捣乱”的同志了。个性爽直、爱提意见的胡慎己，理所当然的成了“肃反”的首要对象，事实也正是这样。
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当时夏曦学习了张国焘在鄂豫皖大搞“肃反”的经验——刑讯逼供。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为了迅速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均非用刑不可”。他们捉了这个特务队长以后，就严刑拷打，先要他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然后又指名问胡慎己是不是“改组派”，再要他承认胡慎己是“改组派”的领导者。对其他和胡慎己有过接触的人，他从红军大学带来的学生，甚至他为了工作方便在笔记本上所记的干部，都一一照此办理。就这样，5月26日在夏曦控制下的湘鄂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可以说：“红军中破获改逆(即‘改组派’。——引者)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负总贵(红八师参谋长)，以九人组织。”但夏曦在7月8日给中央的另一个报告中，胡慎己却又变成“第三党”了。报告中说：“红军中反革命派以第三党为主干，胡慎己1930年中央派来时，已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湘鄂西的。”
逮捕胡慎己，只是“肃反”的开始。夏曦在《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作斗争和纠正肃反错误的决议》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从而把矛头对准了党的骨干力量。据夏曦在7月8日的报告中说，他那时已将红三军团以上军政负责干部28人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军直机关也有23人定为“反革命分子”。甚至把早已在一年多以前英勇献身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定为“改组派”最高负责人，胡说什么他是伪装牺牲，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并且正在为国民党出谋划策进攻苏区。夏曦在“肃反”中独断专行，据贺龙回忆：“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逮捕的人除了“一般对象”在基层“就地处理”外，各县及红军中主要的“反革命首领”，都集中到保卫局关押，苏区首府瞿家湾所有的机关都腾出来，作为临时监狱。据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仅在1932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就“逮捕约计千余人”。
继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便是大规模的处决。被逮捕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般是很难幸免的。因为那时关于处决“反革命”有明确规定，一是红军营以上的“反革命”都要处决，并且一律不允许自首(即不允许坦白从宽)，二是要“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即大搞唯成分论。胡慎己既是高级干部，又出身于封建家庭，当然是“在劫难逃”的。1932年9月，在红三军从洪湖撤退的前夕，胡慎己和他的师长段玉林，军参谋孙德清以及万涛、柳直荀和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一起被杀害了，胡当时仅29岁。在此之后，夏曦又接着搞了三次“肃反”。在长达三年的四次“肃反”中，据贺龙说：“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了。”后来段德昌、潘家辰等也被杀了，最后红二军团的“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根据地搞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解放后，在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胡慎已被追认为烈士，遗属也得到了应有的照顾。但由于种种原因，胡慎己仍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1958年建成的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上，就没有胡慎己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新修的《洪湖县志》上，甚至把胡慎己和潘家辰(又名潘克鲁)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给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写信，说明湘鄂西在“肃反”中遇害的大批同志，“如胡慎已、播家辰，就不是特务，而是被错杀的”；并且指出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在革命史书中写下他们的斗争事迹，以教育子孙后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拨乱反正，多年来“左”的流毒正在被彻底清除，胡慎己等烈士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洪湖人民还在瞿家湾为胡慎己修建了纪念碑，文曰：“胡慎己烈士殉难处”，并在洪湖革命纪念馆中展出了烈士事迹。烈士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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