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

【介绍】：

李杜

(一)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别名玄存、黎苏。1880年生于辽宁省义县。6岁入私塾，读书13年，长于诗文。后因家道中落辍学谋生。20岁时正逢庚子之变，李杜遭枪击负伤，其家亦受溃兵掠夺，他极为愤慨，立下誓言：果有带兵之日，绝不扰民。是年他毅然从军，任清军二十镇耿营官的司书，管理军饷。27岁入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回二十镇任连长、左路随营总教习等。1911年升任奉天防军管带、东北陆军第二十九师一一四团三营营长。1917年升任团长，驻守挑安。该师曾奉命平息宗社党的叛乱，其后叛匪残余仍骚扰边境，人民不堪其苦，李杜以“倘能靖边氛，一身何足惜”的精神，主动上书请允单骑深入匪穴劝降。经20余日的艰苦工作，始说服匪首，改编了土匪队伍，边境得以安宁。李杜此举深受广大官兵赞佩，却遭到师长的疑嫉。秋，李杜辞职。翌年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输送队大队长，由于上书谏阻东北军入关征战，主张沿边屯垦，遭当局严词训斥，愤而辞职。不久，赴北京任步兵统领衙门咨议兼段琪瑞政府将校研究所所长、陆军部军事科长、天津镇武军第七团团长等。1921年因反对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辞职北归。又应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邀请出任黑省山林警察局局长，勤于政事，境内安宁，木兰七县农商团体为之立一德政碑，人称李公亭。1922年后，调任吉林军械厂副厂长、代理厂长兼步兵补充队(后改五十六团)队长、长春戒严司令。1925年升任吉林步兵十五师第十旅少将旅长，驻守山海关，继又升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五师师长，驻防松花江下游。1927年被委为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后改二十四旅)旅长，1929年晋授陆军中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治丧，代操军政大权的熙洽卖国求荣，9月21日“迎请”日军进驻吉林省城，24日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李杜闻讯极为愤慨，立即宣布独立，拒不听从伪令，并通电各地，声讨熙治的叛国罪行，号召省内各军加强团结，一致对敌；还下令所辖依兰、勃利、同江、宝清、虎林、抚远、桦川、富锦、饶河、方正、穆棱十二县的军警联合行动，抗日救国，在吉林省树起了一面抗日旗帆。

熙洽企图以伪长官公署参谋长一职利诱李杜，先后两次派伪木税局局长赴依兰游说。李杜对来人置酒相待，说：“彼此故交，今夜只可谈风月，姑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来人不敢复言，酒后辞去。

此后，李杜更加紧抗日准备，调所属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三个团，分驻依兰、佳木斯、富锦、饶河等地，担负警备松花江下游和边防地区的任务；又亲自到富锦，撤掉熙洽亲信马龙图的团长职务，改派副官长马宪章接任；下令将松花江下游各县的永衡官银号、边业银行的款项及财政税收部门款项一律冻结，留作抗日经费，不准交予伪省署。他还召集了全旅少校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李杜针对日军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必须用武力把它赶出去!”接着，他庄严地表示：“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我既不肯当汉奸，叫国人唾骂，也不愿当亡国奴，听人宰割1”“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为国杀敌，报效国家之外，再无别路可走!”与会人员义愤填膺，誓愿跟随李杜共赴国难。会后，李杜将分驻在沿江的部队集合在依兰附近整装待命，又派马宪章带领步兵一营和炮兵、工兵、通讯兵各一连开往哈尔滨东郊侦察警戒；将富锦的无线电台站迁至依兰，以加强侦察敌情和与张学良及上海、天津等地的联系；又密派人员联络马占山、丁超、邢占清、冯占海、张作舟等将领，相约抗日；同时，设立自卫团督办处，派员至所属各县整顿地方武装、保卫团、大排等；还部署各县抓紧积蓄军事物资，弹药、粮草等，随时准备配合军队抗击日军的进犯。10月18日，李杜乘船巡视下江各防地战备情况，激励官兵加紧操练，抗日报国。在他的积极筹划和督促下，依兰地区军民秣马厉兵，严阵以待，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涨。

(二)

1932年1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假手熙洽，令于琛澂率伪军进攻哈尔滨。

哈尔滨为东省特别行政区，是北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当时，哈尔滨有三派军事势力，头领一是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向关东军表示“合作”，从日本总领事处领取大批武器，成立了五个警察总队，充当日军内应；二是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吉林军第二十八旅旅长兼哈绥镇守使丁超，动摇于抗战和投降之间；三是驻防哈尔滨的吉林军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他虽然主张抗战，但对国民党政府和国联的调停抱有幻想，所以采取等待和观望的态度。由于上述原因，哈尔滨虽有驻军，却无人主持抗战。

局势岌可危，李杜火急率兵赴哈，途中又与原吉林军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相约共同御敌。1932年1月26日，李杜率部进入哈尔滨道外区，将张景惠的部分伪警缴械。同日，他会见在哈各抗日军领导人，商讨保卫哈尔滨计划，议定：一、责成前滨江公安局局长维持社会秩序，所有警察都佩带“铁血救国”臂章；二、逮捕熙洽所任命的伪官吏；三、划定抗日军防区。会后，李杜接见记者，说明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非为地盘，非争私利，能为国家保全一寸土地即算尽我军人一份天职，牺牲一切，皆所不惜。”接着，他又过江与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商讨了吉、黑两省联合行动事宜。

此时，汉奸于琛澂、李文炳正率伪军向哈尔滨进逼，闻李杜已入哈，立即停止不前。日本侵略者也立即改变战术，以飞机向哈埠散发大量传单，限令抗日军在1月28日退出哈埠，否则“决计来哈保护侨民”。日本领事大桥并通告各国领事：日军将于“28日早3时进街”，各国侨民“幸勿在街，以免流弹伤及”。又要张景惠限令全市人民在29日悬挂日本国旗。李杜针锋相对，命令各军严加戒备，痛击来犯者，又通告全市：“有撤换青天白日旗者，以军法从事!”

1月27日，日本侵略者再次命令于琛澂指挥两旅伪军向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南岗、三棵树一带进犯。冯占海部在子弹库附近与伪军交战，李杜率部在上号一带迎战。在两军猛击下，伪军纷纷溃退。下午，伪军发动反扑，李、冯两部爱国官兵，士气高昂，勇敢战斗，杀伤许多伪军，并击落一架敌机。战场上喊声震天：“中国人民不打中国人!”“同胞们!不要为日贼卖命了，赶快参加抗日军!”。伪军士气锐减，纷纷瓦解。伪团长田德胜率部反正，调转枪口参加抗日。当晚伪军败退。

翌日，伪军再次反扑，敌我双方在南岗极乐寺、文庙一带对峙。李杜指挥大部队从正面发起猛攻，冯部官长海骑兵队绕到敌后，出其不意进行夹击。敌军顿受重创，溃散而逃。此时，沿哈长线来援的日军也在老少沟和双城站被击退。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人民欢欣雀跃。当晚，哈市人民举行盛大庆祝会，商会还募捐二万元支援抗战。驻哈尔滨的外国人赞扬李杜“用兵神速”，称之为“飞将军”。

李社抓紧战斗间隙，和其他将领一起分析战况，研究对策。为加强统一指挥，于1932年1月31日，各军领导人在哈尔滨开了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成立吉林自卫军，公推李社为总司令。从此形成了以保卫哈尔滨为目标的抗日武装核心。会后，李杜、丁超、邢占清、赵毅、冯占梅、宫长海等联名发表了吉林自卫军成立宣言，指出：“杜等分属军人，责在捍国”，“在此军事严重之日，正我军人效命疆场之时，赖我各友军深明大义，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爱组织自卫军，标明本军卫国卫民之宗旨。”；号召全体将士“敌忾同仇，义无反顾。”呼吁各界：“念国土之垂危，痛沧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

日军见于琛澂等部失利，决定直接出兵，以第二师团的步兵第三旅团，及四五百名满铁守备队，向哈尔滨进犯。同时命令混成第八旅团从长春北上，铃木第四旅团从齐齐哈尔南下，组成一个包围圈，并令于琛澂的五个旅伪军随时策应。

李杜获悉敌情，深知形势严重，急电北平，请求国民党当局派兵出关，从南面牵制日军；又与马占山联系，要求出兵挑昂，从北面取策应之势。但北平音信杳然。

面对大兵压境的紧迫形势，李杜周密部署兵力，令二十八旅防守顾乡屯一带；二十六旅防守南岗、马家沟及三棵树地区；警察总队防守秦家岗地区；二十二旅防守上号一带；二十四旅为总预备队，控制道外；冯占海部担任敌后迂回任务。

2月1日，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首先由双城狙击战揭开序幕。二十二旅在双城附近击溃伪军刘宝麟旅，当晚，又阻击了长谷部旅团兵车，给日军很大打击。由于敌援兵迅速赶到，2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二十二旅损失惨重，双城失守，日军逼近哈尔滨。

2月8日，敌人从左右两翼向哈埠进犯。右翼长谷部旅团为主攻部队，于琛激伪军助之，向南岗地区发起进攻；左翼天野旅团沿松花江进攻顾乡屯，直扑道里区。抗日军各部奋起抵抗，李杜率总部参谋副官数名及卫队一连，赴前线总指挥部督战。

2月4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坦克、铁甲车掩护下猛攻自卫军阵地。爱国官兵因无坚固防御设施，只能凭藉民房和院墙做掩体进行殊死搏斗。战至下午4时，敌人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突破。左翼集中兵力攻击顾乡屯。防守该地的二十八旅旅长临阵脱逃，部队陷于混乱，顾乡屯失守。日军右翼集中兵力猛攻南岗一带，由于防守邻区的警察总队队长率队投敌，致使南岗防线的自卫军兰面受敌，被迫撤出阵地。敌人攻古了顾乡屯和南岗两道主要防线后，疯狂进攻市区，哈埠危在旦夕。李杜直当锋刃，于前线调整部署，组成了第二道防线。在他的指挥下，广大官兵浴血战斗，终于在薄暮时刻击退了敌兵。

5日晨，敌人又增加三列兵车，数门重炮，分两路发起进攻，炮火异常猛烈。李杜指挥部队数次击退敌人的冲锋。中午11时，日机又临空投弹，配合地面作战，自卫军所凭藉的房屋院墙顿成废墟。李杜身先士卒，顽强抵抗，指挥和激励部下杀敌报国。广大官兵深受感动，奋勇冲杀，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牺牲惨重，已成败局。李杜心如刀割，率部退往宾县、巴彦一带，整顿队伍，准备再战。不久，李杜采纳了冯占海的建议：乘日伪军主力“征剿”迅猛崛起之中国国民救国军，哈埠及吉林省城空虚之际，集中自卫军精锐，出敌不意，沿中东路直捣阿城；当敌调兵援哈时，吉林省城必空虚，自卫军可星夜改道直逼吉林，城垣可得。李杜按此部署了兵力，抽调冯部及二十二、二十六两旅各一部为前锋，统由王之佑、冯占海指挥沿哈绥线前进。果然所至各地逆军空虚，自卫军于2月22日至24日，连续收复珠河、一面坡、苇沙河等地。26日李杜率部向哈推进，王、冯所部正待绕道转攻吉林时，不料，日伪提出“停战议和”，施展缓兵之计，前敌总指挥王之佑中计，给敌以调兵遣将之机，李杜虽在珠河指挥官兵与敌激战，但由于部署被打乱，错过战机，不断失利，又退住方正。

3月下旬，日伪军集结数万兵力，分两路进攻方正，李杜指挥部队全力抵抗，至4月3日将敌军击退。日又以飞机20架掩护作战，狂轰滥炸，自卫军损失惨重，不能复守，遂退向依兰。

(三)

到依兰后，李杜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哈尔滨保卫战以来失败的原因并部署任务，他指出：“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必须积极整顿部队，筹集粮饷，动员后方民众，支援前方作战，齐心协力共赴国难。”接着，又召集了下江十二县绅商会议，反复说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军民团结抗战救国的意义，并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筹措粮饷供应部队；整顿保卫总队，扩编部队；发动青年当兵抗日；军民互相支援保卫下江。李杜率先捐献了他的全部家产(包括存款和面粉公司)，用做抗日经费。在他的这一义举影响下，绅商们踊跃捐款，一些开明地主也自动送粮支援部队。李杜将这些款项和物资用于慰劳军队和备战，给各军都发放了慰劳品和一个月的军饷；还扩充和创办了兵器修械所、医院、被服厂。各界群众积极劳军，青年报名参军参战，仅依兰即有万余农民自动组织起来协助自卫军作战。依兰成了吉林省抗日的大本营。

李杜为再起抗战，日夜辛劳。他“清晨检点军队，监视操练；午间批阅文件，每遇要事则终夜深思，不能就寝；午后则与地方领袖、政治当局协议筹济事宜，且对国际情势及外交情况尤其搜求，而不时加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多次呕血，但他仍坚持工作。

部队经过短期整顿，战斗力基本恢复，军民纷纷要求反攻哈尔滨，收复失地。延寿、珠河等地的大刀会、红枪会也屡派代表要求配合部队作战。李杜认为形势有利，机不可失。遂于4月中旬，主持了自卫军将领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右路军于4月27日出发，迅速收复方正、宾县、阿城的蜚克图等地。5月4日和5日与日军激战于哈尔滨郊区三棵树、上号一带。中路军经方正、延寿，于4月29日攻入珠河，迅速占领蜜蜂站、乌吉密等要镇，5月7日收复珠河县城，挺进帽儿山。沿途有红枪会、大刀会员1万多人自动助战，英勇异常，日军为之胆寒，称作“铁孩儿”。左路军与中路相配合收复一面坡。

正当自卫军各部乘胜向哈尔滨进击时，日本侵略者乘自卫军主力开赴前线，后方空虚之际，派广濑第十师团主力，凭藉军舰、轮船的优势，顺松花江而下，偷袭依兰。李杜得讯时，敌已兵临城下。他急率留守人员迎击。日军水陆空三军配合作战，依兰城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军民伤亡惨重。李杜忍痛率部经勃利退至梨树镇。

依兰失守，形势急转直下。李杜苦心储备的军需物资、创建的修械所和后方医院，全部落入敌手。前线自卫军的给养和补充被断绝。这时，悲观失望情绪笼罩全军，丁超部退避宝清；冯占海单独行动；而自卫军又大量减员，每旅不过一二千人，武器、弹药奇缺。李杜忧心如焚，彻夜难眠，疾书救国会，报告抗敌经过，谓：“痛感邦家多难，略尽匹夫微责，为功为誉，均非所计，”“转战五阅月，先后二十余役，”“敌方或以陆空胁迫，或以舰队夹攻”，“而我军则悉赖将士用命，不惜肉搏，以为战之唯一方法，仅延此一线之生机。”李杜又誓于国人日：“杜年逾知命，志切同仇，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一息尚存，决不稍萌退念，”“只有杀敌李杜以光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社以污我中华战史!”

在梨树镇，李杜抓紧整顿部队，重建基地加紧练兵，筹措军需。同时，对分散在吉东各地的部队进行整编，规定各部防地。7月，李杜主持召开自卫军、救国军、护路军联席会议，协调各部关系，以加强团结。但会后不久，护路军、救国军和自卫军中的某些上层领导人不顾大局，内部纷争和相互残杀事件不断发生，部队战斗力屡遭削弱。李杜苦于无策，一度情绪消沉。至11月间，经共产党人李延禄、周保中的多方斡旋和积极促进，各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暂时稳定了抗日阵线。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以重兵进攻自卫军和救国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李杜虽亲率师旅英勇阻击，但仍未能挽回败局。他决定退入苏联，转道入关，再图抗日。1月14日，李杜率3000余人越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

(四)

1933年7月10日，李杜返回祖国，在上海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他奔走各界，呼吁支援东北义勇军，并亲派李延禄、罗炳然赴东北工作。又拟具推动义勇军草案上呈蒋介石，和请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均遭拒绝。他还面见蒋介石，力陈所议，热望得允。而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敷衍搪塞，十分冷漠。这使李杜大失所望。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立即解决抗日经费；成立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等六大纲领。李杜热烈响应，并与宋庆龄等1779人，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联名将此文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作为本组织的纲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后，李杜担任武装部部长。他深入到学校、工厂，宣传主张，动员抗日，组织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杜入关后，仅依薪金生活，并不宽裕，但仍积累资金，资助东北义勇军6还先后资助过赵尚志、李延禄、李向之、赵濯华、陈大凡等抗日人员的家属。

1934年初秋，李杜接见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入关代表李向之和张种玉等，听取了关于东北抗日近况的汇报。他深为感慨和赞许，并向代表们热情地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嘱咐自卫军注意自身团结，并要联合各派抗日力量一致对敌，当即派李向之赴北平筹组“武委会”，张种玉等代表返回东北活动。

李杜归国以来，一直渴望重返东北，再举义旗，收复故乡。他决定借“出洋考察”的名义，转赴东北。在武汉的张学良将军赞许和支持这一计划，并决定派其亲信应德田随行。但是，李杜的出国申请，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迟迟未获批准。他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争取各方支持。他同应德田两次至上海苏联领事馆，访问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和参赞鄂山阴；访问了上海公共租界商会董事美国人儿克令和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商谈出国事宜，期望得到帮助，但都未能如愿。

在等待出国期间，李杜结识了上海地下党员冯雪峰等，从他们那里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他由衷地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为之做了许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5年冬，张学良考虑联共抗日问题，亲到上海嘱咐李杜尽快与共产党负责人取得联系。李杜慨然应允，设法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李杜的帮助下，将共产党员刘鼎派到西安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又委派刘鼎为中共中央代表驻西安。

1936年，李杜终于冲破了反动当局的阻挠，获得了出国护照。在他临行前夕，上海的一所幼稚园遭破坏，致使在这里生活的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地容身。中共地下党为保护革命后代，将两个孩子托付李杜带到苏联去。6月份他化名王元华“出洋考察”。一路上他和夫人对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关怀备至。到巴黎后，他们妥善地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使孩子们在异国他乡得以健康成长。

不料，李杜此行的真正目的，被日本当局侦悉。他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致使苏联驻法大使馆仅签发了毛岸英兄弟的入苏护照。李杜羁留巴黎半年之久，只得重返上海。

1936年冬天，李杜在住所接见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得知东北抗日军已统一建制，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经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同意，任李杜为抗联总司令，并发了印章。李杜感慨万分，志切众望，秘密组设东北抗日联军总部，编造各军建制表册等。1937年8月，李杜偕参谋和技术人员携带电台飞抵兰州，拟通过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绕道西伯利亚，转赴我国东北，但因盛世才不准入疆而未成行，只得返回上海。李杜身在千里之外，仍心怀白山黑水的苦难父老，数次派员潜回东北，联络吉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勉励他们坚持斗争，忠告各部领导人，要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记私仇，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还派人在重庆、香港、天津等地安设电台，收听东北情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11月13日，李杜再次从上海乘法轮取道欧洲赴苏联。行至印度洋，闻南京失陷，他五内俱焚，焦急万状。12月中旬，李杜抵莫斯科，等待进入我国东北，滞留六周，又接蒋介石政府电令，原道返国。

(五)

李杜从莫斯科归国后迁居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他与阎宝航、沈钧儒等人召集了旅渝东北同乡纪念“九一八”大会。他在会上号召东北同乡和与会志士，坚定抗日救国信心，“埋头苦干于实际行动”。会后，他还在《国讯旬刊》中著文赞扬东北抗联：“已使日寇以屠杀焚掠建立起的血腥统治根本动摇”，号召“全国同胞该以最大热诚和力量去援助在敌人铁蹄下苦斗的东北义勇军，更应以后继的哀奋情绪踏着八年来成千成万为民族而牺牲的东北战士的血迹行进”。1939年，他再次准备出国转赴东北，又由于9月间德波战争突起，外交发生问题，未能成行。

李杜频频参加救国活动，抗日言论坚定激进，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曾唆使歹徒潜入李杜住宅行刺。因李杜外出，其侄惨遭杀害。李杜的言行也为蒋介石所不容。1942年6月，蒋介石以抗日联军系共产党的组织为名，派遣特务摘掉设在重庆南山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牌子，封锁了抗联办事机构，断绝总部经费，军政部还收缴了李杜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又公然下令取缔李杜的抗日联军总司令职务，并派特务严加监视。最后，就连李杜的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一职也被借口年迈免掉。李杜的生活来源被断绝，但他报国之念毫无动摇，曾赋诗言志：

何事最关心，义军感不禁，

机缘三度系，历史十年深。

待铸倚天剑，共操退虏琴，

国仇犹未灭，那复计升沉。

艰难曲折的抗日救亡道路，使李杜更加了解和热爱共产党。他经常设法同《新华日报》负责同志交往，了解形势，商讨工作，并多次拜访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对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倍加赞佩。他的家也常成为共产党负责同志与一些进步团体领导人或上层人士会晤的场所。经过长期斗争磨练和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李杜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终于实现了夙愿。他在本人亲笔自述中写道：“民国三十四年，我在上海经姓张和姓董的两个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从事对日作战方面的工作上的联络。”据于毅夫回忆，李杜是由周思来批准的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胜利果实，决定让一些义勇军将领和东北箱上层人士赴东北，为其效力。中共为开辟东北根据地亦着手组建东北行政委员会，推举李杜为委员。李杜渴望返回东北工作，但是蒋介石却令其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的声明，才准回归。李杜气节不移，断然拒绝，因而长期被困于重庆。他继续以民主人士的身分，和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人一起，积极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他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力的诗文，深刻揭露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其中一首写道：

笳声闻鬼哭，杀气镇云寒。

人去千家火，马来万井干。

黄童只呜咽，白叟忍凋残。

偷眼尘头望，兵夫笑坠鞍。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年近七旬的李杜热泪纵横，兴奋万分。他亲自发电报给周恩来总理，热烈庆祝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李杜，邀请李杜移居北京。但他决定留在第二故乡，继续为人民竭尽余力。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务委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8月23日，李杜因心脏病，不幸逝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