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

【介绍】：

关向应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满族人。1902年9月14日生于辽宁省金县(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1924年5月参加革命，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46年7月21日在延安病逝，享年44岁。关向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卓越将领。在他逝世的时候，毛泽东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挽联，高度赞扬了他的伟大一生。

(一)

关同应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关成贵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走村串屯给人家织布。关向应刚刚懂事，也随大人一样地于活。全家人为了糊口终年忙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关向应从小就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习惯，他老实淳厚，很少惹大人们生气，他还生就一股刻苦自励的要强脾气，凡事总爱“叫真”，五六岁换牙后，因为有人叫他“地包天”(下排牙齿比上排牙齿突出)，他听后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在暗暗使劲，整天里一门心思地用上排牙齿来扳正下排牙齿，结果一个天生的“地包天”竟然硬让他给纠正了过来。他还愿意听故事，尤其是父亲给他讲述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金县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故事，他简直听得入了迷，不知听了多少遍，每听一遍都是刨根问到底。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他的父母和祖母，于是，9岁那年送他读了私塾，1918年又考入普兰店公学堂。这期间，因为家贫，父母一直想让他辍学，可又因为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一直也下不了这个狠心。家境的贫寒以及父母送他读书的不易，使关向应更加发奋苦学。他除了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外，还读了许多课外书。几年间，大关屯的藏书几乎被他读遍。读书使他眼界大开，尤其是古典文学著作中的故事和英雄豪杰的形象，强烈地感染着他幼年的心灵，使他养成了疾恶如仇、仗义秉公的不屈性格。这种性格在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激励着他英勇不屈，勇往直前。

少年的关向应还喜好书法和绘画，他自小练就了一手好字。每逢春节或左邻右舍遇有红白喜事，乡亲们都请他写对联、作文书，他也很愿意为大家做事。以至乡里大人小孩都视他为“乡间秀才”。

1920年4月，关向应离开家乡，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的商业科读书。一踏进这座资本主义化的城市，他就饱尝了当亡国奴的耻辱。国家的腐败，民族的屈辱，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这时，五四运动的波澜已开始涌入殖民地的大连。大连的中文报纸《泰东日报》不断介绍关内学生运动的消息，也经常登载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情况的长篇文章。这张报纸深深地吸引了关向应，从此，他不再读旧书，开始贪婪地阅读传到大连来的各种报刊。这年7月，大连成立了中华青年会。青年会从关内聘请了不少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员，他们办夜校，搞讲座，组织纪念活动，将民主和进步的思想传播给大连人民，关向应积极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各种爱国活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迪。新文化、新思想使他认识到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国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中国青年再也不能浑浑噩噩地甘心当亡国奴了。

1922年4月，关向应毕业被分配到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洋行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因他不愿意听从日本人的驱使，干了两个月就辞职回家了。他的还乡，顿时在一个平静的山村引起了反响。有人挖苦：“念大书的也脱不了捡粪。”“庄稼人命里注定了得种地。”对此，关向应强忍着，不去与他们争辩，他宁愿蒙受耻笑，也要选择一条正确的路。他的回乡，也惊动了伪亮甲店镇事务会长。为了笼络人才，扩大势力，事务会长便下聘书请关向应到事务所当书记。这是一个乡间人人羡慕而又难得的“肥职”。不料，关向应当即回绝，并公开声明：“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他的父亲不理解孩子的感情，非常气愤，说：“这样好的差事你不干，还想干什么?”关向应决心已定，宁折不弯。他开导父亲：“人不能为了钱，昧着良心替日本人欺压乡邻。”

关向应并不想终老田园，他立志要选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立身。在当时的大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泰东日报》是他最向往的地方。《泰东日报》的总编辑傅立鱼，是有名望的爱国者。他聘用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工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和爱国觉悟。经过一番努力，关向应的愿望实现了。当年夏天，他经过考试，进《泰东日报》营业部工作。在这里，关向应如鱼得水，工作之余，常到工厂帮助工人拣字、排版，并很快就与一些进步青年融合在一起，交了几位好朋友，如赵悟尘、关凯林等。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报纸上有关国内形势的消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关向应常说：“从书本和报刊上能明白许多事情，懂得许多道理。咱们青年应当好好学习，未来的国家指望咱们这一代。”这一伙青年的好学精神，引起了报社文艺栏编辑刘(左亻右间)躬的注意。刘恫躬是从北京招聘来的知识分子，他妻子石三一同他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为了引导这些青年人上进，刘(左亻右间)躬夫妇创办了大连中华三一学校，以教育十几名儿童为掩护，晚间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泰东日报》社的好学青年学习。关向应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每天下班就早早地到夜校上课。三一学校夜学部表面上以《古文观止》为教材，实际上却以传播民主和爱国思想为主。当没有外人参加时，石三一就讲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讲关内的革命形势及苏俄十月革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生活或阅读《工人丛书》。一次讲到社会主义时，石三一取出了两张画像，庄重地告诉大家：“这两位是世界革命的导师，留大胡子的是马克思，另一位是苏联人民的领袖列宁。”这是关向应第一次接触到有关马克思和列宁的宣传。从此在他的心灵深处亮起了一盏灯，他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也更加仇恨日本殖民主义者。有一天，关向应同印刷工人共进午餐，一个日本工头在饭桌上公开污辱中国工人，说“中国人脏”，不愿和中国人同桌用餐。关向应听后火冒三丈。他不能忍受这种羞辱，逼迫日本工头收回脏话。日本人在大连早已横行惯了，他怎肯告饶?当他挥拳要打人时，关向应一声呼喊：“不认错就打他!”于是一群青年工人蜂拥而上，终于使横行成性的工头赔礼道歉。自这件事发生后，《泰东日报》社的日本人再也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使工人认识到团结的力量，也启发关向应进一步认识到，对待不合理、不公平的事，“不能像过去那样总是一天到晚地哀叹，应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于是他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他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回家。年轻的关向应，虽有一颗想报答父母养育之思的心，可是当他接触了新思想之后，他的微薄收入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家中很难得到他的接济。父亲怕他在外头胡混，就给他定了一门亲事，想以此拴住他的心。不料却遭到关向应的拒绝。当父母盼他回家成亲的时候，家里接到关向应一封令全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信：“我每逢工作兴高采烈的时候，家里来了信就松劲了。所以我不再和家里通信了。三个弟弟足以奉养父母。权当我死了，也不算不孝。我虽不能光宗耀祖，但也不能与草木同朽。”

1923年末，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以记者身分到大连工作。石三一介绍关向应与其相识。几度交谈，关向应就被李震瀛的渊博学识及精辟见解所打动，而李震瀛也感到关向应刻苦好学，积极上进，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通过李震瀛，关向应认识了共产党，找到了解救民族危难的道路和领导者。而李震瀛也为党发现了一位优秀战士。他曾自豪地说过：“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说话就能知道。如关致祥一见面说话，就看得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1924年4月，李震瀛再次来大连活动，就介绍关向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同年5月，李震瀛要带关向应去上海工作，关向应当即毅然答应，回家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临行前，他为故乡和亲友留下了“我不能就这样看着日本人压迫中国百姓”，“我成功了才能归来”的豪言，并为叔父留下“言秉丹青”的题字。表达了他献身事业的决心。

(二)

关向应到上海后，开始用关向应的名字。被安排在闸北上海市民协会，协助陈为人工作。同时，进上海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市民协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正领导人民为收回关税自主权进行斗争。关向应主要负责《外交旬刊》的出版工作。他一个人要写稿，要审定稿件、校对。如果找不到印刷门路，就得刻蜡板油印。刊物出版后，还要到街上叫卖。除此而外，每天还要协助陈为人接待各地的来访者，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从未经历过的充实生活，却使他非常愉快。当年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至今还赞不绝口地说：“在那时他就有着一股子拼劲。”1924年底，党组织决定他去苏联学习。当他得知自己将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读四年书，再到苏联红军锻炼两年的消息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动身之前，他满怀激情地向家乡的叔父关成顺、关成玉报告喜讯。最后不无遗憾地说，自己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是不得已的事。“‘儿行千里母担忧’……非侄不能领悟斯义，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志向。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国内形势的急剧发展和变化，关向应在五卅运动爆发后就辍学回到上海。党中央安排他在团中央负责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向往革命，但大多数人却又不了解革命，关向应总是十分认真地接待他们，了解他们，然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很多当事者反映，初接触他时，都视他为“文弱书生”。但他那两只深沉而犀利的眼睛和他那坚毅、挚诚的表情却给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从重庆赶来上海的李伯钊，一下江轮就找上门来，要求送她到上海大学读书。可是上海大学已经满额，关向应热情地接待了她，他不愿意向这位满腔热情的女青年泼冷水，耐心地开导她“到工人区去开办平民学校比进学校有意思”，“参加实际工作才是最好的学习，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倔强而执拗的李伯钊被他那亲切又不容拒绝的劝导征服了。几十年后，李伯钊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万分，说关向应给她“上了第一堂革命课”。

1925年秋后，关向应被派到山东，化名郑勤。先后担任共青团山东地委书记和青岛地委书记等职务。当时的山东，党团组织不断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组织很不健全。关向应到山东后，首先在济南和青岛城乡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他通过于培绪、张同俊、庄龙甲、鲁伯峻等革命者，奔走在齐鲁大学，潍县、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市内各学校、纱厂之间。在他的努力下，济南和青岛地区的党团组织，很快又恢复了生机。如济南的一师、一中、女师、女中、齐鲁大学、工专、农专、友谊中学、育英中学、大槐树铁路工厂、鲁东纱广以及个别小学校和机关等，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并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中、益都第四师范学校、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潍县广文中学等地建立革命外围组织“读书会”、“三民主义学会”和“青年励进社”等，把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同军阀进行斗争。在1925年末，仅潍县一带就建立6个区委，30多个大队，有200多名党员，并正式成立了中共潍县委员会。在济南地区的党团组织恢复后，关向应又调到青岛工作，当时这里只剩下四方机车厂一个团支部和十几名团员了。关向应在鲁伯峻弟兄的掩护与帮助下，又活跃在青岛一带城乡的工厂、农村、学校。白色恐怖的环境，艰难困苦的工作，给关向应带来了许多困难，他常常忍饥挨饿，露宿乡野。但艰苦的工作环境锤炼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也使他的革命经验更加丰富。他能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开展党的工作，并且善于启发群众觉悟。他对青岛胶澳中学的进步学生们说：“有人说青岛、大连这两个城市是外国人建设的，这不对。没有中国劳动人民的双手，外国人是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城市的。”向学生们灌输“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当年年仅15岁的余修就是经关向应的引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关向应在山东接触的人很多，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对于这些人，关向应总是想方设法去团结教育他们，以掩护革命。当时的山东军阀极端反动，给开展革命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由于关向应注意了团结各方社会力量，使革命工作免遭不少损失。他曾借用党团员的社会关系，在美国教会办的广文中学里发展团员，在为外国人服务的佣工中建立组织。并通过这些佣人，在外国人住宅内收藏党团秘密文件或召开秘密会议。这些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曾为山东的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这里凝聚着关向应的心血。

1926年2月2日晚，关向应在青岛四方机车厂召开党团组织联席会，被敌人侦破，部分人道到逮捕，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学会”名单被敌人缴获，许多群众因此被捕。关向应虽脱身，但遭通缉。当敌人集中力量在城市搜捕他的时候，他早已机智地转移到农村，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联合组织各级农民协会和筹建农民自卫军。并代表青岛出席由国民党出面召开的山东省农运扩大会议，同时积极进行地委的恢复和改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共青团青岛地委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并将活动范围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英美烟草公司、青岛机务段。关向应一个人往返沧口、四方的边远地区，每天步行百十里，经常累得精疲力竭。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关向应把精力从工厂、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学校。然而，城市的工作自二月大逮捕后，一直没有复苏，加之他被通缉，在其他院校无法进行工作，几经努力，只有胶澳中学和医学院恢复了团组织。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关向应去武汉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他嘱咐地委负责人，不可轻动，要保护革命力量。他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汉口。在汉口期间，他看到形势很不安定，夏斗寅的叛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危机四伏。他还来不及回山东，大革命就失败了。为了抢救危难，党中央调关向应去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不久调上海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1928年6月，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为恢复和发展共青团组织，顽强奋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1930年8月，关向应参加了由党团中央和总工会合并组成的“中央行动委员会”，在立三“左”倾路线领导下，搞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他到开滦煤矿强迫工人在条件不成熟时举行大罢工，致使罢工遭到失败。立三路线的实践，使刚刚恢复和兴起的革命力量又一次被敌人镇压。惨重的损失和革命者的鲜血教训了关向应，使他认识到立三路线的错误。9月，六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深刻检查，取得了谅解，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1930年冬，中共中央调关向应任长江局书记。

当时，任弼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与陈琮英在武汉法租界一条热闹街市，办一家画像馆，负责联络工作。关向应与任弼时多次共事，情感、志趣很是相投，对于任弼时，关向应总以兄长辈事之。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他们配合得很默契。他们力挽立三路线造成的危机，稳定了各级组织，并沟通了与苏区的联系，为苏区及时地提供情报和军需品。1931年1月，关向应去上海出席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对已经改正错误或放弃错误路线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等进行了无情批判和组织处理。对此，关向应想不通，会下，他与贺昌、任弼时常聚到龚饮冰家，议论第三国际插手改组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做法，尤其看不惯王明那种狐假虎威的作风。他的表现，引起了王明等人的不满，会后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到上海中央职工部搞工人运动。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保密局(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暴露了中央在上海的不少联络机关，也出卖了不少革命同志。情况发生的十分突然，关向应当时没有接到通知，照样继续工作。一天，他来到一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酱油店联系工作，被埋伏的特务当场逮捕，关向应也被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看守所。初审时，关向应发现敌人不了解他的真实身分，于是便斯斯文文地申诉说自己叫李世珍，刚从外地到上海谋生，有门亲戚在酱油店附近住。敌人虽然在他住处搜出大批文件和材料，但没有弄清文件的内容和性质，却又不甘心轻易放过他。于是把他关押在租界英国巡捕房里。开始，党中央并不知道关向应被捕。一灭，我党派在敌人机关里工作的人员向特科汇报工作，提到刚被捕的李世珍，引起了周思来的注意。经过详细查讯，周恩来断定李世珍就是关向应。于是，周思来亲自研究和布置营救措施。确定首先抢救文件，这样一可避免泄露党的机密，二可消除暴露关向应身分的证据。营救工作在周恩来组织下进行，由陈赓出面，鼓动朋友——国民党驻上海的“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到租界英国巡捕房要求引渡犯人和接管文件。英国人正愁无法断定李世珍身分，但也不肯轻易转手。经过谈判，英国人同意杨登瀛推荐专家到巡捕房鉴别文件。陈赓借机将在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刘鼎派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刘鼎巧妙地将手抄和复写的中央绝密文件分批偷出。几天后转告英方：被捕者李世珍是一位学者，他保存的材料都是学术研究资料。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主要犯人，就把他转交给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

关向应在监狱中很活跃，有说有笑，经常给难友讲故事，也常拉胡琴、唱京戏，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根本不象政治犯，所以牢房的难友都喜欢他。6月里的一天，关向应发现一个曾与他见过面的罗某人新押进来，同他关在一个牢房里弄。为了不暴露身分，关向应一反常态，面壁卧床多日，后来通过看守将那人转出，他才又恢复了活跃劲头。

为营救关向应出狱，周恩来派我党特科人员黄慕兰打入上层社会，以救表兄的名义，通过上海名律师陈志皋父子保释，于年末始脱图圄。出狱那天，关向应换上了西装革履，乘着豪华的小轿车，由黄慕兰陪同离开关押了近八个月的监狱。然后由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陪同，离开战斗了六年之久的上海，踏上去湘鄂西红色根据地的征程。

(三)

1932年1月，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担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军旅生涯。

然而，最初展现在关向应面前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亟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极力排斥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五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而且他们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就在湘鄂西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关向应来了。他一下船便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于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向应本人虽然早在上海时就深受“左”倾错误的迫害，但在当时还不能完全摆脱这一错误的羁绊。再加上当时他是带着中央指示来的，也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这是关向应一生中最感痛心的事。而严重的军事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与留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党代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会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分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并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1932年1月至3月，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三个营。并在应城一带生俘敌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张联华，在文家墩生俘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使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包括湘鄂西省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方针已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使逐渐走向高潮的革命形势很快又转入低潮。

3月，当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再次大举进攻根据地时，关向应和贺龙等提出的正确作战方针遭到夏曦的否决，夏曦强令推行“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左”倾错误，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坚持推行“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使根据地陷入危险局面。

同年6月，蒋介石亲率50万大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围剿”刚开始时，贺龙、关向应就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还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襄北的斗争局面。”很显然，这些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的。但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结果，他们只让贺龙、关向应率五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口，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8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五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使冲进了洪湖腹地。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突围。我们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二人率领出击襄北的五个团退出洪湖，一路上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9月底突围至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会合。但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数千人留在供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关向应得知后，马上同贺龙商定，派贺炳炎和宋盘铭率骑兵部队，杀回洪湖，将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敌人封锁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

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了。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之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万人减少到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中央分局于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会上，他同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并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的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作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后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二人在这最困难时刻以大局为重，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会后，便将全军带进桐柏山区进行整编，随后进入豫西南的伏牛山。当时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一天要打好几仗”，“加上电台和中央失掉联系，得不到中央的指示。”部队的行军地图也在突围时丢失了，全军只有一张从小学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巴掌大小的地图，无法指导行军，使部队经常在林子里绕圈子，有时几天、十几天地迷失方向，并且一直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干部战士穿的都是单衣草鞋，吃的更是困难，只好以野菜、树皮、高梁秆充饥。在困难面前，关向应与贺龙紧密配合，使红三军经受了建军以来最为困难的考验，率领全军转战7000里，经伏牛山、渡汉水，越大巴山，于1933年1月从巴东过长江，到达鹤峰县境内，回到了干部战士日夜想念的湘鄂西边区。为挽救红三军，关向应和贺龙一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已由原来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饥饿、疾病、严寒、疲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固不待言，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

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贺龙的老战友、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敌军闻风丧胆的段德昌、王炳南等都是在那时被迫害致死的。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关向应对肃反问题扩大化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加之“左”的错误是从上到下贯彻执行的，他们都无法挽救这种可悲的局面。

红三军重返湘鄂西后，中央分局在鹤峰县的毛坝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本来目的是要检讨洪湖根据地失败原因的。但是，分局书记夏曦没有从严重的挫折中吸取教训，他一面消极悲观，一面仍然坚持并发展了错误。使肃反继续扩大，并于3月在走马坪中央分局扩大会后，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反对，强行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组织，使全军只剩下4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本人，军队的政治机关和工农民主政权也被强行取消。

严峻的斗争形势对关向应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名为红三军政委，而夏曦却不给他配备政治机关，并常常以右倾机会主义、立三主义的帽子来压他。但一个坚强的战士是无所畏惧的，关向应正是具备了这种品格的优秀战士，他不盲从，也不隐讳自己的失误。相反的，错误和挫折使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中，他是比较早地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中央派来的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和夏曦一样看待，可是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出这位中央代表与夏曦大不一样，夏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地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与尊敬。他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1933年底，红三军已锐减到3000余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

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攻下彭水县城，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贵州。这时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若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听了夏曦的谬论，贺龙怒不可遏，他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小关(贺龙对关向应的爱称)讲的，他的意见有什么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苏区就是这么干的嘛!”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一些改变。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作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项正确决议。

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二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使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时红三军不过二三千人，但是从上到下生气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部队有了战斗力，开创根据地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为了更好地打开工作局面，关向应侧重抓了地方的土改和政权建设工作。他从部队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以廖汉生领导的教导大队为主，加上部分警卫团人员组成了武装工作队，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到黔东、川东部分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成立赤卫队、游击队。他十分重视培养和提高那些从洪湖地区历尽艰苦保存下来的同志。他认为这些同志经过严峻的考验，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将来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因此，他除了亲自给他们上课，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辅导马列主义理论外，还把他们派到乡村去进行阶级调查。他交待任务明确、具体，事后认真听取汇报。当土改工作告一段落，准备成立地方政权时，他认真地听取群众意见，帮助大家挑选干部组建政权。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大会召开时，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要亲临大会，或是讲话，或是找干部群众谈话，他的这种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多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都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从关政委那里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学会了划分阶级的”。

关向应在主持领导土改工作过程中，还注意吸取了在洪湖和湘鄂西时期推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损害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商人的过“左”政策的经验教训，集中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注意保护了一般农户的利益，因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护，连当时的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给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共军内部组织完整，……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获其利。”“其所过之处，专擒区团富豪教士，而于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助产。”真是“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1934年9月，在关向应、贺龙和红三军的努力之下，人民新政权、黔东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随后又建立起了部分游击区，使黔东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关向应提出了不断扩大苏区，努力恢复生产力的方针，使这块纵横200余里，人口约20万的红色根据地保障了红三军的给养，从而结束了红三军建军以来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期。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于1934年7月底，作为中央主力红军的先遣部队从湘赣边区的永新出发西征。10月初，进至贵州，在甘溪与强敌遭遇，损失很大。贺龙和关向应得知红六军团的处境后，立即率部队南下接应，关向应还命令军委分会领导的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自卫队先期到达木黄，做好接应红六军团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两支英勇的红军在松桃县的木黄胜利会师。两军的会师，使红三军与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10月26日两军于黔川交界的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贺电中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名称。任命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以六军团政委身分兼二军团政委。并成立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会师以后，关向应事事以大局为重，他特别注意教育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虚心向六军团学习，加强团结，当军团之间发生矛盾时，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他把部队的团结，看成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个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团结友爱，同心同德。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发动了湘西攻势，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12月，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向应分别担任两个委员会委员。1935年1月27日，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会议。会上关向应同任弼时、贺龙一道严肃地批判了夏曦等人的错误。在会议召开之前，关向应曾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对洪湖、湘鄂西失败的责任既不回避，也不推卸，他说：“我是中央分局的成员，经过中央分局决定下来的一系列错误的决定，都有我的责任。”他认真地就初到洪湖、湘鄂西时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言行体现了他纯洁的党性和坦荡的胸怀。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建立根据地、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错误，并决定进一步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构。同时，这次会议也挽救了夏曦等人。根据中央的意见，会议决定夏曦去六军团政治部工作。会后关向应同任弼时、贺龙一道率领两军团干部战士投人了繁忙的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这块根据地辖有永顺、大庸、桑植三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龙山、保靖、桃源、常德、慈利五县的部分地区，游击区域则包括了周围十余个县的广大地区。势力所及，方圆数千里，人口达百万。这块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打击并牵制了国民党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真正实现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作战的计划。二、六军团本身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到了3万多人。

这个时期，关向应的心情是愉快的，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他的信念更坚定。他曾深有感触地对干部战士们讲：“过去我们好象是在黑暗中摸索，往往是碰了壁、吃了亏才把手缩回来，另找一个方向再摸。我们多么希望中央有一位正确的引路人啊!这回好了，从此我们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了。”

(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蒋介石调动了11万兵力，组成内外两层封锁线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围剿”。10月15日，张国焘用红军总部名义来电，要求二、六军团退出包围到外线作战。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根据2月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面临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红四方面军也已进入川、康地区。眼前敌军数倍于我军，根据地日益缩小，退到外线如不远行，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于是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确立了向贵州方面实行战略转移的方针。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标志着二、六军团长征的开始。

1935年11月19日，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突破敌人的包围，强渡澧水、沅江，横扫湘南中部，踏上万里征程。1936年1月进入贵州境内。这时，国民党先后调集十几倍于我军的优势兵力，向二、六军团“穷追猛剿”。任、贺、关等二、六军团领导曾两度计划在贵州的东部和西部创建新根据地，但因敌情严重，均未能实现。于是，他们毅然决定率部队退出贵州，直奔云南，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部队到达宣威和盘县时，接到由朱德和张国焘署名的红军总司令部电报，命令二、六军团西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3月，二、六军团进入云南，4月下旬在石鼓、巨甸两处渡过金沙江，进入雪山地区。这里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物资奇缺，给养困难。两军团首长为了及早率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二军团为左路，六军团为右路，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以惊人的革命毅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这里，关向应第一次见到全军闻名的朱德总司令以及刘伯承、徐向前等人。随后，党中央从陕北来电，令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原红二军团指挥部改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

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才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张国焘企图拉拢二方面军的心理，同张国焘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关向应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和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站在一起，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会师前，关向应从四方面军印发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中就察觉到了张国焘的反党意图，他十分严肃地指示杨秀山通知先遣部队，这样的东西见到多少收回多少，一律不得散发。他还跟王震谈论张国焘这个人过去右倾、搞分裂的种种行径。表示了他对张国焘的疑虑。会师之后，大量事实证明了关向应的预见。张国焘为了达到把二方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的目的，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他派人到处散发《西北讲座》和《干部必读》，并以向兄弟部队介绍经验为名，派出他的工作团四处游说。关向应对此也十分不客气。他下令收回全部小册子，并征得任弼时、贺龙的同意当即全部烧毁。对于前来游说的人，关向应则亲自出面做他们的工作，并跟他们约法三章，只准介绍当地情况，不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演说，不许讲党中央的一句坏话。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国焘对关向应又恨又怕，不久便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下令把关向应调出红二方面军。但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拥护关向应，与关向应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贺龙信赖关向应。他们都坚决反对调走关向应，在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下，关向应顶住了张国焘的调令。在甘孜，张国焘的一切阴谋活动都遭到了二、四方面军的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另立中央的活动，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部队到达甘肃岷山县哈达铺时，为了表达红二方面军坚决北上抗日的决心，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致电党中央表示：“为了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觉党内的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各个击破。”电报表达了他们对全党、全军紧密团结的殷切希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随朱德等率领红四方面军为左路，贺龙、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分别向会宁推进。9月，贺龙、关向应指挥红二方面军连克四个县，渡过渭水，穿越西(安)兰(州)公路，直奔甘肃会宁县。10月20日，全军在会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在此之前，红四方面军已于10月8日先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彻底失败。会师后，贺龙、关向应致电党中央。电文说：“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的条件。”表达了关向应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深厚感情。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久，任弼时调离红二方面军，中央任命关向应任红二方面军政委。

(五)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向应遂率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指挥部队与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直将敌人赶至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全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10月，关向应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到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会后，党中央任命他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六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于1938年12月21日由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日，一二〇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向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北方局的决定，由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等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

在冀中，关向应时常教育一二〇师的干部，要求他们自觉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要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还告诉战士：晋察冀根据地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还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一二〇师作报告，对官兵进行教育。并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一二〇师工作的干部。

在冀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二〇师始终在敌人“扫荡”与我军民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生活极不安定，有时一天打几次仗，转移好几个地方，还难以摆脱危险的处境。最危险的一次，师政治部刚刚从战场上撤到一个小村里休息，侦察员就发现了敌人，关向应立即组织大家撤离这个村庄，他们前脚从村西北口出来，敌人后脚就到村东口，连敌人的发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不定的环境里，关向应仍然把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抓得很紧，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因此，也非常了解冀中的情况，他还在百忙之中写出了《论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新长城》1939年8月号上。文章对于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存在的困难与有利条件，冀中与晋察冀根据地在战略上的关系，做了详细地分析，并着重指出，群众的力量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堡垒。

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一二〇师主力在冀中狠狠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日，一二〇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历时三天三夜，歼敌700余名，首创了在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

同年9月，当敌人以我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一二〇师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与入侵之敌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六天五夜，歼灭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以及其增援之敌2000余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而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一二〇师亦在冀中大平原上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达到了高峰，阎锡山也同流合污，制造了“晋西事变”。为制止投降逆流，挽救时局危机，一二〇师主力又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冀中平原日夜兼程，回师晋西北。在贺龙和关向应的率领下，他们顶风冒雪，跋涉千余里，于1940年2月到达晋绥根据地，赶走了民族败类，挽救了晋西北危局。之后，成立了晋绥军区，关向应担任政委。领导晋西北军民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春季和夏季大“扫荡”，同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关向应继续担任政委。

1941年5月始，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向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94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由于多年劳累，关向应肺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之下，回延安治病。随后几年病情愈来愈重，一直也没能重返前线。1945年4月，关向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抗日战争中，关向应的卓越领导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为创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为在冀中开展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呕心沥血，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六)

在20余年的革命生涯里，关向应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无私的贡献。使他无论在人民军队里还是在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榜样。

关向应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由于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政治工作，使他的政治工作才干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得以丰富和提高。贺龙十分赏识关向应在这方面的超群才干，他一向认为关向应是部队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直到1962年，贺龙在跟作家沙汀谈话时，还念念不忘，说：“关政委在一二〇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

关向应的卓越政治才干，来自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深的政策、策略修养。他善于灵活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战而胜之。红军时期，从1932年1月到1935年10月，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关向应和贺龙一直是在远离中央的湘鄂西和湘鄂川黔地区独立作战。在这极端艰苦的漫长岁月里，红三军几经挫折，有时几乎濒临绝境，但由于关向应同贺龙的密切合作，使革命火种终于保存了下来。为挽救红三军，为巩固革命成果，关向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坦荡胸怀等，赢得了贺龙对他的尊重和热爱。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贺龙在谈到部队干部、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的时侯，没有一次不强调关向应的作用。

在长征路上，关向应率领红军战士，除了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斗争外，还同敌人和饥饿、死亡作斗争。他身为一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刻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当行军最艰难的时刻，他走在队伍中间，进行政治鼓动：“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在一块，死就死在一起。”这铿锵有力和充满感情的话语，激励着战士们鼓起勇气，战胜困难。在饥饿、死亡威胁面前，他象慈母一般把党的关怀带给战士。行军中，有的战士没鞋穿，他向干部讲：“步兵靠脚，骑兵靠马，”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过草地时，他和后续部队在一起。草地中人烟稀少，粮食本来就很少，后续部队就更困难了，关向应和战士们只能靠野菜充饥。总指挥部分给他一部分挂面，他几乎全部分给了大家，自己却和战士一样，能搞到什么就吃什么。他的战马也成了伤病员的专用牲口。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顶帐篷，每到驻地，他总是让战士、警卫员、饲养员跟他住在一起，“以挤满为原则”。遇到受伤有病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他总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带出草地。有一次，为了抢救掉进泥淖里的小红军田仁明，他指挥警卫战士和红军干部整整忙活了大半天。许多在草地上已奄奄一息的同志，在他的带领下走出了草地，告别了死亡。长征结束时，红二方面军还有1万余人，从相对数字来看，在三大主力红军长征途中，二方面军是减员最少、保留力量最多的一支队伍。

在抗日战争期间，关向应十分注意统一战线工作。面对晋西北的复杂情况，他头脑清醒，处事果断，与军阀阎锡山、赵承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时，阎锡山、赵承绶都企图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表面上都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暗地里却想鲸吞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民主力量。对此，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一些同志对阎锡山、赵承绶放松了警惕。关向应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时刻不忘教育干部战士要“警惕有人利用统一战线来破坏统一战线”。要求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革命警惕。他认为“坚持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却是不妥当的。”他还用外国寓言中的一些生动的故事来启发大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用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来教育大家。当赵承绶在晋西北的力量还不大，曾以伪善的面孔要求进步力量帮助他时，关向应提醒同志们要学会从骨子里看人，他说：“那些家伙吃肥了，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得警惕。”同时，他又不忘教育干部战士要把反动的军阀同他们的部下分开。他认为，通过抗日战争，旧军队中有许多官兵将会转变过来，成为抗日的力量。他利用阎锡山的投机心理，派了许多干部打进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晋西北地区秘密地组建党的各级组织。公开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到1940年初，当阎锡山撕破他的伪装嘴脸，公开反共时，我党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立即奋起自卫，一举将赵承绶赶出了晋西北，使整个晋西北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阎锡山、赵承绶反共阴谋破产，还失掉了大块地盘，甚至连他下属的一部分军队也走上了抗日道路，纷纷倒戈参加了八路军。

关向应一向以干部的良师益友闻名于党、政、军内外。他关怀爱护每一个干部。对干部的培养一向是诲人不倦，耐心说服。从不强加于人，他还一贯主张把干部放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放手使用。他分配任务，布置工作，总是尽力启发同志们大胆去干，既交待原则又指出办法，使人从中得到提高。在晋西北时，一二〇师同驻在黄河西岸的马占山部有了一些往来，为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关向应决定派师部助理员刘卓甫回访马占山部。刘卓甫过去没做过这项工作，觉得很为难，关向应便找他谈话，不仅向刘卓甫介绍了马占山部的情况和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并且明确地告诉刘卓甫：“你只要掌握住两条原则就行了，一是团结，一是抗战，团结是为了抗战，抗战才有出路，至于其他事情，你自己灵活掌握，只要是不离开这两条就行了。”刘卓甫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关政委向你布置任务，一席话谈过之后，信心和办法都有了，立即使你增添了一股非完成任务不可的勇气。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是从帮助教育的目的出发，批评虽然严厉，但严肃中包含着友爱，使人心悦诚服，许多干部对于关向应的帮助都是终生难忘的。

关向应的工作作风一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师部的作战计划，他都要亲自进行慎密的研究，行军作战时，他和贺龙往往都是并辔穿行在队伍之中，或是深入前沿阵地了解情况，或是在干部战士中倾听意见。他善于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对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都有很准确的预见。有一次，一二〇师在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给前线连拍两个电报，指示他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事实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不久敌人真的报复来了，好在我军已有准备，来犯之敌除了收回上百具尸体外，什么也没捞到。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赶回晋西北传达，在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不是硬搬决议，而是先让大家报告工作，研究好坏典型，找出关键所在，然后以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南，联系实际，解决晋绥工作中的问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给一二〇师和晋西北的干部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老同志都以此为光荣传统而在自己的实践中发扬光大。

关向应具有鲜明的群众观念，他经常深入到各旅、团，同广大干部、战士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同时，他还常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部下，时刻注意军民关系。有一次，在反“扫荡”中，部队在兴县城南夜行军时，踩坏了老乡的庄稼，他知道后，一面批评部队，一面赔偿老乡的损失。又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某部动员老乡的牛去驮粮，被关向应碰到了，他立即让老乡把粮食卸到司令部。安慰了老乡并请他把牛牵回去。事后，他命令部队来人将粮食背回，并批评了该部队负责人。他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在百忙之中到田间地头和老乡谈家常，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

对于军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关向应总是教育部队多作自我批评，一二〇师的群众工作曾经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山西兴县至今还流传着一桩磨辣椒面的佳话。那是1940年的一天，关向应住在兴县李家湾，村民李成海去关向应住院的磨房里磨辣椒面，辣味随风一直冲出磨房，呛得连院中的警卫人员都感到不舒服，便要求老乡把门关上，老乡不肯，两人发生了口角。关向应在屋里听到了，便出来严肃地批评警卫员说：“你站在院子里还怕呛，人家在屋子里不比我们还呛得厉害?”接着他又耐心地教育警卫员说：我们应当处处为群众着想，才是一个好军人。警卫员很惭愧地向老乡认了错，李成海也很受感动，逢人便提这件事。

关向应既是爱民的模范，也是关心战士的表率。晋西北地广人稀，粮食供给严重不足，部队常以黑豆充饥，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黑豆也难以保证供应。他和贺龙也是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偶尔搞到一点好吃的，他总是把身边的战士叫来一道吃。有一次，师部警卫排断了炊，警卫员们怕他着急，谁也不提这件事，只是默默地盼望运粮的队伍早点归来。可事情还是让关向应知道了，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找来有关同志商量，指示他们马上想办法解决，实在不行，先搞点稀粥喝也行。最后从老乡那里借到了5斤小米和半口袋山药(土豆)，才保证了警卫排当夜吃上晚饭。一直到火房点上火之后，关向应才离开了警卫排，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他对战士是那样体贴照顾，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不允许有半点特殊，每逢给他分发什么东西，他总是要问问战士有没有，分多少。他病重进了医院，也还是严格控制着自己的伙粮帐和医疗费，总怕给人民增加更多的负担。

关向应生平最大的嗜好是读书，除了政治理论书籍外，特别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读鲁迅的杂文。他时常谈起鲁迅的笔锋犀利，佩服鲁迅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他说：“人言鲁迅深刻，但不了解鲁迅的浑厚。其实鲁迅对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统治者的憎恨，正是表现他的浑厚。如大海之不可测。”有人曾把他对鲁迅作品的谙熟程度及其精辟的评论说给邓小平听，并情不自禁地说：“真没想到关政委对鲁迅的知识如此丰富。”邓小平则笑着说：“大惊小怪作什么?人家早已有小鲁迅的诨号了。”

关向应是政治工作者，但他十分关心经济工作。抗战期间由于阎锡山的破坏和日寇的残酷“扫荡”，晋绥根据地的建设，始终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关向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指导，一面领导根据地的军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扫荡”，一面教育和组织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晋西北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认为经济建设是根据地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条件。因此，他不顾自身有病，满腔热忱地领导军民投身于根据地的各项经济建设中。1940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晋西北第二届行政会议，会上勉励各位代表，在经济上首先要解决群众的衣食问题，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在1941年3月召开的晋绥财政经济会议上，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大胆地吸收各种技术人才。在他的热心培养下，晋绥根据地成长起一大批经济工作领导干部。这些人至今还在党和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他还十分善于灵活地把党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运用到晋绥根据地的建设中去。在抗战艰苦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给晋西北军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关向应和贺龙带领根据地军民除了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外，还在经济战线上成功地开展了挤敌人出根据地的斗争。他认为挤敌人出根据地的要领在于“挤”，而不是打，只要想方设法断绝敌人的一切生活来源，敌人就无法在根据地站住脚。根据地军民在“挤”字上大做文章，使得到根据来“扫荡”的敌伪军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饲草，没有宿营地，最后只好退出根据地。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关向应组织与敌占区接壤地区的私商，用我方出资，以私方名义公开活动方法从敌占区往根据地贩运物资。这个方针有效地调动了私商的积极性。当年就收到了可喜的效果。那年冬天，全师亟待解决的冬装问题，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解决的。

关向应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对他的爱戴。人们每每提起他，无不赞美他那纯洁无瑕的党性，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深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朱瑞，在调离红二方面军时，曾给他一帧照片，后面写着：“你对党的崇高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念，与你的政治领导的坚毅、持重、精干的风度，象健全的血脉与神经一样通过表现在你全部的领导、意志、工作与生活的整体里。我在二方面军的工作有成效和假使还没有严重过错的话，你的领导、匡救与指示具有决定意义。”这段评价对于关向应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七)

关向应早年坐过敌人的监狱。出后狱，又长期在极不安定的环境中戎马征战，身体一向不好。1940年初，肺病已开始折磨他，白天咳血，夜里发烧，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闻讯后十分关心，指示他回延安休养。可是来到延安没有几天，当病情稍有好转，他便重返前线，又开始忘我地工作。到1941年秋天，肺病复发，党中央又决定把关向应转移到延安去治疗。

关向应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于党中央给予他的较好的生活待遇，他总感到费用太大。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经济要注意节约，革命是长期的。”并经常叮咛警卫人员，打饭时不要打得太多。“我是病人，剩下了你们吃不好，丢掉太可惜。”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斗争，不管病情怎样恶化，他都充满了信心，始终盼望着自己能够重上战场。当他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恢复健康时，也仍然没有丝毫颓丧情绪。他说：不能东奔西跑做革命工作，我还能做别的工作。直到生命垂危，左手浮肿，他还是一点也不失望地说：把左手割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的。他经常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一个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失掉他的劳动能力。”“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他真正做到了一息尚存，就要为革命奋斗不止。

其实，他的身躯虽然躺在病床上，而心里却始终眷恋着革命工作。他知道这对于养病是不利的，可是他无法摆脱，就是对于照护他的警卫员们，他也时刻不放松对他们进行教育。医生有时劝他，他总是说：这是我的习惯，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不把它放在心里，总想要马上解决。他住院之初，正值延安整风开始，为了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遗毒，他和一起住院的张浩经常在一起研究、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提出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烈士平反，指出是王明强行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在他们的提议下，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

每当前线有人来看望他时，他总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谈起来没个完。有时他病情发作，来看他的同志只好不辞而别，他事后知道了，总是十分惋惜，若有所失。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每当这时，他总是兴致勃勃，从政治、军事到生产、文化，无所不谈。

他的亲密战友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随着病情的加重，关向应自知有生之时不多了，当病情恶化、水米不进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他常常跟黄树则医生讲：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死，我并不怕，主要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特清楚。关向应对革命事业、对革命战友非常留恋，他对黄树则说：“留恋，自然是留恋的，母亲留恋他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情来不及交待，那是非常痛心的。”1945年4月24日，他向全党写的告别信，充分表达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他在信中写道：“全党全军应该象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此后，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虽经医生精心治疗，终因多年积劳，抵抗力丧失，病情日趋恶化，于1946年7月21日下午在延安逝世。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关向应的一生，在关向应的遗体安葬仪式上，朱德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中指出：“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地与敌人搏斗，以至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

“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记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附】：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中除参考了已经发表的怀念关向应的文章外，还访问了程子华、谷志标、周士第、黄新远、杜世兴、刘卓甫、田仁明、黄树则、栗树彬、杨秀山、李贞、左齐、刘转连、樊哲祥、刘鼎、黄慕兰、郭明秋、刘元魁、王绍荣、傅忠海、向仲华、刘凯、沙汀、陈仲英、陈修良、张继恩、李伯钊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