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界一致认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毛泽东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1．湘赣边秋收起义

(1)起义时间。一般认为起义的时间是1927年9月9日。但有人考证为9月11日。根据是起义时间的确定不能以战前的小接触为标志，而应以起义军大发动为标志。事实上，省委决定9月11日发动起义，同日三个团和长沙郊区的农民按照计划起义。

(2)起义名称。许多论著、教材在提到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时，省略了“湘赣边”三字。有人认为此举不妥。根据是第一，“秋收起义”包含着一种策略思想，即它是当时党用以发动农村暴动、策应城市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策略手段。第二，它不是单纯的指某次起义，而是包括湘赣边在内的各地区发生的同样性质的起义的总称。因此，毛泽东领导的这次秋收起义必须冠以“湘赣边”三字。

(3)确定井冈山为根据地的时间。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9月中旬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上井冈山。第二，9月29日三湾前委会议提出上井冈山，古城会议进一步讨论决定，进驻茅坪得以落实。第三，10月宁冈古城会议决定上井冈山。第四，确定井冈山为根据地有一个逐步实践的过程，是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调查，一直到10月23日经黄坳到荆竹山，接着上井冈山之后，才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

(4)湘赣边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的意义。第一，在起义遭受挫折的情况下，自觉地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退却，保存力量，力求新生，这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的发展趋势，是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第二，在进军途中，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体现了党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特点，对于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面向实际，审时度势，体现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

(1)决定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标志。一种观点认为，标志应为1929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白露会议。会议决定除用部分兵力(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外，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露会议只提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其目的是“围魏救赵”，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并不是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创建新根据地是在后来的斗争中逐步提出来的。理由是：第一，白露会议是在井冈山根据地面临敌人大兵压境和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既没有准备去闽西，更没有提出在赣南闽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决定问赣南进军的直接目标是攻打当时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以调敌回援，解井冈山之围。第二，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的主张是：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采取逐步推进的政策，在坚持中心区域的基础上向四周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因而这个时期不会提出去创建一块新根据地的。第三，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提出来的。红五军守山失败后，红四军在回不了井冈山的情况下，只好另寻出路。在行军途中了解到赣南闽西边界地形有利，物产丰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敌人力量也比较薄弱，适宜于创建新的根据地，于是红四军前委才决定在“闽赣边游击”。

(2)对古田会议的贡献。研究者一致认为，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的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着重解决了党和红军长期在农村发展，成份又主要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更加坚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信念，为党胜利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1)形成标志的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道路”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基本形成和成熟发展三个阶段。但在形成标志问题上尚存在分歧。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井冈山时期是“道路”理论的萌芽阶段，毛泽东提出并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赣南闽西时期，是“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阶段，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基本形成的标志。尽管该文还没有概括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概念，但该文明确地把小块根据地与取得全国胜利联系起来，反映出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实际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1936年以后，是“道路”理论的成熟和发展阶段。

但也有人提出，分析毛泽东重要理论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目前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而应该根据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以及他所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据此，“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应该以1930年10月罗坊会议和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划线为宜。

还有的提出应以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标志。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作为理论的形成，必须具备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只有到1936年12月，毛泽东才得以全面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较深刻、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问题。

(2)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贡献。研究者一致认为，“道路”理论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毛泽东的贡献最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首先自觉地把武装斗争的方向指向农村，并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第二，毛泽东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阐述了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代表了当时全党对此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第三，尽管在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在组织上并不是全党的领袖，他所领导的斗争和他所概括的经验还是在广大的范围内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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