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广东历史悠久，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广州、广东的名称次第出现，逐渐形成了广东省及其辖境。

一、历史沿革

距今近13万年，就有早期古人(见马坝人遗址)生活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夏商与西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越族先民与商周王朝有直接间接的交往和贡物关系。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为百越(粤)之地，与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特别是楚国的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统一岭南，设置郡县。今广东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海南岛及南路一带属象郡，广东西部一部分属桂林郡。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任嚣首任南海郡尉。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的确立，使岭南开始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

秦朝末年，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赵佗于公元前206，(一说公元前204年)在番禺建立南越国，称南越武王。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发生吕嘉叛乱。六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岭南回归中央王朝的统治。接着，汉朝将岭南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9郡。

汉元封五年(前106)，置交趾刺史部，负责监察岭南9郡。东汉建安八年(203)交趾改为交州，治所广信(今广西梧州)，地方行政制度演变为州、郡、县3级。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步骘将州治从广信东迁番禺。三国吴永安七年(264)，吴从交州划出南海、苍梧、郁林，高凉4郡及合浦北部，另置广州(见广州设置)，地域相当今广东、广西两省之大半，州治在番禺。广州一名自此始。两晋和南朝仍置州、郡，但略有变化，南朝且多有更迭。梁武帝在位期间，建康(今南京)发生侯景之乱。西江督护、高要郡太守陈霸先北伐侯景。他得到粤西俚人的帮助，平定了给江南造成浩劫的这次叛乱。不久，他“受禅”于梁，建立陈朝。

隋初废郡为州，大业初又废州复郡。唐代将全国划为10道，岭南道是其中之一。唐初道为监察机构，后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与岭南西道。岭南东道治广州，辖今广东大部。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占广州，削弱了唐朝政府在岭南的统治势力。义军在广州经过休整之后，挥师北上，并最后进入长安，一度建立大齐政权。唐朝灭亡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更替。后梁贞明三年(917)，刘岩在广州称帝，建元乾亨，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国。北宋开宝三年(970)，受宋太祖赵匡胤之命，潘美伐南汉。次年二月，南汉后主刘降，南汉国亡，存世50余年。

宋初置广南路。至道三年(997)改置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东路辖广州、惠州、潮州、梅州、循州、南雄州、韶州、连州、封州、新州、南恩州和肇庆府、英德府、德庆府。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广东一名自此始。西路辖高州、化州、雷州、琼州及南宁军、吉阳军、万安军等。宋代比较重视海防，有巡海水军。东起潮州西至琼雷都立寨防海，构成水上防御体系。南宋临安政权灭亡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宋宗室，建立行朝，继续抗元，最后赵昺在广东新会建崖山行朝。元军破崖山，陆秀夫抱少帝赵昺跳海献身。文天祥在海丰县北五坡岭被俘，过伶仃洋时，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置广东道，隶江西行中书省；十七年又置海北海南道，隶湖广行中书省。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二月，明军进取广东。二年，设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又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从此广东成为中央所辖的行省之一。九年，改广东行中书省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明代中后期，广东爆发黄萧养起义等多次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明朝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先后增设顺德、新安(今宝安)、新宁(今台山)、三水、龙门、从化、恩平、永安(今紫金)、长乐(今五华)等22县，客观上使广东县的设置更趋合理。明中期开始，葡萄牙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元年(1522)，广东军民发动了驱逐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之役和西草湾之役，保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获许在澳门上岸晾晒货物。万历初又行贿租借澳门为暂居贸易地，从此葡萄牙租占澳门。终明之世，广东辖广州、肇庆，韶州、南雄、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10府和一直隶州(罗定直隶州)，下辖8州、77县。广州为省会所在地。自嘉靖四十三年起，两广总督府迁肇庆。

明王朝灭亡后，朱明宗室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南明永历政权，后退迁广西梧州。粤中义军抗清，均告失败。清始称广东省，其辖境与明代相同。南海诸岛是广东的海防前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琼州府的万州管辖。

中华民国三年(1914)，废府、州、厅，设6道即粤海道、岭南道、潮循道、高雷道、钦廉道、琼崖道，下辖94县。1920年撤销各道，只有省县两级建制。省县之间时或设公署，为省派出机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广东省的辖境与明清基本一致。

二、开发和发展进程

远古时期，广东境内地旷人稀，原始森林覆盖，多水乡泽国，既有瘴疠，又有台风，加上五岭横，成为南北天然屏障，交通不方便，影响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大国的争霸和兼并，推动了吴、越、楚等国与岭南的交往，促进了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公社解体的加快。在西江、北江、东江以及韩江流域沿岸的一些古代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开始出现私有制。这时期广东的青铜铸造业有一定的发展，但仍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

秦统一岭南后，设置郡县，留戍军队，并把岭南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和“谪徙民”之地。中原人民南迁，与越民杂处，带来了铁制农具、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加速了岭南的垦辟和发展。从秦统一岭南到南越国统治的百年间，在氏族公社加速解体的基础上，奴隶制有所发展；随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封建土地所有制亦开始产生，在广东形成奴隶制、封建制和氏族公社并存的局面。

自汉武帝平定南越至东汉末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陆海交通的发展，番禺成为一大都会，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隋唐至宋元时期，广东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自唐代张九龄开大庾岭路之后，大庾岭成了南北交通要道，使广东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往渐趋频繁。唐代的广州跃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宋代岭北人口大量南迁，加快了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南宋后期两个三角洲的经济、文化地位超过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粤北。广东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为改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出唐开元宰相张九龄与北宋名臣余靖等杰出人物。

明朝至鸦片战争前，广东社会处于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水利工程大量兴建，垦荒和垦沙面积增多，粮食产量显著增长，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性生产迅猛发展，以冶铁、陶瓷、丝织、榨糖、造船等业为主的手工业高度发展，酿酒、造纸、竹木藤器、硬木家具、成药、剪纸、烟花、爆竹和象牙雕刻等手工业和手工艺品生产也日益发展起来。佛山铁冶、石湾陶瓷著称全国。明代广东所造船只，以其材优、体大、坚固闻名于世，有“广船”之称。广东商品饮誉全国，称为“广货”。同时，在冶铁等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代广东的文化教育与广东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社学普遍创建，府、州、县学和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其最著者有哲学家、教育家陈献章、湛若水，经济思想家丘濬，政治家海瑞，军事家袁崇焕等。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跃居全国的先进行列。

清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改变了广东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的殖民侵略，极大地加深了广东人民的苦难。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不断地瓦解广东农村的自然经济，使许多农民生计无着，流离失所。一些爱国爱乡的华侨率先投资近代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逐渐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较快发展，全省大小工厂达2426家，以规模小的轻工业居多。铁路和航运事业也有一定发展。随着广东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广东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了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东的纺织业和电力工业又有所发展。到1921年春，仅加入织造工会者就达180多家，机头达3万多部。同年，广州的发电能力也从3300马力增加到近1万马力。“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广东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此，和全国一样，广东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力量。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广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用侨汇、侨资，新建省营企业20多家，民营企业也有较大的增长。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工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工商业一度复苏。但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通货不断膨胀，物价不断暴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到重大打击。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的风潮，此起彼伏。1949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妄图在华南地区作最后挣扎。同年10月12日迁往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6日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1950年8月广东全境获得解放，广东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三、民族融合与人口的增长

秦朝以前，居住在岭南的是南越族和南越族的先民。秦统一岭南后，中原人民首次大规模徙居岭南。秦以后，中原人民继续南迁。最著者有六朝“流人”入粤和南宋岭北人大举迁粤。历史上汉人大举南迁，不仅加快了岭南的开发，而且在长期“与越杂处”的过程中，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影响着南越族人民及其民族特点。南朝时期，粤西俚人女首领冼夫人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善于团结同族人民。冯冼联婚和她驰骋岭表60多年的事功，不仅传为千古佳话，更是古代岭南各族人民融合和团结的象征。

民族 经过不断的民族融合，到唐宋时南越族基本上同化于汉族，“越”、“蛮”、“俚”等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泛称从史籍中消失，只有少数的溪洞俚人、僚人仍然保留着自身的特点，以黎、瑶、畲等族称载入史册。现广东省境内有瑶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

黎族 其远古祖先与古越人有密切的文化亲缘和族源关系，史书上亦称他们为“俚”、“蛮”、“僚”。黎族族称始见于唐代后期的古籍。普遍以“黎”代替“俚”、“僚”等泛称而作为黎族的专用族称，则始于宋初。黎族绝大部分聚居在今海南省保亭、琼中、尔东、白沙、东方、昌江、陵水7个自治县和三亚市。

苗族 多为明朝从广西调到海南营汎驻守的苗族士兵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今海南省保亭、琼中、万宁、三亚等县市。

瑶族 秦汉以后，他们定居于粤北，先后被泛称为“蛮”、“蛮夷”、“荆蛮”、“俚”、“僚”。隋唐以后，瑶族的专用族称开始出现。现主要聚居在连南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壮族 历史上称为“僮”，宋代或者更早广东已有僮人居住，但到南宋始有“僮”这一称谓。现广东境内的壮族主要聚居在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

回族 主要居住在今广州市、肇庆市和海南省三亚市羊栏乡。广州、肇庆回族的祖先，有的是唐宋期间广州蕃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绝大部分是明中叶以后从西北等地迁来的仕宦、官兵、商人、匠人；三亚羊栏的回族，是12～13世纪从占城(今越南平定省)偕家驾舟而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渔民后裔。

畲族 至迟在南宋时期已在粤闽边界山区生活。后分布在粤东、粤中、粤北的凤凰山、罗浮山、九连山和五岭的丛林叠嶂中。

满族 清朝派到广州驻防的满族八旗官兵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广州。

人口和语言 历代人口南迁导致起主要作用的古汉语与原先居住在岭南的越人语言长期交流，逐渐形成广东方言，包括后来称为粤方言(粤语)、客家方言和闽方言。

随着多次大批人口南迁和土地的开发，自然条件的改善，广东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宋代以前虽无完整的人口统计，但从一些州郡的人口数字可以得知除少数地方之外，广东境内已基本上改变了秦汉以前地旷人稀的状况。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广东(含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人口为2503334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为3171950人，清乾隆十四年(1749)为6460638人，1934年为30837403人。

四、经济作物在农业中的特殊地位

广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全省大部分土地可以一年二熟或三熟。从明代中叶开始，在较广阔的区域形成了包括冬种作物在内的一年三熟制。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为广东主要的农业基地。

经济作物在先秦以前已开始种植，此后逐渐发展。至明清两代，广东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栽培经济作物的高潮。经济作物种类颇多，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蓆草、蚕桑、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花，还有明中叶后从国外引进的烟草和花生。水果的种类丰富，其中以荔枝、龙眼、香蕉和菠萝最为著名，驰誉中外。明万历年间到过广东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部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

养蚕植桑也较普遍，特别是在明末，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桑基鱼塘的耕作制度(塘以养鱼，基以树桑，桑以养蚕，蚕粪饲鱼，互相依存，每年可养蚕6～8造)构成了种桑、养蚕、养鱼一体化的科学养殖方式。它是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特色，在清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使广东成为全国生产丝和丝织品主要省份之一。屈大均所作《竹枝词》中有“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句，反映了蚕丝出口的盛况。道光十年(1830)，广州出口生丝7053担，其中广东丝为3068担，占出口的43．5%。

由于种植经济作物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明清以来广东在不少地方形成了众多的或大或小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域。农业生产结构的这一变化，使许多农民开始“衣香食果”，或“以花为衣”、“依食于茶”，不再依靠单一种植粮食作物来维持生计。经济作物的发展，还为手工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原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如甘蔗的种植，推动了榨糖业；蚕桑的发展，推动了丝织业；麻和棉花的种植，推动了织布业；蒲葵的发展，推动了制葵业；水草的发展，推动了织蓆业。

近现代，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比明清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果树的种类增多，选育出不少佳果，果品的外销量也不断增加。1919年，粤海关各关口输出香港的果品价值为668375海关两，1930年增至1872871海关两。但是，经济作物的栽培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时盛时衰。珠江三角洲的果木栽培在1936年前后仍有355644亩，而到1949年只剩下198000亩。1913～1922年，广东生丝每年的平均产量为104641担，到1949年年产量仅6400担。广东解放前夕，农业商品经济陷入衰落的境地。

明清以来，广东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比较好地利用了广东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优势，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初步显示出经济作物在广东农业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初步发挥出广东农业的优势。

五、对外贸易的传统优势

广东南临浩瀚的南海，海岸绵长，海岛罗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口。在汉代，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就是海上交通要道。汉武帝曾派遣中国船队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暹罗湾、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的黄支国(今斯里兰卡)等。当时，番禺(今广州市)是海外贸易的集散地。三国时期至南朝，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移至广州，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主要港口和南海交通枢纽。唐代，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宋代，广州商船已能横过印度洋，即由南洋群岛直航阿拉伯及东非。明代开辟了广州至拉丁美洲和广州至欧洲东部葡萄牙里斯本两条新的远洋航线；清代前期又开辟了广州至北美洲航线、大洋洲航线。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唐朝政府首置广州市舶使，管理外贸外交事务。宋、元、明均设市舶司。清设粤海关。

明清时期，广州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它不仅给明清两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农业和手工业更趋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日益兴旺的对外贸易，给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濒江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好处，所以明朝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特别是遭到商人和居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同封建统治者展开一场禁海与反禁海的斗争，并迫使明朝政府在隆庆年间不得不解除海禁。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商民对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正常贸易均表示欢迎。鸦片战争前几年，在英国下议院的一份调查中写道：“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但是，广东人民对于英国的可耻的鸦片走私则深恶痛绝。道光十八年(1883)，广州发生了自发的上万人要求严禁鸦片的大示威。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上海等处为通商口岸，从此广东的对外贸易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广州港的贸易额逐步由首位退居到全国第四、第五或第六位，上海港取代了广州港居全国首位。但是，广州港依然是华南最大和最重要的港口。抗日战争初期，广州不仅担负起大后方对外贸易的重担，而且对战时华中、西南各地的物资供应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中外文化交流的门户

广东绵长的海岸线不仅给广东带来对外贸易的优势，还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广东的文化向来是开放型的。对国内，它善于吸收来自岭北的中原文化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国外，它善于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经过长期的消化和融合，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岭南文化。

广东对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有吸纳，又有输出。自汉朝以来，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广东对外文化交流也同步进行。中国的陶瓷、纺织品、服装、工艺品、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科学发明、文化学术，很多是经由广东传到亚洲和世界各地。外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少也是从海上传到广东，再经广东传到国内各地。广东先后从外国引进的农作物有花生、玉米、烟草、番薯、木薯、蕃石榴、番荔枝、菠萝蜜等，花卉植物有茉莉花、素馨花、海枣、古度树等。这些引进，丰富了广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西晋以来，佛教和伊斯兰教先后传入广州和广东各地。至今仍保存佛教寺院有广州的六榕寺、光孝寺，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光塔和清真先贤古墓等。明清以来，基督教的旧教天主教和新教先后传入广东。肇庆的仙花寺，是广东内陆建立的第一个天主教堂。西方天主教教士利玛窦在广东传教，为其在华传教之始。

通过海上交通和贸易，渐有外国人来广东侨居，且人数越来越多。从三国吴时开始，陆续有外国僧人在广州和广东各地传教与建寺定居。中国僧人则通过广州从海路出入，从事宗教和文化交流。如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从广州赴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鉴真于唐玄宗天宝七年(748)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因迷航而逗留广东约一年半。唐代侨居广州的外国人相当多，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他们被指定聚居于城西，即所谓蕃坊。侨民在广州广置田宅，与当地人通婚。阿拉伯人李彦升且曾应科举考试，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中进士。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初期，阿拉伯作家根据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的见闻和自己的亲历，写成的中国游记甚多，其中以大中五年的苏来曼《东游记》为著名。宋代住唐外侨很多，除阿拉伯人外，尚有东南亚人。他们可与中国人通婚，其子弟可入广州州学或专门设立的番学学习。

外来文化的传入扩大了广东人的视野。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耳目一新，吸收了众多新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外语、宗教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比如：绘画，出现了仿照西洋画法的广彩；建筑方面，出现了仿照西洋建筑风格的建筑物；一些工匠仿制自鸣钟；有的人学会了种牛痘，预防天花；甚至有的少年儿童进入西洋人的学校或读书班学习；有的书院(如学海堂)增设了天文、数学、地理等课程。

外国商人、侨民、传教士在广东学习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科学，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世界各地，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更为频繁。广东因地理关系，对西方文化科学的接触和吸收尤居全国之先。谢清高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其口述的《海录》一书，是最先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著作。

林则徐在广东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方针，并组织人力编译《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和《四洲志》，认真研究“制敌”之策。凭着广东这个面向海洋的门户，林则徐成为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几乎与此同时，洪秀全借鉴西方基督教，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推行宗教——政治改革，发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他们的创举，分别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从广东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初步着手改造落后的中国。

随着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广东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东人民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最早、最深，但同时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最早、最深，因而促成了一批又一批向西方找寻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登上历史舞台。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广东近代历史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

根据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占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西方列强在中国设教堂和自由传教，办医院、学校和报馆。广东受其影响极大。列强的对华侵略，旨在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然而在许多方面却产生相反的效果。人们受西方科学、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日渐觉醒。广东的有识之士，通过外国人在港澳和内地办的学校、医院、报刊、教会、企业，先是学到了西方的科技知识，继而学习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在广东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新闻报刊，最早的科技人员，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例如：留学生的先驱者是容闳。他于咸丰五年(1855)自美国学成归国，对西方文化教育的传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又是近代中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的提倡者和组织者；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勋；中国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制造者和飞行家冯如，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并且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总之，广东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史上，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政治观念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方腐朽的文化也通过广东这个门户传了进来。

七、华人出国及其与乡土的联系

广东华侨之多，居全国各省之冠。广东华侨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和北美。

粤人出国，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前，唐以后侨居国外的日渐增多。从明朝开始，侨居在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的人数显著增加。例如，当时爪哇新村的村主，就是广东人；侨居旧港的广东人，共推南海人梁道明为首领。然而，粤人大量移居国外，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广东人出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从事海外贸易和逃避战乱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出外谋生，其中多为破产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还有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拐骗出国的劳工，史称“卖猪仔”。早在明代，葡萄牙人就在澳门从事罪恶的人口贩卖勾当，被卖者“每岁不知其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卖华工的活动空前猖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十二年(1845～1873)，从香港、澳门流入欧美的粤侨就达32万多人。到1940年，粤侨在海外人数约为600万。这些粤侨，包括早年被劫持的华工及其后裔在内。

广东华侨，以潮汕和兴梅地区为最多，其次是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中山、宝安，再次是现属海南的文昌、琼山、琼海和万宁。他们既和侨居地的人民友好相处，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又具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优良传统。华侨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热切盼望中国早日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以作海外游子的坚强后盾。所以，华侨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为国效力，而且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外世代相传。广东是中国最重要的侨乡，所以广东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尤为巨大。

在经济上，他们把自国外劳动和经营所得，每年以侨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源源不绝地反哺给祖国，在祖国兴办工商企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企业——继昌隆缫丝厂，是南海旅东南亚华侨陈启沅兄弟创办的；广州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是台山旅美华侨黄秉常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办火柴厂——佛山巧明火柴厂是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创办的。

在政治上，广东华侨以其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华侨大力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尤为巨大。兴中会、同盟会都是在华侨特别是粤侨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下在海外建立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广东华侨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其中不少人成为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并在国内的多次武装起义中，亲临战阵，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黄花岗起义牺牲的烈士中就有广东籍华侨29人。由于华侨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所以孙中山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华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支持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新旧军阀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纷纷以捐献、侨汇、投资等方式，大量汇款回国支援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1941年，华侨汇回广东的金额便达54．2亿元。他们还先后成立了许多支援抗战的群众团体，在海外大力开展救亡活动。有的团体从海外回国，直接参加救亡，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等。还有不少华侨子弟毅然回粤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就在1000人以上。(见华人华侨)

八、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光荣传统

鸦片战争是从广东开始的。由于广东人民首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以最先投入反侵略斗争。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序幕。清代爱国官兵在珠江口前哨战中，多次击退英国侵略军的进攻，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初捷。爱国军民奋力抵抗英军的侵略，使英军在广东不能得逞。投降派把持广东当局后，英军进逼广州，迫使清朝广州当局订城下之盟。1841年5月爆发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页，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为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后，广东人民不甘忍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广东成为了中国反帝斗争的前哨。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发端于广东，其领袖人物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纤均为广东花县(今花都)人。他们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论和组织，均在广东孕育和产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咸丰四年(1854)爆发的规模仅次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广东“洪兵”起义，震动全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广东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

同时广东涌现了一批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和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用以改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容闳、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提出了以“富强救国”为中心内容的早期维新思想，影响很大。其中，郑观应及其所著《盛世危言》最负盛名。

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接踵而起，成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东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的万木草堂成为培养维新志士的摇篮。康梁在戊戌政变前后发动的启蒙运动，促进了一代中国人的觉醒，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在香港、广州“倡言革命”，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乃彻底抛弃改良幻想，决意革命，使广东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尤以宣统三年(1911)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影响最大，震动全国，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各地民军纷纷起事，并在广州建设了革命政权——广东都督府。袁世凯篡夺全国革命政权后，广东又成为反袁的重要革命基地之一。

孙中山在广东先后3次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等革命政权。

近百年来，广东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一直站在全国的最前列。

九、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广东以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良好的群众基础，继往开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国民党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新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标志着广东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在广东蓬勃发展。

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并为革命军队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毛泽东、彭湃等共产党人的多年努力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异常迅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对推动广东和全国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会组织及农民运动遍及全省，会员达62万多人，占全国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还拥有农民自卫军3万多人。广东一度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在邓中夏、苏兆征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广东工人运动迅猛发展。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省港大罢工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巨大，载入了中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史册。

工农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推进了国民革命。1924年10月，革命政府平息商团事件。1925年，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镇压陈炯明叛乱，其后又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继而进行第2次东征和南讨邓本殷，全省平定，广东乃成为统一的革命基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仅9个月便打到了武汉、上海、南京，占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广东。但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十、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领导群众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12月11日发动的广州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兵武装起义，也是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尝试，对广东和全国革命事业均发生重大影响。1927年11月，陆丰和海丰一度建立的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第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它们对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工农群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和广州起义部队转移到东江地区的队伍，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长期坚持斗争，为中国“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孤悬海上的海南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建立了琼崖工农武装，并于1927年9月发动了全琼武装总暴动，创建了琼崖革命根据地。这面革命红旗25年不倒，给海南和广东人民树立了好榜样。

此外，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粤赣边、粤北、南路、中路、西江等地的斗争，也为革命事业积聚了力量。各地的武装斗争，汇成了广东工农武装起义的洪流。

抗日战争时期，由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广东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也在广东建立和发展起来。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东江纵队成为东江地区抗日的主力，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广州市郊、粤赣湘边区和韩江地区。琼崖独立纵队活跃在海南抗日前线，活动范围遍及16个县市。珠江纵队转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高雷人民抗日军、广东西北区人民抗日同盟军，分别在粤中、潮汕、高雷、粤北等地展开抗日游击战。此外，还有规模较小的人民抗日武装分散在各地活动。到1945年，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正规部队发展到2．8万余人，民兵发展到数万人，建立了拥有1000万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为夺取广东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解放战争初期，东江、琼崖、粤中、南路、西江、粤北、珠江等地的人民武装，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扫荡”，实行战略转移，到山区分散活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包括有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和粤中人民武装在内的骨干2000余人北撤山东(见东纵北撤)，为广东人民武装保存了基本力量。随着解放战争有利形势的到来，各地人民武装斗争得到恢复和发展。1947年9月，全省各地人民武装发展到1万余人，游击区和根据地也日益扩大。1948年底，粤赣湘、闽粤赣、粤中等几个大边区还建立了主力部队，兵力共约4．6万人，游击区和根据地由山地扩展到平原，逐渐迫近敌人盘据的大、中城市。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等先后成立，标志着广东革命军民的斗争进入到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这些部队在春季和夏季攻势中，建立了一大片根据地，在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解放了广东大部分农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秋，在广东各边纵的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驱南下，解放广州。接着直下粤中、南路，于11月解放全省大陆地区。1950年5月，解放大军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解放海南岛。8月，解放万山群岛。至此，广东全省解放。

广东的解放，揭开了广东历史的新篇章。广东人民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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