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广东，简称粤。它地处全球的低纬度地区，北枕五岭，南濒大海，纵跨热带、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盛行季风气候，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四季如春，草木常绿，是世界上少有的北回归带上的绿洲。它位于中国的南疆，海陆兼具，是中国的南大门，中国大陆联系港、澳、台和海外的交通孔道，欧亚大陆与西太平洋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国历史上海外交往发生最早、外贸最为发展的省区，中国华侨、华人最多的省份，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革命策源地之一，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最早实施的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方，中国经济特区最多的省份。它疆域辽阔，历史悠长，文化独特，物产丰阜，孕育了康有为、孙中山、叶剑英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

一、北回归带上的绿洲

广东位于岭南，中国大陆的最南部，属于低纬度的热带和亚热带区域。东邻福建，西连广西，北与江西、湖南交界，东南和南部隔海与台湾、海南两岛相望。陆域东起饶平县拓林的闽粤省界，西至廉江县营子的粤桂省界，南自雷州半岛徐闻县的最南端，北达乐昌县上旗头村的最北省界；介于北纬20°12′～25°31′、东经109°45′～117°20′之间；东西相距约800千米，南北距离约655千米，面积为17．79万平方千米。1993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为6581万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世居广东的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畲族、回族、满族5个，非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藏族等47个。辖有广州、深圳、珠海、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20个地级市，76个县(市)和3个自治县、40个市辖区(表1)。省会广州市。

表1 广东省行政区划简表(截止1993年12月底)

广东的自然区域分异显明，包括南岭山地、岭南丘陵和雷州半岛台地3个区域。在自然地带上横跨与上述3个自然区域基本重叠的3个地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边缘热带。在地貌上从北到南形成山地、丘陵、平原(含台地)3大类型，构成了3个阶梯：第一个阶梯为粤北山区，由近似东西走向的自北向南发育的3列弧形山系(蔚岭－大庾岭、大东山－瑶山岭、连山－螺壳山－南昆山－九连山)构成，海拔在1000～1500米，粤西北的石坑崆海拔为1902米，为全省最高山峰；第二个阶梯为粤中丘陵区，包括粤东低山区、粤西低山区(粤东有凤凰山、莲花山、罗浮山等，粤西有天露山、云雾山、云开大山等)，海拔多为300～700米，少数山脉超过1000米；第三个阶梯为粤南台地、平原区，以海拔50米以下的台地和5米以下的平原为主，台地以雷州半岛台地为最大，平原以珠江三角洲平原为最大。3个阶梯由北向南逐级递降，并向南海倾斜，构成了广东的地貌格局。

广东地居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和信风带范围之内。在此带内，气流下沉，又由高纬度向低纬度吹送，属性干燥，云雨稀少。故从世界范围看，北回归线附近地区几乎都变成了沙漠或干旱草原，遂有“回归沙漠带”之称。唯处于此带内的广东，位于太平洋西岸，在季风的影响下形成特有的季风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使广东的气候向湿润方向转变，广东不但没有变成沙漠或干旱草原，相反发育了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的植被，成为全球回归带上少见的绿洲。加上广东雨热同期，水热比较协调，夏热多雨，冬凉少雨，而且高温多雨期长，干冷期不明显，又有北高南低的地势，暖温气流从南部海面能长驱直入，覆盖全省，使夏季不至于太热；在冬季，来自中高纬度大陆腹地的干冷寒流，受北部多列近东西走向的山地阻挡，不易入侵广东。在广东发育着一套热带亚热带森林土壤系统及其相应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仅高等植物就有近6000种。因而，广东气候湿润宜人，夏无酷热，冬无祁寒，植被茂繁，四季常绿，花果不断，是回归带上的一块宝地。

广东是海洋大省，岸线漫长，滩涂广布，陆架宽广，港湾优良，生境多样，不仅拥有广阔的海洋空间优势，还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大陆海岸线东迄闽粤相交的饶平县界山，西止粤桂交界的英罗港洗米河口，全长3368．1千米(不含港、澳地区)，属中国沿海各省区之首。岛屿众多，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有759个(不含港、澳地区)，沿海32个市、县除东莞市和吴川县外，均分布有各种岛屿，超过100平方千米的有上川岛、南三岛和南澳岛、东海岛，岛屿总面积近1600平方千米。滩涂广大，面积达2042平方千米(304万亩)，1948～1986年已围垦164万亩，是中国围垦滩涂最多的省份。广东大陆架海域辽阔，在珠江口外大陆架宽度即达278千米，共有大陆架面积22万平方千米，大于该省陆域面积。港湾众多，全省拥有大、中、小港口100多个。生物种类繁多，以热带暖水性海洋生物为主，仅海洋底栖生物种数就超过2000种，海洋游泳生物中已经记录在案的即达1064种。矿产资源多样，已发现油田和含油气构造约30个，石油地质储量达5亿多吨。(见浅海油气资源)

二、丰富的物产

广东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为该省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生物资源 广东境内的生物资源种类颇多，计有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物种8000多种。珍稀动物(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700多种。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粤北、粤东和粤西山区。林木蓄积量2．4亿多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3．6%(1993)。设有15处珍稀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其中肇庆鼎湖山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区。从化流溪河森林公园是国家首批森林公园之一。园内不仅有竹柏、香樟、香花楠等珍贵树种和山樱、鸡爪花、杜鹃、默兰、鹤顶兰等观赏花木及其他丰富的植物资源，而且还有苏门羚、水鹿、山牛、野猪、黄猄、猫狸、果子狸、穿山甲、白鹇、雉鸡、鹭鹚、鸳鸯、画眉、红嘴相思以及石蛤、山龟等多种动物资源，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天然野生动物园。但是，野生动物数量锐减，珍稀物种濒临绝灭，生物资源保护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广东适宜多种经济作物生长。据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载，早在汉代广州附近已有一年两熟稻。宋代占城稻种的引进，又使双季稻的种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明代中期开始，普遍推广冬种杂粮和增加农作物的品种，此后广东的农作物多推行一年三熟制。粮食作物绝大多数属木本科，油料作物有花生、豆油、胡麻、葵花、菜籽油，糖类主要有甘蔗。工业原料有棉花、亚麻、黄麻、大麻、橡胶。食用的蔬菜有200多种，蔬菜品种可达数千，属于广东特产的有菜心、芥兰、粤红玉番茄、西洋菜、西兰菜、西生菜等，在国内外市场上久负盛名。广东果树种类达270种之多，居中国第一位，有“水果王国”之美称，包括柑、橙、橘、木瓜、杨桃、黄皮、柠檬、菠萝、木菠萝、龙眼、荔枝、芒果、香蕉、棕科的椰子、枇杷、蕃石榴等。药用植物种类也很多，其中较有名的有肉桂、首乌、槟榔、巴戟、木棉等。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广东曾以富有渔盐之利著称，养珠业更是独具特色。在雷州与合浦(今属广西)之间的珠母海，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著名的产珠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扩大养殖面积，全省已产鱼类800多种，比较有名的有脆肉鲩、鲩鱼、鲢鱼、鳙鱼、鲮鱼、银鱼、鳝鱼等。1993年淡水养殖可养面积450万亩、海水养殖可养面积180万亩，养殖业的产量由1985年的51．25吨增长到1993年的134．97万吨，增长1．63倍。

矿产资源 广东是中国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储量规模比较大的省区之一，经有关部门的勘查，广东地质状况相当复杂，有较好的成矿条件。至1992年底已知的矿藏有铁、铅、锌、钨、锡、金、稀土、钽铌、石灰岩、大理石、花岗岩和耐火粘土等116种。已探明储量的85种，其中居全国前列的有44种。以非金属矿产花岗岩最为丰富，如广州黄埔南岗一带的储量达5000万立方米，花都市储量达1115．4亿立方米。广东省域内的海底油田储量丰富，开发前景良好，能弥补煤炭等能源资源比较贫乏的不利条件。

旅游资源 广东的旅游资源大体可分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新兴旅游景观3类。

自然景观 广东的自然地理位置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既有湖光山色、峡谷飞瀑，又有滨海沙滩，在一般的内陆省份地域是很难同时兼有的。在广东被列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有肇庆的星湖(包括七星岩、鼎湖山)和南海西樵山。其中肇庆风景区显示出兼具杭州之水和桂林之山的秀美风光。在全球的北回归线上几乎全是沙漠或干旱草原，唯有肇庆鼎湖山层峦叠翠、林木繁茂、潭清水碧、风光旖旎，而被列为联合国重点保护和科学考察基地。被列入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有广州白云山、博罗罗浮山、仁化丹霞山、清远飞来峡、新会圭峰山，番禺莲花山、韶关南华寺、惠州西湖、从化温泉等。广东拥有中国最长的海岸线和宽广的滨海沙滩，像深圳大鹏湾、惠州大亚湾和台山的上、下川岛、阳江海陵岛的大角湾等都是享受海水、阳光和沙滩的理想胜地。广东境内还有许多颇具特色的自然风景区，如新会市城南天马村的小鸟天堂、广州市郊的华南植物园等。华南植物园是中国最大的亚热带植物园，总面积4500多亩，汇集了3200多种植物。

人文景观 以各时代史迹为主，尤以近现代史迹为多。广州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南越王赵眛墓、光孝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黄埔军校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山纪念堂等。东莞有虎门炮台、林则徐销烟池、关天培浴血奋战遗址等。中山有孙中山亲自设计的翠亨村故居(见孙中山故居)等。省内还有佛山祖庙、洪秀全故居、康有为故居、梁启超故居等，以及其他大批文物古迹。在1994年国家旅游局等单位举办的“94中国文物古迹游”活动确定的14条专线中，广州的清真先贤古墓、怀圣寺被列入“1000年前的穆斯林古迹游”；广州的六榕寺、玉岩书院、浴日亭被列入“710年前唐诗宋词碑记旅游线”；博罗的罗浮山被列入“350年前的徐霞客旅游线”；韶关的南华寺，潮州的开元寺、显通寺、灵山寺被列入“中国著名古迹旅游景点”等。

新兴旅游景点 指既非依靠大自然的造化，也不是历代文化精华的遗迹，而是近10多年来广东人民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博采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所设计、营建的具有现代开放意识特色的一大批新兴旅游景点。包括深圳的“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广州的“世界大观”，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区新建的一批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度假村、游乐园、高尔夫球场等。

工农业产品 丰富的物产，为广东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自明、清以来，在农业上形成了商品性生产的特点，如甘蔗的种植，蚕桑的养殖，麻和棉花的种植，蒲葵的发展等。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广东的冶铁业、陶瓷业、酿酒业，以及象牙雕刻、竹木藤器、硬木家具、剪纸、烟花、爆竹、成药等手工业和工艺产品发展，“广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尤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工业产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截止1993年已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系列新产品和支柱产业。1980年以来，全省先后开发新产品3万多种，形成了“广货”新系列。据1990年底的统计，产品质量名列全国前5名的有181种，其中全国产量第一的有56种。

三、悠久的历史

距今12万9千年左右马坝人头骨的出土，证明广东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群时代。

远古岭南，山青林密，地旷人稀，气候湿热，五岭横亘，海域广大，在当时阻碍了岭南与中原、海外的交往，使岭南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瓦解过程。然后是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中古时期，岭南的经济与社会获得较大发展。晚古时期，则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迄于近现代，广东成为中国许多重大事迹的中心地区，中国维新和革命的重要发源地。

上古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逃避战祸的中原人陆续向岭南迁移，促进了岭南与中原交往，加快了当地父系公社解体，尤其在粤西、粤北交通比较方便的水、陆通道和商业都会番禺(今广州)附近，开始出现青铜制造业。当时岭南的社会和经济与中原地区相比，迟缓了千余年。

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海南岛和粤西部分地区分属象、桂林郡。南海郡治番禺。留戍秦军、谪徙罪徒、避乱南来的中原人，带来了铁制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增添了大批垦荒僻莱的生力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推行，使部分溪峒越人逐渐成为郡县编民，加速了氏族公社解体，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

秦末汉初，赵佗据地千里，建南越国，称南越武王，疆域包括今两广、海南岛和越南北部，定都番禺。赵佗当政70年，实施和睦友好政策，促进了岭南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岭南归汉。汉朝将南越地划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使岭南的封建郡县制始于秦而成于汉。东汉建安八年(203)，改西汉所置岭南九郡之上的临时的交趾部为正式的建置交州，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岭南地方行政制度由郡、县两级制改为州、郡、县三级制。建安二十二年(217)交州治东迁番禺。此间，中原铁器、农具、牛耕等生产技术不断输入。番禺成为一大都会，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是当时中外海上交通、文化交流口岸。岭南越人逐渐使用铁器、牛耕种植水稻，一年两熟，兼渔猎和种植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粤北大部分地区沿用“火耕水耨”的粗放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司马迁称之为“饭稻羹鱼”，是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写照。

三国时期，吴永安七年(264)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4郡和合浦北部，相当于今两广大部分地域，州治番禺。广州自此得名。

两晋时期，岭南郡、县增减变化不大。南朝对岭南越人后裔——俚人渠帅实行“以俚治俚”羁縻政策；笼络南迁占籍州郡的望族，大量增设州、郡、县，在今广东境内除广州外，新增10州，形成南迁豪强世族官员与任州县官吏的俚帅共同统治岭南的政局。同时，中原人民大批避乱南渡，促使岭南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从北方渤海南渡的梁州刺史冯融，聘粤西俚人首领冼氏为媳，冼夫人受冯家封建礼教熏陶，着力改革俚人旧俗，推行封建法治，促使汉、俚民族隔阂逐渐消除，祖孙几代经历梁、陈、隋三朝，为汉、俚民族团结、岭南稳定、祖国统一做了杰出贡献。南朝之后，“越”、“蛮”、“俚”、“僚”等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统称，陆续从史籍中消失，部分保留着各自特点的溪峒俚人，以“黎”、“瑶”、“僮”、“畲”等专称，载入史册。南朝是岭南各民族融合的重大转折、发展时期，为中古时期广东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古时期 隋、唐至宋、元时期，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进入封建社会上升阶段。隋初废郡，设广州、循州(今惠州)两总管府统领诸州。隋炀帝废州为郡，大加省并，今广东省境分属10郡、74县。唐初复设州、县，边远要冲设都督(总管)府。岭南45州分属广州等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永徽(650～655)后，5府皆隶广州，长官称五府经略使。至德元年(756)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道使，岭南道是为全国10道之一。咸通三年(862)，岭南道分为东、西两道，两广分东西自此始。今广东境属岭南东道，道治广州，辖25州、96县。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大庾岭路，改变了岭南与中原陆路交通状况，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交流。岭南各地出产的陶瓷、蕉布、葛布、吉贝、丝织品、藤竹器、香皮纸、谷纸等手工业制品，已销往中原和东南亚各国。唐代的岭南，海上交通、对外贸易繁盛，广州成为中国主要进出口口岸、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唐王朝首次在广州专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波斯、阿拉伯等国商舶，满载香料、象牙、玻璃等货物，在划定的市舶区互市，中国产的铁器、瓷器、丝绸在广州港装上番舶或中国商船，西去印度、阿拉伯，直达非洲东岸，铺设了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航线，史籍称为“通夷海道”。

唐至五代之交，后梁贞明三年(917)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国。南汉全境共辖60州，214县。南汉立国之初，承袭唐朝部分典章制度，内修吏治，外睦四邻，维护了岭南的社会安定。后期几位君主竞尚奢华，荒淫无度，百姓苦于征敛、严刑，境内阶级矛盾激化。北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亡。

宋代设路，至道三年(997)设广南东路、西路，今广东境包括属广南东路的14州(府)、广南西路的7州(军)，共61县。广东南路简称“广东”，广东一名由此而来。元朝建省，今广东境分属江西行中书省广东道和湖广行中书省海南海北道。广东道于至元十五年(1278)设，领14路(州)；海南海北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置，领7路(军)。宋、元时期，岭南社会相对稳定，江南、北方人口大批从陆路、海道南迁，规模超过南朝。广东除部分边远山区之外，基本已改变了地旷人稀的状况。全省各地官修、民营大兴水利，为农业生产改观奠定了物质基础。江南移民，富有水田耕作经验，在珠江、韩江三角洲筑堤围垦，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地位开始超过粤西、粤北。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使广南从宋代开始有了粮食储备，“广米”输往闽浙，运销占城。经济作物方面，荔枝已从过去为进贡的小面积种植变成广泛种植，柑橘、香蕉、花卉、桑麻种植已较普遍推广，农产品商品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当时手工业等也有了较大发展：广南制瓷业步入兴旺时期，无论是品种、规模，在当时中国瓷器制造业中已占一定地位；端砚则以石质、纹理和手工“巧如神”驰名，成为当时中国名砚两大产区之一；沿海制盐业，宋代开始形成为社会生产重要部门。农业、手工业进步，促进了城市建设、交通、商业、对外贸易的繁荣。宋代扩建广州城，面积4倍于唐，广南各州县城普遍修治增筑，联结各地的陆路整治，北江和沿海航运扩展，沟通了各地贸易网络，广州、潮州等城市成为广南与中原贸易的商业枢纽，远离城市的墟镇商业活动，宋元时期开始活跃。宋开宝四年(971)在广州置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修订市舶条例，使市舶建制始于唐完备于宋。宋代旅居广州蕃坊的外国人达几万户，成为主要的外商聚居地和重要通商港口。元代广州，是仅次于泉州的港口城市，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更加繁忙。在此时期，岭南科学文化教育开始繁荣，培育出了盛唐著名政治家、诗人张九龄、宋代有作为的名臣余靖等著名人物。宋元时期，已逐渐形成广州、客家、潮州(含海南话)三大方言。

晚古时期 明代至清朝中叶，广东处于封建社会高度发展阶段。明洪武二年(1369)设广东行中书省，将海南海北道改隶广东，从此广东成为中央直辖13个行省之一。洪武九年(1376)改广东行中书省为广东承宣布政司，终明之世辖10府、1直辖州、8州，77县。广东省之名始称于清代，省下设5道、10府、3直隶州、87县(州)，辖境与明代相同。在明代，广东的平原、丘陵地区的农作物种植，较普遍推行一年三熟制，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珠江三角洲甘蔗、荔枝、龙眼、柑橘、香料、花卉、蔬菜、塘鱼、桑蚕、茶叶等生产形成了商品农业专业区域，形成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的专业户。佛山的铁冶业、陶瓷业，南海、顺德的丝织业、棉织业，番禺、增城的榨糖业，新会的制葵业，沿海的造船业、制盐业，均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广船”、“广货”，名扬海内外。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广州，不仅是广东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市内“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珠江三角洲城乡开始形成了工场主、作坊主和受雇的机工，商人与雇员等雇佣关系，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微弱萌芽孕育最早的地区。

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年间，珠江三角洲矿冶、陶瓷、纺织、制糖、制茶业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已超过明代的水平。从佛山铁器冶铸业工场的规模、生产分工、雇佣工人数量、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已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海禁开放之后，广州商业、外贸恢复繁荣。西关十三行一带，成为“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宣布粤海关为全国对外通商唯一口岸，进出口贸易由广州一口经营。外国商船、商人进出广州港口大增，“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明、清两代广东文化教育进步显著，涌现了全国知名的经济思想家丘濬，政治思想家海瑞，教育家、哲学家、诗人陈献章，哲学家湛若水，军事家袁崇焕，史学家、诗人屈大均，绘画家苏六朋、苏长春、黎简等。明清之际，粤剧、潮剧、琼剧、汉剧广东四大地方剧种，已经形成了各自浓郁的地方特色，不同的唱腔和完整的表演程式，分别流行在珠江三角洲、潮汕、海南岛和兴宁、梅县等地区。这期间，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香港涌进广东，他们在宣传宗教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同时，在广东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道光十五年(1835)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眼科医局”，向中国学生传授医疗知识，是为中国人学习西医的开始。道光十九年(1839)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成为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第一所外国学堂。容闳和中国第一位西医黄宽就是该学堂的学生。他们的活动在客观上培养、训练了中国第一批掌握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技术的人才。

明末至清中叶，广东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已经跃居全国前列。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爆发，改变了包括广东在内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近代时期 英国于道光二十年(1840)5月发动了鸦片战争，广东近代史开始。次年5月30日，三元里人民高举义旗，用刀斧、锄头痛击用洋枪洋炮武装的英军，与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一起，掀开了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序幕。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用武力迫使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割让香港岛，咸丰十年(1860)割让九龙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5月强租新界99年。葡萄牙也于1887年诱迫清廷割让澳门。从此，港英、澳葡当局对香港、澳门得以实行殖民统治。广东社会经济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鸦片走私公开无阻；外国廉价商品倾销广东；掠夺原料出口大增；广州丧失原有外贸地位；珠江三角洲商业性农业、手工业倍受摧残，自然经济解体；农民承受巨大战费、赔款和赋税负担。广东民生凋敝，一批批倾家荡产的城乡贫民卖身为“猪仔”流亡海外。社会矛盾激化，加快了广东人民起来反抗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进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首先酝酿于广东。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和鼓舞下，爆发了1854～1861年天地会的广东“洪兵”起义等农民起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进一步入侵广东，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治十一年(1872)南海西樵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稍后，佛山巧明火柴厂、广州电灯公司等，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张之洞等地方官员办“洋务”，在广东建立机器局、钱局、织布局等企业。由是，广东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最早诞生地之一。广东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维新派人物，在民族危机的激励下，主张自上而下地仿效西方改造中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容闳、郑观应、何启等提出了以“富强救国”为核心内容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维新思潮在80年代至90年代走向高潮。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报刊，组织学会，大造舆论，培养人才，推动全国范围的维新运动，并在1898年付诸实践。虽然维新运动迅速失败，但康、梁倡导的变法维新思想，促进了一代中国人觉醒，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初步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一批深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广东青年知识分子，吸取了维新运动的失败教训，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生长在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在檀香山、香港接受了欧美教育，沐浴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立志改造中国。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他抛弃和平变革的幻想，决意反清救国，团结了陆皓东、陈少白等志士在港、穗建立了兴中会机构，提出了初步的建立共和国方案，在广东组织策动了多次反清武装斗争，使广东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源地。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后，广东成为主要的革命据点。1911年3月29日爆发的黄花岗起义(见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广东革命党人和群众积极响应，于11月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军政府并组织了北伐军。在袁世凯攫夺了革命果实后，广东成为孙中山捍卫共和的根据地。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三个革命政权，并担任军政府大元帅、非常大总统和陆海军大元帅。广东人民始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广东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点和终结点。

现代时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迅速传播，朱执信、杨匏安是在广东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彭湃、谭平山等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广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20年秋，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策划成立了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广东地方共产党组织，出版了《劳动者》周刊。1921年春，陈独秀联络谭平山、陈公博等改组重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秋改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同年7月，陈公博代表广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广东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成为广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

在新形势推动和中国共产党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迭遭两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孙中山与时俱进，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国民党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革命政权驱逐了盘据广东的桂系军阀，重新调整组建了大元帅府和省政府。1924年夏至1926年，国共两党在广东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骨干。在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共同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广东农民运动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为榜样，有62万人加入了农会，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三分之二，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同时，广东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涌现了邓中夏、苏兆征等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广州、香港工人举行了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工农群众支持下，广州国民政府打击广东境内军阀势力，镇压商团叛乱，统一巩固了广东这个革命策源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留守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广东大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惨遭杀戮，全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反对和回击国民党屠杀开始的。1927年11月初，以彭湃为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委领导海陆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苏维埃政府。同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剑英领导广州工农群众发动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公社。虽都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这是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以后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乡、区、县、地区四级苏维埃政府。东江革命根据地全盛时，范围包括广东东部20多个县、市和闽、赣边界部分地区，农民武装达数万人，红军主力近5千人。在艰苦的环境下，闽、粤、赣、南路、粤北等革命根据地人民也和东江革命根据地人民一样，坚持了10年游击战争。海南岛琼崖革命根据地革命红旗，在六连岭、五指山区飘扬了23年始终不倒。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将领陈济棠治粤8年，一方面他实行军事专政，同时也注重实业和文化教育建设，使广东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东全省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广东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仅1937～1941年，认购公债、航空献金达18亿元，投资6．8亿元，华侨回国服务团20多个。1938年6月，日寇进攻南澳岛，岛上抗日军民合作抵御日寇，开始了广东抗日第一仗。1938年11月21日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北迁韶关，占全省三分之一的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变为汪伪广东省政府统治的沦陷区，日寇在沦陷区到处烧杀抢掠，百姓饿殍遍地。广东抗日武装在东江、粤中、粤西、粤北和琼崖，从正面与敌后展开了抗日斗争。1945年9月16日，日军侵华21军司令官田中正一在中山纪念堂签字投降，广东全省光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工商业曾一度复苏。但是，广东国民党政府执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使广东成为美国商品倾销市场，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1948年上半年，广州火柴、纺织等行业被逼关闭厂家达70%～80%，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23亿多元。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农村灾害连年，仅潮汕地区流离失所灾民达20余万。广东国民党政府军队多次向东江、粤北和海南岛等解放区进攻，广东人民武装在打退国民党政府军队疯狂进攻中壮大了自己，到1948年底已拥有主力部队4．6万多人。全省解放区、游击区已从山区扩展到平原，逼近敌人盘据的大、中城市。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迁广州。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相继成立，解放了广东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边境和海南岛三分之二农村地区，全省三分之一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10月上旬，集结于江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和两广纵队，分左中右三路进军广东。在广东地方人民武装配合下，长驱南下，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解放全省大陆地区，1950年5月初解放了海南岛，同年8月红旗插上万山群岛。至此，广东全省解放，广东人民从此真正成为岭南的主人。

四、独特的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株绚丽的奇葩。它植根于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融汇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自身的优点和特色。同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津梁。唐宋以降，特别是明清和近现代时期，岭南文化在许多方面居于全国的前列，以其独特的内涵丰富了中华文化。

学术思想 岭南地区开发较晚，学术思想的起步与发展亦较慢，但其中也不乏对全国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与思潮，而且愈后愈显示其自身特有的优长与特色：务实、包容、开放、创新。

秦汉时期岭南学术思想主要接受中原的影响：一方面，中原人到岭南为官、办学；一方面，岭南人到中原游学。中原学术思潮不断传入岭南，特别是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这一时期岭南出现“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代)、“四士”(士燮、士壹、士、士武四兄弟)，他们是以治《春秋》而著名的一群名儒。汉代，天竺(今印度)佛教从海道传入岭南，先后有佛学学者牟子、康僧会。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番禺人杨孚撰成中国现存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区域性物产志《异物志》。

古代，岭南受中原道家思想的影响较大。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等，以自然为本、淡薄政治、轻道德教化的思想，较适合远离中央政权中心、正统观念束缚较少的岭南人。而以老、庄为教主的道教在岭南则占有相当地位，有所谓“北儒南道”之说。其实，岭南道家从一开始便带有包容的特色，据史料所载，岭南道教的开创人为西晋曾任南海太守的鲍靓，其“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鲍靓之婿葛洪，号抱朴子，继承其祖父葛玄的仙术，并兼容百家，著《抱朴子》。其中《外篇》50卷，《内篇》20卷，外儒术而内神仙，儒道双修，既阐发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又奠定以元气论与炼丹术相结合的神仙学的理论基础。葛洪晚年于广东罗浮山炼丹13年，成为古代道家外功成就卓著的人物，还著有《金匮药方》、《时后备急方》，对化学与医学均有贡献。

至唐代，岭南学术思想渐趋活跃，出现一代名相与名儒，中原儒家思想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与扎根。韶州曲江张九龄，曾为唐玄宗的丞相，于开元四年(716)奉命开通大庾岭新道，为沟通岭南与内地作出重要贡献。张九龄不仅是岭南籍的第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思想家，思想上信奉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并以之论证大一统政权的合理性；政治上主张儒家的“仁政”，君主“以大道为原，以至仁为根”，但又吸取先秦法治思想，认为人莫不“趋”于“利”，只能“立法制之”。然而，唐代岭南的学术思想在全国开始取得一席之位的不是儒学，而是引儒入佛、创立中国化佛教的禅宗南派一一慧能禅宗。慧能新州(今广东新兴)人，自幼受佛学思潮的影响，决心寻找佛理之奥秘，转辗于曲江、乐昌等地，后抵黄梅(今湖北黄梅县)禅宗寺院作行者，被禅宗五祖弘忍认可继承衣钵，南归岭南后与北方的神秀形成相对峙的两大流派。慧能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故人们不须坐禅念经，只要顿悟心中佛性，便能立地成佛。他否定传统佛教的漫长苦修，用中国人熟悉的儒家修心养性之道诠释成佛之法，使之易为接受。慧能禅宗的创立，是宗教的变革，是中外文化的交融，体现岭南学术思想的开放与创新。慧能在岭南传播禅宗，法嗣43人。后弟子神会北上京师传教，使之成为禅宗正宗。后传入日本，乃至美、欧，影响及于世界。

明代是岭南古代学术思想最为光辉的时期。土生土长的广东大儒陈献章，创江门学派而成理学新派，开明代心学之先河，终结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明代学术渐入精微”。陈献章“以道为本”，道“至虚”、“至大”，“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但他又认为物因得道而为物，道因得物而得存，道与物不离，突破了程朱理学“理先气后”、“理生气，气生万物”的理论格局而另辟蹊径。他既强调“以自然为宗”，又认为“心”为道“舍”，“会”道、“得”道则“宇宙在我”，由此而提出“心学法门”，教人“静中养出端倪”。他的理论直接影响明代的两位并称的理学大师王阳明与湛甘泉，而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倡导“贵疑”、“学贵自得”，不以圣贤是非为是非，则开思想解放之新风。

陈氏弟子干余人，由岭南而及于关外。岭南学术思想继禅宗之后，由南向北再次辐射。湛甘泉得陈氏的真传，但又不囿于师说，使岭南理学更完整化、思辩化而更富特色。他以“心性图”与“真心图”说明宇宙的一体性，强调“体用一原”，“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由此而提出著名命题“随处体认天理”。在京师与王阳明分庭主教。甘泉用“通一无二”哲学检讨“汉、宋诸儒，分理气为二种”的“支离”观，提出“理气不分”、“动静无端”、“知行并进”、“理欲一念”等命题，为王船山最后终结理学作了理论准备，特别是其“理欲一念”论，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比王船山的“理欲合一”论早100多年。他对正统理学绝欲论的抨击，是明代启蒙思潮的最早萌芽，成为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的最早的理论源头。

明末清初，岭南的商品经济有较快的发展，至晚清广东工商业已跃居全国前列。与此相应，近代岭南涌现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如洪仁玕、何启、胡礼垣、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其中，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哲学成为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代表，岭南文化第一次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

康有为曾师从理学家朱九江，受儒学熏陶，后接受西方文化，创立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哲学体系。他一方面研究与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把西方的物理学、古生物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天体力学等，融汇于中国传统的元气说与宇宙生成说，从而建构其“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自然观；另一方面，把西方近代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变异观相结合，把西方的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从而建构其新的“变则通，通则久”发展观与新的“三世说”历史观，为变法维新铸造理论武器。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侨乡香山，童年时代随母到檀香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后又学医、从医，旋即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足迹遍及各大洲。新的知识结构与特有的经历，使其思想博大、开放而兼容。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先进方案，也是正规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而其哲学中外相糅、古今融合。他吸取了西方近代化学和物理学、康德的星云说、19世纪的细胞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之融汇于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说，从而建构他的以“太极”为本原的宇宙观，揭示宇宙的衍化过程：由太极(以太)→电子→元素→物质→地球→生元→生物→人类→不断文明；又利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改造传统的“知行学说”，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知行理论；借鉴西方民主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结合传统的“民本”思想，创立“以民为主”、“以民生为重心”的别具特色的历史观。特别有价值的是，孙中山提出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基础而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文化观，成为近代中国“开放主义”国策的理论基础。

科学技术 岭南科学技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是在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医学科技等方面。农业科技方面突出的是明代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一年三熟新的耕作制度和“桑基鱼塘”新的生产方式。这两项技术至今还在推广。以后，重要的有广东最早发现中国的野生稻、最早育成矮化水稻系列等。手工业技术方面，在宋代广东的制瓷业、端砚、矿产和制盐业等手工加工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到了明代，冶铁业、陶瓷业、纺织业、棉麻织业、制糖业、制葵业、造船业、制盐业、采珠业等手工加工业技术和生产均有较高的发展，广铁、广绣、广雕、广船等蜚声国内外。医学科技方面，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西医学校、第一位中国西医医生都出在广东。直至当代，多项医学科学研究成果仍名列中国前茅。

文学艺术 岭南的文学艺术颇有特色。文学作品大量反映爱国主义题材。岭南诗人的诗歌伤时忧民，沉郁刚直；小说作品多为针砭时弊，倡导革新精神。民间曲艺中较有名气的有粤曲、粤讴、木鱼、龙舟、南音、潮州歌曲、客家山歌、粤东渔歌等。地方戏剧有粤剧、潮剧、雷剧、广东汉剧、客家山歌剧、乐昌花鼓戏、粤北采茶戏、正字戏、西秦戏、皮影戏、广东木偶戏等。广东音乐名扬全国乃至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等地。独具风格的岭南画派、岭南盆景、岭南戏剧、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都足以与北方相媲美，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岭南民俗 岭南民俗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内涵和表征。岭南民俗与中原民俗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总体上说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般地说，在节日风俗和丧俗中，同中有异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汉民俗通过礼乐教化的封建伦理道德长期灌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在生活习俗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异中有同，与中原民俗有较大差异，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作用的结果。例如，喝茶是世界公认的汉文化内容之一，并因此而影响了世界上不少民族。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广东人关于“饮茶”的概念，与中原各地的概念差别不大，茶馆的布局、助茶的小食也是大致相似的。但自清末以后，广东人关于“饮茶”的概念已经完全改变。现在广东人“饮茶”并非单纯喝茶，而是到茶馆聚会，享用精美点心，商谈要事或闲谈趣事。与中原民俗的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反映了岭南民俗与汉民俗在文化构架上的一致性和丰富多彩的地方性。岭南民俗的丰富性，还表现为比中原民俗多了一层西方情调。这与广东较早开放对外贸易，与海外的文化接触交流频繁有关。中原丰富的民俗影响，岭南古越族的民俗遗存，西方民俗的传入，熔铸成了多元的、富于南国风情魅力的岭南民俗。其中，以岭南饮食习俗最为丰富。

五、腾飞的经济

同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相伴，广东的经济发展亦有自己的历程和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已同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秦汉及以后，中原大批人口南迁，加速了广东的垦辟与开发。经过唐宋、明清时期的大发展，广东的经济已不亚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甚至在一些方面有所超过。岭南的稻米、水果、蔗糖、丝织和陶瓷在全国均享有盛誉。当时的广州已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和贸易口岸。鸦片战争后，广东最先受到西方经济的冲击，自然经济逐渐瓦解，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在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顽强地生长起来。但在殖民主义的掠夺和频繁战乱的破坏下，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除20世纪30年代某些年度外，广东经济一直衰微不振。1949年，全省工农业产值只有2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2．8元。社会经济瘫痪，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广东经济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40多年来广东走过的路并不平坦。50年代初、中期和60年代上半期，全省经济有过两次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率年均曾达到9．2%和13．3%。但随后就为50年代末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和6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所打断。直到70年代末，全省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变化不大，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2)。

表2 1952～1978年广东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全国的比较 (单位：%)

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后，尤其是1979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才真正进入一个腾飞的时代。

令人注目的成绩 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经济高速增长，实力迅速增强 从1979～1993年15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5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322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平均每年递增13．9%，为1950～1978．年29年平均年递增率6．0%的2．3倍，为全国同期年递增率9．3%的1．49倍。其中，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递增12．2%，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递增12．5%，近3年年均递增20．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元提高到1993年的4938元，为全国1993年人均数的1．8倍，按可比价计算年均递增11．6%。1978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内地30个省市中排名第6位，1989年以来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

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15年间，广东农业以年均递增6．8%的速度持续发展，为过去29年年均增长率的2倍。1984年解决了粮食供给不足的难题，1987年改变了林木生长量赶不上消耗量的恶性循环，为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推动了自给性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1993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增长7．9%，花生增长87．7%，糖蔗增长0．9倍，蚕茧增长1倍，茶叶增长2．1倍，水果增长12．7倍，肉类增长2．6倍，水产品增长3．3倍。农业商品率由43．7%提高到71．2%。农村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5%和7%上升到1993年的62%和11%。乡镇企业数、从业人员数、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和企业纯收入分别增长16倍、3倍、42倍和27倍。

工业经济飞速发展，产品结构和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 15年来，广东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引进约百万台套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了原有的工业技术基础，发展了电子、家用电器、日用化工、塑料制品、化纤纺织、新兴食品和医药等现代消费品工业，同时带动了电力、机械、建材、石化、冶金等重型工业，促进了整个工业的飞速发展。从1979～1993年，全省工业产值以年均21．0%的速度递增，为前29年年均增长率的1．9倍。1993年，全省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有固定资产原值2100多亿元，为1978年的16倍，形成了一批具有8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和一大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据统计，全省约有8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5名，其中食糖、电风扇、彩色电视机、计算机、洗衣机、电冰箱、家用空调器、中成药、手表、硫酸铅、锌精矿等3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国首位。

建设规模大幅度增长，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前的29年，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只有200多亿元。改革开放以来15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5187亿元，为前29年的25倍。其中，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549亿元，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541亿元，近三年达3030亿元，年均递增31．4%。15年间，国有单位新增固定资产约2190亿元，为前29年总和的15倍。

大规模的投资有力地增强了广东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15年来，全省新增电力装机容量1223万千瓦，为1978年末累计装机容量的4．8倍；新建等级和等级以上公路6074千米，铁路650千米；新增港口吞吐能力3900多万吨，为前29年累计能力的1．9倍；新增电话交换机容量479万门，为前29年的22．8倍。以1993年与1978年相比，主要工业品年生产能力增长率为：钢材2倍，水泥10．7倍，平板玻璃13．2倍，化学纤维10．1倍，自行车11倍。家用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从无到有，1993年的生产能力分别为266万台、343万台、576万台。

对外经济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从1979～1993年，全省与国外签订的利用外资合同达14．2万个，协议利用外资846亿美元，实际已利用外资294．5亿美元，占全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2．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11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71．8%。截至1993年末，外商在粤兴办的投资企业达4．5万家，约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资金的投入，不仅补充了广东的建设资金，加速了广东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15年间，广东对外经济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15．9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469亿美元，年均递增23%。其中出口额由13．9亿美元增加到270．3亿美元，年均递增21．9%，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1．6倍。若按当年汇率折算，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1978年为11．4%，1993年为46．0%，增加了34．6个百分点，表明广东经济外向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1993年广东的出口商品销达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400多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已初步形成与国际市场息息相关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

市场繁荣，人民生活迅速改善 1993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456亿元，比1978年增长14．6倍，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年均实际递增率达16．7%，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全省银行存贷款年末余额分别为2484亿元和2235亿元，比1978年增长35倍和20倍；财政收支总额分别为347亿元和331亿元，分别增长7．8倍和11倍。全省居民储蓄存款由1978年的17．6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1874亿元，增长105倍；人均年消费额由196元提高到1934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递增8．7%。

存在问题 15年来，广东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经济发展不平衡。占全省人口四分之一、土地面积16%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占有了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占人口30%、土地面积60%以上的北部山区，其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7%左右。两地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80年的2．5∶1扩大为1990年的3．9∶1。②产业结构不够协调。能源、电力供应紧张，交通运输不大通畅，农业基础不稳，科技和教育比较落后，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技术进步。③人口增长速度过快。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人口为6246万，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增长17．5%，平均年递增2%。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出全国平均数1．0和1．9个千分点，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六、改革开放的先行省

15年来，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够腾飞，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改革开放前的广东，虽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但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它无法利用近在咫尺的国际资金、技术和市场；虽有气候温和、资源多样和劳力众多之利，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使它无法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因之，广东国民经济在自我循环的封闭状态中渐进。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冲破了这两重障碍，使得蕴藏在社会经济内部的巨大潜力充分迸发出来，原有的优越条件得以充分利用，成为推动广东经济迅速发展的力量源泉。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核心内容就是让广东在全国先走一步，迈开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发展的新路。10多年来，广东运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两件大事，以改革促进开放，又以开放带动改革的深入，推动着广东经济由封闭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比全国其他省市先行一步的重大成就。具体做了以下6件事：

兴办经济特区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深圳蛇口设立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成立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从此，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1984年后，经中央批准，又相继开放了广州、湛江两个沿海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和东西两翼沿海开放带。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境内20个地级市全部实行了沿海开放地带的政策，从而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到开放城市、开放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

兴办经济特区的目的：①吸引海外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②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路，发挥经济特区的探路作用、窗口作用和对内对外的扇面辐射作用。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实践，上述目的达到了。从1980年至1993年，3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达85亿美元，约占全省同期利用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开发建设面积达110多平方千米，建成了14个工业区，同外商合作兴办了4000多家“三资”企业、70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完成投资总额600多亿元，把昔日穷困的边陲小镇、渔村荒郊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工商业现代化城市。1993年，3个经济特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601亿元，占全省的1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452元，为全省人均数的7倍；财政收入80．8亿元，占全省的23．3%；外贸出口总额达82．2亿美元，占全省的30．4%。经济特区，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在改革方面，经济特区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大胆借鉴国外和港澳的经验，对计划、投资、金融、物价、劳动人事管理、工资制度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土地批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初步建立起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特区的每一步成功实践，都迅速在全省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推动着全省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先行省。

发展多种经济成份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不仅给广东带来了巨额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现代的经营管理经验，而且迅速改变着广东原来单一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使整个经济充满了活力。15年间，全省兴办“三资”企业达44700多家，从业人员643万人，注册资本达840多亿美元。同时，利用为外商提供“三来一补”加工业务的机会，一大批乡镇企业、城镇街道企业以及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大大加快了全省城乡商品化、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的进程。以工业发展为例，1981～1993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23．0%，而乡镇工业产值则年均递增率31．3%，以“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其他经济类型的工业产值年均递增率则更高达54．4%。乡镇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15%和2%上升为1992年的27%和35%。

“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其独特的经营体制和营运方式，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10多年来，广东运用中央下放的权力，按照“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模式，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推行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制，把生产经营权、产品自销权、定价权以及其他内部管理权逐步交还给企业；到依托财政包干体制，在保证完成上缴财政任务的前提下，实行“放水养鱼”的财税政策，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后又推行企业股份制，鼓励国有企业“嫁接”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和各种混合型所有制企业，改造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正是有了这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独立经营和自主开拓能力的企业，广东的经济发展才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才保持了持续15年的高速发展的成就。

放开流通与物价，促进市场的发育 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必然要求商品流通和物价的放开，形成企业和生产者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在这方面，广东的改革起步早，放得开，搞得活。早在80年代初，当全国价格改革还处在“以调为主”的时候，广东就率先放开了鱼、果、禽、蛋、菜、肉等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继而又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购销与价格，让市场在价格的形成和商品的流通中发挥主导作用。1992年春，广东又抓住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时机，率先放开了粮食的购销和价格，结束了沿袭40年的统购统销、定量供给的体制，突破了这个被视为价格改革的最大难关，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作出了新的努力。

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不仅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带动了其他方面的相关改革，促进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形成。80年代后半期以来，广东通过调整和适度放开能源、电力、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部门的价格和收费，增强了这些部门向社会融资、筹资的能力，促使它们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这些部门的发展又刺激了资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广东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对外开放，对下放权，搞活企业，发展市场，都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改革与职能的转变。15年来，广东始终坚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把简政放权摆在政府机构改革的第一位，不遗余力地推进企业改革和市场发展，促使广东较快地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与此同时，积极改革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努力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做法如下：①积极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精简专业管理部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放权给企业的同时，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②实行分级财政包干和分层决策、分级管理、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投资管理体制，把财权与事权、决策与风险统一起来，规范和约束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③加强宏观综合部门对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对经济运行动态的监测，运用计划、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引导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保持供需总量与供需结构的大体协调。④制订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加强市场的监督管理，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运用物资储备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吞吐物资，平抑市场供需的短期波动。

大力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科学技术和人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过去15年，广东在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加速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同时，通过大力推进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加快教育、科技的发展，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教育、科技成为推动广东经济上新水平的重要依托力量。主要做法是：①扩大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自主权。允许高校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开设新的专业，扩大招生计划，培训各类人才，兴办科技产业，提供有偿服务；鼓励科技开发机构进入企业，联办或独自兴办技术经济实体，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②多方筹集资金，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各类学校，形成政府办学与社会办学相结合的体制；积极扶持企业兴办技术开发机构，鼓励发展民办科技实体，建立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单位自筹和利用外资相结合的科技投资体系。③改革高校招生分配制度和科技人员管理制度，建立人才流动和竞争机制，开拓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交流市场，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形成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环境。

经过上述改革，广东的教育与科技事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势头。从1980年到1993年，广东的高等学校由27所发展为45所，在校学生人数由4．1万，增到11．7万，加上成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24．2万人，比1980年增长1．5倍。全省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数1993年为84．3万人，比1980年增长2．1倍；平均每万名职工的科技人员数由688人增加到1705人。1993年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和获国家与省级科技奖的成果数达1013项，为1980年的6．8倍。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的先行，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过去15年，广东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坚持了两点：①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不用抽象的原则、新旧的观念去裁定现实的经济生活，而是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去判断是非和决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措施和办法。这样做，有利于冲破不合时宜的传统理论、思维的束缚，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灵活变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和基层企业在党中央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大胆地闯试，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发展真理，修正错误。这样做，有利于突破以往形成的已不适应新情况的旧体制和旧的政策规定，不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

思想解放有赖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广东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认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并借以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在这方面，广东主要是坚持了“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发扬社会新风；一手抓扫除“七害”，一手抓繁荣文化生活。正确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系，鼓励文化理论界勇于探索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正确处理好有所引进与有所抵制的关系，既敢于和善于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坚决抵制腐朽没落阶级的思想文化，并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

今天，广东正在再造优势，力争跨上新的台阶，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须做到以下几点。

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稳定地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保证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突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各类市场；切实控制物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步伐；高度重视科技、教育事业，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必须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保财税改革顺利实施；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搞好城乡住房制度改革；积极实施政府机构改革。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立法步伐；强化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工作；努力保持社会安定。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塑造广东人的良好形象；创造积极向上的精神环境、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友好合作的投资环境和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树立健康文明、勤劳守法的社会风尚，推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积极发展和繁荣各项文化事业。

回顾广东数千年的文明史，岭南的开发曾晚于北方，但及至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频繁，使得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迄于近代，广东更成为中国社会变革、门户开放的主要地区之一。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士，多诞生和成长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风暴，就从这里升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东又居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广东已确定了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又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这些为广东迈向21世纪指明了航路。尽管前进的路途不可能是平直的坦道，但是广东人民懂得珍惜现有难得的机遇，正视挑战，迎接挑战，凭藉高度的建设热情和智慧，发扬大胆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深信能够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声明：本文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