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梧

【介绍】：

李翔梧

李翔梧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在东方大学任翻译。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军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苏区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壮烈牺牲。

(一)

李翔梧，原名凤周，1907年7月15日生于河南省洛宁县中高村一个贫农家里。父亲李振则是个穷知识分子，除务农外，还在村子里创办了一所三余小学(即冬者岁之余，雨者晴之余，夜者日之余)，利用农闲时节，教农民的子弟学习文化，深受农民的爱戴。母亲雷氏，勤劳善良，对李翔梧的成长有很深的影响。李翔梧自幼就聪敏好学，还在不懂事的时侯，父亲抱着他教读门上的对联，竟能过目不忘。稍大，就跟父亲在三余小学读书，喜欢古诗词。

1918年，李翔梧考入县立高等小学。随着学识的不断长进，他对社会的理解逐渐加深。假期回到家里，他经常到邻居一位善子雕刻的崔木匠家里，学习雕刻艺术。他看到崔家一件件精美的雕刻制品被地主豪绅家掠去，而崔木匠仍是一贫如洗，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时，激愤地写了一首悼亡诗，抒发自己对不合理的旧社会无比忿懑的感情：“雕龙刻凤夺天工，金屋藏姣富家翁；天理良心今何在，饥寒折杀巧木工。”这首诗在学校里广为传颂。

中高村是洛宁县城西南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宁静的山水田园给李翔梧以美好的憧憬。他喜欢这里“细风轻吹山顶”和“清澈细流的河畔”；也曾和小伙伴一起赶着牛，“到那碧黑的密林里，耳边听着小鸟清脆的歌声”。但是，这里严重的贫富对立，残酷的阶级压迫，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他跟父亲在田间劳动，有时用锄把拄着自己的下巴一动不动。父亲问他想什么?他问父亲：为什么有人终年劳动却不得温饱?为什么有人不劳而获却花天酒地?后来，他写出这样愤怒的诗句：“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为什么有人替他人劳动，为什么有人要别人替自己劳动?……这简直是极不平等的黑幕!”李翔梧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诗人的气质和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精神。

1921年李翔梧以优异成绩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这时，五四运动后的民主之风已经吹遍了河南大地。他进入省立第四师范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反对校长王卓五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斗争。他虽年岁不大，却有胆有识，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用诗配画的形式，使贪污者原形毕露，诗曰：“校长王卓五，绰号大老虎。钞票作口粮，银元当豆腐。校长肚皮鼓，学生声声苦。”通过李翔梧深刻地形象地揭露，王卓五成了过街的老鼠，终于被赶下了台。

李翔梧到洛阳不久，从家乡传来了一个令人气炸肝胆的消息：北洋军阀在洛阳地区的爪牙马德胜为了镇压抗粮抗捐的群众，竟将中高村的老实农民李老四父子绑赴刑场，施以极刑。李翔梧强忍悲痛，挥笔写下了题为《的的达达的号声》一诗，对军阀的残暴无道进行了血的控诉：

的的达达的号声，

叫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

都是我李老四和儿子的见证人。

我们都是打牛屁殷的老手，

祖祖辈辈都想从土内挖出黄金。

到头来，马奸贼，

杀我们的头，还要挖我们的心。

……

要杀头，要挖我们的心，

嘿!顶多少两个打牛屁股的老手。

但想杀奸贼的人，

却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这首诗是河南农民血泪史的生动纪录，它喊出了农民反抗压迫的强烈的呼声。李翔梧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但是，从他的言行中已经看出他意识到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

(二)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李翔梧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于这年秋天毅然离开比较沉寂的洛阳，前往已成为共产党人活动的中心的开封，借用一个叫李勃的同学的毕业证，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省立一师在五四时期就以传播新思潮闻名，冯品毅、嵇文甫、王镇南等都是进步学生所敬仰的老师。还在李翔梧入学前，冯品毅就在一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开展青年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李翔梧入学后，在进步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进步同学在一起共同探讨改造社会诸问题，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并开始用李翔梧的名字在壁报上、刊物上发表新诗和散文。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家胡蛮回忆说，当时的《学生杂志》还曾为李翔梧出过一本诗集名《翔集》。可借现在见不到了。

这个时期开封各校学生的社团活动相当活跃，省立一师也组织了河南青年学社，主要负责入有韩绍湘、裴光、李翔梧等。青年学社经常组织学生参加读书活动，学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北上在各地的讲演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除读书之外，各年级学生还出版壁报。李翔梧所在的班组织有春光学会，出有《春光》周刊。当年的同学、老诗人苏金伞回忆说，在壁报上各种思潮激烈争论，经常看到李翔梧的诗文。现在保存下来的李翔梧的遗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争论的痕迹。他在《告朋友》一诗中，深情地呼唤那些醉生梦死、不问政治的人说：

朋友，

你们还是安安稳稳地睡吧!

我不再来打扰你们的清梦，

我是要从事我的工作。

可是你醒的时候，

千万不要怪罪我。

我们不是没有尽力地呼喊你们，

一同去兴奋我们的工作，

是你们正在眷顾那酣蜜的睡魔，

不听我们呼喊这个。

在另一首《死去的朋友的话》中，还可以看出他对未来世界充满信心和为它而奋斗的勇气：“死去的朋友，梦里告我说：……你太愚笨了，你还在魔鬼丛生，这么痛苦的世界上，找到温柔的爱海么?……我回答道：你太愚笨了，痛苦的世界和快乐的世界中间隔的是极薄的隔膜，我将尽着十二分的勇气，打破这层罪恶的隔膜，大踏步跑到快乐的世界上，过那优裕而安乐的生活。”还有一首诗是对无政府主义者尖刻的讽刺：“假使有一个土匪拿着手枪，枪口对着我的心口，嘣的一声，我当时就象带箭之鹿一般地昏倒在地，鲜血淋淋地从口中或枪子打入的孔中流出，洒遍了大地，洒遍了人心，洒遍了——那土匪的欲望也满足；我的目的也达到了。”这个时期，李翔梧的诗虽然还有些稚气，但是他热情奔放，富于想象，充满激情。假若不是时代过早地把他投入革命的洪流，他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的。

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12期上，李翔梧发表了一篇题为《骷髓》的散文，把祖国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当他准备去拥抱她的时候，她却变成了泪眼模糊的老妇人，使他产生无限的怜悯。可是很快她又变成一架白骨凌凌的骷髅。在惊骇之中，忽然天地倒悬，山崩地裂。他正在战栗凝想的时候，骷髅又出现在他眼前。他不想看她，也不敢看她了。这篇散文凝聚了他对祖国的疼爱之心，唤醒人们去拯救那既可爱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

李翔梧除了经常用文艺的形式进行战斗外，还积极参与青年学社的其他活动，如在开封城内和城郊进行革命宣传，和开封女师、女中的青年学社联系，指导这些进步团体的工作。1924年11月中旬，嵇文甫、冯品毅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提出要收回教育主权，取缔外国人在河南所办的教会学校。为了配合这一斗争，河南青年学社还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省立一师的学生组成游行队伍，到基督教圣公会、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堂等处进行宣传。李翔梧等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李翔梧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1924年在一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学期间，他由于父亲去世，生活非常困难，经常得到嵇文甫老师的接济与帮助。1959年嵇文甫还清楚地回忆说：当时李翔梧年纪很小，很聪明，爱好文艺，参加革命活动很积极。

(三)

1925年秋，年仅18岁的李翔梧从省立一师艺术科毕业，经中共组织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左派办的一家报纸《国民新报》工作。不久，党组织通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翔梧接到通知，先回老家洛宁向母亲辞别，临行前，母亲恋恋不舍地说：你不能再多停两天，你爹三周年的忌日快到了，等过了再走吧!他听后不觉一怔，自己竟把父亲的忌日忘得一干二净。稍停，就劝母亲说：革带工作重要，尽忠不能尽孝。我不能给爹作三周年，将来可作五周年、十周年纪念。这句话很多年一直埋在母亲的心里。

1925年深秋，李翔梧和全国各地派往苏联学习的青年由上海乘船，同往苏联。伍修权回忆说：“我是由湖北觉组织派出的，翔梧同志是由河南党组织派出的。与他同属河南党组织派出的，现在还健在的有杨放之同志、刘国璋同志。湖北、河南是邻省，出于民族传统习惯，邻省的同志特别容易接近。……正因如此，我和翔梧同志在中山大学虽不同班，但我们的关系却很亲密。”伍修权深情地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翔梧同志稍比我年长，修长身材，容貌端庄，神情严肃却又平易近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季翔梧抱着“学成文武艺，归国闹革命”的决心，学习非常刻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精通了俄语，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1927年他被调到东方大学当翻译。这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也非常关心国内局势。1926年春，当他得知郭沫若在文艺问题上和梁实秋、徐志摩等开展争论的时候，便和傅钟联名写信给郭沫若说：“我们虽在异国，也仿佛触到了那里的热烈气氛。”表示对郭沫若立场的赞同和支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曹靖毕夫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李翔梧经常到曹靖华家里作客，讨论文艺问题和中国革命向题，和曹靖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他认识了河南罗山人刘志敏，二人志趣相同，于1928年春经曹靖华夫妇介绍结了靖。后来，他曾被调到赤塔联络站工作过一段。曹靖华回忆说，1929年他在列宁格勒曾收到李翔梧从赤塔托人捎给他一包中国花椒，因为此物苏联没有，感到极其可贵。

(四)

1929年秋，李翔梧夫妇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军运工作。在自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他不避艰险，机智勇敢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他和西北军青年军官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是同学。1929年下半年，张克侠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写了人党申请书。经中共中央研究，由李翔梧和张存实作介绍人，批准张克侠为秘密党员。张克侠得知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非常激动，当即表示：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将不惜生命去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使命。曹靖华还回忆说：1930年初，党组织派李翔梧到苏北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刘志敏说：“此去倘有不测，只有牺牲。孩子可交吾侄宗白送家抚养。你继续革命，方勿悔心。”他的堂侄李宗白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此时正在上海互济总会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侯，为了减少工作的拖累，他们把在苏联生下的才11个月的孩子苏生送回罗山，由刘志敏的母亲抚养。后来夭折了。

1930年4月，李翔梧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安庆，召开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所属各县的联席会议。会后于5月5日写了《翔梧关于各县联席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件，它对了解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当时安庆地区党组织的状况很有价值。

首先，李翔梧从理论上纠正了那种把正在疯狂镇压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右倾观点，指出：“各县报告中都犯了一致的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是把国民党看做了资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只有在乡村中有豪绅地主政权。在他们的报告中开始都是如此说：‘我们县目前的政治形势是一方有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另一方有豪绅地主’，或是‘我们县目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占优势’。我当时在结论中曾坚决地批评了他们这种不自觉的对于政治分析上的错误观点。他们也都一致接受了这个批评。”同时，李翔梧也不同意“左”的盲动主义观点。他说：“曾有一代表发出了与‘占据一天两天的武汉也是有意义的’相类似的妙论。但这种错误观念，我立即纠正了他。”

其次，报告对安庆地区中共组织的基本状况作了如实的反映，认为这一地区的问题“主要的是组织基础停留于知识分子之上(这一点差不多每个代表都讲到了)，支部生活不健全、指导机关不健全、对党的中心策略未能切实执行。……都未能提出改良办法，并且大家都感到工作的无出路。”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李翔梧都作了科学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在他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各县工作决议案。

其三，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李翔梧对安庆中心县委所属的安庆、太湖、宿松、望江、桐城、潜山、贵池、庐江等县的情况了如指掌，那个县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在工作上应抓什么，都作了具体的明确的安排。如对安庆县委的分析：“安庆的组织基础，虽仍停留于知识分子基础之上，但比较桐城、贵池、潜山等，还算好一点。县委名义虽有三人(两知一工)，实际上只有二人。工人县委至今尚未能吸收其切实参加工作。县委书记虽极肯负责，但太偏于包办。所以直到现在还未能培养出有力的干部去深入群众，因此有许多斗争(抢米斗争、助路工人斗争等等)，完全被他们无形放弃了。”“此次联席会议已坚决的提出了改造党的基础的必要，健全支部生活，发展赤色工会，雇农工会，注意城郊农民，尤其是对于与潜山、太湖相连的各大乡镇之工作以及士兵运动之加紧等等，都提出具体办法。”“太、宿、望三县的组织基础，在安庆所属各县中，可算是最好的。县委三人有一知识分子(系书记)。望江区委全系工农，宿松支部有一知识分子。不过县委书记也是偏向于包办工作。因此干部分子仍极缺乏，并且他们的工作多在东南乡及望江的西北乡。他们最近已发动游击战争。我指出要他们向西北乡发展(土地集中程度非常厉害)，与潜江红军联合，向安庆方向发展。并在太、宿、望、桐、潜等处，举行最大的游击。”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李翔梧告诉中共中央，他准备到潜山去，因为那里的“党的组织完全不能应付客观，组织系统简直复杂紊乱万分”。等他从潜山回来后，再向中央作详细报告。可惜至今没有发现李翔梧的类似报告。

李翔梧和刘志敏在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光线很暗，白天也要点上灯才能工作。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小小豆油灯，烧着灯草，烧着我的心。我心中的怒火直喷天廷，把东洋人，西洋人，把那手执鞭子骑在我们头上的一切人，无论他是中国式的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式的中国人，一齐烧尽、烧尽。”

李翔梧爱好文艺，也敬慕鲁迅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间，经常到鲁迅那里，请教探讨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

1930年末，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生擒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的家属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活动，要求把张赎回。他们通过南昌的开明士绅魏朝鹏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由龚饮冰代表中共中央同对方谈判，双方议定条件是：以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军火(袁血卒在纪念李翔梧的文章中说是20担药品和数万元大洋)作为交换条件。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涂作潮和李翔梧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去处理此事。这件事虽然是国民党当局有求子我，但当时两党处于敌对状态，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李翔梧、涂作潮同国民党代表乘火车到南昌后，国民党代表故意征询李翔梧的意见：“李先生，你们是住旅馆好呢，还是住省政府好?”李翔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住旅馆也好。住省政府对你方便，就住省政府吧!你看怎么住都行，我们随便。”对方见李翔梧话中有话，就说：“那还是住旅馆吧，你我都方便。”于是就在阳明路一家旅馆住下来。

刚刚住下，国民党代表便外出忙自己的事情，李翔梧和涂作潮也走出旅馆，了解周围的情况。他们买了一张当天的南昌晚报，看到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赣州发现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张辉瓒的人失。李翔梧知道情况有变，立即去找到魏朝鹏。在魏的协助下，他们扮作国民党军官，安全返回上海。涂作潮回忆说：后来为了酬谢魏朝鹏，李强还设宴招待过他。伍修权后来曾就这件事评价说：“由于当时苏区与国民党区地下党的联系不够，配合不周，已将张辉瓒杀掉，而翔梧同志并不知晓。一当了解情况，翔梧同志即向中央报告。经请示后，他机智地摆脱敌人，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颇具文人气质的翔梧同志，才气过人，胆略机警也过人。这就是中国革命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文韬武略兼备的一代英豪。”

1931年2月，李翔梧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去了解有关富田事变的情况和在韶关、南雄建立通向中央苏区的交通站问题。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和从赣南来的三十五军政委谢材禧。2月25日，他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写了报告，反映了富田事变在赣南的影响。报告说，富田事变发生后，赣南特委和三十五军曾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对事变采取中立态度，等候中央解决。但是会后赣南特委违背联常会议的决定，在群众中提出了反对毛泽东的口号，于是三十五军即将特委书记郭承绿扣留，停止其政治活动，并成立了新特委。后来他们又接到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经讨论后，认为过去总前委的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改变中立态度，与总前委发生关系，听其指挥。李翔梧在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对研究富田事变是极其宝贵的。

关于建立交通站的问题，李翔梧在报告中说，他与广东省委研究，在韶关建立两个站，由广东省委负责。在南雄建站的问题，等他进去以后布置。至于赣南与苏区中央局的路线，亦需进去以后再决定。

李翔梧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精明、干炼，办事果断，不畏艰险，很好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使命，充分体现了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与才干。

(五)

1931年夏，组织决定李翔梧和他爱人刘志敏一起去中央苏区工作。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他们决定将出生刚三个月的沪生(即宗明)也送回洛宁老家由母亲抚养。

李翔梧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在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任秘书长。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李翔梧被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派到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北方人，李翔梧一到四十师就和大家的关系搞得很好。他能结合部队的实际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和三大民主教育，使部队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在赣州、水口等战役中屡立战功。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由于上级执行“左”的错误政策，李翔梧被调离前线，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教政治经济学。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讲课认真、生动，深受学员的欢迎。后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干预下才把他调到总政，先任敌工部部长，后任宣传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翔梧奉命留在苏区，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刘志敏这时任中央闽赣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也被留在苏区，在宁化、建宁、归化一带坚持斗争。当时，苏区斗争非常艰苦。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又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战术，因面战斗常常失利，干部战士情绪低沉。李翔梧经常带着留下来的工农剧社的同志，深入部队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以鼓舞士气。

1934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四个县城。形势更加紧张。这时，如何巩周部队、坚持斗争，已成为苏区党面临的新问题。12月28日，李翔梧在瑞金西江一个农户家里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巩固我们的部队》，向部队讲明形势，并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办法。文件指出：敌人用残酷的手段和欺骗宣传，“企图消灭我们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企图消灭革命”。由于敌人的围困封锁，会“造成我们在物质资料上的很多困难。我们的部队主要在敌封锁圈内活动往来，穿过敌人的堡垒封锁，夜间动作多，不免肉体的疲劳和困苦。我们要克服这些意料得到的困难，从战胜困难中去战胜敌人”。因此，“我们的红色战士都能一个当十个，十个当百个，有坚定胜利的信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才能粉碎敌人的‘清剿”。文件不仅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而且明确提出粉碎“清剿”的战略战术。文件指出：“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我们发展游击战是能保卫恢复和发展苏区，壮大红军，是敌人不能战胜的伟大力量。”进行游击战争，但又要反对游击主义，“游击主义是使我们部队散漫，动作迟缓，妨害我们队伍巩固的”。

这份文件由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到各独立师的营以上单位和地方游击队，对巩固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2月，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打电报给留在江西的中央分局，明确指示要政变作战方式，在中央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此时，中央分局以及其他机关部队已被困在会昌仁风山区一个狭小的地带。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和陈毅的建议，决定分五路突围，冲出去打游击。袁血卒任第四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李翔梧随着这个大队活动。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这支部队几经厮杀，有500多人终于在袁血卒、李翔梧的率领下冲出了包围圈。

3月初，李翔梧随袁血卒领导的部队在粤赣边界的天门嶂一带活动。一天拂晓，国民党军跟踪而来。在激烈的战斗中，机枪连连长牺牲了。李翔梧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跑过去，拎起那位连长留下的机枪，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继续还击敌人。但终医故众我寡，不少战士牺牲了，有的被打散了，最后只剩下李翔梧、袁血卒、周子桢和警卫员唐继章、战士钟伟生等八个人，于黄昏时分撤出了战斗。此后三天，他们白天找岩洞水沟隐蔽，晚上行军找部队。饿了找些草根充饥，渴了以溪水润喉。由于是夜间在深山密林中行军，方向难辨，往往走了一夜又转回原处。即使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李翔梧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唐继章回忆说：“有一次李部长开玩笑说，就算是祝太公的盘陀路，我们红军战士也要冲出去。说的大家都笑了。”

李翔梧等又走了两夜，终于在第五天天快亮时走出了密林，在一个地势较平的山坳里发现了一栋带楼扳的土屋。他们分析了一番，认为这个地方可能离国民党军队很近，也许是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较为安全，便决定进土屋休息。在土屋里，他们发现了一些烂红薯和芋头，于是就生火烤红薯，饱餐一顿。李翔梧鼓动大家说：“要是万一跟主力联系不上，就到上海找地下党。无论如何，太阳是要上升的，船是要靠岸的，夜终归是要尽的，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他还说：“我很喜欢这两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一连多天大家一直处在战斗、行军、饥饿的状态，个个都过度疲劳。不大一会，都倒在楼板上睡着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唐继章伸头一看，有三四百名反动地方武装已把小楼团团围住。一个戴礼帽的家伙还喊道：“交枪吧，红恽士兵们，我们也优待俘虏。”

在这个紧急时刻，袁血卒说：“我们居高临下，正好杀个痛快。杀他一个够本，杀他两个赚一个。战斗打响后，根据具体情况，听我的命令，迅速突围。”话毕，命令唐继章和他从正面还击敌人，李翔梧、周子桢和几个战士分守两侧。唐继章听到命令，从楼口掷出了一颗土炸弹，炸弹在敌群爆炸，敌人倒了一片，乱作一团。袁血卒立即下令突围。他和李翔梧冲在前面，其他人紧跟在后，边打边冲。不久，五个战士又牺牲三个，李翔梧的腰腿部也两处受伤，由唐继章和钟伟生半背半扶地护卫着前进。敌人见红军只有五个人，便疯狂地追上来。袁血卒命令唐继章保护李翔梧，剩下两个人和他一起抵挡敌人。李翔梧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用力把唐继章推开，跃向前去，喊道：“老袁!你快带同志们冲出去，我掩护你们。”袁血卒不忍离去。李翔梧厉声说：“听我的命令!同志们，为了苏维埃，你们勇敢地前进吧!”话音未落，便端起枪向敌群射击。同志们安全脱险了，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8岁。

李翔梧壮烈牺牲时，他的爱妻刘志敏也被敌人关在漳州监狱中经受残酷的折磨。后因叛徒出卖，于1935年6月在漳州牺牲。

【附】：

作者附言：

烈士家属和中共洛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曾访问过肖劲光、黄火青、伍修权、王幼平、袁血卒、刘道生、曹靖华、嵇文甫等。写作过程中，烈士家属提供了珍藏多年的烈士遗诗和全部材料，中共洛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曾给予热情接待，特此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