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孟文

书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四卷作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朝代：1990-10-01 专题：书籍

【介绍】：

罗孟文

罗孟文是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和白区工作者，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他出身农民，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并短时期代理省委书记；还任过中共杨赣特委书记，领导了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建国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监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一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整整奋斗了60年，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真是“仁德素著，功垂金石”。

(一)

罗孟文，字质彬，曾用名罗斌、谭章兴、罗国兴，1905年1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江西赣县南塘乡清溪村。他的父亲罗孔荣，是个纯朴正直的贫苦农民，粗知文墨，略懂医道，武艺精良；母亲谢氏，勤劳贤慧，心地善良，生有孟文姐弟二人。罗孟文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为生活所迫，将姐姐送去做童养媳，把他送到舅舅家里去抚养。罗孟文从7岁开始，就帮助舅舅放牛，放江鸭。10岁时，母亲将他接回，在清溪村里读书。两年后，母亲病故，他成了“可怜的孤儿”。他的叔叔罗孔佐带他到自己家里生活。从此，他随叔叔下田干活，学会了一切犁耙技术，成了一名种田的好把式。

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了江西赣州，中共组织派陈赞贤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领导赣南17县的工农运动。罗孟文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加入了本地的农民协会。1927年初，他在家乡积极参加了吴月波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分封了地主土豪的粮食，还参加了攻打当地警察局的战斗。暴动以后，上级分配他做侦察员和通讯员。

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罗孟文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党的纪律，积极要求入党。1929年12月，经吴月波、罗平量介绍，他化名罗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毅、罗炳辉率领红军来到赣县田村、清溪一带，摧毁了反动政权。1930年，清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罗孟文因为人正派，办事牢靠，斗争坚决，被选为乡苏主席。上任后，他领导清溪的贫苦农民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按全乡人口平均分配，全乡老幼无不高兴。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果实，他动员全乡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全乡90%以上适龄男子都参加了红军。他带领大家搞生产，修水利，办消费合作社，开药业合作社，群众都十分满意。第二年乡苏维埃改选，他继续被选为乡苏主席。

(二)

1932年1月，中共赣县县委为了加强边沿地带工作，调罗孟文任中共茅店区委书记，兼管储坛工委工作。茅店和储坛都是红白交界区，距离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赣州城仅30华里。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来这里扰乱，一些同志称之为“拉锯区”、“游击区”。罗孟文接到通知后，自带粮食来到茅店上任。当时，中共茅店区委没有房子，也没有办公桌凳，他背着挎包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晚上就住在老表家。通过调查了解，他发现有少数群众因为害怕地主反攻倒算，分田以后又向地主交租的现象，便向他们耐心地讲解谁剥削谁、谁养活谁的道理，指出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就有力量。这些农民觉悟提高以后，不但不再向地主交租，而且不少人要求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同年春天，红军攻打赣州城，上万人马摆在茅店江口一线。为了支援前线，罗孟文不分昼夜地为部队筹集粮食、禾草、蔬菜、茶油、食盐，保证攻城部队的供应。当得知红军攻城需要大量绳索时，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在几天之内弄到了足够的黄麻绳子，因而得到攻城指挥部的表扬。随后，罗孟文调到赣县县委任宣传部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3年7月，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召开，罗孟文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培养本地干部，把他调到省委白区工作部任副部长。在蔡畅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他的工作能力提高很快。不久，蔡畅卸去部长职务，由罗孟文接替。

白区工作部的任务，主要是潜入白区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侦察敌人的军事情报；发动工人罢工和士兵哗变；购买苏区紧缺物资等。罗孟文挑选了一批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的党团员做白区工作，并在田村举办了一个白区工作学习班，让他们了解白区工作的艰巨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各种方法，然后分派到赣粤两省边沿地区去做地下工作。他自己曾带人摸到国民党军的驻防地点，探得敌六十七团六十八团的官兵几个月没有发饷，牢骚满腹，就用打土豪来的钱去收买敌人的团长，购买他们的子弹和炸药，并由敌团长送出警戒线。这些弹药运回苏区，支援了红军反“围剿”战争。

苏区最紧缺的物资是食盐。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商人囤积居奇，盐价高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罗孟文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进赣州城弄盐。他们有的伪装挑肥，把便桶隔成两层，将盐装到便桶夹层挑回；有的用竹杠当扁担，打通竹节，把盐装入竹筒内；有的把盐藏到棉衣夹缝中，有的妇女将盐包扎在身上带回……不管敌人的“封锁”、“防范”多么严密，罗孟文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开展经济战线上的反封锁斗争，一次也没有被敌人抓到。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形势发展比较顺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顾敌人在北线重兵集结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提出了“向北发展”的口号，对北线白区工作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罗孟文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避免了一些损失。

1934年1月，罗孟文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发出“必须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的号召，给了罗孟文极大的鼓舞。会后，他致力于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区的工作，力争把新苏区与老苏区连成一片。

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5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7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设立赣南省，辖于都、登贤、杨殷、赣县四县，有人口45万。中共赣南省委的任务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西南大门。中央先后调钟循仁、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罗孟文任组织部部长，并代理过半个多月的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毛泽东、周恩来在于都出发前夕，亲临赣南省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找罗孟文谈话，嘱咐他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赣南游击战争。

(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杨赣地区，系指土地革命时期的杨殷县和赣县，包括25个区，25万人口，方圆不到300公里。它的中心位于兴国、赣县、万安、泰和四县交界的均村，东、南、西三面是兴国江和赣江，北面是兴国通往泰和的公路。境内山峦绵延，丘陵起伏，地势险要，是中央苏区的西北屏障。从大革命时期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经过秋收暴动、土地革命到五次反“围剿”战争，这里的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革命觉悟很高。杨赣苏区原属江西省建制，1933年7月赣南省成立以后，划归赣南省管辖。

1934年冬天，整个中央苏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蒋介石调来“围剿”中央苏区的百万大兵，除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尾追堵截中央主力红军外，其余依然留在江西“剿共”。同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国民党军先后侵占宁都、长汀、瑞金、于都、会昌，使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陷入敌手。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推行“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若干大块和无数小块，然后分区“清剿”，扬言要在最短时间内，一举消灭中央苏区和红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在这和情况下，中共中央分局开始着手游击战争的部署，发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号召，并决定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杨尚奎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率一个营的武装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派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任杨赣特委书记，加强领导，指挥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来到赣南省委找罗孟文谈话。他在分析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之后指出：“杨赣苏区北靠泰和，南临赣州，它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后方。红军北上后，这里已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区域，对牵制和打击敌人，有重要的作用。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分割杨赣苏区，消灭杨赣苏区，我们则要努力坚持该地的斗争。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你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干部，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派你回杨赣，担任特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的政委，你有什么意见吗?”罗孟文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并且保证完成任务!”贺昌也站起来，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好，祝你成功!”第二天，罗孟文就冒着蒙蒙细雨，告别赣南省委，奔向杨赣苏区。

这时，国民党军集中了五六个师的兵力和地主武装“铲共团”，对杨赣苏区进行疯狂的围攻。他们在军事上构筑碉堡线，分割苏区，发动“清剿”，推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移民并村，实行自首政策，利用叛徒破坏；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限购生活日用品，企图将这一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杀死困死饿死。而杨赣的革命武装，仅有一个刚刚改编的红色独立十三团，外加两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一个政治保卫队和一些区乡游击队，总计700人枪。在数量上比敌人少数十倍，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更加悬殊。罗孟文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于1935年1月3日步行来到中共杨赣特委驻地——杨殷县山坑村的。当晚，他召集特委委员开会，传达中央局和省委关于加强杨赣特委领导的决定：罗孟文担任特委书记，原特委书记王启生改任副书记，罗孟瑚任特委秘书长，赖福林等为特委委员。接着，他分析了杨赣地区周围的敌情，要求大家做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几天后，粤敌余汉谋部侵占了杨赣苏区的门户茅店，正大摇大摆地向苏区腹地推进。罗孟文得报后，马上赶到江口部队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在江口圩的北面棺材岭伏击敌人，并率一营战士进入阵地。他把四个连分布在岭头和两侧，在岭顶架起了机枪。当敌人的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时，罗孟文打了两响信号枪，红军的重机枪、轻机枪立刻一起怒吼起来，马尾炸弹“轰隆隆”响成一片。埋伏在两旁的红军战士，猛虎般地冲向敌群。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窜。不到两小时功夫，就击溃敌人一个多团的兵力，棺材岭名副其实地成了埋葬敌人的大棺材!

2月3日，是农历除夕。罗孟文带了两个营转移到黄泥坑，正在吃过年晚饭时，得知粤军一个团追踪而来。特委决定迎击敌人，并下达了战斗计划：一营占领坑口东山下阵地，二营在长告尾牵制敌人。当粤军逼近阵地时，红军战士纷纷跃出工事，用机关枪、步枪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叫爹叫娘，丢下几十具尸体，便抱头鼠窜。

杨赣革命武装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大为震惊，调动各路兵马进行“追剿”，并迅速占领了杨赣苏区腹地田村一带，杀人放火，毁灭村庄，进行疯狂的报复。为了保存实力，特委率领杨赣武装向杨赣中心地区均村以北的西洋山转移。

此后，斗争越来越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罗孟文领导中共杨赣特委及其所属武装，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坚持与敌人周旋。他们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配合作战，时而隐蔽休整，时而主动出击，有时几天打一仗，也有时一天打几仗，短短的几个月，大小数百战，先后歼灭了国民党军几个连的主力部队，打垮了兴国县的地主武装“铲共团”。

1935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率领省委机关和红二、四团从宁都向兴国崇贤挺进，国民党军暂时放松了对杨赣地区的进攻。罗孟文和特委决定利用这个间隙，率领部队和群众向东转移，突破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和红二、四团会师。他带领部队攀登崇山峻岭，越过悬崖深谷，穿过羊肠山路，涉过冰冷刺骨的小河，然后伪装成敌第六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岗哨，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崇贤后，经过军号联络，红十三团终于与红二、四团顺利会师。罗孟文向曾山汇报了中共杨赣特委的工作和红十三团的概况。曾山鉴于杨赣特委与赣南省委联系不上的特殊情况，指派罗孟文兼任红十三团政委，并将特委和红十三团划入江西省委领导。

崇贤会师后，国民党军不断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包围。于是，曾山召开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突出敌人的重围，通过杨赣地区去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领导和指示。罗孟文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于3月底同曾山一起指挥部队突围。可是，由于敌人警戒十分森严，突围计划未能实现。此时，敌樊公甫纵队和江西保安第五师集结起来，将红军压缩在狭小的崇贤一地，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曾山决定红二、四团从永丰方向突围，去湘赣根据地与谭余保的部队会合；要罗孟文与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胡海联系，开展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设法突围去赣粤边。罗孟文马上给胡海写信，胡海表示赞同，并要罗先行一步。

4月上旬，中共杨赣特委在崇贤桥头岗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并确定了部队突围的路线：从桥头岗出发，经乌石下、铜鼓顶、山背、垅下、土密、黄土坳，插上秦岭峰。会后，罗孟文带领着经过整编的四个连的红军，绕过敌人的岗哨，钻树林，跨溪流，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当红军到达墩丘时，罗孟文决定攻克敌军碉堡，冲出封锁线。他指挥机枪连发起进攻，掩护三个步兵连前进，经过数小时激战，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终于冲上了秦岭峰，攻占了敌人的两个大碉堡和几个小碉堡。在这次战斗中，红十三团部分同志牺牲了，罗孟文在冲锋时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仍然带伤指挥作战。这时，特委在大碉堡里开会，决定部队挺进到西洋山一带活动、休整，并提议罗孟文离队治伤，特委书记和十三团政委由赖福林代理。罗孟文执意不肯离开部队，最后经过会议表决，他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在警卫员杜上辉等的护卫下，他来到茶芫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里养伤。当敌人来搜查时，吴才生就把他藏到村外一座充满霉腐气味的坟穴里。

罗孟文离队养伤后，红十三团在向西洋山前进途中，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埋伏，红军部队被打散，少数同志冲出重围，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在这关键时刻，红十三团团长陈亦发火线叛变，带领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将特委机关及红十三团一部紧紧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红军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杆、马刀跟敌人搏斗，但终因敌众我寡，多数同志在肉搏中壮烈牺牲，特委领导人赖福林、王启生、罗孟瑚等16人被俘，并先后惨遭杀害。

此时，气焰嚣张的敌人，加紧搜捕罗孟文。他们用各种残酷手段胁迫被俘的同志说出罗孟文的下落，还到处张贴布告，声言“捉住”罗孟文者，“悬赏两千元”。罗孟文在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联络失散同志，准备新的斗争。

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虽然只坚持了五个月，但它是整个赣南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不平凡的严酷斗争中，杨赣军民与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敌人进行了数百次战斗，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它保存了革命火种，锻炼了革命精干，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罗孟文作为杨赣地区游击战争的指挥者，完成了中共中央分局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

罗孟文听到部队失散的消息，再也无法安心养伤。他对吴才生说：“我决定今天晚上离开这里，去收集打散的同志，重整旗鼓再干起来。”他又开导哭泣不已的警卫员，说：“我们能找到一些失散的同志的，我们的力量能慢慢大起来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革命到底!”

1935年5月，春雨连绵。罗孟文带着一块油布，拄着一根杉木拐棍，与警卫员一起离开了谢山下，潜往白区赣州东郊，准备上油山。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山脉、大小道路虽然很熟悉，但敌人在沿途都筑有碉堡，布有岗哨，行走仍然十分困难。他们白天躲在山沟里，晚上出来找群众打听情况，摸索可行的道路。由于沿途得到革命烈属梁妈妈、许才秀，红军家属刘继秀的大力帮助，他们才绕过了重重险阻，来到了离家4里路的一座偏僻大庙——文寺。守庙的老了依，在清溪乡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是个赤胆忠心为革命的单身汉。他向罗孟文控诉了国民党军进村后的种种暴行，当说到全区有300多名苏区干部和群众被枪杀时，眼泪夺眶而出。他又告诉罗孟文，现在清溪村驻有一个营的粤军和30多条枪的“铲共团”，估计敌人很快会来搜查。从老丁俵口里，罗孟文得知和自己一起参加暴动、曾任东郊区委书记的刘有沣还活着，便要老丁俵去找刘有沣来会面。

深夜两点，风大雨狂，刘有沣应约来到文寺。罗孟文对他说，要坚持革命，咱们一起去找地下党组织。刘有沣满口答应。正在这时，保长带着士兵来文寺搜捕。老丁俵在庙门口大声说：“你们到底是搜谁呀?这么深更半夜的……”保长高声喊叫：“抓匪首罗孟文。”老丁俵哭叫道：“保长，这是谁跟我过不去，说罗什么的到我庙里来了。”“全区都在搜查。他妈的，就搜你一个庙?”罗、刘二人听到老丁俵报信的喊声，当即越墙离开文寺，冒着狂风暴雨，朝茅店方向摸索前进。他们绕过了几个步哨，被一条河水挡住去路。河上有座石桥，但有哨兵把守。别无它法，只有冲过去。石桥上的哨兵发现他们时，大声问道：“干什么的?”罗孟文答道：“搜哨的!”“有土匪吗?”“有。”哨兵被吓得惊慌失措，大喊：“土匪来了!”罗孟文快步跨上石桥，用驳壳枪猛力朝着哨兵的头上打去，哨兵连人带梭镖都掉到河里去了。他们冲过石桥，接连跑了十几里路，来到三眼桥，在两位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家成家里。陈家成告诉他们，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没有受到破坏，并说：“你们放心，只要有我在，就有你们在。”接着他把罗孟文等护送到中共东郊区委组织部部长谭章富家里。罗孟文把要去油山找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意图说了以后，大家就商量行动路线。走南康、经大余去油山是最近的，但杨赣苏区的土豪劣绅散居在这条路上，容易被辨认出来。大家最后商定往北走，经万安的乌坑、沙坪，绕道插上遂万交界的良碧洲，良碧洲山上有杨赣的游击队，即使去不了油山，也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但是，要在白区通行，必须有一张10家联保的“良民证”。经过谭章富和“白皮红心”的甲长谭世伦商量，将谭章富的两个兄弟谭章英、谭章兴的“良民证”拿来了，让罗孟文冒名谭章兴，刘有沣顶替谭章英。准备停当之后，罗孟文对东郊区委的工作作了布置，要他们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

第三天，罗孟文扮做老板，刘有沣陈家成扮成伙计，按照计划上了路。当他们走到国民党军占领的万安沙坪时，又发生了问题。这里不仅要有“良民证”，还必须有“通行证”。于是，他们一行三人，又通过旅店老板，花钱买了一张“通行证”，再往良碧洲走去。老板悄悄告诉他们：“听说有个姓罗的，是朱、毛的徒弟……那个人不在苏区，猜他一定跑到河西这边来了，所以查得严，没有‘通行证’就抓。”在去良碧洲的路上，又听说那里政治情况复杂，各色军队杂居。为慎重起见，他们还是经泰和沙村回杨赣苏区打听。于是，他们再次来到谢山下，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吴才生，得知中共杨赣特委保卫局局长周永还带一支队伍从西洋山突围出来了，由于几天没有吃上饭，派了几个战士去挖野菜，被敌人发现包围，战士们与敌人厮杀了几十分钟，少数战土突出了重围，周永还和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这些情况说明杨赣游击部队已经找不到了，罗孟文等再次商议，决定罗、刘先去油山，找李乐天、杨尚奎，取得上级党的指示后，重返杨赣组织力量，继续斗争；陈家成则回家去联络，然后一道上油山；吴才生继续隐蔽，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写好了一批标语，由吴才生贴到集镇附近的交通要道上，让群众知道红军一定会回来。

罗孟文与刘有沣离开谢山下以后，再经泰和、万安、遂川，来到赣县五云桥，遇上了一位地方干部。他告诫说，油山现在不能去，因为敌人对油山已经层层封锁，从公路到山脚、从山脚到山顶，敌人都设有碉堡和据点，没有敌人的“特别许可证”，无法通过；加上杨赣苏区逃亡出来的土豪劣绅，也都还在这一带活动，不少去油山的同志被他们抓获，他本人就是虎口逃生来到这里的。这位地方干部建议罗孟文先到泰和县南陂暂时安身，然后设法去良碧洲或湘赣边。他有两位同年老庚在那里，很讲义气，定会帮忙。于是罗孟文、刘有沣又掉头北行到南陂。经过那位地方干部的两位老庚介绍，他们在当地帮人家打短工，以维持生活，积蓄活动经费，取得合法身分。他们吃苦耐劳，拣最重最累的活干，生活又节俭，很快与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

为了打听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消息，1936年8月，罗孟文只身前往吉安，意外地碰上了在吉安做篾工的中共茅店区委军事部部长曾祥林。曾祥林的姑父是个邮差，罗孟文托他买了些报纸。在一份地方报纸上，他看到了湘赣边的谭余保带领游击队活动到了永新、遂川、泰和交界的拿山的消息。拿山离南陂只有100多里路。他异常兴奋，与曾祥林一起赶回南陂，准备上拿山去找红军游击队。

10月，罗孟文等装扮成篾匠离开南陂，朝拿山、井冈山前进。为了应付环境，他和刘有沣都拜曾祥林为师，学会了做斗笠等手艺，真的成了篾匠师傅。他们在泰和县境一路顺利，但走到离拿山不远的车垇时，却被敌人的几个哨兵截住，以“通行证”过期失效为理由，把他们关起来审讯，并用假枪毙相威胁。由于他们都说是做手艺的，敌人没有抓到把柄；加上中共地下组织多方活动，终于在当地保长那里搞到了新的“通行证”。敌人在没收了他们的手表、钱物之后，只好将他们释放回南陂。从此，刘有沣在南陂招亲安家，建立了遂、万、泰地区的第一个联络点。

年底，罗孟文和曾祥林来到赣州活动，住在赣州西门外的赤珠岭，和中共水西区委取得了联系，找到了一些失散的同志。罗孟文将曾祥林留在赣州，建立据点，自己便和东郊区苏主席林德标去信丰(油山属信丰县境)，找杨尚奎、李乐天。一路上，他对船工讲了许多反对剥削压迫的道理，得到了船工们的掩护。到信丰后，他们问了很多人，都没有得到杨尚奎和红军的消息。经费快用完了，他们又返回赣州联络据点，各自分头筹集活动经费。

1936年夏收时，罗孟文从赣州去泰和南陂。刘有沣向他汇报说：“这半年多来，在泰和的马家洲、谭屋和万安的下坪、北岗、白土街一带，陆陆续续来了许多‘移民’。其中，有的是江西省、赣南省和杨赣苏区出来的干部和战士，有的是湘赣苏区逃出来的同志。”罗孟文决定马上和这些同志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安置与组织起来，以积蓄和保存革命力量。一天，他和几个同志到马家洲街上去，碰到一伙卖柴的，竟都是杨赣苏区逃出来的同志。他们在这一带砍木头，背木头，在深山里住“木棚”，每棚七八人、十余人不等。罗孟文从这里得到启发，认为进木棚是掩护同志、积聚力量的一种好办法。他们一面和雇主订合同，办理上山事宜，一面个别串联，安排失散的老苏区党员干部分头到山里集合。开始，大家是进木棚，砍末头，后来又去搞炭棚，烧术炭。在炭棚里，成立了中共支部，并以棚为单位，编成小组，采取各种形式，经常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大家物质生活苦，但由于有了组织，人人都精神愉快。

半年后一天，山下同志送来一份报纸，上面载有西安事变的消息。罗孟文等喜笑颜开。为了弄清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他们派人到泰和县城去搜集报纸杂志，终于看到了中共中央的一个声明，知道了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的正确主张。为了进一步观察形势的变化，研究如何把炭棚里的几十个同志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去开展工作，罗孟文先行下山，住在万安北岗的烈属老徐嫂家里。在这里，他遇见了中共杨赣特委宣传部部长刘飞庭，并得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也在马家洲隐蔽。第二天，罗孟文去马家洲会见了刘启耀，商讨如何把江西省和赣南省失散的干部、战士组织起来的问题，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1937年1月底，刘启耀、罗孟文在马家洲的谭屋召开了失散的江西和赣南两个省的主要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有党员120余人。会上，推选了临时省委委员7人，以刘启耀为书记，罗孟文为组织部部长。会上确定了临时省委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第一，检查和总结苏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和党员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第二，考察和审查苏区逃出来的干部和党员，除叛徒外，积极恢复他们的关系；第三，设法安排每个同志的立脚点，互相帮助，加强团结；第四，加强和群众的联系，警惕和打击反革命派的迫害阴谋；第五，继续派人去寻找上级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

临时省委成立以后，住炭棚的同志陆续下山，分别被安插在遂、万、泰各地从事各种职业，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各种合法、非法的斗争。泰和县第二十七保保长欧阳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强抓独子当壮丁，逼死一条人命，罗孟文率领群众和独子家长到县“告状”，展开丁一场反对抓独子当兵的宣传斗争。法官慑于民众威力，加上事实俱在，人证物证齐全，最后宣布欧阳明“知法犯法”，将其“判处监禁，罚款五十元”，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遂、万、泰地区的工作进展顺利，很有起色。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项英、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并与断绝联系三年之久的中共中央接上丁关系，赣粤边和江西各地的抗日救亡高潮逐渐形成。1937年9月，罗孟文同刘启耀等到油山，找到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见丁特委书记杨尚奎，战友重逢，分外高兴。根据陈毅指示，取消中共临时江西省委名义，由赣粤边特委分配他们的工作。

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特委派罗孟文回赣县任工委书记。罗孟文一行四人回到老家清溪那天，尽管带有抗日义勇军的公函和大余县政府的介绍信，还是被当地的联保主任抓起来丁，由一群“铲共团”的团丁看押。几个村子的地主豪绅联合起来，准备杀害罗孟文。由于当地群众愤起包围丁联保主任的家，准备武装劫狱，才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经过中共赣粤边特委的代表与赣州专员交涉，专员命令当地把人解到赣州处理，罗孟文等被送到赣州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怕事情闹大，装模作样“讯问”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们放了出来。

接着，组织上分配罗孟文到中共信丰县委任组织部部长。1938年1月，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机关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调任遂万泰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刘符节任书记，罗孟文任民运部部长。

1939年12月，罗孟文奉上级指示，离开泰和，经赣州、韶关、桂林、重庆、西安，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1940年至1945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委员。他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抓紧时间攻读文化课本和政治理论书籍，以至最后疲累病倒。在整风运动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赣西南党的部分情形》、《赣西南党史大事日记》、《关于赣西南的红帮》等几篇颇有价值的长篇报告。他还严格解剖自己，写下了数万言的《历史思想自传》，向党交心。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罗孟文作为侯补代表，出席了七大。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下广赣干部大队，罗孟文被调任支部书记，跟随三五九旅南下，赴南方建设根据地。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抽调1／4的中央委员带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进入东北。原定南下的罗孟文与杨尚奎、危秀英、袁功廷等随军行至太行，接到中共中央的电令后，立即停止南下，掉头北上，日夜兼程，几乎一天跑一个县城。1945年11月初，罗孟文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林枫分配他到中共四平省工委任组织部部长。他说：“我刚到新区，工作应该从下面做起。”林枫同意了他的要求，叫他到吉林省委报到。中共吉林省委遂分配他到中共永吉地委工作，任地委委员。11月8日，罗孟文与袁功廷、周化南乘车由长春到达吉林市，受到先期到达的中共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的热情欢迎。为了加强基层工作，袁任远派罗孟文到战略要地蛟河任县委书记，袁功廷任副书记，周化南任县长。11月11日，他们冒雪乘敞篷汽车抵达蛟河。

蛟河地处吉林省的东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是拉宾、长图二线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当时的蛟河，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伪满残余势力和蛟河的士绅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地下国民党抢先挂出了国民党蛟河县党部和县政府的牌子，地主、富农、伪警察、伪森林队拼凑了一支200多人的所谓治安大队，勾结盘踞在县境各地的土匪，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9月初，中共组织曾派抗联干部常景春等九人来蛟河，收编了伪治安大队、伪治安队、伪自卫团，成立了三个县保安大队，有七八百人，但成分复杂，急待整顿。

罗孟文来到蛟河的第一天，就连夜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宣布了蛟河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县委的成立。根据当时蛟河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必须尽快建立政权，掌握军权，才能稳定人心，维持社会治安。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蛟河县民主政府，县公安局和保安团，罗孟文兼任保安团政委。11月13日，蛟河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周化南县长宣布了施政纲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

蛟河县民主政权成立后，在罗孟文等领导下，进行了平叛斗争。1945年12月9日，驻在退搏的保安第二大队180余人，乘大队长车海增来县委开会之机，由副大队长崔星武(系伪自卫团大队长)率领集体叛变，扣押了副大队长邓友(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先遗军赵宝山部汇合，阴谋于12月21日在蛟河县城举行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县委委员肖毅查获了叛军给蛟河保安团重机枪排排长刘春久和李兴州的联络信，立即报告罗孟文。罗孟文当机立断，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人。在李兴州家里，又搜出了他们阴谋暴动的行动方案，从而粉碎了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暴乱。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2月21日，被我刚刚收编过来的蛟河保安第四大队李成周部200余人，在骗得了人民军队的棉衣、军饷之后，企图叛变。罗孟文在接收这支部队时，就察觉他们无意真心归顺，遂派公安局局长刘仲武深入虎穴，与他们“交朋友”。经过一段工作，刘仲武发现了李成周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的新袖标，马上报告罗孟文。罗孟文和县委作出决定，立即进行缴械。在当天黄昏时刻，以召集第四大队集中起来听县长报告的方式，顺利地收缴了这支叛军的武装。罗孟文以高度的革命警觉，在三天之内平息两起叛乱，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受到蛟河人民的称赞。

要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就必须剿灭土匪，消除匪患。当时蛟河地区有大小14股土匪，约3000余人，而县保安团不足1000人，匪众我寡。中共蛟河县委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大股收编，小股围剿”的策略。1946年，蛟河进行了十多次剿匪战斗。在南荒地、亮子屯、龙风、太阳屯等地的战斗中，罗孟文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打死了土匪头目，活捉了一批匪徒，给干部战士作出了榜样。1946年10月，王家岗子区政府遭到200多名土匪包围，13名区干队队员凭借院墙抵抗了一天，急待救援。罗孟文派保安团一个连赶到王家岗子，内外夹攻，终于击退了土匪，救出了被围困的干部、群众。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罗孟文把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自1945年12月至1947年5月，他部署和领导蛟河农民推翻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蛟河全县共有耕地4．2万垧，其中82．7%为旧社会的敌伪团体和地主占有，农民只占有17．3%。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垧要交租2石以上(1石为400斤)，加上年利4－7分的高利贷，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6年2月1日，中共蛟河县委提出：“没收敌伪大汉奸财产，部分发给贫苦工人和贫民，反对增租增息，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解决土地纠纷，调整土地关系，保证农民佃权，使农民有田可种。”接着，蛟河县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并派出工作队下乡贯彻。4月4日，县委又根据广大农民要求，决定分配敌伪汉奸土地，要求“在春耕以前必须使农民土地问题得到适当解决”。5月初，完成分配土地13000垧，使3500户农民和204户军属分得了土地。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罗孟文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和贯彻。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分配土地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要由“群众动手调剂分配”，反对恩赐观点，秋收以后，全县掀起了分地高潮。至1947年春，全县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清算斗争400多次，农民共分得土地35000垧。从此敌伪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被彻底推翻，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土地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而且激发了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从1946年1月起，蛟河连续扩兵五次，翻身农民2600人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蛟河县保安团也扩充到1100多人。1947年春，在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时，罗孟文每天坐镇蛟河兵站组织指挥支前工作，带领农民修筑公路四条，计155公里，架线125公里，出担架600多副，民伕3800多人，大车820多辆，牲口2100多头。部队来到蛟河时，提出向地方借粮20万斤的要求。罗孟文下最大决心，让各机关各单位只留一顿口粮，又动员群众用人力拉磨，从而一夜之间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急需，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的赞扬。当主力部队展开拉法、新站战役时，为防止国民党军逃窜，并迟滞敌军增援，罗孟文组织蛟河保安团和群众及时地炸毁了新站大桥，破坏了老爷岭至新站的铁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争。

罗孟文在蛟河工作期间，很重视党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1945年11月，全县中共党员不到20人，干部更不够用。为了适应建政、建军和各项群众工作的需要，他提出要“在群众斗争中，大胆的慎重的发展新党员”，既反对“拉夫”，又反对“关门”。他组织县委机关翻印了《共产党员读本》作为教育材料，规定每个党员要培养几名积极分子。为了培养干部，他举办了几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政治干部训练班，给学员讲课、做报告，并参加学员讨论。他还强调用“带徒弟”的方法“带”干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处处为新干部做表率，使蛟河涌现出了大批忠厚朴实、能文能武、富有革命朝气的干部，不仅满足了蛟河本地的需要，而且支援了部队和外地。

1947年6月，他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吉林省的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4月，他任吉林省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协助大队长兼政委杨尚奎率领干名干部进关南下，7月抵达江西南昌。

(六)

1949年8月14日，罗孟文率领数百名南下干部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进了赣州城，受到了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共江西省委任命他为中共赣州地委副书记、赣州专员公署专员。

赣州是江西省的第二大城市，赣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通往闽粤的咽喉。8月15日，即罗孟文等进城的第二天，赣州专员公署、赣州市军管会、赣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接着，专署派出南下干部到专、市各单位进行接管。在接管过程中，罗孟文依靠苏区老干部，贯彻执行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从而减少了阻力，安定了人心，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赣南各县、区、乡的人民政权也都顺利建立起来了。这时，叶剑英、陈赓和邓华来到赣州，准备率部取道赣南，进攻广州。罗孟文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动员全区党政军民，筹集粮食物资，支援部队前进。他表示：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也要保证前线一切供应。当时，赣州西河没有大桥，只有过渡桥，十几万大军要从这里通过，殊属难行。为了让部队争取时间，早日解放广州，罗孟文与副专员王实先商量，决定动员赣州军民修建西河大桥。在省公路局抢修队的支援下，赣州军民仅用25天时间，就修起了一座长达千米，能同时行走两部汽车的“赣州前进大桥”，保证了奔向华南的解放大军迅速前进。

1949年11月，中共赣西南区委成立，罗孟文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知人善任，对各县区的领导班子做了妥善的安排，既充分发挥南下干部的骨干作用，又尽力发扬苏区老干部联系群众的长处。在坚持德才兼备的条件下，他敢于重用那些虽有某些缺点，但朝气蓬勃、大胆泼辣而富有才华的干部。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他主持开办了赣西南区党委党校和赣州革命烈属子弟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本地干部，迅速打开了赣南工作的局面。

1951年7月，罗孟文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2年11月，任组织部部长；1953年1月，任省委常委，分管党群工作；1955年8月，中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成立，他出任第一任书记，直到1967年。这期间，他还被选为江西省历届人大代表，一、二、三届省政协副主席。

在省委工作期间，罗孟文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组织、干部、党务、纪检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江西省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党的组织部门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将大批干部从农村调到工矿企业，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一二作中，罗孟文态度坚决，组织精心，仅1953年和1954年，即抽调干部4044人(占江西全部南下干部的2／3)，其中省级干部10人，地级干部158人，县级干部1273人，输送到全省各工矿企业和全国各地，顺利地完成了干部转向工业战线的任务。

干部大转移后，罗孟文从江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提出要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和实现干部地方化的问题。他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中心一环是大胆地大量地面又切实地培养提拔新干部”，要做到“拔一个萝卜填一个坑”。他主张在德才兼备的原则下，提拔南下干部当县委书记，提拔本地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和区长。不久，他又极力支持每县都要有一名本地干部担任副县长的意见。这些措施，得到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的赞扬。在50年代前期，江西的县级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

罗孟文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非常注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阶级感情对待干部，使干部来到组织部就感受到党的温暖。他自己以身作则，热情诚恳地接待一切要求和他面谈的干部，细心地倾听他们陈述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脾气，更不教训人。对于干部提出的各种要求，他都尽量帮助解决。当他了解到苏区老干部在党籍、工作、生活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时，便和省委副书记刘俊秀研究，由省委组织部起草文件，经省委讨论通过后，在全省贯彻执行，使苏区老干部的各种问题获得比较切实的解决。省委组织部还专门举办了一期有960人参加的苏区老干部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

1955年8月，罗孟文在中共江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监委书记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受到中央监委重视，被转发各地。

1956年7月2日，罗孟文在中共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1949年以来江西省执行党的纪律的情况，汇报了省监委一年来的工作，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他指出：“目前我省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等。他还在会上详细披露了奉新县委和婺源县委负责人玩忽职守，严重读职，强迫命令，以致造成许多人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件，宣布了省委、省监委关于撤销他们职务并部分改组县委的决定，号召大家与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

罗孟文在主持江西省监委工作十多年间，一直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强调严肃与加强党的纪律的同时，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的方针。他认为对犯错误的党员思想教育要从严，组织处分要适当，这样才能使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对于案件的查处，他坚持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轻重；他坚持材料必须向当事人核对，结论必须和当事人见面，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尊重党员的权利，允许申辩。凡属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审阅案卷，发现材料不确或手续不全的，都要求反复核对，健全手续，宁可暂缓处理，也决不草率从事。1957年，省监委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时，由于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顶住了各种议论和压力，没有划一个右派。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案件越来越多，使罗孟文十分担忧。他更加谨慎地战斗在监察、纪检岗位上。1962年，他领导监委对全省1958年至1961年受处分的党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甄别，取消或减免了8000余人的处分。特别是对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的一批工业领导干部平了反，撤销了对他们的处分，影响很大。

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是罗孟文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作风。他关心老区干部、群众，认真处理党员、群众举报案件，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事迹，在江西人民中到处传颂。

十年内乱时期，罗孟文横遭诬陷和迫害。他住过牛棚，蹲过监狱，带过镣铐，罚过劳改。在乡下劳改时，造反派勒令他为自己挖一个坑，准备随时枪毙随时埋。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始终坚持原则，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与林彪、“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

1975年罗孟文恢复工作以后，任省革委会统战办公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长，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届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心竭力，为落实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平反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1983年，他退居二线，但仍然关心国家“四化”建设和群众疾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1988年1月7日，罗孟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终年83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罗孟文：《历史思想自传》，1944年写于延安，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罗孟文档案附本》，存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

3．罗孟文：《战斗在杨赣红区与白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版。

4．罗孟文：《赣西南党主大事日记》，未刊稿，存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公室。

5．罗孟文：《关于赣西南党的部分情形》，未刊稿，存江西省档案馆。

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62年)。

7．《赣县人民革命斗争史》。

8．中共江西省委顾问委员会，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江西省档案馆，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赣县档案馆，中共赣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和罗孟文家属提供的有关资料。

9．《中共江西省委历年文件汇编》，存江西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