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

【介绍】：

张仲实

张仲实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生前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1987年2月13日因病逝世。

投入大革命洪流

张仲实，原名张安人，曾用名张任远、实甫。1903年7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陇县城北郊温水店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丧母，父亲又长年在外给人家当脚夫；在伯母的抚养照料下，他度过了孤苦的童年。10岁始，祖父让他在本村私塾里念书。13岁时，给私塾先生的儿子做陪读到县城里上了高级小学。1920年底，他高小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为人朴实敦厚，办事认真，被留在学校当了见习司书生，抄写课本，每月学校发给两吊麻钱(约合1元)，维持生活。

1922年夏，张仲实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进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学习纺织专业。这所学校设在三原县城北郊，原为“宏道书陕”，校园整齐敞亮。当时三原是渭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五所中等学校，其中三所是省办的。辛亥革命后，这里曾是反袁、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靖国军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对这里产生广泛的影响，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的社员，通过他们，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这里传播。孜孜好学的张仲实，常常在假日或课余时间，跑到渭北中学图书馆去读书看报。那里不仅有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各地报纸，而且公开陈列《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革命刊物，还可以读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科学与人生观》以及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他热心研究各种新思潮，很快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不仅潜心学习，还主动兼当了革命刊物的代销员。他回忆说：“从1923年下半年起，我代销《向导》(每期达五六十份)、《中国青年》(每期达百份以上)”，直到1926年6月毕业为止。

张仲实在渭北中学图书馆和代销革命刊物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进步学生，他们发起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即“西府八邑旅原学生同乡会”，开展介绍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1924年暑期，上海大学学生李子建(即李秉乾，三原人)受共青团中央的委托，回三原发展团组织，张仲实和三原各学校的十几个进步青年学生先后被吸收入团，成立了共青团渭北特支。团的渭北特支建立后，主办了《渭北青年》刊物，并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三原和附近各县一些学校陆续建立了学生会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渭北学生联合会，张仲实被推选为学联主席。

1925年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来三原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张仲实等一批优秀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们在城北一所旧庙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共渭北特支，张仲实当选为渭北特支书记。三原党组织建立后，积极领导三原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如举行民众集会，大造革命声势，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三原特支决定由三原学联出面，召开民众追悼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借以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大会还通过成立“渭北国民会议促进会”。

这年5月，发生了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部队殴伤西安中学生事件。吴属直系军阀。西安党组织决定抓住这一事件，鼓动西安各校学生罢课，掀起驱逐吴新田运动。吴悍然下令镇压。于是，西安和陕西其他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魏野畴、王尚德、李于洲等和各地学运骨干分子汇集到三原，中共北方区委也派耿炳光(陕西韩城人，北大学生)来这里指导工作，以三原为基地，进一步掀起全省范围的罢课驱吴运动。张仲实作为三原党的领导者，和这些同志密切配合，协力推动运动深入开展。渭北特支决定，以渭北学联名义，在各地学生罢课期间，举办暑期讲学会。全省各地来听讲的学生有二三百人，魏野畴、李子健、王尚德、李子洲等入分别作社会发展简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中国革命史、农民运动、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等专题报告，张仲实参与其中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这年10月，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仲实被选为陕西省学生代表出席大会。会后，他和各省代表一起，参加了北京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革命”游行示威。他回忆说：“我先参加第一路包围段祺瑞执政府的行动，黄昏时又去铁狮子胡同，参加了捣毁顾维钧公馆的行动，次日又举行了游行示威。”

参加“首都革命”后，张仲实被全国学联指定为特派员，到河南开封，参加了河南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又到郑州，参加了拥护“首都革命”的群众大会，在这两个大会上，他分别传达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宣讲“首都革命”的意义。回到陕西后，张仲实又向在西安召开的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和三原学联召开的民众大会上作了同样的传达和宣传。

张仲实回陕后，在从事学生运动的同时，还在三原的驻军中开展兵运，宣传革命思想；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也予以关注。1926年6月初，他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写了一篇通讯《刘镇华治下之陕西现状及农民的反抗运动》，揭露反动军阀刘镇华由豫入陕，“竭其所能”、“摧残人民”的罪行，并报道陕西农民“于忍无可忍之中”“跃跃欲动”，“昔日农民以为反上就是造反，现在却视造反为自己求生之路了，他们并且还认得很清楚!”

1926年7月，反动军阀刘镇华率其镇嵩军，一面围攻西安，一面加紧攻打三原县城，把三原南城从东、西、南三面围得水泄不通。张仲实和一个朝邑县的同学，从三原北城的北门跑出来，步行几百里，辗转到了河南陕州，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他想从上海再去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

赴苏留学前后

到上海后，张仲实改变了去广州的打算，而考进了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插班进了社会科学系二年级。不久，他听说中共中央正在选送一些人到莫斯科去学习，就直接给中央写信申请赴苏。经过考试(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主考)，他被录取了。

1926年10月10日，张仲实按照党组织指示，化装成工人，搭小船悄悄转登停泊在黄浦江江心的苏联货轮离沪赴苏。

这批选送到莫斯科学习的60多人中，张仲实和鲁易、徐坚、罗汉、黄雪渔等七人，被分配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他人则进了中山大学。当时的东大中国班已有两个学习班，共三四十人，张仲实被编进一个新成立的班，有十四五人，全是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苏维埃建设、世界史、工人运动史(包括中国工运史)等，教员都是苏联人，讲课要通过翻译。张仲实学习格外刻苦专心，俄文水平提高很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因此迅速提高。

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又有300多名中国革命者进入东方大学，东大不仅有普通班、工人班，又有了军事班。这时，东大的一部分中国学生切望能尽快掌握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本领，认为东大的课程设置离中国实际太远，学非所用，纷纷提出改革教学的意见，甚至闹到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结果，联共中央于1928年5月将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张仲实转入共大后，不再是一般学生，而被编在翻译班，和张闻天、伍修权等一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教材讲义的翻译工作。每到暑期，也参加在莫斯科郊区进行的军事训练。他在留苏的四年间，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俄文基础，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还由于和瞿秋白、王若飞等党的领导人以及留苏同学的交往，开阔了政治视野，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1930年8月，张仲实结束在苏联的学习与工作，奉调回国。他扮成理发师，乘船从海参崴直达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去北方局，北方局又分配他到唐山京东特委任宣传部长。在那里，他对一些受“左”倾路线影响的人不顾白色恐怖的严重，冒险组织工人搞“飞行集会”等作法提出异议，但被党内“左”倾狂热的人视为“白吃洋面的”，让他回省委改换工作。他回到天津，不巧顺直省委遭到敌人大破坏，他无法接上组织关系，只好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上海，他四处奔走也没能找到党内同志。达时，身上已一文不名，生活都无法维持，无奈只好到浙江镇海县投奔他岳母家。

他在镇海蛰居了半年，不仅生活上十分清苦，而且精神上更为苦闷彷徨。为了筹措路费再回上海去寻找党组织，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赶译了30余万字的《美国征服英国》一书，可是，竟没有一家出版社肯于接受译稿，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的岳母见他归去心切，借了5元钱，让他回上海。张仲实用2元买了船票，到上海只余3元了。住旅馆谈不上，在码头果了几个钟头，又硬着头皮去找旧日的一个同学，在那人办的私塾教室里夜间存宿。

正在着急之际，他偶然从《申报》上看到神州国光社招考校对生的一则启事。于是报名投考，幸被录取。从1931年9月始，他在这里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他继续寻找党的关系都未能如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和一起当校对生的周立波等鼓动同事100多人上街游行，并沿途募捐，将募捐款全部交“红色救济总会”，援助抗日军民。业余时间，张仲实勤奋学习，致力译著，但是，“他译出的稿子常常被上面的人剽窃去，大赚其钱，而他自己却分文不名，有时，他的原稿甚至弄得不知下落。他含辛茹苦的工作，虽然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但却积累了搜寻资料、钻研问题的经验。”

1933年9月，他经人介绍到刚刚成立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工作，担任该部主办的《时事类编》旬刊的特约翻译兼编辑，为该刊每期提供一篇从苏联报刊翻译的文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张旗鼓进行文化“围剿”，许多进步书刊被取缔了，张仲实利用这个“合法”的刊物，从《真理报》、《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等苏联报刊上翻译了许多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社会主义苏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各种国际问题的观点，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他还把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译成中文，以《斯大林报告全文》为题，在《时事类编》上分三期连载。他翻译的苏联文学顾问编写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在《时事类编》上发表后，受到广大中国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从此，他的译著引起人们的注目。《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后来由生活书店出版，并多次再版。他在从事译著的同时，开始为《申报》、《新中华》、《中华日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报刊撰写通讯文章或论文，介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建设成就，评论国际时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1929年后出现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发展趋势。他在1934年7月出版的《新中华》2卷13期上，以张任远的笔名著文《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争的形势》，以大量事实说明，“现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一不在疯狂的扩充军备，难备第二次重分世界的大厮杀，战争的黑云，层层地密布着。”

1934年，他还写了《苏联的教育》一书，作为《申报》丛书出版，署名张任远。他和樊英合译了20年代曾风靡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作为中山文库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译著了30万字的《苏联五年计划执行总结》一书，交商务印书馆，但未能出版，译稿也无踪影。

在上海进步文化堡垒中

1935年初，张仲实经胡愈之介绍，进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并由胡愈之推荐担任《世界知识》杂志的主编。“编辑《世界知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在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投身于生活书店这个上海进步的文化堡垒中锻炼成长”。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于1934年9月创办的。它在《创刊词》中宣告：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的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它的使命，就是要把处在黑暗愚昧中的中国民众与世界革命、民族解放、人类先进文明联系起来，让广大读者从这个窗口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看清历史前进的趋势和中国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世界知识》创刊之初，胡愈之就请张仲实、钱俊瑞、钱亦石、张明养、胡仲持、沈志远，刘思慕等国际问题评论家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有时也约夏衍、周建人、章汉夫等人撰写评论。张仲实和胡愈之等还为该刊每期头栏的“瞭望台”撰写半月内发生的一些重要国际时事的简要述评。

当时，国际时局纷繁动荡，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德意法西斯上台，企图重新分割世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向关内步步进逼；各帝国主义国家都以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为借口，又勾结又争斗，酝酿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帮助人们透过迷离扑朔的现象认清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出路，张仲实在《世界知识》等刊物上，撰写了多篇国际评论，如：《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前途》、《未来大战和我们》、《意国侵阿战争与弱小民族的援阿运动》、《威廉主义的复活》、《日德意防共公约》、《英美远东政策的积极化》等等。他还写了《哥伦布与资本主义的发生》、《麦哲伦与太平洋的不太平》等世界历史联系现实的启蒙知识性文章。在那黑暗如磐的岁月里，人们注视着当时世界上最亮的一颗红星——苏联，要从那光亮里找到光明，得到温暖。为此，张仲实在继续翻译发表苏联报刊文章的同时，还撰写了《苏联向何处去》、《一九三六年苏联建设成绩图》、《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十九年的苏联》(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十九周年作)、《谈谈苏联新宪法》等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就。

张仲实的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材料丰富确凿，文字生动流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面这些文章都是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的。当时《世界知识》只有他和毕云程两个工作人员，要承担组稿、编稿到印刷出版一系列工作，还要联系研究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讨论国际时事和国际问题，拟就每期的内容和选题，工作十分繁忙。

在主编《世界知识》的同时，1935年9月，张仲实和钱俊瑞、薛暮桥、孙晓村、徐雪寒等，发起成立了新知书店，他担任理事。发起人几乎都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术团体，出版《中国农村》杂志，以此为阵地，同国民党的官场经济学派、中国托派和乡村改良主义展开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张仲实针对托派叫喊中国国情特殊，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撰写了《苏联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战》一文，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1935年8月底，邹韬奋由美国回到上海，亲自主持生活书店。其时，华北事变发生，民族危亡在即，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邹韬奋响应中共的号召，勇敢地擎起一面抗日救亡的旗帜，于11月16日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邹为主编，张仲实、金仲华、柳湜等为编辑组成员。这个刊物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迎接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二九运动爆发和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大众生活》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最主要宣传阵地，实际上成了救国会的机关报。它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爱国呼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售很快增加到20多万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报刊销数的最高纪录。由此，引起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惶恐和忌恨，到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满16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封闭，遇到同它的前身《生活》、《新生》的同样命运。邹韬奋在国民党最高当局和特务机关威逼下，不得不出走香港、再度流亡。邹韬奋临走时，对生活书店作了周到的安排，由徐伯昕任经理，已经成为书店理事会理事的张仲实任总编辑，《世界知识》由钱亦石接编。不久，在生活书店召开的第二次社员大会上，张仲实当选为由邹韬奋、徐伯昕、社重远等11人组成的书店临时委员会主席。

张仲实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后，又创办《永生》周刊以代替《大众生活》，但到是年6月间又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了。为了坚持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适应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张仲实主持生活书店后把出版范围扩大，有计划地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黑白丛书》、《救亡丛书》、《世界文库》、《世界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其中，《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由他自己主编。

是年7月，《青年自学丛书》开始出版，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第一辑的12册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平心著)、《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沈志远著)《政治常识讲话》(汉夫著)、《民族问题讲话》(吴清友著)、《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著)、《怎样研究中国经济》(钱俊瑞著)、《现代外交的基本知识》(张弼著)、《世界经济地理讲话》(姚思慕著)、《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文学与生活》(胡风著)、《怎样阅读文艺作品》(沈起予著)、《创作的准备》(茅盾著)。第二辑的12册有：《社会科学概论读本》(平心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何干之著)、《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著)、《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柳湜著)、《怎样研究世界经济》(张仲实著)、《国际战争的基本知识》(金仲华著)、《产业革命讲话》(钱亦石著)、《青年怎样修养》(贝叶著)、《时论写作》(韬奋著)、《文艺思潮小史》(徐懋庸著)、《中国文学的演变》(童振华著)、《新闻学概论》(胡仲持著)。这套丛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大青年争相购阅，许多人从这些书中接受了进步思想启蒙和马列主义理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张仲实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花费了许多心血。曾任生活书店总经理的毕云程回忆说：“仲实到书店后，生活书店又添了一支巨大的生力军，联系许多进步人士为生活书店写稿，在生活书店计划出版各种进步书刊上起了很大作用。生活书店有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书，大半是在仲实主持之下出版的。”

张仲实到生活书店后和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期间，生活书店除了出版前面提到的《世界知识》、《大众生活》、《永生》外，还出版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如《文学》月刊(傅东华主编)、《文艺阵地》(茅盾主编)、《译文》(黄源编辑，实为鲁迅主编)、《太白》(陈望道主编)、《世界文库》(郑振铎主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国民公论》(张仲实主编)、《读书与出版》(张仲实、林默涵编辑)。生活书店以及这些刊物，在当时国统区思想文化战线上，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和读者，对国统区人民起到了巨欢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的文化“围剿”政策的坚强阵地。在张仲实的热忱支持下，一些青年革命文学家，如臧克家等，青年革命理论工作者，如胡绳等，都是在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何干之的名著《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也是由张仲实主动约稿，由生活书店出版。

生活书店不仅是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中心，而且也是维持很多进步作家简单的物质生活的基地。他们中有好多人靠给生活书店译书或撰稿来维持生活或度过难关。有些人没有钱交房租或吃饭了，就跑到生活书店来预支一点稿费以应急，张仲实总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周扬夫妇1984年见到张仲实时，忆起30年代他们曾常去生活书店找张仲实预支稿费，以应付当时窘迫的生活。林默涵也曾回忆：1936年七八月间，他由香港回上海时，邹韬奋亲切地关照他：“你回上海后就到生活书店去工作吧。你可以找张仲实先生，他会给你安排。”“这样，我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张仲实同志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他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当《世界知识》编辑。”

张仲实在尽心竭力地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的同时，还进行许多著述和翻译工作。除了继续为《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国际时事评论和介绍苏联情况的文章，还专注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回忆说：“我在这些年里，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政治书籍。我给自己作了每天至少翻译两个小时的规定。当时年轻，精力旺盛，书店下班后就抓紧时间搞翻译。这样坚持不懈译出的书籍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条目，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此书是后来在新疆时译出。——作者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此书当时的译名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作者注)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等。这本《政治经济学讲话》通俗易懂，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不仅在提高青年社会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好多青年因读了此书而参加了革命。”张仲实译的《费尔巴哈论》于1937年12月出版，他在“译者序言”中，对恩格斯的这部光辉著作以及它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做了精辟的阐释，并对费尔巴哈的生平、其学说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做了全面的介绍。这部译著曾多次再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8月，生活书店还出版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征文选，张仲实和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柳提、陶行知、章乃器、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等11人同为编委。该书效仿高尔基在苏联发起和主编的《世界的一日》，以中国的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为统一的征稿日，从全国各地各阶层、各行业普通人的数千份来稿中，选定490篇，80万字，编定成书，生动地勾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断面。张仲实从当日全国报纸的新闻中，编写了《全国鸟瞰》编，发在该书的最前面为第一编。

为抗日救亡奔波呐喊

张仲实十分关注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1935年6月，他在《世界知识》二卷七号上发表长篇文章《东北四省的义勇军运动》，详细报导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伪军的战况，称赞“东北四省的三千万人民，正在努力挣扎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正在进行着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身的解放”，“在组织上，在政治上，在战术上，都比从前有很大的进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马相伯、沈钧儒等300余名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立即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张仲实是其中签名者。不久，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仲实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张仲实亦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他积极参加救国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紧密配合邹韬奋，使生活书店成为救国会的重要活动机关和主要宣传阵地。

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位领袖，被国民党统治者悍然逮捕，并被移解到苏州吴县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至全面抗战爆发。在这期间，张仲实和胡愈之、徐伯昕及其他救国会执委，继续坚持组织救国会活动，用他们办的报刊并动员全国舆论界，大造“爱国无罪”的舆论，宣传宋庆龄、马相伯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国内外知名人士营救“七君子”的言论，张仲实还多次去法院旁听对“七君子”的审讯，为“七君子”聘律师，并及时向新闻界披露七君子在监狱里和法庭上的斗争情况。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对“七君子”公审之日，张仲实带领救国会和生活书店的几个人，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一起，从上海赶到苏州，先到看守所探望了邹韬奋等人。开审时，他们坐在后面旁听席上，为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法庭上正气凛然地宣传爱国无罪、理直气壮地批驳国民党当局的诬陷大加助威，频频喝彩。和张仲实一道去参加这次旁听的张锡荣回忆：“我们当晚起乘快车回上海，直赴国新通讯社，胡愈之已作好一切准备，在等候我们。他已同各报馆联系定当，要各报馆留出一定版面，刊载当日审讯‘七君子案’的特写稿件。我们立即围着胡先生的写字台坐下，张仲实急忙开始汇报听审情况。胡先生手执红墨水毛笔，边听边写，挥笔直书，无暇反顾，顷刻已写完数张。”第二天早晨，上海各报均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满版刊出，生活书店还将这篇听审记印成小册子，在门市部分赠读者，唤起上海和全国民众的强烈呼声。

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生活书店出版和经营的书籍内容左倾”为借口，训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派员向生活书店提出警告。身为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面无惧色，不为所动。他和郑振铎、张志让等人又合办了一个大型学术性综合杂志《中华公论》，于7月创刊发行。他在《中华公论》第一期上发表国际评论《变动中的世界》，指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即将开始，中国应同平等待我之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以求生存。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平津进攻，而国民党政府仍然游移不决，不宣布抗战。张仲实撰文《抗战必胜论》，针对那种对我国抗战前途持怀疑、悲观的看法，从四个方面分析论证日本侵略者军事上的弊点和我国抗日军民的利点，指出：“就各方面说，我国的抗战是必胜的。”他大声疾呼：“目前敌人大军压境，在平津不断挑衅，形势已经万分严重，不许我们再有任何顾虑，更不许我们再有任何犹豫。我们只有下最后的决心，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几天后，他又撰文《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指出平津陷于敌手，“并不是由于我国军队的怎样的不能作战，而是由于宋哲元的昏庸寡断，没有抗战决心，以致误事。”进一步论证要争取抗战胜利，需要四个条件：第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犹豫不决则被动挨打；第二，“要发动全面的抗战”以“对付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的策略”；第三，“要采取持久战的战略”，以对付敌人的速战速决战略；第四，“要发晨民众运动”，“武力倘能与民众结合起来，那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被迫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下达了总动员令，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张仲实极为振奋，他和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邹韬奋积极筹备创办一个新的抗战刊物。这样，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淞沪抗战的隆隆炮声中诞生，张仲实等为该刊编委。他在《抗战》第一期上撰文《全民抗战的展开》，开篇即高呼：“在敌人步步进逼、忍无可忍之下，我全面的抗战终于展开了，我四万万五千万伟大的民族终于怒吼起来了!”文章简述了上海淞沪抗战和华北抗战的英勇战况，并据以驳斥唯武器论者“总说我武器不如人，不能作战”的“战败主义”论调，进而指出：“我在战略上只有采取积极的攻势，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

9月1日，由《世界知识》、《中华公论》、《国民周刊》、《妇女生活》四刊物联合办的《战时联合旬刊》创刊，张仲实和金仲华、郑振铎、钱亦石等为编辑人。张仲实在旬刊第一期上发表《敌我军队作战能力的对照》，述评中国军队在华北、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近一个月的战况，对比分析敌我双方士气和战斗力，以事实批驳唯武器论者、“恐日病患者”以及亲日派的“日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灭亡中国”的“亡国论”谬言，颇有见地指出：“我们的对日抗战，主要的是在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10天后出版的《战时联合旬刊》第2期上，张仲实著文《敌人封锁我国海岸》，把残暴疯狂的日军称为“纸老虎”，并提出：“我们应当毅然决然宣布对敌绝交，没收敌人在我国的一切公私财产，废止与敌国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废止敌国侨民所享的特权；实行经济绝交，停付敌国的外债利息等，一方面表示我抗敌卫国的决心，一方面借以获得全世界的同情才行!”

张仲实在全面抗战展开之初的这几篇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地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前途、路线、政策等重大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这些思想和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对抗日战争正确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已在上海公开活动。张仲实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邹韬奋为《抗战》三日刊每期撰写一篇社论，常于拟稿前约潘汉年和张仲实等商谈社论内容。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一批作为“政治犯”的共产党员被释放出来，由潘汉年安排奔赴延安，张仲实也向潘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潘汉年答复说：“我看，你还是在生活书店好。”因为张仲实已经是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在生活书店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邹韬奋为首的生活书店领导机关决定迁往武汉。是月27日，张仲实和邹韬奋、金仲华、钱俊瑞、沈兹九等化装，由法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法国轮船驶往香港，何香凝、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也同乘这只船。到香港后，他们决定由广州绕道广西、湖南到汉口。他们途经广西省境约半个月，在梧州、郁林、柳州和桂林都有停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无数男女青年来访或邀请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讲演，邹韬奋讲团结抗战问题，张仲实讲青年思想问题，钱俊瑞讲农村经济问题，金仲华讲国际问题，沈兹九讲妇女问题，杨东莼讲教育问题。邹韬奋曾写遭：这些纯洁诚挚的广西青年，“对现状感觉到种种的不满意，感觉到种种的苦闷”，“他们对于国事的关心，对于战时教育的渴望，对于思想领导的期待，对于各自的青年阿题的倾诉与商榷，语语至诚，字字辛酸，特富于情感的几个女同学甚至声泪俱下。”张仲实和邹韬奋一行白天四处演讲，回到旅馆又被青年学生包围，他们一批批地接谈，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客厅里、卧房里、门口过遭又都挤满了男女青年。有时起身后来不及吃早饭，又一直饿到深夜，但他们“每想到这许多热烈恳挚的青年朋友，精神上的安慰和愉快是无法形容的”。

他们于12月下旬到达汉口后，立即将《抗战》三日刊继续出版。张仲实很快和中共驻国统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并由潘引到八路军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和在莫斯科有同窗之谊的博古、凯丰，听取党对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意见。

1938年1月20日，中共在武汉刚刚创办的《新华日报》第十号头版，以半个版面发表张仲实为该报撰写的“代论”《最可纪念的一日》。代论以深沉的历史感，回顾14年前的这一天，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后来不幸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破坏、阻碍、挑拨、离间种种卑劣手段之下，民族统一战线终于破裂”，孙中山的政策未能实现，“以致招来空前未有的国难!”进而指出：“十四年来苦的事实，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遵循着中山先生所确定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政纲，全国团结一致，尤其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正确的生路”，“假使说国共两党第一次的合作，完成了打倒北洋军阀的任务；那末，我们更可以说，目前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定可以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民族解放的任务。”

同年1月，生活书店为加强编辑出版工作，成立了11人的编审委员会，由胡愈之任主席，张仲实为委员。他在《抗战》上连续发表多篇国际时事评论和关于抗日战争的短评。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他著文《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马克思》，载《抗战》第68期，文章介绍了马克思当年痛斥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对反抗外国强盗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给抗日战争中的人民大众以鼓舞。

同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张仲实和沈钧儒、艾寒松、胡绳等任编委。当月，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和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钱俊瑞、胡绳等编著的《抗战一周年》，该书全面总结了抗战一年来的国际、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并对今后抗战的趋势与前途作了分析。张仲实负责编写《我们的政治在改进中》一节。同时，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张仲实和钱俊瑞、播念之、孙冶方等八人编著的《救亡手册》。该书共分四编三十章129节。第一编为救亡理论，阐述中国的出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现阶段的任务，并对错误的抗日理论和汉奸理论给予严正的批判。第二编为救亡之史实，先述日本侵略中国史，继述我国救亡运动史。第三编为救亡之实践，分抗战政策与救亡工作两编，以实际工作的经验，为同胞们提供解决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最后为附录，载录有关中国问题的重要国际条约、重要救亡文件以及日本侵略中国年表等。这个手册为适应全国民众普遍要求而编写，是抗战期间进行民众宣传动员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为了帮助抗战中的中国民众了解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张仲实还撰写了《国际现势读本》，作为柳湜主编的战时社会科学丛书之二，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全书20万字。他在此书“序言”中写道：“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了，而且目前我们的对日寇的抗战，跟国际形势的发展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编写此书“为的使读者能握着基本方向，然后根据这个基本方向，再去探讨临时发生的个别问题”。此书发行后，很受读者欢迎。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改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政治弊端。为了表达人民的呼声，张仲实和救国会同仁，于1938年9月在汉口创办了《国民公论》(旬刊)，他任编辑兼发行人。《国民公论》第一期发表“创刊词”《批判的精神，建设的精神》，指出：“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从新的铸型上而建造起来。”抗战后，“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旧有的落后的形态与腐朽的机构，和目前抗战的要求，发生无数根本的矛盾”，所以需要“不断的严格的批判”，“不畏惧批判”。“有的人以为批判会妨害了统一战线，这完全是对于统一战线的误解曲解。只有在相互坦白直率地批判的基础上面，才能建立起真正巩固的统一战线”；“缺乏批判精神的统一战线，那就是貌合神离、虚予委蛇的统一战线。这样的统一战线是断不会长久的。”

在武汉，张仲实还积极地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参加救国会的时事座谈会，或向青年团体讲演国际时事、青年思想修养。他还常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长江局的同志，曾几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恳谈思想。邹韬奋素对周恩来十分钦敬，向张仲实郑重提出希望面见周恩来。张仲实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要求。“周恩来同志接信后，很快就指示凯丰同志复信告我，欣然同意面叙。”邹韬奋这次同周恩来会面后，更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更加靠近共产党，生活书店也更直接更自觉地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成为抗战中一个坚强的文化堡垒。生活书店由抗战前的一个总店两个分店，不到一年时间，扩充为55处分支店，遍及14省，以后陆续出版杂志八种，书籍近千种，并出版了动员人民抗战的通俗读物达500余万册，

张仲实曾著文回忆周恩来，“在武汉，他到过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大家，勉励我们多为抗日救国出力。武汉失守后，在重庆，能经常看到周恩来同志出现在生活书店管理处逐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趣味风生的政治报告。我始终相信，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能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艰苦奋斗；在敌人淫威面前毫不动摇，这其中，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辗转新疆

1938年10月，张仲实随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撤退到重庆。在这里，生活书店遇到重重困难，没有纸张，没有印刷厂，工作一时难以开展。这时，被盛世才请到新疆当了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来到重庆，邀人去新疆搞文化教育工作。杜重远找了张仲实，极力怂恿他去新疆。生活书店认为新疆离苏联近，从新疆进口俄文书籍、纸张可能方便些，同时也想在新疆开辟分店。但究竟去不去，张仲实很犹豫，就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找博古商量，博古明快地说：“可以去，毛泽民、徐梦秋都在那里，你有事可找他们!”于是，张仲实下决心去新疆。

1939年1月初，张仲实由重庆飞到成都，转登由昆明到兰州的欧亚航空公司班机，搭乘同一班机的还有茅盾一家人。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述：“在成都，张仲实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并且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成为我们休戚相关的伙伴。”

途中，张仲实和茅盾一家人被困在兰州两个月。“原来盛世才对我们这些文化人进入他的独立王国有所顾忌，一时拿不定主意而犹豫起来。当时他的借口是天气不好，没有飞机。”张仲实在兰州写了《由渝到蓉——赴新途中》、《由蓉到兰——赴新途中》两篇通讯，发表在《全民抗战》第52号、55号。文中记述了他与彭德怀司令员在重庆同住旅馆候机、从重庆到成都、到西安同乘一机的情况，对彭德怀的为人、好学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述。

到迪化(乌鲁木齐)后，张仲实和茅盾分别担任了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和教育系的系主任。学院当时只有这两个系，学生百余人，他俩是仅有的专职教员。张仲实要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等课程，每星期20多节课。不久，他又担任了新疆反帝会刊物《反帝战线》的编委，为该刊撰写国际时事述评。还担任了新疆学院的刊物《新芒》月刊的编辑顾问。

1939年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任会长，张仲实任副会长。这时新疆的14个民旅都有本民旅的文化促进会，新疆文化协会的任务是，调整并沟通各个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工作，促进全疆文化的发展，培养文化干部，举办各种文艺宣传，以及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等。这年下半年，赵丹、徐韬等艺术家也到迪化，成立了实验剧团，一时把迪化的文化生活搞得颇有生气。

张仲实和茅盾到迪化不久，就发现新疆督办盛世才忌贤多疑、阴险狡诈，于是十分谨慎。他们除和延安派来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以求在党的指导下工作外，不随意与当地人士来往。张仲实和时任新疆财政厅长的毛泽民接触较多，常在一起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

这年暑期，张仲实协助杜重远，带领新疆学院学生组成的暑期工作团，到伊犁和沿途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每到一地，召开群众集会，表演文艺节目，宣讲抗战形势，开展社会调查，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不料，这一活动引起了盛世才对杜重远的忌恨，竟蓄意加害于曾为他的“新新疆”大唱赞歌的杜重远。张仲实和茅盾发现这一情况，及时向杜重远通报情况，并为之谋划对策。到了10月，心毒手狠的盛世才把杜重远软禁起来，除了茅盾和张仲实之外，严禁其他人去杜的住处。11月，盛世才派他的亲信姜作周当新疆学院院长，茅盾和张仲实便以文化协会工作太多、忙不过来为借口，辞去了在新疆学院的教职。

张仲实回忆：“对我们这些文化人才，他(盛世才)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镇压，暗地里却戒备森严，经常派人跟踪和盯梢。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工作，我们都十分不快。患难之中见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与茅盾同志的交往就更加亲密，更加深切了。每个星期天，或者一有空，我就到他家里去谈天，间或议论时政和交谈体会，也经常谈到盛世才的暴行。每当这时，一向稳重的茅盾同志也总是慷慨陈词，义愤填膺。这一段时间里，我简直成了他们家的一个成员。他们也象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对待我。”

这年9月间，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摔伤的右臂，路过迪化，盛世才设宴招待，茅盾和张仲实被请去作陪。不久，去苏联治病的毛泽民回到新疆，单独找张伸实谈话，说：“恩来同志托我告你，你们可以去延安。”听到这个消息，他为党牵挂、关怀着他们，“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振奋”。他把消息告诉了茅盾，茅盾一家人也都十分高兴。此后，他们就天天计划如何早日离开新疆，逃离盛世才的控制。

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仲实正在茅盾家里交谈，盛世才突然派人来要他单独去督办公署。“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往常盛世才没有单独召见过仲实，都是我们两人同去的。而盛世才又常以谈话为名拘捕人犯。”茅盾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茅盾的夫人孔德沚以为张仲实这次一定难逃毒手，不禁痛哭起来。张仲实到了督办公署，未被引到盛世才通常会客的西花厅，而被带到一间厢房，坐等了两个多小时，盛世才才出来，递给张一份材料，请张帮助修改。张仲实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送交盛。一会儿，副官回来说，请张先生回去吧。原来，修改材料是借口，盛世才本来想把张仲实抓起来，所以让人带到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个小时，才借口修改材料把张放了。张仲实先奔回茅盾处，茅盾一家人喜出望外，为他庆幸。

张仲实和茅盾先后以“家事”为由向盛世才请假，盛虽然表面答应，但一直拖着不让走。这年5月初，他们终于在中共组织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帮助下，找到搭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的机会。盛世才假意亲赴机场送行。回过头，就密令他在哈密的部下趁飞机在那里停留时，把茅盾和张仲实扣留。恰好密令落在中共派在哈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刘西屏手里，盛的阴谋没有得逞。张仲实和茅盾一家人终于逃脱了盛世才的魔爪。

飞机到兰州后，张仲实找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觉哉和伍修权，得到他们的帮助，张仲实和茅盾一家从兰州搭长途汽车到了西安。

张仲实辗转新疆一年又三个月，除了从事教学工作、社会工作，也进行了大量的写作、翻译。他在《反帝战线》、《新芒》等刊物上发表了《略谈第一和第二两次帝国主义战争》、《捷克吞并后的欧洲政治形势》、《美日商约问题的透视》、《二十二年的苏联》、《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及其特征》等国际问题评论和《八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等论文。为欢迎赵丹等革命文艺工作者到新疆迪化，他在《新疆日报》上发表《多余的话》，介绍赵丹等人的生平和文艺活动。最有意义的是，他把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译成中文(当时以《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为名出版)。此前国内虽然已有此书的两个中译本，但分别是从英文和日文版本译出的，译文不准确，译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的译本是根据苏共乌列学院院长亚多拉茨基重新校阅及编辑注释的俄文标准译本译来，书末附有恩格斯介绍库页岛上吉拉克人群婚情形的《新发现的群婚场》一文。他在“译者序言”中简要介绍了恩格斯这部名著的巨大理论意义。

这一年多时间，张仲实虽然远离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他的译著仍在国内广泛发行。1939年，他的译著《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由生活书店出版。这部长达400多页的书，汇编了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几十篇论文和言论，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特别在正文中提到“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并大段摘引了其中《再论民族同题》中的一段话。同年，张仲实的译著罗森达尔的《辩证认识论》、舍斯达柯夫的《苏联历史讲话》和他的专著《怎样研究世界经济》(“青年自学丛书”之一)也由生活书店出版。

奔赴延安

张仲实和茅盾到西安后，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周恩来是由陕北去重庆路过这里，朱德是由太行山回陕北路过这里。张仲实和茅盾表示要去延安，“恩来当即表示欢迎，说，你们不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

5月24日，张仲实和茅盾一家随朱总司令的车队离开西安。第二天路过黄帝陵时，朱总司令在陵前发表了抗战到底、光复中华的振奋人心的讲话。26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南门外，为朱总司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同时也欢迎茅盾和张仲实。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第三天，边区攻府和延安文化界还专门为茅盾和张仲实组织了欢迎会。初到延安时，张仲实和茅盾住在党中央南关招待所，毛泽东和张闻天曾分别到招待所来看望他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还把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两书题赠送给茅盾和张仲实。

张仲实来到延安，“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他向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几年来希望回到党内工作的迫切愿望。经陈云亲自处理，张仲实被批准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

当时，张闻天兼马列学院院长，他安排张仲实到马列学院编译部任主任，并兼陕北公学领导成员。马列学院编译部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张仲实负责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20卷本的译稿。同时，他还在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抗日女子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当时，由毛泽东倡导成立的、艾思奇主持的延安新哲学会经常举行哲学问题讨论会，张仲实常去参加，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时常来参加。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下设哲学、马列主义、国际问题、经济学、文学、党史等八个研究室，张仲实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

同年9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为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张仲实调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在任弼时直接指导下工作。

1942年，毛泽东为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决定亲自主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编辑会议，张仲实和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参加。“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就是后来流行的《思想方法论》”。

1943年6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张仲实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副科长(科长是许子桢)，主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及延安“解放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他和曹葆华、何锡麟继续《列宁选集》的翻译校订工作。

张仲实到延安后，更专注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勤奋写作。他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解放日报》和艾思奇主办的《中国文化》上，先盾发表多篇论文或译作。1940年12月，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张仲实撰文《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发表于《解放》周刊第123期。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另一种则是革命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列宁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模范”。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2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不仅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学会了把马列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文章着重阐释了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毛泽东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的贡献。这篇文章表明，张仲实在当时党内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以高度的理论觉悟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此外，他还撰写了《列宁的着作遗产》、《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斯大林早年的哲学思想》、《怎样研究〈资本论〉》等文章，分别载于《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他著文《共产国际与中国》，为《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英勇斗争的榜样》。他还把苏联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同期发表的三篇争鸣性论文(F·高罗霍夫《社会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S·柯列斯尼柯瓦《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И·乌拉索夫《论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矛盾问题》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化》上分三期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同题提供了思想材料。他还翻译过苏联有关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文章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之后，张仲实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深入工农、深入实际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到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去做群众工作，给队员讲抗日形势，教识字、谈思想、帮记帐、教唱革命歌曲，提高了运输队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干劲，使这个单位成了全延安的模范运输队。张仲实又把这个运输队的事迹经验做了总结，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因而张仲实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并当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毛主席曾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名表扬了张仲实。

1944年9月，邹韬奋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周恩来立即安排张仲实为中共中央草拟致韬奋家属的唁电。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张仲实和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湜等13人出席。周恩来责成张仲实为会议纪录整理人，起草《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周恩来审改后，报毛主席批准。稍后，延安隆重举行了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解放日报》的纪念专刊由张仲实和艾思奇、柳提编审。张仲实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邹韬奋先生的生平、其思想及事业》。

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仲实和冯弦、罗青长等在大会秘书组工作，为大会文件的定稿、印刷等事宜日夜紧张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七大期间，毛泽东曾两次谈到翻译工作，他说：“翻译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要大大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报的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苏联先进的东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列主义但有进步意义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这些讲话，给张仲实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下定决心，毕生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以此贡献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张仲实一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扎扎实实地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准备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曾疏散到子长县杨家园子一带，张仲实借深入农村的机会，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工作。1947年初，他受命返回延安，时逢王震部队和陈赓部队在晋中一带击溃了阎锡山军的主力军，打了几个胜仗。为了激励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彻底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崔田夫代表边区工会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分别代表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机关任副团长，载着四卡车牛羊肉，东渡黄河，到离石、孝义和文水县慰劳解放军。张仲实到文水县后，在县委的情况汇报会上，听到刘胡兰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立即请新华社随团记者缪梅棱等人，前往云周西村深入群众了解详情。他们辗转找到了被阎匪军胁迫参与行刑铡死刘胡兰的人，得到详细情况。张仲实又派人前往云局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父母。

张仲实在回延安途中，遇到当时担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建议要把刘胡兰英勇牺牲的事迹大力宣传，教育党员和人民。解学恭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给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个石碑，请张仲实写碑文，张仲实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后请中央领导同志写”。慰问团子3月24日返回陕北瓦窑堡的任家山。党中央机关已于前一天撤到这一带，任弼时为党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直属队司令员。第二天，张仲实找到任弼时，详细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和晋中地委关于纪念刘胡兰烈士的决定，并提出：“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以示表彰”。任弼时当即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3月26日，毛主席以沉痛的心情悼念刘胡兰为革命慷慨捐躯，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一个学习刘胡兰烈士，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增添了无限的精神力量。

慰问团工作结束后，张仲实接受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交给的一个任务，带领一个由120头毛驴组成的运输队，驮运中共中央机关文件240余箱，由陕北向晋西临县三交镇转移。白天敌机骚扰，只能夜间行动。走了六天六夜，绕道军渡、离石，终于把这批宝贵文件安全转移到目的地。

1947年5月，张仲实随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西柏坡。中央工委住定后，着手筹备全国土地会议，派张仲实到晋察冀中央局驻地阜平县陈南庄去整理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在那里，张仲实很快编选了一本《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

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开幕。张仲实参加会议并在会议秘书处工作，负责整理编辑各地《土地调查报告》，出版十余种。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张仲实又于10月去阜平县参加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受大会主席团委托，负责编印了一套《整党问题参考资料》共10辑，其中有：《论党的性质》、《论群众路线》、《论自我批评》、《论科学的领导方法》、《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等。会后，张仲实被留下，一面参加陈南庄附近各村的土改工作，一面主编晋察冀中央局党刊《战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土地革命的深入，新老解放区的普通学校发展了，但课本成了问题，国民党时期编的教材不适用，新课本一时未编出，中共中央要求中宣部考虑解决办法，张仲实负责处理此事。他和徐特立、周建人等商量后，建议暂时采用东北解放区的中小学课本为解放区学校的通用教材，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期间，张仲实还根据刘少奇的提议，编写成《近代中国历史提纲》，经审阅，曾拟出版，后来因故未能印行。

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迎接伟大的革命转变，决定编一套《干部必读》。张仲实协助中央拟定了书目，共十二种，并负责编译了其中的三种：《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张仲实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北平。

致力于马列著作编译的宏伟工程

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后，中宣部人员增加了，并按业务设立了科室，张仲实任党内教育科科长。1949年6月，以郭沫若为团长、钱俊瑞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返回国内，向中央建议：我国应成立一个人民群众团体以开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中央采纳这个建议，责成中宣部负责这项工作。中宣部指定由张仲实从事筹备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工作，于是，他从香山搬进城里。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于10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成立。刘少奇任会长，宋庆龄、吴玉章、郭沫若等任副会长，钱俊瑞为总干事、党组书记，张仲实为副总干事兼党组副书记，并兼总会出版部主任，主编《中苏友好》杂志，实际上代表中宣部主管该会的全部日常工作。

《中苏友好》杂志于这年11月创刊。张仲实先后写了《列宁的生平》、《斯大林传略》、《莫洛托夫的生平与事业》等文章，以及翻译了一些苏联报刊的文章，分别在《中苏友好》上发表。在同年12月15日中苏友协总会庆祝斯大林寿辰讲演会上，张仲实作了《斯大林的生平事业及学说》的长篇发言。

1950年6月，张仲实参加周扬为团长的“苏联宣传工作考察团”，历时四个月，他写了有关访问记，发表在《中苏友好》等刊物上。

1951年初，中宣部增设国际宣传处，张仲实先后任该处副处长、处长。

建国初期的几年，张仲实在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国际宣传工作的同时，仍致力于马列著作编译工作。他翻译的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以及他和曹葆华合译的列宁《论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觉醒》、《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等先后出版。

1953年6月，张仲实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是年底又奉调回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分管业务，校订译稿，不久还兼任了编译局党委书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任务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不仅在我国马列主义著作传播史上，而且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项极其宏伟的工程。张仲实以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参与了这项宏伟工程的组织领导，由始至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并且一丝不苟地亲自审定了部分译稿。经过20多年的努力，卷帙浩繁、内容赅博的三大全集全部出齐。这对于党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至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1956年初，张仲实受中共中央委托，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表团，赴东柏林参加关于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在东德一些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回国后，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1958年6月，张仲实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办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民族解放运动部主任。同年9月奉调回国，回编译局任局领导小组组长。

张仲实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工作的同时，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写了许多介绍马列主义理论著作、阐释马列主义理论观点的文章，如：《介绍〈马恩全集》第一卷》、《介绍〈哥达纲领批判〉》、《〈神圣家族〉一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基本原理的初步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学习列宁的理论遗产》、《学习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列宁和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巴黎公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发展》等等。

张仲实主张“翻译要与研究结合”。他认为，翻译工作者只有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编译水平，才能把马列主义著作准确地译成中文，这对于中国人民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用于指导工作实践至关重要。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这一原则，在翻译中务必力求准确无误地表达经典作家的原意，特别是对重大的理论观点的概念，一定要用中文概念确切表达。如，在1958年10月以前，“按劳分配”，被普遍译作“各取所值”或“按劳付酬”，“按需分配”，则被译为“各取所需”。张仲实认为，这两个译语都不确切，而且容易产生误解，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两个概念代替过去的译法，得到中央同意。他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在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语，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又如，张仲实于1959年3月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主张把“资产阶级法权”的译法，改为“资产阶级权利”，因为哪种译法，关系到这一用语的涵义是指“法”，还是指“权利”。尽管“资产阶级权利”的译法，当时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赞同，但认识没有统一起来。结果，“文革”时期，“四人帮”一伙在“资产阶级法权”上大作文章，制造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1977年4月，张仲实著文《剥掉“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画皮》，再次提出把“资产阶级法权”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中央编译局召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张仲实的译法。这对中国人民确切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原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1964年，张仲实被聘为《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他利用繁忙工作的间隙，为该书撰写了有关马恩列斯的条目87条，约8万字。这一年，他作为社会科学团体代表，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晚年余辉长照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张仲实受到严重冲击和折磨，他执着从事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了。作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趋炎附势于“四人帮”，没有写任何看风使舵的文章。

十年动乱结束后，张仲实已逾古稀之年，体弱多病，但他又拿起笔，以极大的毅力编著了约1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6万字的《列宁传略》，这两本书分别于1983年、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他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和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举行的纪念会上报告。他又写了《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纪念斯大林诞辰102周年》。

为了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他著文《学习〈马恩论翻译〉》、《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分别发表于《译讯》杂志和《翻译通讯》。

为纪念三联书店在香港成立30周年，他应邀著文《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辑入香港版三联书店出版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

为庆祝《世界知识》创刊50周年，他着文《纪念《世界知识〉创刊五十周年》，在该刊1984年第17期发表。

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富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陕西省三原县团、党组织的建立经过》、《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生活书店的宝贵传统》、《我的翻译生活》。

他还怀着深厚的感情，写下了《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怀念邹韬奋同志》等等。

198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50周年，表彰他在革命文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方面做出的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杨尚昆、邓力群、胡愈之及首都思想理论界260多人到会祝贺。王震讲话说：中国革命胜利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不开；马列主义的传播同翻译、出版、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广大同志分不开。我们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其中就有仲实同志的译作，有的同志还直接听过他的讲课。仲实同志为传播马列主义奋斗了一辈子，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很可贵的。当大会把著名书法家舒同专门书写的“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的题词赠给张仲实时，他满面春风，愉快地笑了。他致答词，感谢党和人民的鼓励和关怀，表示要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促进祖国四化和两个文明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余生。

张仲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才撒开手中的笔。他把用心血和智慧凝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世，留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附】：

作者附言：

本传稿承蒙胡华老师委托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传主张仲实同志生前写的《我的经历》(未刊稿)和他的大部分著述和译作；得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的支持和张仲实同志家属的帮助，他们为编写传稿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和方便条件。

参阅的资料书目除页注外，主要还有：1984年3月13日新华社电稿《中央编译局等四单位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五十局年》；1987年3月3日新华社电稿《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仲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张积玉、王钜春著《张仲实著译编年谱》。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