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

【介绍】：

李富春

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少有的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党和国家财政经济领导人。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区委、江苏、广东、江西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经部部长、出版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九届中央委员。

学生时代

李富春字友仁，湖南长沙人，1900年5月22日(旧历庚子年四月二十四日)诞生。参加革命后，曾用大壹、一秋、大盛、圣、贫秋等笔名。李富春祖籍长沙东郊杨梓冲(现为长沙县水塘乡杨梓村)。祖父李世馨住长沙三兴街40号，开山货铺兼售扇子、旱烟袋杆和蚊帐杆、棉絮等。李世馨生两子一女：长子李曙云、次子李曙德、女李友珍。

李富春的父亲李曙云，字卜年，是清末庠生，为人忠厚老诚，勤奋俭朴，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擅长书法，经常为亲友和乡邻写匾幅、对联、挽联、扇面、画梅花。母徐氏，温顺善良，勤劳俭朴。李富春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长兄李翼谋、字友贤，三弟李湛霖、字友忠，四弟李华英、字友廉；妹李舜英，先就读于长沙明星女子中学树中，后转衡阳六中高中毕业。

李富春家无田产、房屋，依靠父亲教书挣得的微薄工薪维持最低生活，食用衣着都很俭朴。李富春发蒙于天心阁附近的椿树园小学。李曙云对李富春兄弟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生活不可奢侈，不可暴殄天物，更不可沾染恶习；待人接物，要有礼貌、谦让、不损人害人。要他们行要正、坐要直、为人稳重而不可轻浮。学习上，他要求李富春兄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下苦工夫、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华而不实、爱虚荣、一知半解、自满自足。他还利用星期日或寒署假期，给李富春兄第讲授书法要领，教读《岳阳楼记》、《赤壁赋》、《桃花源记》、《进学解》、《阿房宫赋》等古文，以及李、杜、元、白和三曹、三苏的著名诗词。这些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李富春学业上的发展进步和品德、作风的培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1913年冬，李富春高小毕业。1914年春，他考入长郡中学(第十六班)。长郡中学是当时长沙一所深负盛名的学校。这所学校名气大，教学质量高，是考生竞争的主要目标。李富春在学校学习用功，多数课程成绩优秀。他尤其喜爱历史课，对历代民族英雄，富有爱国思想的历史人物如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十分仰慕。他关心国家大事，注意阅读进步报刊，拥护当时全国掀起的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提倡国货运动。他加入了长郡中学学生成立的爱国会，积极参加了查抄日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反对军阀张敬尧、赵恒惕的斗争。

挪威人夏义可在长郡中学担任体育教师，极力推行现代体育项目，足球运动开展得很广泛，出现了“八大球王”(当时足球赛是八人上场)。李富春也喜爱踢足球，同肖劲光、任弼时一起成为长郡后期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1918年春，李富春毕业于长郡中学。同年暑假，他由长沙到北京。9月初，乘车至保定进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所留法预备班以培养“专门技艺，实行制造之人才”为宗旨，学业一年，毕业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留学工艺。同期学习的湖南籍学生有李维汉、张昆弟、贺果、罗明俊等人。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北京学生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消息传到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学生当晚就召开了会议，推选出四名代表到北京联络。李富春是四名代表之一。他到北京参加了连日来北京天安门前的请愿斗争，了解了五四运动发动后北京广大学生的愤怒情绪和全国反帝斗争的政治形势。随后回到保定，向保定地区学生代表作了传达。在他和其他几名到北京的代表的倡议下，当即组织起保定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向广大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

北京军阀政府听说保定学生也起来反对他们，十分惊恐，指令保定地方政府以提前放假为名，实际是强行驱散爱国学生。李富春等只得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住到北长街99号的一座平房里，经友人介绍参加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并积极筹备经费准备去法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后的七八月间，李富春回到长沙，同父母亲告别，并要求帮助一部分旅法经费。李富春母亲不愿他远离身边，极力阻拦，他得到了他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说，男儿有志在四方，友仁有志到国外求学，准备将来干一番事业，就让他去吧!母亲只好同意。

10月初，李富春离开长沙抵上海。10月31日上午11时，李富春等150人乘宝列葛船启航(船抵香港时又增加广东俭学生50人，共200余人)。李富春等坐的四等舱，船费100元。船上臭虫多得惊人，为了能睡好觉，许多人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

11月2日，船航行中国南海水面，李富春撰写了《我的劳动观念》一文，抨击“跋扈的武人”、“捣乱的政客”、“顽固的官僚”、“弄权的卖国贼”等，说他们不算劳动者，是不劳而获的。他说人生在世上的义务，小而言之，就是“养身赡家”，大而言之，也不过是“裕民富国”罢了。在这篇文章里，李富春在广泛的意义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劳动万能”。但也可以看出，这时的李富春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了解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得不到解放，工人失业，农民无地可种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须知三座大山的统治不推翻，哪能做到“养身赡家”?更谈不到“裕民富国”!

12月7日，船抵马赛，李石曾同代理中国领事勒利格尔上船欢迎。在马赛休息一天。8日，李富春等俭学生乘火车到巴黎。华法教育会已派招待员多人在车站等候，将俭学生送到巴黎西郊哥伦布华侨协社住下。李富春等三四十人被安排到一座美军在大战后撤退留下的大帐篷里。李富春、李林、贺果、任理、张昆弟、李维汉、张增益等一起自愿组成伙食单位，吃的大都是些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等便宜食物，有时买点卷心菜、大白菜炒炒吃，很少吃肉食。

1920年2月，李富春同李林、李维汉、张昆弟、任理、张增益、贺果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他们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目的。罗学瓒在给毛泽东信中，谈到工学励进会的宗旨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教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情之预防等事。”

1920年4月，华法教育会介绍李富春到施乃德铁厂做工。这是一个大军火厂，下设几个分厂。李富春和李维汉、贺果、李林被分到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他们住在离广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的军用帐篷里。山上绿树成荫，风景优美。每天做工8小时，中午在工人饭店吃饭，晚上就宿于工人宿舍；工资12法郎，一日三餐兼零用钱，所余无几。后来，李富春当了火车司机，包修了三个火车头，挣得了一大笔钱，成了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富有者，同学们称他为“富翁”。

四五月间，李富春在工读之余，找了一位看房的脱了左手的法国退伍兵作调查，谈的很认真，并作了记录。6月11日，他完成了短篇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他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失去了一只手的兵士的谈话，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谴责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李富春对同厂16名华工作了广泛地详细地调查，写出了《法国哈佛柳史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一文。这篇文章分人数、籍贯，到厂废除合同日期；工作时间；工厂待遇；饮食、居住、衣服；经济状况；知识和教育；嗜好；娱乐；与法女结婚者的状况共九部分，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华工状况，是研究华工和对华工进行工作的重要依据。

8月，在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推动下，将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召开社员大会，李富春、张昆弟、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等30多人参加。大会经过三天的热烈辩论，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十月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0年冬，李富春离开哈佛柳转到山度猛一工厂做工，后又转到蒙达尼公学学习。在那里，他学习认真、刻苦，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并有机会多次同蔡和森讨论和交谈，受益很大。

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住在巴黎近郊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向法公使馆请愿。9月20日，赵世炎、蔡和森率领100余人赶至里昂，占领里大，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勾结法国警察当局，将100余名中国学生关进监狱，并于10月13日武装押送回国。

这两次斗争的失败，对李富春的教育很深。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疑是为资本家提供价廉的劳动力，而要依“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这时，他抛弃了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酝酿在勤工检学生和华工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旅欧中国学生已在一些学生集中地区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人。周恩来代表旅德党组织，刘伯坚、聂荣臻代表旅比党组织，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代表旅法党组织。会议开了三天，一致同意党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1922年8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赵世炎担任支部书记，周恩来、陈延年为委员。同年冬，李富春转为中共党员。

李富春从法国北部迁到蒙达尼后，同蔡和森接触较多，常到蔡家开座谈会，从而认识蔡畅，并同她相爱。蔡和森母亲葛健豪很赏识李富春，认为他持重老诚。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李富春和蔡畅订婚，1923年初结婚。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不久，中共旅欧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80多名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

中共旅欧支部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一起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李富春同刘伯坚、穆青等白天到工厂做工，晚间回到旅欧支部做党的工作。他们当时出版的刊物是《少年》，以后改名为《赤光》由旅欧支部几位负责人轮流编辑；邓小平、李畅英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这个刊物是中国旅欧共产主义者同中国青年党开展论战的重要阵地。它揭露曾琦、李璜等打着国家主义派的招牌，搞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的实质。同时也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派的错误。还发表了考察各国工人运动、宣扬马克思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周恩来、熊锐、李富春、邓小平等既是编辑，也是撰稿人。

1923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任书记刘伯坚同李何林等十余人回国，旅欧支部书记由李富春继任。

1925年2月初，李富春离开法国去莫斯科。从法国到莫斯科的勤工俭学学生，一般都要经过柏林。李富春在柏林停留了两周，德国共产党柏林党组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2月底，李富春一行到达莫斯科。3月初，入东方大学。东方大学里有中共支部，李富春担任过党小组长，以后又被选为支部委员。支部党员中多数人都盼望早日回国参加革命，学习积极性不高。李富春也是急切盼望回国的。

6月中旬，学期结束。李富春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他回国的通知。7月，他离开东大起程回国，乘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在海参崴住一周，转乘海船经日本到上海时，已经是8月了。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9月，李富春抵达广州。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代表中共广东区委通知他任区委军委委员，要他以国民党党员的身分参加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工作。不久，李富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当时二军军部设在高第街，部队驻防韶关。李富春住在高第新街五号二楼。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原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军队。1923年春，湘军中有一部分官兵亲谭延闿反赵恒惕，不久谭、赵发生战争，湘军分裂。是时，正逢广东东江陈炯明进犯广州，孙中山急促谭返粤参战。谭仓皇率部退至广东。谭部接受改编后，谭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下辖第四、五、六师、教导师，分别由张辉瓒、谭道远、戴岳、陈嘉佑任师长，由共产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任四、五、六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师各有一名苏联顾问。谭延闿当时是广东国民政府代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行军长职务。全军重大问题，由鲁涤平、李富春和苏联顾问商量决定。

李富春到二军后，立即着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军、师两级政治部。政治部设党务、宣传处(科)，选派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宣传或党务工作。各团、营、连设党代表，负责基层政治工作。同时明确规定，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兼任各级党部领导工作，使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一切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通过党师进行。这样做，既合法，又有力量。这是当时李富春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

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据当时在二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回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开过会，传达过党的文件和指示，发展了新党员。北伐前，李富春又从地方招收一大批有志青年充实到二军各级政治部门做政治工作。这批青年中大部分是地方党保送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后来都成为二军政治工作的骨干，活跃在二军各个部门。

李富春深入部队，广泛接触官兵，调查了解部队的政治素质，有针对性的着重进行了以下工作：灌输民主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讲解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背诵解释总理遗嘱；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全体官兵，继承总理遗嘱；向部队官兵进行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革命纪律的教育。

李富春还主持编写政治教材，下发到各师部党代表手里，利用政治活动日或总理纪念周向部队作宣讲，有时他自己也到部队作演讲。对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他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要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员对同级官佐主动讲团结，给他们以革命影响，争取促进他们的进步；经常深入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同他们交朋友，建立友谊，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模范地爱护民众，遵守纪律；勇敢作战，有自我牺牲精神。

通过这些工作，部队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初步懂得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原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内容和赶走列强打倒军阀的重大意义，开始了解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当兵打仗的道理，从而使全军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李富春工作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又能注意工作方法，比较好地团结了二军官兵，工作得很出色。在广东，中共具体领导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应是周恩来。他经常召开各部队党代表会议布置、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的阳翰笙回忆说：在周恩来召开的汇报会上，他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他多次听到李富春报告二军情况时，全面具体，从宣传教育、民主改革、发展组织、团结内部和友军工作等方面，都有丰富内容，反映出二军政治工作成绩突出。周恩来在细心听取李的汇报后，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

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该会推举谭延闿、程潜、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林祖涵、李富春7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这个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湘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军时的编余人员，一部分是湖南国民党秘密招收的15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还有从江西、湖北、广东、安徽、福建、四川、江苏、陕西、河南、河北、贵州、内蒙古等地招收的少量学员。

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政治讲习班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民党党史、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职工运动，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帝国之由来及其性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北方政治状况，广东农民运动实际状况，革命文学，各国革命史略，俄国新经济政策，军事学，农民运动等二十三门课。

李富春主持讲习班全面工作，因班务繁忙，未承担授课任务，但他经常在晚间集合训话，针对学员的思想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和教育。他要求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明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坚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注意锻炼身体，培养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担负艰巨的革命任务；严格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做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模范。

6月，政治讲习班结束。李富春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中说：你们经过短期训练，学到了很多革命理论，每个人充满了献身精神。你们毕业的时侯，正逢北伐杀贼的时候，希望你们都成为参加北伐的敢死战士，革命战线土的生力军!他还为《讲习班同学录》写了序言，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很好的革命党员，我们党才有力量，总理的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

他号召毕业的学员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耐劳吃苦；第二，要有献身杀贼的决心；第三，要绝对服从纪律；第四，要明了主义；第五，完全服从党的利益。他说：北伐、讨吴、杀贼的时期到了!我们献身党国的时期到了!“我谨说：同学们努力，奋斗!北伐、讨吴、胜利!”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遗志，下令北伐。7月7日，鲁涤平、李富春率领4、6两师从韶关出发(5师留守南雄)，沿仁化、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部队集中于茶陵一线，挖战壕，修工事，一方面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同时准备随时支援正面战场醴陵方向的部队。

8月，二军主力集中于醴陵，准备进军江西。在驻军醴陵斯间，李富春回到长沙，为其父50岁生日祝寿。二军军长谭延闿书赠对联：“有子才如天上鹤；知君身是后凋松。”二军政治部官兵赠送四季喜鸟绣屏及何绍基书法绣字对联：“雅量风清兼月白；高情绚碧与山红。”表示了二军官兵对李富春的敬重。

出师以来，根据李富春“注意民众工作”的指示，各部队特别强调尊重民众利益，不扰乱民众，搞好军民关系。育的师还制定了“不怕死，不扰民”的臂章。对爱护民众、遵守纪律表现突出的，即时表扬；对严重违犯纪律的坚决给以处分。部队路过汝城时。有一团长私自向地方抽税几千元，经告发，查清事实，受到了撤职处分。这件事，对部队教育很大。

各部队还遵照李富春的指示，沿途留下政工人员指导地方工作，改组地方国民党党部，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建立民众组织，支持地方消灭土匪、镇压恶霸，从而使军队得到民众的热心拥护和支持。二军在行军路上，群众相望于道，送水送饭，带路送信，帮助挑行李，背粮食，亲如一家人。茶陵县城，二军曾经作为湘军在此地驻过防。当时军队不守纪律，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严重地侵犯了群众利益，深遭民众痛恶，闻风远避，官兵们孤立无援，连红薯都吃不上，处境十分狼狈。这次又来到茶陵，官兵还是那些人，由于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却受到了群众热情接特。

群众的这种拥军行动，使得二军广大官兵很有感触。鲁涤平同李富春一起视察部队，看到军民关系如此融恰的情景，也感动地说：“群众如此热情地欢迎我们，不是因害怕我们出来应酬一下，而是了解我们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出于真诚的自愿的……”当然，他不了解这是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革命主张的结果。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以主力攻夺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中路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左真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底，当北伐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集中主力围攻武汉之际，孙传芳认为“剪长绳”的时机已到，乃改变其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从苏、浙、皖调遣十万大军向江西和鄂赣边境开来，任命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自己坐镇南浔路中段涂家(左火右阜)指挥，妄图一举战败北伐军，并赶走吴佩孚，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孙传芳态度的变化，给北伐军右侧造成了严重威胁。北伐军不得不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江西战场。北伐军司令部命令第二、第三军主力集中茶陵，进攻萍乡；二军五师和五军第四十六团协同赖世璜部进攻赣州。

此时，李富春接到中共中央命令，指定他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军委书记。

9月2日，二军离开茶陵向萍乡前进。中共安源地方组织事先派代表同前哨部队取得联系，组织了运输队、破坏队、敢死队数百人，破坏敌人由萍乡至宜春的通讯设备，筹集、运送粮食。北伐军声威逼人，锐不可当，使萍乡守敌唐福山、张风歧部六七千人惊恐万状，不战而逃。

6日，二军进驻萍乡城。同日，军政治部和萍乡县各界团体在县西门外操坪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二军党代表，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军委书记李富春发表演说。他指出，北伐军是革命的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倒北洋军阀，解救劳苦大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他赞扬了萍乡人民的革命精神，感谢萍乡地下党给予北伐军的重大帮助，号召农工商学各界联合起来，支援战争，早日完成国民革命。

8日，二、三军主力继续向宜春进攻。10日攻占宜春，12日占领分宣，又分三路向新喻攻击前进。

9月25日，清江县城民众举行庆祝大会，李富春到会发表讲演。他说，现在革命军到了，把你们从十余年来军阀铁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可是要知道，军阀背后有他的主人——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要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的庄迫，就非把帝国主义者、军阀彻底推翻不可。他号召工农商学兵积极组织起来：种田的组织农民协会，做工的组织工会，做生意的组织商会，读书的组织学生联台会，大力支持革命军，中国革命定会成功的。

10月18日，二军攻占万舍，进入南昌县境。

南昌是江西的省城，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胜败关系重大。孙传芳如战败，不但江西这个“吴头楚尾、闽户粤庭”的战略地位不能保，江浙也要动摇。国民革命军如战败，也不只危及两湖战场，就是战略大后方广东也很危险。因此，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最关键的一仗。战争两方都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从一开始都出动精锐师团，摆出决战架势。为攻克南昌，李富春召开了二军各师、团党代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研究了战前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提出要使全军官兵了解北伐战争的形势，懂得南昌的战略地位和攻打南昌的责任，要求各级政工入员深入第一线，把政治动员做到实际中去，落实到战斗入员的行动上。会后，各级政工人员回到部队，召开了动员会，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鼓舞士气，激发部队勇敢作战的热情。

第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是由二军四师十团担任主攻的。团党代表彭见清率领一连入，由一老百姓带路，从城门旁边的水沟爬进去，打开城门，攻克了南昌。

南昌攻克后，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兼江西区委书记；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江西地区行政专员。

1927年2月上旬，浙江战局紧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命令二军出兵浙江。李官春随军转战杭州，参加杭州会战。2月底，二军进军南京，在南京外围与敌败战。二军六师出敌不意袭击牛首山敌阵地，得手后，又绕敢侧后，与四师夹击败军，攻占雨花台，突破致城区防线，向纵深发展。3月24日晚占领南京，二、六军先后进入南京城。

攻下南京后，蒋介石反动嘴脸进一步暴露。他屠杀工农群众运动领袖，迫害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二军中议论很多。李富春决定带着这些问题去上海，请示中共中央。2月中旬，李富春用电话通知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到他的办公室，把他要去上海的决定告诉了他们，请这几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注意形势发展，团结军事长官掌握好部队。由于时间紧迫不能详细交谈，他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李富春到上海找到周恩来，汇报了二军的军事力量、党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阴谋反共的情绪。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谈反蒋力量组合问题时说：一师薛岳倾向革命，有两团可靠，因而蒋有撤换薛的可能；二十一师左派很多，部下也很一致；二十六军党代表师烈负重伤，他本可控制周风歧，如师死，二十六军即完全为蒋控制。周还说，听了李富春汇报，感到二军比较稳固，因二军受蒋冷落，处于困苦地位，是不会右倾的。他还赞扬了李富春对鲁涤平的联络工作做得好。

4月初，蒋介石命令二军渡江追敌，借北伐之名调离二军出南京。接着调一军从镇江进南京，收缴了警卫南京的六军两个团的枪械，在六军中进行“清党”。南京成了蒋介石的天下。二军渡江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待命。此时，正是四一二的前夕。李富春回到南京，看到形势已很紧张，便换上便衣，从南京逃脱至景德镇转道过江到蚌埠军部。二军继续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举棋不定。不久，武汉方面指示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护卫南京赶走一军。李富春令肖劲光带领几个人返回南京，找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设法搞一些船只接二军渡江。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主意，要二军去武汉。当时，二军北上前锋部队在津浦线上已与直鲁军开战，二军孤立无援，军情紧急，应当机立断，廷宕就等于自杀。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开了干部会，讨论军队行动方向问题。中共同志主张返宁讨蒋，鲁涤平等亦主张反蒋，但强调服从武汉政府命令，最后决定移师西行待命。

李富春奉命先期到达武汉，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5月中旬，他从汉口发一密电给李六如，告诉了武汉方面情况：“武汉国民政府，虽在左派力争之下，开除了蒋介石党籍并下令通缉他。可是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与川军杨森、奉军张作霖，将从东、西、南、北方面包围武汉。停泊在汉口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外国军舰，增加到三四十艘之多，鄂军夏斗寅、刘佐龙两军与蒋有勾结，跟着叛变了”。李六如接电后，忧虑万分，感到革命征途真有数不完的艰难险阻!

二军到达武汉后，李六如、方维夏急忙去找李富春，肖劲光早就到了李的住处。李富春首先向他们介绍江浙地区白色恐怖情景，武汉当前困境，以及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形势。接着，重点讲了中共党内斗争问题。他说：五大刚刚开过，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家长制，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李富春说着从抽屉里取一份五大通过的决议案给他们看。他指着决议案说道：这个土地问舰决议只没收祠堂、学校、寺庙、教堂等公有田地，小地主同革命军人的田地不没收。在讨论时，陈独秀只主张政治没收，就是只没收反革命分子同反动军官的土地。这个决定，还得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公布。那还不是一纸空头支票，从老虎口里对肉吃!

接着，李富春向他们了解部队的情况。肖劲光谈了他返回南京搞船，差一点儿被抓了去的险情。他是换上便衣从南门出城到安徽当涂，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转九江，才到宿松归队的。李六如、方维夏相继谈了部队反蒋情绪，说各师都在驻地召开讨蒋大会，军部举行了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中共中央赠送了“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的挽联。肖、李、方还谈到，部队到武汉后，思想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军中的军官对反蒋是拥护的，对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有反感。李富春听了这些情况后只是一般地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意见，未对一些具体问题表明态度。此时四川军阀已进占鄂西、宜昌、沙市，从两面包抄武汉，情况紧急。上级命令二军各师一两天内开赴鄂西前线打仗，因而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们只好结束交谈，各自走了。

6月初，鄂西战役开始，二军先后占领了汉川、沔阳、潜江，将杨森部击溃，一直追击到沙市、宜昌，解除了对武汉的威胁。一天，李富春接到中共中央秘密通知，要他马上离开部队，到武汉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当天下午，他吃不进饭，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到部队两年来经历过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情景，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在二军建立了党的政治工作，发展了党的力量，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改造了这支旧军队，协助军事长官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赢得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各师团党代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有一半以上是共产党员，有的团还不只此数，十八团有两个营长、九个连长是共产党员，军队有2／3掌握在中共手里。这是一支革命性很强的武装力量。他要离开部队，还有许多党的领导骨干亦得要离开，改造这支部队的任务留下给谁去做?等待二军的前途是什么?想到这些，他感到不应该离开，也真舍不得离开……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根据中央指示，离开国民革命军二军到鄂北同王一夫一起，发动张兆丰师起义。1927年10月中旬，李富春到达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负责策反委员会做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1928年2月5日，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4月，江苏省委书记徐锡根因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出国，由李富春临时代理书记。

1928年10月2日、8日、11日、24日、28日、29日、李富春主持召开省委会议或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共六大会议文件，讨论贯彻六大会议精神，研究发动工人运动以及组织打狗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11月，李富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1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以蔡振德、李富春、胡光明为常委，直属中央指挥。1929年1月下旬，李富春被分配到中共法南区委任书记，何孟雄到中共沪东区委任书记。

李富春在法南区委，首先加强了对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的争取工作。黄色工会一般的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只是领导权不在革命派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中共应该利用它和它的附属组织，进行各种公开活动，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人群众；对其领袖，也应根据其不同的政治态度或团结争取或给予打击。李富春认真贯彻中央有关争取黄色工会的方针，同黄色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作了多方面的接触，争取到一部分拥护中共政治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的工人群众。

1929年8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彭湃、颜昌颐等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李富春调省委工作。9月9日，省委常委会决定军委由李富春负责，成员有张天民、陈云、顾作霖。9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康生、陈云、李富春和李维汉等六人任常委。9、10月间，李富春约阳翰笙在霞飞路某咖啡馆谈话，传达中央和江苏省委关于停止文艺界同鲁迅论争的建议。

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分工李维汉为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宣传部部长、军委书记，康生为组织部部长、陈云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会后，李富春部署了通(南通)海(海门)如(如皋)泰(泰兴)地区的武装暴动，开辟了通海、如泰两个游击区，并将如泰、通海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任命何昆为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派徐德、黄火青分别为如泰、通海区的军事特派员，并从思想和组织上整领了部队。

1930年1月，李富春调离中共江苏省委。2月到达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设立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受中央军委领导，代表中央军委指导闽、粤、桂、滇的军事斗争，以杨剑莫为主任，兼管广东军委工作。后改组，以李富春为军委书记，徐德为参谋长，陈德新为秘书。

6、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南方局，领导闽、粤、赣、桂和南洋诸地区的工作。南方局由广东省委兼，对广东称省委，对闽、粤、赣、桂和南洋诸地区称南方局。

8月初，罗登贤赴中央开会。因省委机构不健全，遂召开临时常委会议讨论省委组织问题，决定卢永炽、李富春、林道文为常委，卢为书记，李为组织部部长，林为宣传部部长；李还兼农委，军委工作。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富春、陈郁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会后，李富春、陈郁回到广东，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取消全省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从而停止了立三“左”倾错误在广东各地的执行。

1931年1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内部交通莫叔波被捕叛变。14日至18日，省委机关被破坏10处，共有52人被捕，损失近千元。省委主要领导人，除李富春外，全部被捕押送广州，有的如卢永炽等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自首，供出党的机密；有的忍受着百般折磨，宁死不屈，被反动派杀害了。香港政府因抓不到李富春，很不甘心，愤怒地呼叫：告诉李一秋(即李富春)，这回便宜了他，下次胆敢再来，小心他的脑袋。

当此省委工作困难危急之秋，李富春没有畏葸，勇敢地承担起重组省委机关的任务。1月16日、22日，他两次报告中共中央：“省委只有我一人，因此在紧急时期，我决定由我、杨捷芳、袁策夷三人组织临时常委进行工作”。他要求：派来的“干部要能说广州话能刻苦耐劳的”，省委改组，光生同志不能来，“我意捷芳任组部，俊杰或迳光负军委，余人由兄处定”；“钱的问题无论如何送来1月份经费，又建设费若干，还有许多人要调开”；“特科问题很严重，最好黎明克或其他负责同志来一人商量布置”。

1月23日，省委报告中央以大盛(李富春)代理书记，捷芳代理组织部部长，组织临时省委，决定大理、梁广、麦锦南等组织香港市委。3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广东省委书记。

李富春在香港，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充实和调整了机关工作人员，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正常秩序。5月初，蔡和森到香港，接替李富春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底，经中央同意，李富春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党中央。

由于四中全会后中共广东省委在向中央写的工作汇报中，对王明提出了不信任的建议。王明嫉恨在心，认为这是李富春坚持李立三右倾错误路线的残余，把这笔帐记在李富春头上。李富春回到上海后，受到王明的冷落。直到7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央才调他到上海中央局临时负责军委工作。8月到10月，李富春在上海闲住。

1931年11月，李富春离开上海中共中央，取道香港、汕头转闽西到达瑞金。12月上旬，他去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兴国接替陈正人任省委书记。在李富春离开上海不久，蔡畅也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委书记，同李富春战斗在一起。

当时省委机关设在兴国县城牛坑塘。1932年新年期间，李富春在这里召开了省委机关和兴国县机关干部座谈会，向大家祝贺一年来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座谈如何落实、完成省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九项任务的措施。他要求机关干部少住机关，多下基层做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具体困难问题。他强调这是考察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改造机关、防止官僚主义的重大措施。

1932年春，李富春来到兴国的高兴、江背、鼎龙、龙沙等村庄作调查。他同基层干部一样，配备有米袭。他的米袭一头是大米，另一头装辣椒，还随身携带一只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馊子”。每到一地，他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吃自备的大米蒸的饭和辣椒青菜，晚上同老百姓睡一个炕。

当时苏区机关人员增多，红军扩大，需要的粮食相应增加。因此，增产粮食、保证粮食供应，成了中央苏区的头等大事。李富春同老农商量增产粮食措施时，首先提出扩大肥源。他建议沤草肥、挖塘泥、烧草灰，特别要重视多搞牲口肥。他提出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保证每亩田有500－800斤肥料和丰富的水源，力争亩产700斤，人均不少于500斤稻谷。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加紧工作，一是能达到上述指标，那时，我们江西苏区军民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说，要养成节省用粮的习惯，做到“二饥八饱”(当时江西苏区军民日食两餐：每餐吃8分饱，2分饿)，每家节约下来的粮食可以喂两头猪，一头耕牛。这样，既扩大了肥源、保证了畜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932年江西苏区反AB团的浪潮虽已过去，但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还未肃清。有些干部被当作嫌疑犯看管起来，有些好入被关进了牢房，无故杀人的现象还不断发生。这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肃反工作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肃反工作很重要，它是打击敌人、保卫革命、巩固胜利成果、维护人民利益的强大手段。但必须实事求是，执行政策，不要错杀了好人，减弱了革命力量。他批评江西省过去在肃反工作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抓人的证据不足，材料没有核实，轻信假口供，夸大罪证，混淆了一般错误和反革命罪行的界限，错关错杀了好人，破坏了革命团结，损害了我党的威信。他提出了组织肃反干部重新学习党的肃反政策、一切判处死刑案件暂缓执行等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八项措施。会后，中共江西省委所属各县委，认真学习、讨论了李富春的讲话，贯彻了省委纠正肃反扩大的各项措施，乱打乱杀的“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得到了纠正。

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江西省的中共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5月统计，全省建立了16县委、124区委、998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这期间，省委虽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等个别具体政策上也贯彻了“左”倾错误，但“没有去领导开展党内的政治讨论，没有深入国际路线到支部中去”，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江西的贯彻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1932年底，李富春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

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举行。到会代表212人，代表江西省管辖的23县92451名党员。9月27日上午大会开幕，罗迈(李维汉)作政治报告。同日下午，李富春作省委工作报告。他首先总结了中共江西苏区一大以来在领导扩红、查田运动、生产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他又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省委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没有实现中央提出的“江西首先胜利的任务”，也“没有完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报告着重提出了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任务，特别号召全省党组织在党代表大会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在10月以前完成中央军委四个月扩大红军计划，争取实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10月4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执行机构。新当选的省委执委常务委员是：李富春(省委书记)、刘贤球(组织部部长)、傅瑞祥(宣传部部长)、廖信中(秘书长)、谢玉钦(省妇委书记)、蔡畅(省监委书记)、曾山(省苏主席)、陈毅(省军区司令员)等11人。

这次大会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指导下召开的。大会前两天即9月25日，博古在《斗争》上发表的《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文章，要求把“火力向着机会主义，粉碎他们，保障党的总路线”，为江西苏区党二大定了基调。中央派出代表指导这次代表大会，实际是这次会的主要主持人。这次大会虽然在动员江西党带动群众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作了思想上物质力量上的一些准备，尤其在扩大红军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它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号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结果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完不成任务，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李富春为出席代表并被补选为中央后补委员。

1934年上半年，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反对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延伸到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惩处了抵制“左”倾冒险扩红计划的人，开除了批评会昌扩红计划是“过左的估计”的古柏的党籍。中共江西省委按照临时中央的办法，改组了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力的省委、省苏机关，公开点名批评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等中心县委以及会昌、于都等十几个县委，又以“江西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左倾机会主义”、“两面派”、“消极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等罪名处分一大批干部，有的被撤销职务，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公审”。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在政治上推行了中央的“左”倾路线，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李富春作为省委书记，负有主要责任。但在根据地建设上，他和省委则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制订的方针政策。在农业组织上，成立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解决了农民中劳力、耕牛不足的问题；在农田建设上，积极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据1934年《红色中华》报道，仅兴国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在瑞金植树6．37万株，兴国植树38．98万株，对防旱抗旱、防止水土流失、保证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品种上，发展了多种经营，包括谷类、杂粮、蔬菜、棉花、竹木、烟叶、牲畜等种植、养殖业，满足军民各方面的需要。在工业生产上，大力提倡发展手工业生产，据1933年8月统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如造纸、织布、炼铁、制糖、榨油、木炭、石灰、砖瓦、陶器等共有二三十种，生产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手工业产品，供应市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江西省苏区工农业生产还得到了相当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生产和出口贸易之需要，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李富春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经常深入到财经贸易和农业生产战线，督促检查各口计划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示解决，起了很好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对江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9月28日，李富春离开宁都到瑞金，就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4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李富春应约来到中共临时中央驻地。临时中央一位负责人接见他，并对他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愈，暂时不能领导总政治部工作，中央决定由你任总政治部代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10月10日，中央红军由瑞金和于都同时突围长征。10月9日、10日，李富春分别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这两个文件要求：“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的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应从政治上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充分解释行动的意义，加强对战士的军事教育”；“根据过去行军经验与教训，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中，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来不疲劳的进行政治工作”，“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

10月10日黄昏，李富春参加红军总政治部行列，离开瑞金开始了长征。13日经过富田，当晚徒步过于都河。15日晚，乘月光过了苏区边界的新陂，进入白区。

红军在白区作战，如何筹集粮草、保证供应，成为各部队头等重要的问题。10月22日，李富春批准公布《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指出红军“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主要的是从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细则”规定捐款的决定权，属于团政治处；执行没收和捐款的工作，则由各级没收委员会派员或由政治部(处)派员进行；没收品如金钱、军用品、资材等，应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收委员会接收登记。地主反动分子，应没收其家产的全部。没收地主财物、枪决反动分于及向富农捐款，均须张贴布告。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细则”要求“各政治机关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发动党团员以身作则为模范”。这一文件发出后，各部筹集粮款工作有所遵循，乱没收的无组织行为得到了制止。

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族的口号。“指示”指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实现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的彻底的民族自决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红军各部认真执行了总政治部规定的关于瑶苗民族政策，从而得到了苗民的帮助，迅速通过了越城岭。

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21日，李富春签发的《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中共中央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为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以切方法深入到军队中去，依照本部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1935年1月3日，李富春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为着“创造新苏区，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现在的地方工作不只是散布我们的影响，而是需要进行赤化工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阀与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发动群众、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要求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在中央号召之下紧急动员起来，为实现中央关于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与本部的训令而斗争。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1月8日，李富春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口号”的内容有：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八项注意”是：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到宿营地外出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等。

1月10日，李富春主持遵义城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任命罗梓铭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开铨、丁伯玲、周鑫等七人为委员。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补委员，以及总部和各军团首长。李富春参加会议并发言，严厉批判中央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从2月1日至6月25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迈开双腿，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纵横驰骋在贵州、云南、四川之间，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摆脱敌人。李富春根据当时的紧迫任务以及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先后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湘江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白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军委总政首长关于打土豪归地方指挥的指示》等重要文件，解决或克服了各部队收容掉队人员的教育与处理；红军在由川南回师东向过程中，政治工作的形式、内容和任务；在赤化贵州任务中，保证红军给养与战费的办法；瓦解白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和组织措施；做好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的思想动员，提高连队支部工作的战斗堡垒作用等问题。

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底，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夺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确定李富春和陈云、刘伯承、周兴、李维汉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向四方面军表示了慰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任务完成后，李富春奉调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成员和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会议首先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李富春在讨论中发言，拥护红军北上的方针，严厉批判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会后，中共中央率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腊子口，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纵队长，李富春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合，胜利地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1935年底，李富春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1936年2月，李富春随红军东征任东征军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转战山西50余县，历时75天。他领导的地方工作委员会筹款50万元，扩大红军8000余名，使红军在物资和兵员方面都得到了补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5月初，东征军回师陕北。

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兵分三路西征。6月，李富春率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出发，转战合水、宁县、庆阳、镇原一线，为部队筹集粮草。途中，李富春接到中央委住他担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的命令。9月，李富春进驻庆阳主持省委工作。在省委任职期间，他深入陕甘省所属县、市，南到宁县、合水、长武，北至华池、环县、吴旗，发动群众参加主力红军，对巩固陕甘宁边根据地，支援红军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迎接抗日的新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的组织机构，将派到各苏区的领导干部调回中央。1937年7月，李富春奉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组织部工作。

抗战初期，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造者，组织者，因而抗日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中组部在李富春领导下，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设立接待站，招待他们吃饭喝水，在延安组织欢迎小分队，敲锣打鼓地欢迎爱国青年们的到来。李富春还亲自审阅他们携带的档案材料，找他们谈话，然后根据他们的志愿，介绍他们进入抗大学习。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第三期开始扩大招生。这一期从1937年8月开学至1938年3月毕业，全校13个队，学员1272人，其中从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0人，但仍不能容纳全部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日的人才，中共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招生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并指派李富春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

8月，开始筹建侠北公学。李富春提出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成仿吾为校长。下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校务处。在此期间，李富春召集党内有办学经验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办陕北公学的意见。根据这几位老人的建议，并经批准，确定陕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制订了招生简章：规定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9月学员入学。10月，陕公学生已编成五个队，四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共约600余人。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宣告陕公的诞生。陕公最初开设三门公共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专职教员有周扬、李初梨。李富春和陈云、王若飞等亦根据学校要求，担任一些重要问题的讲授。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大部分是在全民族抗日浪潮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不满意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甘心当亡国奴，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认识共产主义，懂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把他们的认识，从爱国主义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李富春根据这种情况，经常深入到学校基层支部，调查学生政治思想状况，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即时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共产党性质任务的教育。

1938年3月，李富春给陕公学生做了《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你们当中不管是同情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只要愿意到延安来找中国共产党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就是进步的表现。我们有义务向你们作宣传解释工作。

他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产生的过程，分析了一些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一切反对工农利益的阶级政党和个人都必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还有些人受了反动势力的欺骗，以为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诬蔑共产党是“穷凶极恶的不可接近的土匪”，把延安描绘得如河森严可畏，把朱德、毛泽东形容得如何不近人情。他们到延安后，接触了共产党人，接触了八路军战士，看到了同志们的团结友谊，了解了我们上下级、军民间的关系等。大量事实驳斥了反共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李富春还剖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特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分最低限度的政纲与最高限度的政纲两部分。他说：今天要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目前革命政纲只能做到：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现民族主义；肃清中国内部的封建势力，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现民权主义；改善中国国民的生活，实现民生主义。他说，怎样实现这个最低政纲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到统一战线中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李富春这一报告，对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副政治良剂，帮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使他们开始懂得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法，初步树立了革命理想和人生观。他们听了报告后，思想愉快，行动积极，情绪活跃，争相称赞不已。一位当年听过李富春报告的同志回忆说：那次报告留给我们的印象报深很深，听完后，使得我们的头脑顿时清醒起来，明确了许多问题，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想教育。

4月12日，李富春给抗大第四期学员，做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无论哪一个阶级政党，一定要有政纲和党章。因为只有党章才能保障政纲的实行。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内反倾向斗争，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简要历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他党派的关系，着重赞扬了中国青年的特点是：中国青年是纯洁、坦白、诚恳的，没有旧社会的成风；中国青年爱好真理、追求真理、前仆后继探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国青年是勇敢、热情、刻苦耐劳的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坚决奋斗……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共产党是向中国青年开门的，是向抗大的同志开门的，欢迎抗大同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李富春的报告，话音浑厚、宏亮，讲话时常常助以手势，显得铿锵有力，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在中组部负责人陈云、李富春的组织支持下，继侠公之后，1937年10月，又创立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培养青年工作干部。1938年4月10日，又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从事抗日文艺运动的干部。同年5月5日，创立了马列学院，培养专门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干部。以后又成立延安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班。这些学校，为中央各部门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干部，基本满足了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李富春很尊重知识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中央医院有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如有名的留法肺科专家何木博士，儿科专家侯建春、费宛斋，内科专家刘允中，卫生保健专家李治中等。为了团结他们为党工作，李富春派具有大学学历的孙力余到中央医院做党委书记。李富春对孙力余说，他们是真诚的爱国人士，政治上要爱护他们，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技术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著名专家是怀着对蒋管区政治不满，向往共产党投奔到延安来的。开始时党得苏区一切新鲜，但一接触实际，感到延安住的条件差，山沟里医疗设备差，工作起来困难很多，因而要求离开延安。孙力余将他们的情绪反映给李富春，李说：我们有困难，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实在要走的不要勉强挽留，要告诉他们：可以走，并发给路费，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欢迎。何木医生走了。一年之后，何木又回来了。李富春找他谈话，并任命他担任中央医院院长。何木把医院管理得不错，克服了许多困难。侯健春医生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很严格，由于条件差造成工作上的差错，引起他发脾气，他也要走。但他很信任毛泽东，同李富春友谊很深。一发生事，李富春就找他谈谈，他就安下心来。后来，在李富春的关照下，帮他找了位爱人，他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休息日还到医院看病。为了提高初级医护人员的水平，他挤时间自编教材，给他们上课，受到医护人员的热情赞扬。

李富春十分关心并不断研究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鉴于抗战以来，中央各部门人员增加，机构扩大，工作效率不高等情况，1939年春，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了检查、整顿、改进组织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并批准了他的建议，发出了检查改进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抗战形势正向新的阶段转进，党、政、军、民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的工作，必须依据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实行新的检查与新的布置，目的在发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工作与学习的效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纠正工作中的弱点，以便更顺利的完成各部门应负的工作任务，准备迎接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中央书记处责成中央组织部负贵领导、督促党、政、军、民、学各方面检查工作任务，并批准成立以李富春为主任的总检查工作委员会。

1939年3月，李富春主持召开中央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制订检查工作计划。经讨论确定检查的内容是：检查过去的工作，无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哪一方面，是否尽职负责，积极完成任务?检查过去学习马列主义成绩如何，缺点在哪里?检查过去发展生产的成绩多大，缺点是什么，经验有哪些?检查每一个人是否彻底理解和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并贯彻到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去?检查党的生活是否健全、党的组织发展怎样进行，关门主义倾向是否继续存在?检查工作的方法，首先是从上而下的有领导的全面动员，召开干部会、支部会及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使他们了解检查工作的意义；拟定适合各部门情况的检查工作计划，选举各部门有威信有能力的人员组织检查委员会；广泛收集材料；发挥民主，听取党内外、上下级的意见。李富春在会上扼要说明：这样大规模的检查工作，以前是少有的，需要大家从检查运动中发现问题，克服困难，创造经验，以求得工作检查的成功。他强调必须很好的组织领导，只有这样，动员才能普遍，检查才能深八。会后，各部门、各单位的检查工作普遍展开。

5月23日，李富春作了《延安检查工作的总结》，概括了枪查工作两个月来取得的成绩，分析了组织工作的特点，进步表现，严厉指出了党的工作上的缺点。他还要求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发扬“简易、敏捷、切实、深入的优良传统”和“不怕负责、不辞劳瘁、服从纪律、埋头苦干的朴实作风”，克服“等因奉此的繁文缛节”与“虚与委蛇的无故应酬”，调整和充实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金各项干部管理制度。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改变了不良的机关作风，使延安各部门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李富春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长。这次会议基本克服了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新投降主义的错误，为迎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作了准备。会后，李富春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出版发行部部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侵华方针，开始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改变为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把过去对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招降下，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了，蒋介石集团由于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对抗日逐渐消极，对反共的一面加强了。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这一逆转形势和它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除从军事上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外，也充分估计到财政经济上可能出现的新困难，积极做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准备。

1939年2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中央的名义，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党委、政府负责人，驻军首长以及中央所属学校负责人等700余人参加大会。事富春根据中央发展生产的指示精神，在会上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他说，生产运动我们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做过，今天我们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行动起来，这是在目前迎接民族抗战新阶段到来的时候，“党给与我们每个同志新的战斗任务”。他在讲到生产运动意义时指出：发展生产运动，能够解决我们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这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该这样做，从全国看，要克服空前未有的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也应该这样做。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先抓起来，取得了成绩和经验，然后把经验与成绩告诉全国，提供克服困难的方针与方法，使全国各地的生产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从而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这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接着，李富春宣布1939年生产运动计划要点：发展农业是我们生产运动中心的一环，要求全边区两百万民众和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留守兵团、保卫部队都参加农业生产。在今年春耕运动中，要做到开荒60万亩，要特别注意改良种子、改良农业生产工具、改良耕种方法，保证今年粮食生产总额增加20%。他建议脱离生产的部门的生产任务是，边区政府以下完成细粮1．65万担，军事机关、学校1．25万担，中央所属各机关、学校完成细粮1000担；党政军各组织部门各伙食单位普遍种菜，从7月份起，减少菜金：原7分者减4分，原5分者减3分，原4分者减2分，部队减1分；各机关、部队、学校伙食单位自己喂猪、养羊、养鸡，改善生活；工业上，目前只能从手工业和国防工业着手，扩大纺织工厂，发展民众中家庭纺织手工业，建立初步的国防工业——开采煤铁、扩充油厂和造纸厂、增加食盐产量，奖励私人企业与私人投资，帮助人民发展各项手工业。

关于大生产的组织领导问题，李富春提出大的部门成立总生产运动委员会，每个部门，每个伙食单位也应成立生产委员会。党的系统，每个支部应设立生产干事，保证对生产计划的监督执行；各地乡村及机关、学校、部队都应召开生产运动动员大会，进行充分的解释动员工作。他要求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和战斗性去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党给我们艰巨的伟大的生产任务而斗争。

李富春报告后，毛泽东、洛甫、王明相继讲话。他们号召延安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广大党员干部，紧急行动起来，投入生产斗争，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克服面临的边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这次会后，驻延安的各单位迅速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传达李富春的报告精神，制订了生产计划，随即出现了全边区的生产高潮。

1940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总结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了《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的报告。他说，一年来，后方各机关、学校、部队将近5万人和全边区200万民众在生产战线上苦战恶斗，胜利完成了伟大艰巨的生产任务。我们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兴奋!他高度赞扬了经济上的收获：农业上1939年在职人员开荒成绩为162841亩，生产粗粮1．4万担，细粮9572担；商业上，边区以土产与必需品为主的商业，不论是私人经营的或公家经营的，都是生意兴隆，获利颇多，就以公营商店而论，去年有70万元的盈余。工业上，建造了毛、棉织厂、皮革、肥皂、中西制药厂等；农副业生产发展也很好，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改善了生活，尤其是留守兵团、保安部队保证了全年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还有能力解决夏天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冬天准备发毛衣、棉鞋、棉袜。

李富春认为生产运动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他说：在一个民族敌人深人国土、寇深祸急的今天，我们前线部队同敌人血肉搏斗，后方机关则加紧生产，“中国共产党人这种为民族、为大众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奋斗精神是可以告慰国人的”。生产运动的胜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能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上持久战的作战方针，而且在经济建设上能把握抗战建国事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介绍了一年来从外地来延安参观的许多进步人士、国际友人都以惊奇的眼光注意我们的生产运动，看到麦苗青、谷子壮，牛羊成群，听到雄壮的劳动怒吼，响彻云霄的竞赛歌声，无不称赞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

为了扭转边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局面，提高生产能力，1939年春，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议。中央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认为李富春的建议反映了客观形势的要求，予以批准，并要求全党支持这项工作，将所属部门的科学技术干部推荐给中央自然科学研究院。在李富春的筹划、关心下，到1939年底，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员有胡科、陈宝城、聂春荣、王立、李丹、汤钦训、吴崇林、霍然、易峰、王士珍等20余人。

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时，既无院址又无设备，科研人员一报到就连夜奔赴农村和工厂，担负起改造手工业作坊、扩大生产的任务，或根据边区实际，建设一批新工厂，以满足边区军民的需要。他们还同边区政府密切配合，建立起煤、盐、玻璃、陶瓷、医药、印刷、皮革、火柴以及日用化工厂、军工和电子工业，逐渐形成边区新的工业体系。

1940年初，中共中央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决定成立自然科学院，并任命李富春为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就建院方针发表了演讲。他说，党中央非常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培养，再困难，也要大力坚持把这件事做好；如果不抓好这样的基础工作，就谈不上自力更生，就搞不好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的建设。他宣布自然科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革命通人，业务专家”。他殷切地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和工作，把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工科大学办的既有特色又能培养有高水平的科技人材，为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贡献。

1941年初，徐特立从长沙回到延安，接李富春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1942年初，李富春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分管行政、财经、教育、科技、卫生、出版方面的工作。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解决中国战争问题，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发起反共高潮，并配合日伪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因而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总结根据地生产建设的经验，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李富春就帮助毛泽东搜集根据地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资料，研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经过半年的努力毛泽东完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到会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直、军直34个单位、55位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员参加的生产工作会议。李富春遵照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的精神，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他阐述了1943年生产的特点，指出今年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位的任务，要使全边区所有机关干部都认识生产的重要性，当着头等重要任务去抓，达到使大家有足够的衣和食，吃得好，穿得够。

5月，李富春主持召开中央机关各伙食单位经验交流会议。杨家岭、王家坪等伙食单位，都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好经验。李富春在讲话中提出搞好伙食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物，有猪肉、鸡鸭等，有品种齐全的蔬菜。这要靠生产。这是改善伙食的首要条件。其次是会做，肯动脑筋、想办法，善于学习。这要靠勤奋。他还表扬了杨家岭炊事班一位会做菜的大师傅，手艺巧，做工细，大家吃得满意。他批评了有的单位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馒头蒸得不熟，蔬菜花样不多，每天是白菜、萝卜，萝卜、白菜，群众很有意见。他要求各生产委员会检查总结上述两方面的优缺点，提出改进措施，确实把各单位伙食水平提高一步。

9月，李富春率领中直机关各生产委员会主任到南泥湾屯垦部队了解屯垦情况，学习他们的生产建设经验。开辟南泥湾，是1940年春李富春下的决心并经中央批准的。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是延安的屏障。当时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在南泥湾一带活动猖獗，老百姓都跑了，整个一条川土地荒芜。派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消灭土匪，保护老百姓，守住延安南大门，有其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李富春在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前，曾几次到南泥湾作调查。三五九旅到达后，李富春又来这里，对旅长王震说，欢迎你们，但要准备吃苦，这里等待你们的是荒山野草，还有丛林。希望你们用劳动改变这一片土地的模样，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富饶的米粮川。王震率领全旅官兵，经过三年苦战，南泥湾完全改变了模样。这次李富春到来，正是丰收季节，到处堆满了玉米、谷子，牛羊成群、肥猪满圈，一派喜人景象。

王震热情接待李富春一行。李富春说：你们干得好，做出了榜样，今天是学习经验来的!王震说，还是你领导的好，有力地支持了我们，成绩应有你一份。李富春说，生产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工作是你领导干的，我对你们提出了些要求，出了些主意，错误之处，恐怕不少，还要你们多多原谅啊!

两位老战友寒暄一阵后，王震向李富春汇报了当年的农业收成，介绍他们的生产经验，领他们参观了自办的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农具厂、酱菜厂，请他们吃了八菜一汤的丰盛午饭。快离开时，王震要李富春带了一篮小辣椒和一筐红薯，说：这是蔡大姐爱吃的，请她品尝一下南泥湾的丰收果实。

12月初，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召开了劳模代表受奖大会，总结了1944年生产经验、表彰先进单位与个人。李富春被中直机关一致推选为特等劳模代表。

奔赴东北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受降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东北三省幅原广阔、土地肥沃、工业发达，北邻苏联，东屏朝鲜，是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因而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的首要目标。国民党政府指挥40余万军队分五路向东北挺进。根据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一面派出八路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20几名中央委员、100余名团级以上干部和10万余名军政人员从山东和河北两线抢先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4日，李富春等从延安乘美军观察组军用飞机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经邯郸乘火车北上。原中央任命李富春为中共冀察辽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承德。李本应去承德任职，但因东北形势紧迫，中央电令李富春赶赴沈阳中央东北局，接受新任务。

194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西满分局，由李富春、吕正操、陶铸、孔原、倪志亮、郭述申、张平化、邓华、曹里怀、郭锋组成分局委员会，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为常委；李富春任书记，吕正操为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春，东北局调吕正操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任黄克诚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富春兼军区政治委员。

中共西满分局成立后，李富春立即率分局机关从沈阳出发经过一个月的转战，于1946年1月初到达双辽。

1月3日，中共西满分局写信给东北局和中央，分析了形势，提出西满分局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就业增产运动。计划三至六个月完成，并以完成此任务作为发动西满人民打开工作局面的起点。

随后，李富春领导分局北上，经洮安、白城子等地，5月，到达齐齐哈尔。在齐市召开了分局和省、专署、县三级党的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问题。在西满分局的组织领导下，经过二至三月的群众性清算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齐齐哈尔市为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32次清算斗争，参加人数达5．7万余人次，获得的斗争果实，折合东北流通券434．7万元，粮食31．33万余斤。在清算斗争中，成立了农民协会，加强了农村政权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

1946年初，苏联红军奉命回国。苏联红军撤退后，西满地区成为土匪的天下。在西满地区的土匪，仅活动在黑龙江、嫩江的有尚期悦部，号称光复第三军，下辖七个旅，约1．8万余人。在黑龙江，他们占领林甸、富裕两县城及其广大农村；在嫩江，他们占驻嫩江、讷河等县城镇和广大乡村。国民党将这些土匪收编起来，命名为“先遣队”、“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土匪头子都是汉奸、特务、为军官，被国民党军委任为团长、旅长、军长等职。

1946年春，中共西满分局召开省县领导干部会议，布置了剿匪任务，规定了剿匪政策。李富春主持大会并讲了话。他重申剿匪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理，强调对土匪部队要坚持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中共西满分局领导下，西满地区的剿匪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战果。先后解放了甘南、讷河、嫩江、泰来、龙江、景星、富裕、林甸、布西等县城，消灭了西满地区匪军半数以上。

1946年7月，中共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第一届高级干部会议。李富春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中央指示我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要搞根据地第一个任务是搞农村斗争。他分析了西满领导的77个县旗的群众斗争情况，认为搞得好的只有辽西铁法康、嫩江肇东甘南等少数地区，大多数地区群众斗争“开展很不够”，与要求“相距很远”；各地区群众发动的不平衡，干部的“思想认识也不平衡”。据此，他提出发动群众的任务是：经过清算、分土地两道群众斗争的地区，普遍解决土地问题；经过一道斗争的地区，升高到头等地区；很少开展斗争的三类地区升高到二类地区。

在李富春领导下，经过全分局上下的积极努力，土改运动进展很快。据《西满日报》10月28日报道：从7月下旬至双十节，黑龙江、嫩江、辽宁三省地区已有70%的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其中克山、庆城、肇东、甘南、白城子、乾安及其它共107个区，由初步的运动进入了巩固深入阶段，已有150万农民分得了140万垧土地。黑龙江省平分土地170余方垧，所有贫雇农、中农都分得了土地，全省贫雇农、中农80%到90%的农户，均有一匹及一匹以上的牲口，都有了自己的房屋，还分得了衣服约250万件，布匹4．3万匹，被褥1．6万多件，全省获得黄金10．58万两，白银12．07万余两，现洋14．18万余元，粮食41．43万余担，涌现出区、乡干部积极分子26．1万余人。

1947年初，李富春发表了《迎接1947年》的新年讲话，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说：“我们今年要在西满第一次组织大生产运动，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根据毛主席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使人民经过自己的劳动，有衣穿，有饭吃，使人民军队的供给得到保障，并能支持长期战争。”

在中共西满分局号召下，分局下属各省委都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生产节约措施；政府部门组织专门机构，具体领导各行业的生产节约运动，制订了生产节约计划。分局强调各级领导要把组织好春耕生产当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一定做到不违农时。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各地区展开。

中共西满分局机关所在地齐齐哈尔市，及时召开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请李富春到会讲话。会上有人还专门介绍了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大会提出了以开展纺织业为中心的生产合作运动。会后不到半年，参加纺织业互助组的达到近万户。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大部分参加者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这样，既解决了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又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战争。

李富春在中共西满分局期间，基本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要求，广泛地发动了人民群众，组织城乡人民参军、参战，出粮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7年5月下旬，李富春离开中共西满分局，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常委，不久，升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主管东北财经、军区后勤并兼管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东北地区采取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妄图先消灭南满革命根据地，再转兵北上，夺取全东北。他们从1月至4月，先后对南满临江地区四次侵犯。东北人民武装为了巩固北满保卫南满，决定实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互相支援的作战方针。北满部队从1月7日至3月10日，三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打击国民党军。南满部队从1月4日至4月3日，胜利地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东北战场的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

为了保证不断扩大的军费要求，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4月底，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财经办事处。五六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以李富春为首的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有叶季壮、李六如、吕正操、钟赤兵、王首道、伍修权、林枫、余光生、徐林等人。

6月6日至7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东北局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委员分工；6月28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东北局第二次财经委员会议，研究了8、9月的经费预算。7月2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东北局财经委员会议，讨论铁路运费提价问题。这些会议做出了一系列有关财经工作的决定，讨论解决了一些军需供应上的迫切问题。基本摸清了东北地区财政、税收、贸易、军需等方面的情况，为发展东北工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做了重要的准备。

1947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了一次战略性的进攻，历时50天，歼敌8．3万余人，攻克城镇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沈吉路沿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随着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战争消耗、军队装备、军需供应的军费必须增加，这就要求东北解放区集中财力、物力，以保证前方的需要。但这时东北地区还处在“分散自给”状态，各省、县在开拓财源上，只从本地区局部利益出发，不考虑整个解放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很大的盲目性、局限性；财政支出上，有的地区强调局部开支的需要，缺乏积极节省的观点，造成严重浪费。有的省有发展经济条件，限于财政困难，无力投资；还有的省限于发展条件，有资金而无处投放。

上述情况既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适应于保证大兵团作战所必需的经费供应。1947年1月，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北满各省财经工作会议，作出了统一财政的决定。

为了总结1月财经会议以来的工作经验，确定以后财经工作方针，8月中旬至9月下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全东北财经工作会议。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先后在大会上作了三次讲话，他说：“目前解放区人民的自卫战争不仅是具有空前巨大规模，而且是民族解放、阶级翻身最激烈最深刻的战争。我们必须动员全部力量，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是决定一切的。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从此出发”。他分析了这次战争的一些重要特点之后指出：战争的这些特点，就规定了战时经济的特点。要支援这样一个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的大规模战争，就必须是统一筹划、发展生产、集中力量、一切为着前线。不认识财经工作的这种需要，就会犯错误。一切不适合现在战争需要的财经思想都必须澄清。

到会同志结合各省市具体情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讨论，明确了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和财政工作方针，以及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统一的财政制度，提出了各地区统一财经工作的步骤与措施。在这次会议之后，撤销了西满财办处，北满七省与东北财委建立了直接领导的财政关系，实行了统一标准，统一预算。南满的辽南、安东、辽宁三省的财政工作受辽东办事处领导，也于1948年6月实现了统一。东北民主联军(直属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纵队、独立师)、东北行政委员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及哈尔滨市等系统的财经工作，直接受东北财经委员会领导。这次会议后，除冀察热辽作为独立的财政单位外，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基本完成了统一。这对集中财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9月初，陈云从中共南满分局回到哈尔滨。9月12日，陈云在临时召开的财经会议上宣布，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富春、第二副主任叶季壮，秘书长曹菊如。会后，陈云回南满分局。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由李富春主持。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为巩固财经会议的成果、推动全东北的财经统一工作，做出了《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东北及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日益发展，大规模战争的军需日益增加，再由于东北解放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群众已发动，根据地又创立起来，东北解放区应当担负起支援东北及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任务。”“东北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工作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决定”重申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公私兼顾；统一筹化，分工负责……的方针；要求必须纠正与此方针不相容的一切错误观点，争取迅速完成由分散到统一的转变。

在此阶段，李富春加强了对军区后勤的整顿。在组织机构上，根据需要成立军需部、军械部、改组后勤司令部；在制度上，规定了清查存物及严格的保管制度，建立了预、决算手续，实行了粮票制度；组织了军工、被服、医药等生产，及时补充前方战争需要；加强了兵战工作，增加了运输工具，成立了运输团，将2500辆汽车装备特种兵部队；统一了各野战军编制，各军供给工作统归总后勤管，从而使供给关系与报销制度走上了统一。这是军事后勤建设上的重大进步。

1947年冬季，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强大的功势，歼敌8个整师约15．6万人，克城18座，扩大解放区而积20万平方公里，使东北解放区面积增长到占东北总面积95%以上。

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东北财经工作重心必须迅速地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李富春遵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从各方而为这种转变作了准备。

4月3日，李富春在东北军区全军后勤会议上作重要报告。他认为军队后勤军需供应是战时财经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后勤干部正确认识革命形势，提高城市政策水平，对完成后勤工作任务、保证战争的胜利致关重要。他在报告中详尽分析了解放战争两年来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要求全军后勤工作者看清战争形势，使自己自觉的适应这个变化。他说，现在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比重增加了，发挥城市生产力去支援战争、支援农村的观点应该明确起来。

6月初，在哈尔滨召开的财经干部座谈会上，李富春代表东北局作了《关于进城后有关财经的具体政策问题报告》。他指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与过去不同。抗战期间，我们占领城市后，准备随时撤退，赶快抓一把物资供给战争；但今天我们进城市不是准备撤退，亦不是赶快抓一把物资。“今天的城市政策不是破坏建设而是保护建设，是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支援战争”，“这是根本性变化”。他要求进城时，不论是私人的独立手工业、民族工业，甚至于官僚资本，均可暂时一律不动，待清查结柬，如确系官僚资本，则可没收，如确属私人资本，则应坚决保护。对新收复区，就是官僚资本工商业，他认为也应缩小打击面，除真正罪大恶极的汉奸官僚外，可让他们开业，不要把汉奸、官僚资本、蒋伪残余的帽子随便戴，不要乱没收，没收是容易，退赔起来很麻烦。

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李富春报告精神，发出了《关于保护新收复的城市的指示》，指出：“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就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作用，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繁荣解放区的经济。现在战争，没有城市的支援，没有铁路运输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1948年9月，李富春根据辽沈战役后勤供应的需要，提议并经东北军区批准，将后勤部改组为后方后勤和野战后勤两部。确定后方后勤部的任务是担负前后方各项物资筹划、运送及后方军事工业的生产，野战后勤部分管战地运输、物资分配、调整、供应工作。李富春兼后方后勤部部长、朱理治任副部长，野战后勤部由周纯金、李聚奎分别任正副部长。

辽沈战役前，李富春召开了两次后勤干部会议，布置武器弹药、粮草、被服供应的重点地区、落实运输任务、安排战勤人员、分配医疗救护任务。他提出对确定了的战斗地域要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把必须的物资提前送到战士手里；对机动性较大的战区，要做到仗打到哪里，物资就供应到哪里，决不能因后勤供应上的问题而打了败仗。

为了保证把辽沈战役后勤工作做好，经李富春提议并得到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东北支前委员会，在作战区的吉林、辽北、辽宁、热河等省成立支前分会，负责组织指挥支前工作。

辽沈战役后，摆在后方后勤部面前两大任务：清理、收集敌军军需物资，组织恢复军工生产。沈阳解放后，李富春派朱理治率领一批后勤干部进驻沈阳，接收了军事系统所属50多个工厂，其中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这些工厂经整顿后迅速恢复了生产，清理、集中了17列车弹药，1340个鞍具，91762件大衣，193754双棉鞋，运往前线。

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全国重工业中心的东北成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1月初，李富春提出成立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及下属各级计划机构，同时制订了本年度国营工业生产与修建计划，要求各国营工业必须创造条件、迅速恢复生产，并把重点放在重工业上。重工业又以钢铁、有色金属、发电、煤炭为中心，争取于1950年能达到伪满最高生产水平的40%。

1月底，财经委员会办公会议决定，派叶季壮、李逸民、陈康白、闵一凡四人小组到鞍钢，恢复钢铁生产。临行前，李富春指示他们：要发动工人，依靠工人，做好技术人员的争取团结工作，设法在一个月内出钢。他们到鞍钢后，对鞍钢遭到破坏情况做了全面调查：自来水管厂被炸毁，发电厂高压线被炸得遍地皆是，厂内铁路路基歪歪斜斜，炼焦炉也被炸成几节，一个整齐高大的现代化的钢铁厂变成了断垣残壁、破烂不堪的废墟。叶季壮等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说：“要恢复生产，非得把总工程师找来不可!”叶季壮等根据李富春关于争取、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的要求，来到总工程师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决心，表示想请他出来工作，争取迅速恢复鞍钢生产。总工程师开始有些疑虑，经过多次交谈，逐渐消除了顾虑。叶季壮、李逸民给这位总工程师送去了白面和小米，还注意做了对他爱人的争取工作。不久，这位总工程师终子同意出来工作，还通过他召回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总工程师的指导下，先恢复发电厂的生产，接着恢复了自来水厂、炼焦厂、一个高炉和四个炼钢平炉的生产。

叶季壮、李逸民等回到沈阳，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李富春说，看来，生产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点火试炉了。叶、李回到鞍钢，进行了充分的试炉准备工作。第一炉钢终于炼出来了。这件事轰动了全东北。出钢前夕，高岗率领一个包括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沈阳市人民政府各方面的代表团来到鞍山祝贺。李富春也来了，他更高兴，见到李逸民等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干得很不错，不但在恢复工业生产上做出了成绩，在发动工人、团结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上也树立了榜样。

2月初，李富春领导一个检查组，深入到长春、吉林、本溪、抚顺等城市，调查工业恢复、城市管理情况以及商业交通上出现的问题。2月底，他回到沈阳召开了财经委员会议，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我们看了几个城市，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一部分工厂恢复了生产，但问题很多，主要是管理不善、机器破坏很多、维修困难、原料短缺、技术人员不足。他提出了改进领导，调派懂技术的人员充实领导班子；清理积压物资，将一切闲置不用的机器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的作用；认真对待知识分子，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要给他们乱戴帽子等六点加快恢复工业生产的措施。

5月中旬，东北财经委员会召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汇报生产、运输、商业发展情况和问题。13日，李富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商业、贸易问题的讲话。16日，李富春作了关于军事工业今后生产总方针的报告。他说：全东北解放几个月来，由于全党同志共同努力，在恢复工业生产、改善交通运输、调整商业和贸易业务、加强城市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问题也成堆。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遍，也讨论多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人总是习惯于过去农村环境的那老一套作法，办了些蠢事。管理不善、纪律不严、分工不明确的同题也很普遍。有些大型企业，技术力量相当缺乏，把一些不应该放走的外籍技术人员放走了，给现在的生产带来困难。他表示要采取一些办法解决诸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东北的生产建设事业。

为了加强对工业、商业、财政、铁路、交通、银行的领导，7月1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通知》：免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洛甫职，决定以高岗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原副主任李富春、叶季壮仍为副主任，由李富春主持财经委员会日常工作。

鉴于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结束，今后枪炮弹药的需要将大大减少，根据李富春的提议，中共中央东北局于7月11日做出关于减少军工生产的决定。“决定”指出：“东北军工生产应切实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对今年兵工生产的决定，按照新的生产任务，精简机构，改编组织，转变一部分军工进行一般工作生产，以利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决定”要求军工部拟出下半年具体计划，在计划中必须认真实行精简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充分利用现存的半成品、成品与废品，以节省新的投资。”“按照新的计划调整与精简后，编余人员必须妥善处理”。“属于整编与新的配备的工厂，由军工部负责，务于7、8两月内完成。转为一般工业生产部分，于9月份开工。其生产计划，由军工部与工业部共同研究提出方案，报东北局审查批准。”这样，根据形势需要，保留的部分军事工业能做到按计划生产，其余军事工厂经过调整转到地方工业部门，生产民用产品，满足了军需民用。

东北地质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但科技人员极端缺乏。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李富春指示东北工业部从关内招聘科技人员到东北地区工作。8月31日，李富春给雍文涛写信，提出五点优惠招聘条件：愿来东北的专家，可照东北工薪提高1／3，如有特别好的还可提高；冬衣费可以预支，有具体困难者，可全力帮助解决；家属留关内者，可预支安家费，也可以汇款养家；工薪从动身来东北之日算起。只要是东北需要的专家、教授与科技人员，而思想又进步者，尽量吸收来。大学毕业生亦如此。此信经高岗、林枫等领导人签字同意，作为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决定的政策传达贯彻下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后，李富春派武衡到关内，聘请了约占全国一半的地质专家到东北作地质勘察。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准备充分、科学工作者情绪最高的一次地质矿产调查。许多地质学家也从这次实践中，具体感受到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灿烂前景。

在李富春主持的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下，东北各界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工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长春市，从解放到1949年4月止，全市复业的公营工商业已有54家，其中工业34家，商业20家；消费、制鞋等各种性质的合作社86个；私营工业3634家，私营商业5326家；电业局每日送电量达1．7万千瓦。沈阳市从解放到1949年9月止，国民经济特别是国营企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沈阳铁路工厂，每月大修机车数量等于国民党时期的146%，客车每月生产量等于国民党时期的478%，货车每月生产量等于国民党时期的574%；军工以外的机械工业各厂，在接收时，厂房多半被毁，完整机器不到500台，职工只有700人。10个月来，已修复了母机584台，工作机390台，职工增至8716人；纺织工业，从解放前的8100纺锭、224台织机，扩大到1．2万个纺锭，370台织机，产量和质量都比解放前有很大的提高。

1949年下半年，李富春领导财经战线广泛地开展了创记录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据财经委员会统计，沈阳铁路局有15个铁路分厂，掀起了生产竞赛运动，全东北有3．5万工人创造了新记录，116个工厂创造了1．7万余件新记录。这一运动的开展，为实行定额管理、成本核算、改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提高工业生产力打下了基础。下半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半年提高了30%，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1949年国营工业生产总量，超过全年计划的1%，生产总值折合粮食5698833吨。

1950年1月10日，李富春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2月17日，先期到达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回国，李富春留下来领导代表团同苏方继续进行经济性的会谈。从2月到4月，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两国建立电报、电话和互相交换邮件等协定和议定书。

4月初，李富春回国。他正根据东北条件和电央对东北经济建设的要求，提出发展东北工业的新蓝图时，中央对他新的任命下达了。

“一五”计划的成功

1952年6月，李富春调回中央，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52年8月下旬，中国政府应苏联政府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李富春参加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

9月中旬，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出发，途经依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至莫斯科机场，受到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欢迎。

9月中下旬，斯大林接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作了极其热情的谈话。他首先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询问了中国党政领导人工作、身体状况，接着说：你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应当是飞机、汽车、军舰都能制造；你们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做计划时，应留有余地，要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留有后备，不要造成五年还完成不了计划指标；我们对中自的援助，不仅技术上是头等的，而且价格是便宜的。斯大林接见后，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宴会，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出席作陪，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领导人祝酒，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致词答谢，气氛极其热烈和友好。

9月底，周恩来向代表团人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后，同陈云先行回国了，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主持与苏联政府的谈判工作。

周恩来、陈云回国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由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布罗夫负责。

从11月开始，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分头找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非正式的交换意见，提出那些项目需要建，那些项目暂可缓建，以及他们有能力承担和无条件承担的项目，双方展开了讨论和研究。

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会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小组会谈。

2月1日晚，沙布罗夫约李富春继续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国家计委各副主席和有关工业局局长均到会。他首先说明：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坏。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够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现在提两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沙布罗夫还提出：你们地质资料很不健全，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你们五年计划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李富春对这三个问题，详细作了说明和解释，沙布罗夫重申：你们提的五年计划速度是快了一点，有可能受挫折，如果受到挫折，中国党和人民都会感到很痛心。把地质资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暂缓，这样中国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他建议用两三天时间，再分组审查一次。李富春认为沙布罗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表示完全同意。

3月初，斯大林逝世，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沉痛地开展悼念活动，中苏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谈判也暂时停下来。1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葬礼。11日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的意见，分析了五年计划初稿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对财委、计委机构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3月17日下午，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同李富春会谈。米高扬说：关于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我们现在交换一下意见，以便向政府提出报告。我们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李富春介绍了中方和苏联国家计委商谈的主要问题。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一边听李富春介绍情况，一边提出问题。他们从工业交通，问到农业、手工业，以至马匹、车辆等，李富春都一一做了说明和解释。这次会谈从15时开始到17时30分，交谈了两个半小时。

3月30日，米高扬、库梅金、郭维尔一起会见李富春。米高扬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我们全部都研究过了，政府委托我谈一下给中国提供援助的意见。我的这些意见除了你们在国家计委会谈的项目以及苏联过去援助的项目外，还可以承担设计、设备交付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这里有三张表：一张为民用工业表，一张为国防工业表。关于企业规模、设计日期、交付设备日期，都印在表上。还有一张表是有色金属的几个项目，我们帮助研究地质资料、搞设计，之后，再商量建设有关企业和援供部分设备或全部设备问题。米高扬当场将这三张表交给李富春，全场热烈鼓掌。

米高扬说：请你们把三张表研究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

李富春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对米高扬说：我们是小兄弟，你们是老大哥，谢谢老大哥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们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

米高扬诚恳地说：哥哥走过的路，走错了的，弟弟不要重复。

4月4日上午，米高扬约李富春商谈。米高扬说：今天谈谈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建议。你们的五年计划草案，我们的经济专家已仔细地精心地研究过了，时间拖长了一些，但对你们的情况，要求摸得比较透，因而意见有可能切合实际一些。接着，他首先肯定了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但速度快了些。认为发展重工业的主要困难是专家太少，地质资源缺乏，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地质资料建设，还指出五年计划需要注意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等。

当天下午，李富春写信给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两次同米高扬商谈的经过，并决定派宋劭文、钱之道回国当面汇报，请中央对方针、规模及总协定主要内容迅速讨论决定。

4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给李富春，赞成苏联对我们五年计划所提的同志式的建议，赞成苏方所提一、二、三号清单的设计项目。中央复信还对扩建改建重工业厂矿、派遣专家、供应有色金属矿砂等方面，提出一些要求，要李富春与苏方商的；同意他代表中央签字，并授权他对协定可作文字的斟酌。

至此，中苏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

5月15日晚10时，举行《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典和国联置政府援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签字仪式。签字后，米高扬设宴庆贺。苏方出席者，除米高扬外，有沙布罗未、白尔乌辛和葛罗米#、库梅金以及各工业部部长，计划委员会和贸易、外交部人员共50余人。中国方面出席的，除政府代表团成员外，还有叶季壮、戈宝权、李强及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使馆人员共20余人。宴会开始，米高扬讲话，他说：“今天签订的协定，是一个极庄严的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工业的协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为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对苏政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席间，宾主十分亲热、诚恳、愉快!

5月30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到会的有米高扬和四个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席、对内对外贸易部人员，苏计委教课的12位专家及普希金、费得林等外交人员。

电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领导下，经过近10个月的艰苦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果，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委托的历史重任。这些成果表现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我国建设与政建91个企业。这些企业是：两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采矿、选矿、炼铁、炼钢、轧钢)即大冶钢铁厂与包头钢铁厂，这两个企业每年钢的生产能力均在120万吨左右；8个有色冶金企业，其中包括制铝厂、铝合金加工厂、云面筒旧锡矿厂、镁厂、钨矿厂；9个煤矿、3个洗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5个重型机器制造厂、1个汽车制造厂、1个拖拉机制造厂、1个滚珠轴承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工厂，其中包括两个氮肥厂、1个合成橡胶厂，还有几个国防工厂；10个火力电站；两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

上述91个项目，加上1953年4月以前三年中苏联援助我国新建与改建的50个项目，共有141个项目。

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新建与改建的企业，大力协助培养技术人员，解决工业技术上的困难与问题，苏联政府决定每年接受我国派遣的1000名实习生，并派出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

为了帮助我国新建企业的设计，苏联各级设计院增加很多设计人员。为交付上述企业的设备，他们把主要工厂的生产计算到1960年。在我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到苏联商谈我国建设问题的时候，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快定了，并开始执行，但为了帮助我国雇立独立的工业，他们在他自己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加进了很多任务。

谈判结束后，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分别于5月24日、6月3日乘飞机回国。李富春因蔡畅患病住院延至6月9日离莫乘机回国。

1953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浪费，集中财力物力搞好重点建设工程，李富春到国家计委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根据李富春前建议，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由国家计委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紧急指示指出；根据中央财政部最近预算，1953年度收入经核算后约为195万亿元(旧币，下同；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加上年绪余总计为236．6万亿元；今年的支出预算，按目前计算将达241万亿元，加上今年年底有12万亿元的支出。此外，又需要预付明年经费5万亿元。这样，今年收支相抵，赤字约为21．5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央各工业部，今年上缴利润和折旧费的计划，经过修改，应缴19．6万亿元，而上半年仅完成6．8万亿元，即等于调整后年计划的34。7%。中央财经部(各工业部在内)及地方企业原定上缴利润和折旧费(调整后)65．8万亿元，上半年完成21万亿元，只达35%。基本建设投资，一再削减，今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29．3%。工商业税收，至7月底，完成计划80万亿元的48．5%。农业歉收，粮食产量不但达不到今年生产的指标，很可能低于去年的水平。上述情况说明了当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形势。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紧急指示指出：在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发展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大力组织物资交流；做好税收工作。在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方面：第一，不论军事、经济、文教、行政部门，也不论中央或地方，都要坚决削减那些可以削减的、可以推迟或可办可不办的事业拨款；第二，军事系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事开支；第三，精筒行政机构，节省行政经费；第四，动员党、政、军、民特别是农民注意节约粮食，机关、部队要提出节约粮食的具体措施。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学校，立即歉起了增产节约热潮。截至9月20日止，华北、华东、西北、东北、中南五个大区初步统计，共可直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约83079亿元。在节约方面，六个大区约可节省35840亿元。中央十二个财经部门，在增加生产方面，约可直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44727亿元。在削减投资、厉行节约方面，共可紧缩开支31877亿元。在精减机构方面，中央八个工业部，属于行政费开支的人员49189名，拟缩减13721人，占现有人数27．89%。

9月26日，李富春在计委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的紧急指示，各地区已传迭贯彻，运动也初步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的基本问题是：将运动引向深入，变成群众运动，行政领导要和群众结合起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增产节约要加强计划管理责任制、制定技术措施，特别要注意保证生产安全、劳动纪律、产品质量等问题。这些工作做好了，生产能持续上升，增产才有保障。

10月29日，李富春在批签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共中央的《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许多领导干部都进一步地亲自研究财经情况，并深入厂、矿、工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对于推进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全党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是有重大意义的。”但若干厂矿在增产节约竞赛中，发生脱离原来工作布置，致使经常工作步调发生混乱，严重事故不断发生，必须严加防止。

1953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严，由于准备工作不足与年度计划编制下达较晚，使工业总产值较上年第四季度增长很少，有的部门反而下降。李富春鉴于这一历史教训，考虑到目前各厂、矿都集中力量进行增产节约，如果对下一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不早做准备，生产水平很可能还要下降。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建议。

主席：

谨将我们关于增产节约情况的综合报告送上，请审阅。为了使全年的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并与明年第一季度工作联系起来，请主席审阅后是否可批转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中央各都委党组参考。

富春

十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立即批示同意李富春的建议，并批发了11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指示说：“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10月29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富春在签发1953年1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央《关于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特别加上这样一句话：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应注意把增产节约与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改普当前工作相结合，使增产节约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

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营工业方面，中央重工、燃料、第一机械、轻工、纺织等五个工业部，均超额完成10月份的总产值计划，达到109．3%。中央重工业都24种产品，预计到年底除钨砂、合成氨、硫氨三种产品外，均可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燃料工业部到10月底已完全弥补了本年前9个月煤的欠产数字，每日平均煤产量已达15．1万吨以上，超过了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的指标，预计到年底可增产40到50万吨。各工业部的其他产品预计多数均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财政方面，已扭转了财政上的紧张局面，预计1958年全国可以消除赤字，且稍有结余。工商业预计全年可以完成80万亿元的任务而略有超过；国营企业收入可以超过2万亿元至3万亿元，中央及地方的文教、行政费除已削掉的以外，连同总预备费还可结余2万亿元左右、现已不用银行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减少动用国家的财政后备。这样就为1954年国家连设创造了若干有利条件。

1954年8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国家计委党组，以李富春为书记、贾拓夫为副书记，组成由李富春、贾拓夫等12人的党组干事会。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1954年9月，全国各大区撤销，国家计委直接和各省(市)计委联系。但各省(市)计委刚成立，他们对计划工作的主要任务、工作方法不甚清楚。根据这种需要，国家计委于9月20日到10月5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集中精力讨论了1955年计划控制数字，并座谈各省(市)计委机构和工作方法、工作任务问题。

为了使计划工作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计划工作中不全面和不透彻的问题，李富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1955年1月6日至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摸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情况，讨论制定各省(市)的五年计划，结合地方五年计划的讨论，初步确定全国五年计划的几个主要指标，把国民经济各方面和各种经济成分加以全面安排，统筹兼顾，制定完成五年计划的具体政策和重要措施。

1月6日李富春在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上作了计划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着重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他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打三个“初步基础”，即是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而不是只打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李富春分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所以搞的有些不全、不透，就是没有把“三个初步基础”都很好的照顾到，只注意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没有把其他摸全、摸透。他说：“我们干部思想中也有些不全面：有些同志有‘重工轻农’的思想；有些干部只注意国营企业，而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安排和改造注意不够；对于国营工业，只注意中央国营工业，而对地方工业重视不够；对地方工业只注意到投资的控制数字，而对投资项目注意不够，以致助长了地方工业的盲目性。”

会议期间，1月22日李富春召开各专业组组长会议，就今后大会的日程安排和各专业组总结内容讲了话。他说：各专业组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需要归纳整理、写成书面总结材料。因此，各专业组现在应着手准备，26日至28日写出书面材料报告大会领导小组，29日整理报中央。

各专业组根据李富春的要求，进行了总结。国家计委党组又在各专业小组总结基础上写出了向中共中央的专题报告，计有农业、地方工业、国内商业、地方文教、地方交通邮电、地方财政、城市公用事业、劳动工资等八个材料。李富春对8个专业报告逐一审阅，并认真作了修改。农业材料，李富春找农业组讨论几次后才定稿。8个专业报告概括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解决了投资方向、发展速度以及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过去计划工作中的不确、不全、不透的问题，使计划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明确了方向。

中共中央认真审查了由李富春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文件，听取了李富春的汇报，于4月30日发文，批准将李富春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和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农业、地方工业、国内商业等8个专题报告印发全国，指示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动员群众，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指标。中央强调计划工作和加强党对计划工作领导的重要性，规定“今后全国的省(市)的县的计划会议，应该每年召开一次”。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定期的讨论计划、统计工作，总结经验和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次计划会议是全面计划工作的开始，是我国计划工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也反映了在个体工商业方面统的过死，给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上带来了不便和困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陈云、李富春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才完成的。1952年8月，中财委曾组织力量编制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稿，交中国政府代表团带到莫斯科，请苏联政府提意见。1953年2月、1953年6月，中财委和国家计委又曾两次开会研究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终未形成完整的五年发展计划纲要一类的文件。

1954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第四次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编制小组。这时朝鲜战争停止了，总路线已公布，苏联援助的141个项目也已确定，在李富春具体组织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1953－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

1954年4月22日，陈云主持编制小组会议，讨论这个计划纲要。5月6日，编制小组开会，讨论计划纲要如何修改的问题。

8月2日至25日，李富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各工业部、国家计委各局负责人会议，研究讨论纲要第二稿。前后开了17次会。会后，李富春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书面汇报。

由于1954年9月要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委上下主要力量投进了大会的准备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修订工作，又不得不暂时中止下来。

1955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结束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紧张地投入了1955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国家计委组织了两个班子，一部分人研究编制1955年年鹿计划，另一部分人继续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组，在过去几次修订的草稿的基础上，结合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的要求，研究了各部基本建设项目与今后三年财政平衡进行修改和充实。从2月15日开始，李富春又邀集国务院各办、各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并落实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项目，至2月底结束，编出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严正指出：我们现在已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他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奋发努力，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中共中央根据代表大会的意见作了修改，把修改后的计划草案提交国务院。国务院召开了国务院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

4月初，国家计委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译成俄文，连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物资平衡计划一起，送交苏联专家组、苏联政府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国家计委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印发中央领导、各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各省(市)广泛征求意见，并组织力量进行文字修改。

4月7日，李富春会见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听取苏联专家、顾问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意见。阿尔希波夫说：苏联专家、顾问们接到你们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后很高兴，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意见很具体，包括绪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农业、铁路、商业、干部培养和技工训练、综合财政计划、生活福利等非生产性建设、建筑工业诸方面，共四十四条。

李富春表示，“这些意见很好，我们整理后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将这一计划送请苏共中央帮助审查，待苏共中央提出审查意见后，再作总的修改，将来修改时还要请苏联专家参加这一工作”。

4月8日，李富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苏联专家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

6月1日，李富春拜会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转达了苏联国家计委书面意见外的有关钢铁、铝的生产，财政计划、商品流转计划、房屋等非生产性建筑的投资比例、关于农业生产和地质勘探等方面的补充意见。6月20日，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他同阿尔希波夫商谈的情况并说明了六项意见的具体解决办法。

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听取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说明的报告。代表们在李富春报告后进行了热烈讨论，对计划草案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属于文字和修辞方面的有200多处。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成立了问题研究小组，仔细研究了代表们的意见，对原计划作了很多重要的修改，并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计委党组还组织了以李富春为总负责人的47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解释人员，分头到43个小组，对下列几方面问题进行解释：关于名词及辞义方面的问题；关于计划标准未列全而提出的问题；关于对计划草案内容提出修改的问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雄伟的，它的实施将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向前推进一大步。因此，五年计划纲要的被通过是有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

1956年6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18日的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他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三年，根据过去三个年度计划执行结果和1956年度的计划指标来预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可以提前一年完成。

到会代表听了李富春的讲话很受鼓舞，盛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纷纷表示要为党的经济建设事业添砖添瓦，多做贡献。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计划经济》刊登了李富春的讲话。陆续回到各个岗位的全国人大代表，相继传达了李富春讲话精神。全国各地迅速开展学习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掀起劳动竞赛热潮，提前实现“一五”计划指标的先进单位不断涌现出来。

1956年10月，北京电子管厂提前建成。10月15日举行了北京电子管厂开工典礼，李富春到会祝贺。他说，无线电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切现代工业都不能离开无线电工业。北京电子管厂建设成功，为我国无线电工业的发展，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既然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化的电予管厂，就不愁在今后建立起一系列的无线电厂。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提前一年多全部建设成功，并于1957年10月正式通车。10月12日，李富春到武汉参加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是我国工业建设重大胜利。天堑变通途。今后南北物资交流更加畅通，华中工业基地的建设将更易于得到各地的支援，人民来往大江南北更加方便了。

1956年12月底，李富春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1956年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03亿元，比上年增长28．1%，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582．9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了5%。粮食产量3855亿斤，完成年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4．8%；棉花2890万担，完成年计划的81．3%，比上年下降4．8%。他宣布：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基本达到1957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来说， 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在结束谈话时，李富春特意向记者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已经给予而且将继续给予我国以慷慨无私的巨大援助，这种援助是胜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请你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转达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衷心谢意。

国民经济指导方针的失误

1958年5月5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方而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这次会上，李富春作了关于“赶上英国、超过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讲话。他说：在党的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前夜，我和计委党组的同志们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南宁、成都和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这些极为重要的指示，打开了我们的脑筋，使我们的思想开始从教条生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勇气。”“面对着当前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我们真有一种心情逐浪高的喜悦，充满了赶上英国、再赶美国的信心和干劲。”

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完全应该、而且完全能够以世界上迄今尚未有过的那种高速度向前发展。他详细地分析了能够高速度发展的根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调整了人民内部关系，这就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目前正在发展着的势如破竹的革命干劲和建设高潮，急遽地改变着社会和自然面貌，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现在到处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欢乐，到处是比干劲、比先进、争上游，群众的发明创造象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认定这种“在党领导下的已经解放了的六亿人民的力量，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高速度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谈到“超英赶美”时，他分析了英、美经济发展前景和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不要15年，甚至不要10年，只要七八年的时间，就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不要25年，只要15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就可能赶上美国。这样，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二百年时间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可能用20年左右的时间来赶上他们。

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6月11日，李富春召集计委、经委副主任联席会议，布置草拟“超英赶美”的初步方案，并要求各局在一周内完成分担的部分内容草稿。他于13、14日收集了汇报，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赶写出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17日报告中央。这个要点分目前情况、发展趋势和第二个五年的任务、部署、完成任务的措施三部分，提出1958年农业产量将超过第一个五年增加的总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任何一年要高得多，基建工作量接近第一个五年总量的一半。1959年将比1958年有更大的跃进，争取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超过日本和英国；铜铝产量超过20万吨，发电最达到500亿度，粮食产量超过6000亿斤，棉花产量超过6000万担。

毛泽东看过李富春报告后，称赞不已，认为李富春同他想到一起了，说了他想说的话，立即指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当时中央正召开军委会议，毛泽东指示彭真：“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备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农业上，1958年全国粮食作物取得了大幅度增产的好收成，总产量超过了预计数目。工业上，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5月份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长46%。在新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地强调高速度、高指标，不能冷静地估计当时形势，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所发展。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讲了五次话，提出了12个研究的问题，要求重点讨论工业发展问题。他豪情满怀，纵谈天下建设大业，以古喻今，鼓励人们鼓足干劲，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他提出1958年钢必须完成1100万吨，少一吨就算失败。“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他强调“强迫命令”，说：“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他提倡“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管理制度上，他提出“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他说“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那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成了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到会同志的支持和拥护。

18日，李富春在大会上发言，对计委、经委编制的1959年度计划方案作了五点重要说明。他说，我们苦战三年，在第二个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959年保证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达到4500万到5000万吨。在工业布局、项目安排上，李富春提出了五点意见，即续建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建成的项目；利用现有企业适当扩建可以快一点的项目；资源情况已清楚，急待上马的项目；部署大后方在政治经济上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干线；尖端工业。李富春继续指出：知能按毛泽东主席设想的那样，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8000万至1亿吨钢，可否考虑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在某些方面向共产主义过渡?如吃饭不要钱，每人每年发三套单衣两套衬衣不要钱，城乡住房不收钱。

在此期间，为了适应计划管理体制改进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需要，李富春组织力量仓促地写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意见(修正草稿)》，规定“国家计划必须统一，各地方各部门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应当逐步纳入全国统一计划之内”；“在国家的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制度，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实行“自下而上的逐级计划和进行综合平衡”。这个“修正草稿”的特点：一是由过去的以条条管理为主变成以块块管理为主，强调协作区、省、市、自治区的组织领导作用；二是全国一盘棋、一本帐，没有计划外的计划，一切机动性的生产都纳入计划范围。这种计划上的变动，违背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

北戴河会议认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要求我国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保证在最短的期间解决我国粮、棉、油的生产和供应问题，根本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状态。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根据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在计划工作上作了重大改变，制定出高速度、高指标的发展计划。这是计划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北戴河会议后，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959年7月2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通称为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目的原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开展了对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的方向由纠“左”转向了清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8月底到1960年春，政治上，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判和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斗争；与此同时，经济上，在全国各条生产战线上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根据中央统一安排，李富春从8月底到9月中旬，主持了八次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和国务院工业部党组扩大会议，批评或检查“右倾错误”。从9月中旬到10月上旬，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和各大协作区办公厅主任会议，座谈第四季度生产任务和1960年度计划安排。

10月16日，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富春到会讲了话。他说，庐山会议后，中央要求我们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又说，毛译东主席说过，“总路线是好的，精神和物质都有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指主观能动性，是政治；多快好省是指物质，指经济和技术。经验证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结合，政治和经济技术结合，就会有“大跃进”。他认为，过去对政治重视不够，主观能动性发挥得不够，因此，物质技术力量也发挥得不够。他要求在第四季度里，钢完成47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50万吨；生铁完成73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200万吨；煤炭完成9700多万吨，保证全年产量比计划超过1500万吨。他说：这些主要指标达到了，就为明年的“大跃进”准备了条件。

为了落实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国家计委于10月24日召开了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在27日下午的大会上，李富春就当前国民经济形势和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任务以及计划方法问题作了报告。他说：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很好，反右倾，鼓干劲以后，全国已经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保证了今年的继续“大跃进”。这是当前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但支流问题也应引起注意，如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劳逸结合、劳动力组织、安全生产、设备维修等是否注意得不够。又如，现在运输、电力、煤炭比较紧张，应注意全面安排，特别要注意不要影响工业支援农业、重工业支援轻工业。在谈到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李富春说：明年的建设布局应该联系1962年来考虑，中央和地方的建设项目要统一考虑，按部归口，给地方留有机动；明年钢、铁、钢材、水泥等按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实行全额分成。他要求各部和省、市都要亮底，上下交心，共同负责，把计划搞好。

10月31日上午，全国第八次计划会议领导小组开会，李富春对计划工作如何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发言。他说：明年计划的安排，中央意见是分两步走，看涨。第一步是基本建设按1800万吨钢为纲的方案，即按投资360亿元来安排，第二步，则考虑按1900万吨和2000万吨钢为纲的方案来按排。李富春提出，在安排中要认真考虑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中、小项目，凡是合理的，要安排进去；不合理的要讲清暂时不上的道理。根据李富春的提议，会议分专业组继续讨论四天，各地区讨论三天，综合研究一天，最后编制出1960年度计划方案。

在这期间，李富春和他领导的国家计委在发展工农业生产上，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措施和建议。例如，1959年9月底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1959年冬(秋)播作物面积计划的通知》，规定本年度冬(秋)季作物播种小麦36118万亩，比1957年增加438万亩，比1958年增加5500万亩；油菜4617万亩，比1957年增加1043万亩，比1958年增加1464万亩；杂粮12517万亩，比1957年减少3036万亩，比1958年增加“61万亩。“通知”要求一方面力争多种小麦、油菜、杂粮，同时要种植绿肥，并照顾到明年春播的粮食、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全面安排。

10月22日，李富春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去年有两个东西不要搞，一是放“卫星”。我们要求的是全国、全年、全面的大丰收，不能今天放“卫星”，明天泄气；有的地方放了“卫星”，几个月还未恢复元气。第二，不要搞“献礼”。突击三五天，材料都用光了，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献出来的是“礼品”、陈列品，不是产品，不能用。他说：我们不搞突击运动，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问题，不能因要开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报纸上东一个“卫星”，西一个“献礼”，吃力不讨好。我们要抓生产中的具体环节，培养先进，推动生产，但不抓放“卫星”。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开10天，不要开得太长了，主要的是讨论计划问题，包括一年、三年、八年计划，重点是一、三年计划。这是中心。

接着，李富春作了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他说：杭州会议以后，各协作区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会议，都能以总路线、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考虑今后八年，特别是今后三年的远景规划。他指出：1960年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其重要的一年。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过去两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全面的更好的跃进。为着实现这个任务，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钢、全面安排的方针，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更好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部门之间及各部门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述任务，李富春提出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980亿元，比1959年增长2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100亿元，增长29%；农业总产值为880亿元，增长12%。1960年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325亿元，比1959年增长21．7%。计划拟定生铁产量达到2750万吨，钢1840万吨，钢材1330万吨，发电量550亿至580亿度，煤炭4．25亿万吨，粮食6000亿斤、棉花5500万担，猪3亿头。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李富春在上海召开了各大协作区办公厅主任会议，要求他们健全大区机构，充实人员，迅速开展工作。4月12日至5月17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各大区、中央各工业部负责人会议，研究三年补充计划问题66月14日至18日，李富春参加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经济形势，他在会上重点对多快好省的要求重新作了说明。

半年来，李富春奔走各地，为实现1月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规定的计划指标，竭尽了全力，但因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带来了严重后果。农业上，农村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致使大量劳动力外流，土地荒芜，加上1959年、1960年的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粮食供应不足，农副产品脱销，牲畜因缺乏饲料而大量饿死，浮肺病流行，不正常死亡现象产重。工业企业管理混乱，产品成本高，品种减少，质量降低，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

在国际上，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苏共代表团散发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的技术设备。这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使得我国国民经济遍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挫折。

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1960年8月3日，李富春由北戴河回京。5日，他在计委办公会议上，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严重问题，提出了10项工作任务。在讲到1961年冶金工业生产任务时，他说：明年冶金工业主要是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整顿、提高，巩固现有的摊子，填平补齐，形成完整的基地，而不是搞新的建设项目。通过整顿，把矿山、高炉、转炉、运输配套齐全，也摸清了生产能力。这样，订生产指标也就比较有把握了。

8月中旬，李富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摸清工农业生产中的困难问题，讨论解决问题的措施。18日，李富春发言指出：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仍是毛泽东说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问题主要是物资紧张，首先粮煤紧张、原材料短缺、库存减少、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质量下降。针对上述问题，李富春提出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会议在讨论农业、冶金、计划等问题时，他又多次重申了这“六字”的指导意见。

8月24日，计委副主任顾卓新在计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李富春提出的关子1961年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以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指示：“整顿、巩固、提高”是为了解决三年“大跃进”以来工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为着打破依赖外国的思想，克服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困难。我们要使这二者结合起来，把1961年的计划安排好，就能保持1961年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1960年8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按照李富春的嘱咐，再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要求。周恩来研究计委报告后，加以完善，在“调整、巩固”后，加上“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情况指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出现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0年11月18日、19日，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报告中，对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原因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提出八字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在三年“大跃进”中，有两年灾荒、农业歉收，以及国外援助减少等情况，国民经济已经产生了新的不平衡：首先是工农业的不平衡，农业落后于工业，而农业内部又有以粮食为中心全面安排的问题；其次是轻、重工业的不平衡，轻工业由于歉收而减产；第三，重工业内部不平衡，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采掘工业赶不上需要；第四，质量、品种和数量之间不平衡；第五，劳动力的使用和分配不平衡。12月14日，李富春在向周恩来作补充汇报时说：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如财贸方面，1959年以来，由于体制改变、权力下放、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权力下放得过宽，县、社财贸工作制度手续紊乱，需要重新调整；在经济建设“跃进”的同时，文教科学方面也有很大成绩，但发展过快，劳动力占得多了一些，而国防尖端科学方面又薄弱，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显得不相适应。因此，李富春认为，不论是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科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李富春进一步解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是保钢、保粮、保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他提出工业上应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通过调整，1960年钢产量要保证到1850万吨，生铁2850万吨，钢材1100万吨，煤4．25万吨，电550亿度，铁路货运量达6．7万吨；农业上保证生产粮食4000亿斤左右。科学技术发展上。集中力量抓住重点，攻破难关，大力提供尖端科学技术试验所需要的原材料，保证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富春还提出要改变国家计委过去只重视工业的状况，以后要注意农业，管好工业支援农业计划，为农业提供必须的钢材、化肥、机械、做好农机维修、配套；队、社一面实行以粮为中心的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活跃市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给农民留够自留地，生产粮菜归己，准许农民喂养牲畜家禽和从事其他副业生产。

1960年12月16日，李富春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汇报第九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时，又着重说明贯彻八字方针必须注意整顿，他提出1961年要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巩固三年大跃进的成绩，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波浪式发展规律”，鼓足干劲，自觉地去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争取主动，争取经济形势迅速好转。

1960年下半年以来，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减慢、降低了各种生产指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仍坚持钢铁生产指标不能降低，与钢铁生产有关的煤、铁路运输的发展不能减慢，强调它不单是经济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在思想认识上，虽然承认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但总是认为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使调整工作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和困难。结果是农业继续大幅度减严，轻工业生产出现倒退，而重工业却以相当高的速度继续“跃进”。1960年，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减少了12．6%，其中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上年减产530亿斤，减少15．8%；棉花2126万担，比上年减产1292万担，减少37。8%。它们的总产值都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比上年减产52．7%，总产值比1949年还低24%；生猪头数比上年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8%。棉纱、棉布、食糖、卷烟等不少主要轻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但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5．9%，其中钢产量达到1860万吨，比上年增加479万吨，煤的产量4．25万吨，比上年增加540万吨。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这次全会讨论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新的方针，审议了1961年主要计划指标。同日，李富春向大会作了《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报告。他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的连续“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调整各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他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0%左右，粮食产量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棉花3200万担，比上年增长33．3%，拨给农业的钢材为131万吨，比上年增加14%；供应化肥420万吨，比上年增加30%。

八届九中全会同意李富春的报告。会议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的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自“大跃进”以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造成了粮食、副食品供应不足的严重情况。从1960年5月起，京、津、沪和辽宁的大工业城市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北京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10天，辽宁十几个主要工业城市只够销八九天，上海大米已没有库存，天天告急。自7月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限制、压缩副食品供应，减少机关团体购买力的通知。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精简机构，减少城市人口的指示。

为了加强对精减城市人口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李富春、杨尚昆、安子文三人精减小组，以李富春为组长，领导拿国各部门、各行业的调整工矿企业、缩减城市人口工作。

196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的九条办法。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共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克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中央提出1961年至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争取压缩到480亿斤至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亿至40亿斤；城镇人口，三年内必须比1960年底减少2000万人。

1961年6月20日，李富春主持会议，听取一机部汇报生产、基建安排和减人方案。一机部汇报后，李富春发言提出了关子人员精减问题的几项原则：中央直属企业必须定任务、定规模、定产品和定员、定额、建立责任制，减少人员；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也应定任务、定人员、定工作量，能合并的合并，能减少的减少；省、市直属企业，分两类：一类是有协作关系、有任务的，要定任务，定规模，定产品；另一类没有协作关系的，应停厂或并厂。非机械部门的机械制造厂，第一要搞维修，有剩余能力的由一机部统一安排，有的并厂，有的停下来。

6月21日，李富春主持会议，在听取轻工业部汇报调整生产和减人方案后，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轻工业厂要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原料出发，不能从需要出发来确定并厂、停产和压缩人员。以农业为原料的工厂要退够，其他行业虽不减产，但也要减少生产班次。在定员、定任务的基础上减人。留下的生产人员，要实行亦工亦农，如糖厂，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20%的固定工人，我们可以多留一点，有30%的固定工人就可以了。

6月25日，李富春主持会议，在听取铁道部关于生产、基建和减人方案的汇报后，指示铁道部要把思想动员工作放在首位，向干部讲清国内经济形势和问题，说明当前工业、交通发展搞多了，与农业基础不相适应，再加自然灾害，使工业矛盾更加突出。农业60条，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是恢复和发展农业，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工业、交通的发展不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因此，工业、交通也要用三年时间整顿内部，减少城市人口，支援农业，以缓和工农矛盾。他说，向干部讲清道理，教育干部正确认识调整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成精简任务的前提。

6月28日，李富春主持会议，在听取文教办公室关于教育基建的调整和减人方案的汇报后，指出：教育事业要在调整的基础上确定招生人数，高等学校要名副其实。重点高等学校尤其要把调整工作抓好，该精简的就一定下决心精简，该加强的就设法加强，有些学校如将附设的训练班、专修科、附属工厂缩小了，宿舍、饭厅等条件有所改善，就可以多招一些学生。农业学校、卫生学校不必精简，但可以把招生对象改变一下，多招些家在农村的学生，逐步过渡到由公社选派学生来培养。今后新建高、中等农业学校要设在农村，吸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农村青年来学习。减人不减少单位不行，中技、技工学校要减一批，大学附属工厂要老老实实改为实习工厂，以学生为劳动力，除留少数技工作指导外，其余的动员他们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从6月20日到7月5日，李富春召集中央各口、各部负责人开了19次会议，全面听取了他们对生产、基建和减人的汇报。每次汇报后，他都根据不同情况和要求，代表中央精减小组讲话，传达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压缩城市人口的要求，规定精减政策，具体落实了各部门的精减任务，援出了解决各部门实际困难的办法。这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重要方面，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重大措施。此后，全国各地和调整方针相联系的精减城市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底，共精减了1200万人，超额完成了中央提出的1961年精减城市人口的任务。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故亦称七千人大会)，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的作风和群众路线问题。

七干人大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考查，陈云、李富春向在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汇报了当时经济建设上的严重形势和必需采取的措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后赞成他们的看法。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到23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紧急措施。到会的同志认为，陈云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的严重程度是符合实际的，提出降低生产指标的数字是正确的，建议采取解决困难的措施是可行的。这个讲话代表了中共解决当时经济困难的正确主张。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迅速落实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主张。李先念对加强财政管理作了补充发言。李富春重点讲了工业情况、建设速度以及今后基本建设方针、生产任务和当前应采取的措施。他说，工业上的问题是：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平衡，特别是重工业，如钢铁方面，冶炼能力大于轧钢能力，轧钢能力大于矿山能力；轻工业生产能力过大，糖厂、烟厂、罐头厂发展过多，原料不足，有些厂已停了下来；基建项目摆的多，投资多，占用的物资多，但是到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四年来计划内外的大中型基建项目3362个，其中没有完工的癞痢头1237个，占36．8%；完全停建的454个，占13．5%。基本战线拉长了，挤了维修能力。生产指标过高，追求数量，质量普遍下降，许多企业出了残货、次货、三级品。他认为，工业上问题很多，不是一二年可以做好的，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艰苦的调整工作。关于农业状况，李富春分析说：1961年粮食产量实际上是2800亿斤，城市人口1．2亿人，1962年预计粮食产量3000亿斤，城市人口如能减1000万，还有1．1亿人。如果粮食每年增产200亿斤，还得三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3600亿斤的水平。从农业恢复来说，大约全国需要三年，有些地方需要五年。所以，工业速度至少三年不可能增长。

根据上述情况，李富春提出，今后十年计划，大体上分两个五年：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搞吃、穿、用，集中力量恢复农业生产，安排好市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再考虑发展重工业，同时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建议今后三年基本建设的方针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基建；逐步克服必要的薄弱环节；原料可靠、有利于增加吃、穿、用的新工厂应当尽可能搞，但不能太多；国防方面，对尖端要分别轻、重、缓、急，先搞必要的材料，暂不搞生产工厂，推迟国防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今后三至五年的基本任务是：踏踏实实做好调整工作；努力增加日用品；认真清理企业，摸清底细，决定其开办或关门；清仓核资，建立各企业、各部门的财务成本和企业管理制度。当前的措施是：计划工作重点由工业转移到农业方面来，在先摸清农业，安排好农业和市场的基础上再安排工业；增产，首先增加市场需要的物资；精兵简政，减少城镇人口。

3月5日，李富春召集工交、财贸、政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会议，提出以中央名义组织工作组(团)，配合各省、市委检查各城市的工业、交通、基建、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的整顿工作，抓重点城市、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根据刘少奇书面报告中提出的1962年的十条任务，周恩来口头报告中提出的八条任务，以及中央书记处2月28日第316次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各项措施，李富春概括提出了“计划是否逐级下达到基层、精兵简政、支援农业、生产日用品、整顿基建、整顿商业等11项检查内容”。他指示：1962年的各项调整计划迅速下达，各部应由部长或副部长，并配备必要的司、局长参加工作组(团)工作，确定人选上报中央；中央工作组(团)定于3月15日到4月15日进行工作；检查的重点城市选定：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合肥、沈阳(包括鞍山和本溪)、哈尔试(包括鸡西和鹤岗)、西安、兰州、郑州、武汉、广州、太原(包括大同)。

4月中、下旬，中央派往各重点城市的检查组陆续回京，中央财经小组在局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下，听取了各小组系统的汇报，并结合实际情况讨论了1962年的调整计划。财经小组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工农业生产情况和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最后以中央财经小组的名义写成《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过去了，但财政经济的困难还是很严重的，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非常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工业内部特别重工业内部各行业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市场商品，特别是吃、穿商品的供应情况，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财政严重不足，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指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继续作大幅度的调整，要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缩减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相适应的程度。只有努力克服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才有可能完全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财经小组的“报告”。在讨论中，李富春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我们看清了情况，全党团结起来，正视这个困难，向困难鼓干劲，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要农业好转了，整个形势当然是能够好转的。刘少奇在讲话中，提醒全党充分估计困难，毫不动摇地去调整国民经济。他说，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因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还挺起胸膛前进，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1962年7月4日，国家计委召开办公会议，听取农林局1962年夏收情况的汇报，讨论1963年农业控制数字和工业支援农业问题。李富春针对工业支提农业存在的问题指出：支援农业，不根据情况，提出具体政策措施，光提指标，有可能不切合实际需要，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没有人要，还得积压。因此，工业部门必须注意：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例如现在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生产队划小了，而我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就卖不出去。农机上最需要的是关键性的配件，不是一般的配件，采取什么办法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应研究解决。不搞平均主义，要保证重点地区，如粮食高产区，经济作物区和重灾区。就是重灾区，也还是保证粮食高产区，以促进农业尽快地恢复。

7月10日，李富春签发了《当前经济的几个问题初步意见》的修改稿。这是在李富春领导下，针对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的以恢复农业生严为中心的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意见”要求农业集体经济必须巩固，应说服和吸引农民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应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实行民主办队，适应划小了的生产队的规模的需要。对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也可采取某些过渡办法，如安徽的“责任田”、河南的“借地”等，以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些地区的自留地可以由7%扩大到10%，或者实行集体经济为主，半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为辅，“大集体、小自由”。凡是适合于个人经营的树林、山场，可以分配个人经营。房屋和屋前、屋后的宅地，可以确定所有权，归户所有。耕畜可以公有私养，也可以由户喂养，允许每户有一二头大牲畜。

在粮食的征购和分配上，“意见”要求给粮产区的农民留下一定的口粮，经济作物的重点区，保证一定的口粮，以利于粮、棉的生产。国家征购粮食的总数应当适当地减少，固定数字三五年不变。统购粮食，以实物交换，并基本上做到价格公道合理。农村的返销粮必须大大压缩，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机动粮、自筹粮必须严加控制。产粮多的地区，按劳动工分分配，加必要的照顾。粮食比较紧张的地区，在保证群众基本口粮的条件下，拿出一定数量的粮按劳动工分分配。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农民自己分得的粮食、油料，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入自由市场。

“意见”还提出改进公社体制，取消它管理粮食、财政的权力，并把大队一级变为虚的一级，以精简公社和大队干部。这样，可以精简的干部二三百万人，减少吃机动粮的人口约1000万人。

这个“意见”的提出，表明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工作重点，已由工业转到农业。它的全面贯彻、执行，对农业的恢复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6这是农业调整工作发展的新阶段。

7月12日，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办公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3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明年计划的安排，着重搞重工业支援农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的方针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进一步调整充实重工业，以利于支援农业，发展轻工业，初步解决吃、穿、用问题。在这基础上，调整物价、提高工资，争取五年内初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他认为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农业的恢复，农业不恢复，什么事情也难以办成。

7月13日，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党组会，顾卓新、王光伟汇报了农业和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问题后，李富春提出：1963年计划控制数字要向中央写个报告，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关于如何恢复农业?李富春强调安排两个问题：一方面农业本身应采取什么措施；另一方面工业具体支援农业什么?他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提出了九点支援内容，即清理退回土地；增产肥料；清理水库；加强中、小型农具的制造；解决大型农机具的维修、配套；组织车马下乡；成套地搞牧区机械化；允许厂社直接挂钩订货；做好水土保持。

7月19日，李富春接到上海市上报的一份工业支援农业的典型材料。他看了一遍，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又细看了一遍，高兴地对着秘书说：这是支农战线的一朵红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都找不到的。我们正需要这个榜样。他让秘书请来参加会议的计委副主任，向他介绍了这份报告的要点，后又派人将材料送国家计委，并写信给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安志文、宋养初：

此件请你俩先阅。全国对于重工业如何支援农业的安排，应照此件写一个材料。上海只是从一个地区着想，未看到其它地区。一个地区求全面、不协作是不行的。但从全国来说就必须如此。要研究出那些是短线、那些是缺门、那些已上马的项目可以补上。明年支援农业恐怕要着重化肥的生产和基建。对于代用竹、木问题也应研究，并派人到浙江去考察。

此件，阅后望即打印送党组成员、重工业各部(冶金、一机、三机、农机、化工、建工、煤炭、石油等)党组。

李富春对这一份材料的精心处理，反映了他对支援农业的关注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1963年11月15日至12月3日，第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富春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1963年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指出：我们已经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纠正了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

11月17日，李富春在大会上作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对1963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1963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生产指标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粮食总产量34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棉花总产量2400万担，比上年增加900万担；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钢762万吨，比上年增加95万吨；原油648万吨，比上年增加73万吨；发电量490亿度，比上年增加32亿度。市场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5亿元，不仅供应的商品量有增加，而且商品价格也有所下降。进出口总额86．7亿元，其中进口额35．7亿元，出口额50亿元，出口额大于进口额14．3亿元。

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开始好转的事实，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扫除了一些人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高大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重新竖立起来。

最后十年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三线建设规划汇报后，第二次对计委工作提出批评。他说，你们要总结经验，用历史观点总结经验，你们的毛病就是抓小不抓大；你们不能多谋善断，不同各方面商量问题，要多谋善断，和有思想的人多谈话，多商量；计委、经委、书记处都没有一个工作章程，你们要搞个工作条例出来。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国家计委，调余秋里到计委工作。12月2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小计委，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处理一些日常的计划工作。并决定余秋里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12月31日，李富春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宣布中央调任余秋里的决定，表示了对余秋里热忱的希望和欢迎，并申明“今后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并且帮助他把计委工作搞好”。

在这次会上，李富春沉痛地检查说：我主持计委工作已经11年了!在这期间，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发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他把自己的错误、国家计委的错误和党中央一时的错误，统统承担起来，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表现了他高瞻远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宽阔胸怀。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他总是采取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诚恳地接受，把它当做对自己的关怀和鞭策。他不因批评无根据受委屈而灰心，更不因年老体弱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说： 11年来的工作过程，正是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提高、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必然性的过程。虽然时间迟了一些，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对于今后的计划工作，他也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要编制出一个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这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决不能象过去那样算死帐、套死比例、罗列现象、堆砌数字和干巴巴的，而必须有情况、有观点、有论证、有分析、有比较，体现出党的战略方针。我一定鼓起更大的干劲，尽其所能，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此时，李富春已是65岁了。他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激励和数舞着年轻一代积极向上，奋勇前进!

小计委成立后，李富春的国家计委主任和计委党组书记的职务未变，但根据中央指示，计委的全面工作和党组工作则由余秋里主持。李富春在计委只起协助咨询作用。李富春实际领导地位的改变，引起了计委一些同志的担心和疑虑。这种情况先后从不同渠道反映到中央。1965年1月23、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长期计划问题的汇报，毛泽东有几段重要插话是肯定李富春的。毛泽东说：“富春同志作工作是三七开”，就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富春政治上是坚决反修的，搞革命的，是积极的，是好的。”他还对李富春说，我当面批评你一下，但我在其他地方还是讲你的好话。

1965年1月27日，余秋里召开计委党组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肯定李富春的一些意见，并说，我在接触李富春同志中，感到他任劳任怨，识大局顾大体；他对党忠心耿耿；他德高望重，对己严，对人宽，有高度的原则性；他忠实地、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并把对他的批评当作推动工作的动力；他有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大风大浪，是一位成熟的领导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国目前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与富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对李富春同志的批评，是在政治上关心富春同志，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任何埋怨，心情不舒畅都是不应该的。

余秋里对李富春的称赞是中肯的。李富春从不计较个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从1965年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李富春在党安排的这个岗位上，仍然满怀革命豪情，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会议以后，全国便开始了大动乱。

周恩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带来的繁杂的事务工作接应不暇，影响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管理，他提议并经中央同意请李富春出来协助主管国家经济建设。具体任务是代表国务院督促、协调各部门完成计划指标，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7月14日，李富春召开国务院各口负责人会议，由余秋里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7年度计划的初步设想。经讨论，各口表示基本同意。李富春对这两个计划提出些补究意见，强调各口不要放松今年生产计划任务的落实和完成，要注意督促检查。

7月中旬，李富春呈报并建议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文化革命运动”以来上海市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四项改进措施。李富春认为上海工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他们提出的措施也适合于全国。19日，中共中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将“报告”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李富春参加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9月，李富春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根据生产建设上的混乱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二是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对保证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11月17日至12月23日，李富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工交会议，讨论当前工业生产情况和问题。会议期间，李富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召开了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和铁道、水电、化工等部负责人参加的工交座谈会。周恩来根据工交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由他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苏静、粟裕、余秋里等组成，负责管理经济工作、抓工交企业的生产。他要求业务组由李富春挂帅，组织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革命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草稿原为15条，后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改成《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于12月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布。

在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领导下，在工交、农林、财贸各条战线广大职工的努力下，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88亿元。财政收入558．7亿元，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

196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出现的重大问题。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李富春因为协助周恩来抓生产、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在会上攻击诬蔑他是联络副总理反对中央文革，搞地下串连，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李富春质问康生：“什么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李富春说：找一些领导同志商量工作，是我的工作职责。如果我不抓，对局总理的压力更大，社会上生产将会更糟。你们信不过，就请组织专案审查吧!反正你们手中有权。

2月16日，周恩来再次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会上以中央文革为一方，与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2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干部在碰头会的表现进行了产肃的毫不留情地指责。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以为掌握了尚方宝剑，开始向老帅们发起进攻。从25日起，接连召开了七次政治周政治生活会。会上，陈伯达、康生等恶毒地攻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老帅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嚷“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特务”，并把“碰头会”上纲为“一次政变预演”。3月18日，政治生活会实为批斗舍结束。中央党、政、军碰头会也从此中断。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诬蔑“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林彪这次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也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会后，林彪、江青一伙又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二月逆流”这个“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已被打倒外，其余的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李富春回到家中。他的自由被限制了，不准他随便与外界接触，一切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求党和军队的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李富春被通知到广州从化，并要求在20日前离开北京。他们还规定李富春到广州后，不准回北京，不能同其他老同志接触，不得离开所在的城市，实际等于软禁。

李富春、蔡畅到达广州后，严格遵守所谓中央提出的规定和要求，不与任何人接触，组织秘书警卫人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许多同题不理解，但对毛泽东思想都坚信不疑。他们带着“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向毛泽东著作请教，力图从《毛泽东选集》上找到答案。但他们发现毛泽东在书上讲的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党实行的，并不一致。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政治口号。

1971年初，李富春、蔡畅回到北京，继续接受批判，有时一天参加两次批判会，身体都被整垮了。李富春告诉秘书，今后任何批判会都不参加，那是斗争会，整死人的会。我有病，请假。陈伯达、林彪问题相继暴露后，他思想曾寄予一线希望，但很快认识到林彪、江青是一路货色。他为国家、民族前途担忧，吃不下饭、睡不成觉，有时通宵不能成眠。他心情不好，过去那种耐心、和气的习惯没有了，变成经常发脾气、骂人，情绪坏到了极点。

1974年初，李富春得悉邓小平要出来工作时，非常高兴。他对去看他的人说：邓小平同志快出来工作了，参加政治局。他在党内军内威望高，经验丰富，又有魄力。他出来工作就好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这是全国人民的福音啊!李富春这种心情，反映了全党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

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结束回国时，途经法国，重访了早年他们勤工俭学地方，购买了一些他们当年吃过的黑面包，带回国分给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过去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李富春接到这份珍贵礼物，心情很激动，他端详了这块黑面包半天后说：好，好礼物，这是艰苦奋斗的象征。今天再吃它，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那天，李富春、蔡畅都吃了黑面包，还分了一份给他们的亲属吃，并给他们讲了当年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克勤克俭、不怕困难的事迹，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这年春天，李富春开始咳嗽，大口大口地吐痰，发低烧。经检查，发现肺部有癌灶。半年后检查又发现心脏扩大。李富春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住院治病期间还背着“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受批判，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体质虚弱。医院有些医护人员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他的病不精心治疗，不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致使病情日渐恶化。这样，这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于1975年1月9日与世长辞。

李富春在病危期间，向蔡畅提出：为了培养孩子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能力和作风，可否将我们两人工资节余下来的一些钱上交党组织。蔡畅完全同意，遂用他们两人的名义，将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上交中央，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毕生的贡献和支持!

1月15日，李富春追悼会在北京医院举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赶来主持追悼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悼词。他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送走了这位与自己在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和难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