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
何思敬
何思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战线上的杰出战士、法律学家、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十年动乱中，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14日含冤去世，终年72岁。
(一)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生，浙江余杭县塘栖镇人，原名何浏生，别名何畏。其父何仰韩，十六七岁时到张静江家，替张的母亲抄写经文，后来转到浏河镇张静江父亲主持的盐务局工作。生有四男一女，依次为何思敬、何思恒、何思诚、何亦民、何思毅。何思敬幼年时上过6年私塾，学习用功，聪颖过人，颇受执教先生喜爱。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此后家庭生活十分艰难，母亲只好把何思敬送往上海，在张静江开的世界书店当学徒。从此，他涉足复杂的社会，饱受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造就了刚直不阿的倔强性格。何思敬酷爱读书，从早到晚忙完店务以后，便在昏黄的油灯下，涉猎各种书刊。一年多之后，由于工作勤快，张静江把他调到通义银行打杂，整天侍候银行职员，受人使唤。他由此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萌发着日后要为穷人办事的志向。16岁的何思敬，已经表现得象个成年人了。
辛亥革命之后，江浙一带的经济有所发展，丝绸工业有振兴的苗头。一个开丝绸工厂的老板，看中了何思敬的才干，要送他去日本学习工艺，以便日后为自己效力。1912年10月，何思敬东渡日本，在京都补习半年日语后，进入一所中等美术工艺学校，学习了一年半的图案设计。何思敬一心想上大学深造，1914年9月，又进补习学校读了一年，然后报考中国致府的官费留学生。因基础知识不足，结果未被录取，于1915年9月回国到杭州，在天章丝绸厂搞图案设计工作。他对自己第一次报考大学的失败并不灰心，决心再去日本求学。1916年春，何思敬再次东渡，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一年后，又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1920年秋，终于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中国政府的官费生待遇，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美学、德文和社会学各两年。1926年春，他又进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院——大学院进修。
何思敬在日本求学期间，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思想敏镜的何思敬，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极为关注。他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理论书刊和进步的文艺作品，逐渐对黑格尔的哲学发生了兴趣。他攻读德文，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黑格尔的原著和德文版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何思敬进人东京帝大时，正值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通过研究比较，何思敬认识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认识到军阀混战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非彻底改造不可。于是，在攻读德文的基础上，他又攻读了两年的社会学，以便更好地研究社会革命。他有意识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参加帝国大学师生的一些进步活动。1923年，他开始以何畏的笔名向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的创造社的刊物投寄稿件。同年暑期回上海度假，还与成仿吾等人深谈，并成为创造社的一个成员。何思敬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分析形势，曾被誉为创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善于联系群众，团结他人，被誉为创造社的“纽带”。由于志趣相投，思想一致，他俩认识以后，就成为莫逆之交。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大好形势，给何思敬以巨大的鼓舞。他毅然决定尽早结束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国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
(二)
1927年2月，何思敬由日本回国，受广东革命政府之聘，到国立中山大学担任法学院教授。不久，国内形势巨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的国民党新军阀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广州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何思敬决心把讲台当战场，用革命理论作武器，教育青年学生，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罪行。
何思敬先后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十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山大学政治派别很多，斗争十分激烈。何思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尽已之可能，来维护革命利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平时，他巧妙地利用课堂，讲授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通俗而广泛地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由于何思敬知识渊博，又敢于申张正义，很快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戴。国民党政府也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但他鄙视权位和金钱，多次公开表示，一辈子都不当官，只想认真研究学问。
何思敬对知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他于1931年6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期望赴德国留学考察。教育部也已同意拨给他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但九一八事件后，面对国难当头的严重局势，何思敬痛心疾首，决定放弃出国考察，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他经创造社社员郑伯奇等人介绍，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反日会，起初负责宣传工作，后代理总务(即总负责人)，主持反日会的会务。1932年二三月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召开第二次盟员大会，何思敬作为社联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召开之前，发生了一·二八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蒋介石又一次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迫使十九路军追出上海，并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席社联第二次盟员大会的成员，对此十分愤慨。大会发起募捐，支援上海军民的抗日运动。何思敬倾囊捐了好几十块现洋，还在《中国文化界抗日大同盟》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蒋介石退让政策的反动实质，号召全国军民一致奋起抵抗。
何思敬的上述表现，引起了社联中共组织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察，由韩托夫、沈志远介绍，何思敬于1932年5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约六七月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又聘请他去当教授。何思敬向韩托夫汇报了这一情况，组织上同意他再回中大，希望他到广州后，一面教书，一面进行革命工作，注意调查两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对国民党的某些头面人物做些工作。何思敬接受了这一任务。按照组织决定，他到广州后同共产国际的一位波兰同志(船员)进行单线联系。那位波兰同志指示何思敬在工作上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突然改变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二是不要参加当地中共的和群众的任何组织。1932年9月，何思敬返回广州后严格按照组织的指示办事，以略带灰色的面目出现。虽然他言论激进，但国民党还把他看作无党派人士。何思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及时、准确地反映了两广方面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写了一份《关于红军西迁(即长征)的报告》，向党反映了这一壮举在各阶层人民中引起的反应，受到党组织的赞扬。
(三)
何思敬重回中大执教后，讲授过有关马克患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为了达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他常常采取各种巧妙方式加以掩饰。课程表上排的是“经济学”，他讲的内容却是《资本论》；课程表上排的是“方法论”，他讲授的却是唯物辩证法等。何思敬讲课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例如，他讲“战争哲学”时，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联系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起来抗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的道理。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红军的战略战术，说明红军长征必胜的道理。他给学生讲“凤凰涅槃”的故事，热情歌颂正义的民族战争，指出：“我们经过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必然会诞生出一个新中国来。”以此激励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以后，何思敬还经常以开设学术讲演的形式，讲述当时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反动实质。他曾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国民党不去抗日而去剿共，剿到世界的末日吧，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被剿灭的，只会越剿越多，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东方建立起第二个莫斯科。”他的这次讲演，获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1935年10月，何思敬从国外出版的《救国时报》、《共产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看到中共的“八一宣言”后，又以讲演的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讲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决策，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加以拥护，要求青年学生做抗日的先锋。他的讲演吸引了校内外越来越多的听众，甚至连国民党燕塘军校的学员，也脱下军装，改穿便服悄往听讲。反动当局对此非常忌恨，指使特务连续向何思敬发出要暗杀他的恐吓信，但他置若罔闻，照样继续进行讲演。他这种勇敢精神，使学生深为感动，称赞他“摸着屁股骂老蒋，真使人佩服!”何思敬还为中大一些系开设不计报酬的“义务课堂”，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和回答同学关心的各种问题，引导大家关心国家大事。
同时，何思敬还通过写文章，办刊物，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期间，他还支持云南籍教授吴信达主持出版的《新宇宙》杂志，并在创刊号及各期发表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进行调查，并发表了《国际调查团报告》，声称“双方抗争，各有是处”，公开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辩解。报告发表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何思敬十分气愤，用英文写了数千言的《上国际联盟书》，寄国际联盟进行驳斥，同时送给《中大日报》(校刊)发表，对调查团的活动进行公开揭露。
日本在侵占了东北三省后，继续向华北扩展，妄图吞并全中国。蒋介石、汪精卫仍高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顽固地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1935年3月21日，何思敬联合中大近百名教授，向全国发出《反对中日亲善之通电》，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执政者弃民委敌，失地至数十万方里”；“此来执政者，更谋中日经济政治合作之实现，而明令禁止反日宣传及排货运动，以示合作之诚，此岂非媚敌而近于投敌卖国乎?”“日人以武力掠夺东北，蹂躏淞沪，不自后悔，反北图蒙察，东扰平津，南窥闽厦，中扼长江，在此强权压迫下，而与之言合作，非投降而何?”“我国人如愿投降，而甘为臣妾则已，否则应速奋起，以救国家于危亡”。这个通电重刊于是年秋《新宇宙·太平洋专号》上，义正辞严地批驳了蒋、汪的例行逆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11月，何思敬在《新宇宙》上又发表了《悲壮的民族史诗·序曲——抗战之号召》，号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以“乾坤一掷，乾坤再造”的大无畏精神，奋起抗战救国。
何思敬抓住一切机会，广泛地接触进步学生，指导他们钻研革命理论和从事革命实践。1933年4月，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成立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凌伯骥、赖寅倣以及代课教师温盛刚等邀请何思敬参加领导。何思敬遵照领导的指示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与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等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他们提供各种理论书籍和外文报刊，介绍国内外动态。对“广州文总”的活动，他经常发表一些个人意见，实际上间接地对这个组织起了领导作用。
1934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两周年，中大抗日剧社在中大附小平山堂演出话剧时，“广州文总”属下的社联成员散发革命传单，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便以此借口大肆逮捕文总成员和进步学生，几天内共有60多人被捕，其中仅中大的学生就有凌伯骥、赖寅傲、郑挺秀、何仁棠等20多人。学校当局不仅不设法营救，还企图把责任转嫁给何思敬、邓初民等左派教授身上，认为学生们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搞起来的。何思敬不顾个人会受到什么牵连，挺身而出，串连了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联名要求学校出面与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迫使校长邹鲁召开全校的教授会议。但在会议上，邹鲁竟指责学生被捕事件与何思敬等平日教育有关。何思敬义正辞严地回答说：“大学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大是国立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被捕，这是中国的耻辱，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学校，特别你邹校长应责无旁贷地迅速把这些无辜的学生营救出来。”在教师们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反动当局被迫将大部分被捕学生释放，但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等“广州文总”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却在1934年8月1日惨遭反动派杀害。
为了更好地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何思敬要求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建立一个领导核心，用各种形式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在何思敬的具体指导下，中大学生张华林(张直心)联络饶彰风、曹芥茹(杜埃)、罗范群、叶乃勋、黄焕秋等入，成立了秘密的进步组织“突进社”。该社先后出版好几种宣传抗日的刊物，翻译了中共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组织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成为当时中大学生运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参加中大其他进步组织的成员，如中国青年同盟的钱兴、粟稔、曾振声(曾生)、金昌华，马列主义行动团的李群杰、虞焕章(杨康华)、李驹良、王甲纲、乔右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方少逸、张克明、罗宗煌、沈瑶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何思敬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具体指导。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受过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授息想熏陶的中大学生首先起来响应。12月12日，中大3000多名师生员工，举行游行示威。接着，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响应，成立了广州市抗日救国会。1936年1月9日，广州一万多学生和3万市民在长堤新填地广场(今省总工会一带)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为抗议教育厅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些学生愤而砸烂了教育厅的门窗玻璃和办工用具，并取走了省教育厅的招牌。广东军阀陈济棠乘机进行镇压。1月13日，学生再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进至荔枝湾桥头时，遭到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武装袭击，死一人，伤者逾百。当局随即宣布全市戒严，又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酿成了“荔枝湾惨案”。还在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之初，广东反动当局就认为是由何思敬、邓初民等“煽动”起来的，并于1月上旬决定要将他们逮捕。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得知，立即转告给他们爱戴的两位老师，何思敬遂于荔枝湾事件前二天(即1月11日)离开广州，避居香港。当反动军警1月13日晚往芳草街何思敬住所搜捕时，扑了一个空。
何思敬对于学生砸烂教育厅招牌的行为认为是不可取的，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他作了自我批评，说这样做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对当局制造荔枝湾事件，对学生进行镇压，他一直是坚决反对的。
(四)
何思敬到香港后，一面指导广州的学生运动，一面从事统战工作。他先住在九龙大坑道十九路军将领杨建平的家里，后又迁往摩啰庙街5号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宣传部宿舍，与梅龚彬(时任大同盟宣传部部长)住在一起。半年后，又搬入九龙李章达提供的免费住宅。
何思敬到港不久，被开除的中大学生曾振声也到了香港。何思敬立即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由曾振声向记者们揭露荔枝湾惨案的真相。
早在1935年夏，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宣侠父到香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当时还在中大任教的何思敬以该盟客员的身分参加工作，并介绍方少逸、张克明等与梅龚彬联系，在中大建立起大同盟的组织。何思敬到香港后，为该盟办的机关振《大众日报》和《民族阵线》、《在抗战的旗帜下》等刊物，写了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6年5月，由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号召和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何思敬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被选为全救会常务委员。会后，他与陈汝棠、李章达等人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何思敬主持“南总”的工作，并编辑“南总”机关刊物《存亡》和《前夜》杂志。“南总”成立时，发生了两广事变。李宗仁等企图借重全救会的力量与蒋介石相抗衡，邀集各方面入士到南宁共商大计。为了贯彻中共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全救会代表杨东莼等人应邀到达南宁，“南总”也组织了以何思敬为首有杜君慧、方少逸、罗范群、张凤楼、刘天行、谭本基等十来人参加的代表团前往南宁。到广西的各方面人士在开会时，多数主张在广西成立抗日反蒋的政府。杨东莼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党派，集中全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主张。以何思敬为首的“南总”代表多方协助杨东莼贯彻中共的“八一宣言”精神和全救会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对广西方面抗日救国的行动表示支持，同时又希望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抗日的诚意，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经过会内会外的反复磋商，李宗仁、白崇禧等最后决定放弃成立“抗日反蒋”政府的计划，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这样，轰动一时的“两广事变”遂得到解决。
何思敬在香港继续与广州的青年学生保持联系。中大的进步学生张直心等曾多次到香港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要张直心把突进社的组织扩大到中大以外的学校、工厂中去，并把张直心介绍给中共北方局派来华南建党的薛尚实(即孔尚明，时任“南总”组织部部长)认识。王均予在广州组织中国青年同盟时，也经常与何思敬联系，并代表“中青”参加了何思敬领导的“南总”。从1936年底至1938年间，中大学生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好几十人，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何思敬的思想影响。
何思敬在香港主持“南总”工作期间，因和他单线联系的人被捕牺牲，使他中断了和中共的组织联系。但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发动和组织各地各界基本群众，参加救国活动，成立了以陈汝棠为首的“南总广州救亡运动协进会”，以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和促进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为了给“南总”提供部分活动经费，他卖掉了自己在广州因中彩而购到的一块地产。
1937年6月，何思敬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准备去参加庐山谈话会，游说国民党右派抗日联共。七七事变爆发后，何思敬从南京转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陈毅介绍自己研究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心得，受到两位领导的赞赏。之后，他到达山西临汾，在山西大学教书。1938年3月，经过长途跋涉，他从临汾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五)
何思敬在延安生活了九年，主要从事翻译马列著作、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也做过日本战俘的工作，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等职，对中国共产党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何思敬到延安后，其妻儿仍留在香港，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亲自批示：“每月生活费港币五十元”。从1938年5月起，由八路军驻穗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派连贯每月将钱送给何的妻子王艾英。1939年底，经过中共组织的精心安排，王艾英及其儿女终于平安抵达延安。当见到王艾英给他带来的黑格尔的原版《大逻辑》三卷本时，何思敬十分高兴地说“现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
何思敬精通日、德、英、法等国文字，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翻译家。1939年他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译成中文在延安出版，被列为当时干部必读的书。他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综合技术教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批判大纲》，列宁的《论托尔斯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札要(初稿)》、《历史哲学》、《逻辑科学扎要》、《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论美学》等着作。受毛泽东的委托，他还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翻译出版，受到广大军政干部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研究抗日战争，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讨会。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曾多次重版并译为多种文字，对世界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被军事界视为必读之作。书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点，技列宁认为是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而对战争“所下的定义”，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毛译东很重视这次研讨会，组织了中央在延安的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由何思敬主讲。参加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回忆说：“由于当时只有一本白区译的文言本，词意不顺，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泽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大约经过三个月，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王明曾胡说《论持久战》一书没有什么理论根据，根本不承认战争中育相持阶段的存在。何思敬和王明辩论，引经据典地说明《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论点，是十分科学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是对克氏《战争论》和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发展。把王明驳得哑口无言。
何思敬在延安时还经常与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陈毅等来往，特别是经常同徐特立一起研讨学问。据当时与何思敬同住一起的郭化若回忆：“徐老(特立)常于夜间找他谈些科学问题，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精神充沛，一谈就到深夜。”
1940年7月，中共中央恢复了何恩敬的组织关系，其失去组织关系期间的革命活动全部得到肯定。
为了改造教育被俘的日本士兵，1940年10月开始在延安宝塔山下筹建日本工农学校。这所学校1941年5月正式开学后，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何思敬和王学文，被中共指派担任该校的教员。他们开的课程是政治常识，实际上是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系统地讲社会发展史，帮助学员树立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何思敬负责讲授导言和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两个部分。他用流利的日语，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受到学员的欢迎。香川孝志学习特别认真，进步很快，后来担任了学校的教育干事和政治常识课教员。他用延安生产的纸和笔，把自己听何恩敬、王学文的讲课记录稿重新整理，作为本校和晋西北、山东等地的日本工农分校的教材使用。抗日战争胜利后，香川孝志带上这份教材回到日本，向本国青年讲授政治常识，积极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中日建交后，香川于1981年把这本用蝇头小楷抄写在200页毛边纸上的讲稿，作为珍贵的礼物，托人送给年已八旬的王学文(何思敬当时已去世)。根据王学文的建议，由何思敬的女儿何理文将其译为中文，1983年以《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书名出版。这本书已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从思想上政治上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的理论干部会议，研究如何批判这本小册子。参加会议的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王学文、吕振羽等一致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要用笔杆子捍卫革命的领导权，批判蒋介石鼓欢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刘少奇和大家一起研究落实了写作任务。1943年8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何思敬撰写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的长篇文章，着重从法学角度，批判了《中国之命适》第六章第三节关于“法律”、“自由”、“法治”等方面的反动观点。
1945年，何思敬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出席了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共七大闭幕不久，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何思敬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4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狂欢中想》一文，强调：“我们应当狂欢，应当互相庆贺中国人民底这一伟大胜利。”但我们在“狂欢中应想到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还有许多障碍，应想到建立新中国的艰难。”希望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时局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
(六)
抗战胜利后，何思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重庆谈判，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拟定谈判原则、方案。“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同周恩来等留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会谈。在此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还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律学家的身分，揭露“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就制造事端，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抨击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人民争夺权利的行径。何思敬的谈话，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不少人称赞他“真有骨气”。政协会议期间，何思敬作为中共派出的宪草审议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修改、审议五五宪草的讨论。为了帮助群众认清国民党推行所谓“宪政”的欺骗性和五五宪草的反动本质，何思敬于1946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宪法谜语判析》一文，通俗地讲明什么是宪法和宪法的基本原理，号召大家都来关心制定宪法问题。实际上是对五五宪草及其制订工作的严厉批判。
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以法律作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6年7月29日，发生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配合国民党军进犯香河县安平镇八路军驻地的事件。8月14日，《解放日报》以《名法学家何思敬教授谈安平事件侵犯我国主权》为标题，发表了他对安平事件的评论，运用法律武器深刻揭露安平事件的实质，有力地抨击了美蒋反动派的罪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同年10月10日，何思敬又在XNCR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代号)发表《美军驻华是犯罪行为》的广播词，指出“美军驻华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底生命财产和自由”，对引导全国同胞起来反对美蒋统治的斗争，起了有力的动员作用。
为了贯彻《五四指示》，何思敬于1947年初被派到山西临县后甘泉参加土改工作，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文化、理论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受到群众的欢迎。王震后来说：“何思敬同志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联系密切的模范。”
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何思敬也到了西柏坡。他根据中央的指示，协助周恩来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准备，同时在华北大学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随后，何思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七)
新中国建立后，叶剑英曾提议让何思敬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但何思敬不愿搞行政领导工作，只想教书和做学问，遂到北京大学任法律系教授。不久，他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担任人大法律系、哲学系教授和主任，人大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和校党委委员。他是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和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还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政法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干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何思敬治学严谨，勇于探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老停留在阶级分析上，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哲学史应该说明，阶级社会的哲学史上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样才能使后人思考”。可是他这一正确观点，后来被看作是“右派”言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何思敬的最大嗜好，是读书和买书。解放初期，他为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套席勒的《希腊哲学史》面十分高兴，并计划将这部巨著翻译出版。可惜的是十年浩劫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连《希腊哲学史》这部书稿也被抄走散失了。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何思敬根据列宁关于“不懂得黑格尔就不懂得马克思”的教导，为了溯本求源，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晚年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去研读和翻译黑格尔的《大逻辑》，并把它直译为中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好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并印出了讲义。何思敬还译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批判》等著作，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手稿就有几大箱。他藏书之富，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经抄家，这些手稿和藏书都被损毁或星散了。
十年动乱期间，何思敬受到残酷迫害，致使颅内窦状体破裂引起脑溢血，于1968年4月14日含冤逝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何思敬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他的一生功绩得到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战线上的杰出战士、著名学者、法律学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忘我地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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