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琴

【介绍】：

李舜琴

李舜琴，原名明正，以字行，1902年8月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净化村一户封建地主家庭。

李舜琴从小聪慧，深得祖父喜欢，五六岁时，祖父就拿着板子强迫他背诵四书五经。他对此非常反感。

1915年，李舜琴考入净化村新建的小学读书。小学校有一位年轻的进步教员叫侯士敏，人们称他“洋先生”。李舜琴乐于接受侯先生的新鲜思想，很快与他亲近起来。在侯先生的教导下，李舜琴进步很快。两年后，他考入平遥县第一高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舜琴和同学们一起组织小型演讲团，在平遥县城内外向群众宣讲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揭露段祺瑞卖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第一高小校长师学典对爱国学生采用高压手段，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惯。李舜琴组织进步师生开展反对师学典的学潮，终于把师学典驱逐出学校。

1921年，李舜琴考入山西省汾阳县河汾中学。这时，侯士敏也在这所学校的高年级读书，并担任学生会会长、新文化书报互助团团长。李舜琴入学后，由侯介绍，参加了新文化书报互助团。他认真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宣传新文化的活动，节假日常协助侯士敏组织同学们自编自排一些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民主的短小剧目，向农民群众演出，深受农民喜爱。

1922年暑假，侯士敏毕业离校，李舜琴当选为河汾中学学生会会长和新文化书报互助团团长。他带领同学们开展“爱我中华，反对倭寇，打倒军阀，抵制日货”运动，并在学校筹办了国货商店，还在汾阳县城内搞了几次查禁日货的活动。

侯士敏到太原上学后，仍然关怀母校，经常向李舜琴等介绍进步书刊。

1923年，李舜琴由侯士敏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李舜琴在平遥县发展梁克元等十多人为团员，建立了河汾中学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李舜琴当选为支部书记。

1924年初，中共太原组织的代表贺昌到河汾中学检查工作，将李舜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同年暑假，李舜琴考入北京民国大学。为了团结广大青年共同前进，他和一些进步同学在校内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在校外成立了晋社，会员和社员发展到30多人。

1925年3、4月间，李舜琴和郝广盛在北京师范大学找到同学陈高庸，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群新学会，稍后，河北新燕社也合并进来。群新学会发展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建有分会，会员达1000多人。他们出版了一个名为《新时代》的小报，向青年学生介绍新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青年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1926年，李舜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这时，他的爱人阎林民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按照组织指示，在中法大学过组织生活。1927年初，中共获悉军阀张作霖将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入，决定将一些同志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李舜琴、阎林民等被派到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他们到太原后，按照省委指示，先成立群新学会分会，接着，到太原兵工厂做工运工作，积极筹备成立总工会。总工会成立那天，有上千工入参加，李舜琴担任大会总指挥，并发表了“工入们团结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而奋斗”的演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这时，李舜琴被调回平遥搞建党工作。他按照组织指示，利用同学和亲朋等多种关系，广泛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当年初夏，他们在县城旗杆街6号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平遥第一个中共支部，并决定任行健为支部书记。李舜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平遥组建了群新学会平遥分会，团结左派力量，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6月中旬，李舜琴接到中共山西省委指示，从平遥返回太原，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阎锡山下令通缉他，在太原四处搜捕，未能得逞，又派马队包围了李舜琴的老家平遥县净化村。李舜琴夫妇在省委指示帮助下，潜入汾阳等地，担任中共的交通工作，不久又奉命往返于平遥、太原之间，为中共组织传送秘密文件。

1928年3月，李舜琴化装离开平遥，到北京师范大学办理复学手续。当时，北京的中共组织也被国民党新军阀破坏，白色恐怖严重。李舜琴无法立足，被迫转到河南汲县第十二中学教书。他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密切联系进步同学，郝敬圃等很多进步青年，都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夏，李舜琴由河南再赴北平，到北师大复学。在无法接上中共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他与进步学生肖镇青发起成立了鏖儿读书会，分头联络和发展张衡宇、郝德青、李剑虹、雷任民、石镇锋、岳钟秀、赵夏轩、武任英、冯以平、冀云程、朱宝善、焦国鼐、刘庸如、杜心源、主一夫等数百人为会员，先后出版了《鏖儿》、《转变》、《转换》等不定期刊物，影响了一批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中有的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如郝德清、张衡宇、武新民等；有的还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如岳钟秀、肖镇青、张衡宇、冀云程、朱宝善等。

1930年，李舜琴在北师大毕业，经人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并和胡熙庵一道在法租界成立了左翼作家大同盟天津分会。不久，经胡熙庵介绍，李舜琴接上了党的关系，被分配做互济会工作，为中共救护了不少干部。

李舜琴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特务雷法章跟踪盯梢，使他无法继续开展工作。经组织批准，他转移到河南信阳第三师范，不久党的关系也到了学校。在中共的领导下，他除在学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外，还为中共平汉路南段特委写过《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宣言》。后来，开封的中共组织被破坏，使河南的中共组织遭到极大的损失，李舜琴又一次失掉了党的关系。就在这时，他被信阳第三师范解聘，到豫北沁阳第三中学教了一年书，仍没有接上党的关系。但他毫不气馁，继续以“鏖儿读书会”和“教联”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努力下，第三中学和焦作中学都建立了“鏖儿读书会”和“教联”组织，培养了成批的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斗争。

1932年暑假，李舜琴应太原“教联”的同志之约，回太原到“进山中学”高中部任语文教师。进山是阎锡山办的中学，目的是为他自己培养“人才”。李舜琴在阎锡山的鼻尖下，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领导“进山”、“社联”，开展了“新兴社会科学读书会”的群众性活动，发动学生向阎锡山讨还学杂费，团结了大多数同学。他还组织了一个“大家社”，与阎锡山支持的反动团体“大同盟”作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出了《大家看》、《一周间》、《晨星》等进步壁报，宣传中共的主张，介绍新文化、新思想。1933年仲夏，陶希圣来山西“讲学”。李舜琴组织学生出专刊批判陶希圣，指导学生代表当面请难，并与之辩论，把陶希圣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通过舜琴的辛勤培育，一批革命青年，如王卓、张自珍、牛荫冠等，从进山中学投身社会大革命，在党、政、军方西，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1932年底，李舜琴通过安道敦接上党的关系。根据中共山西特委决定，李舜琴与安道敦、杜千秋等组成文化总同盟党团，主要领导教联。李舜琴担任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并以中共山西特委特派员身分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教联”在成成中学、教育学院、运城中学都有严密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巩固成成中学阵地，宣传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进山中学校方对李舜琴的行动异常恐惧，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于是1933年暑假，把他解聘了。

李舜琴被迫离开进山中学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崞县中学校长李兴林。李兴林仰慕他的才华，以每月120块锡元的高薪，聘请他到崞县中学任教。

九一八事变后，崞县中学和全国各地学校一样，组织起“义勇军”，每日操练，准备随时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阎锡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妥协退让，强令各级学校解散学生义勇军。崞中学生爱国运动在蒋阎势力的摧残下，处于低潮。就在这个时候，李舜琴来到了崞县中学。

李舜琴讲课内容新颖，紧密结合学生思想进行教学，并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学生中间，广泛和同学们交朋友，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裴缮、贾绍虞、赵琏、贾承烈、张大统等许多学生经常到他家中，如饥似渴地翻阅马列主义书籍和鲁迅、郭沫若等的作品，谛听李老师漫谈国内外大事，从而受到启迪，走上革命道路。

李舜琴到崞中后，与崞县当时仅有的一名共产党员邢志尚在城内一家小饭店秘密地接上了头。他俩与中共山西特委交通员梁庸膺共同研究，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山西分会，后来参加人员有贾续堂、赵琏、王进才等50多人。李舜琴通过他们联系社会科学研究室的广大进步青年，认真研究马列著作，学习国内外时事；还给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革命故事，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并具体指导和资助他们创办《小电灯》、《抗日半月刊》，揭露日军侵占东北的残暴罪行，痛斥新军阀妥协卖国的可耻勾当。为了扩大影响，《抗日半月刊》寄发到全省各地和北京一些学校。此外，他们还组织文艺团体“新芽社”，创办文艺刊物《秋草》和黑板报、壁报等。这些园地都办得文情并茂，琳琅满目，很受同学喜爱。

这时，李舜琴认为发展中共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和邢志尚、梁庸膺等研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支部。崞县中学先后参加中共组织的有张克仁、赵尚志、张大木、贾绍虞、裴缮、张大统、贾承烈等进步师生，为抗日救亡斗争输送了一批骨干。

当初视李舜琴为难得人才的崞中校长李兴林，此时却发现李舜琴是个危险分子。他和训育主任等处处设防和阻碍李舜琴的革命活动，并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

中共组织建立起来之后，李舜琴通过组织，发动和团结广大进步师生，利用李兴林和县长之间的矛盾，掀起驱逐李兴林的学潮斗争。这一斗争不仅使统治崞县的反动当局惶惶不安，而且震惊了阎锡山，在山西大地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崞县中学学潮之后，阎锡山分别给崞县县长和崞中校长等以撤职查办处分的同时，通报全省，高额悬赏缉捕李舜琴。李舜琴几经周折返回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汇报了自己在崞县中学四个月的工作情况。

1934年初，李舜琴以中共山西特委特派员身分，被派到祁县传达《中央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决议案》。他在中共祁县县委会上，不仅传达文件，还组织县委成员认真讨论、研究当前形势、斗争策略以及发动群众扩大组织等问题，进一步促进中共祁县县委和团县委工作的开展。任务完成后，他按预定计划返回太原。一到太原，他马上就到第一联络点杜千欣家接头，邻居们说杜已搬家。他预感到情况不妙，赶忙又到第二个联络点，只见房门洞开，灯火通明，房内乱七八糟，从桌子上看，饭菜都没来得及吃完，人就离开了。目睹那种情况，他知道在这里的同志出事了，便立即离开危险区，由太原重返祁县，又辗转到北京，改名李冀林，由北平教联负责人王子平介绍到西山方谷园温泉中学当教员，以教师的公开身分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暑假前，李舜琴接到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去工作的秘密信，并寄来经费。他立即把零星什物卖掉，留给爱人阎林民作生活费用，只身奔赴上海。他没想到到上海后，和他接头的就是原中共山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安道敦。李舜琴被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爱莫尔路的一个亭子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代理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李舜琴工作的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小李。这年8月的一天，他们在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法庭受审室。小李趁机告诉李舜琴，“我的情况敌人知道，我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你刚来上海，敌人、叛徒都不认识你，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没有事。”从此，李舜琴再没听见过小李的消息，很可能是牺牲了。后来李舜琴转押在海宁路惠司捕房。在狱中，李舜琴对敌人讲，他叫李宜明，山西介休人，原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北平有户口，暑假来上海找同乡雷润生，期望通过他谋个职业，不料来上海后，雷已因公去日本，因此生活无着，只好向报社投点稿子，弄点生活费。敌人逮捕他时，确实从他身上搜出一篇小说稿子，却根本不相信他是文人，曾多次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自己身世的表述，始终如一。有一次，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问他时，还弄来几个叛徒。法官指着李舜琴问叛徒郑玉龙：“你如实说说他的身分。”郑玉龙语言支吾，诌不出来。但从郑玉龙身后，突然跳出另一个叛徒说：“李宜明是组织干事，新从北方调来，我曾给他发过生活费。”李舜琴听了叛徒的捏造指控，断定叛徒并不了解他的情况。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那个叛徒：“你既然和我见过面，还给我发过生活费，请说说时间、地点。”那个叛徒说：“5月10日在大世界门口。”李舜琴怒斥那个叛徒说：“你完全是一派胡言，毫无根据地捏造。”接着，李舜琴向法官说：“请法院向北平市公安局调查，便很清楚，我5月10日还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那个叛徒又急急忙忙改口说是“阴历五月十日”。李舜琴哈哈大笑着说：“你狡猾地把时间往后推了一个月，可是阴历五月十日，我仍然是在北京温泉中学教书。请法院调查。”李舜琴在敌人法庭上和叛徒唇枪舌剑地展开斗争，使敌人妄图立即把他引渡到公安局的阴谋彻底破产，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退庭，俟调查后再审。

一个月后，法院第二次开庭。不容李舜琴分辩，竟然宣布：“李宜明，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承认也是共产党，不承认也是共产党，这是法庭，不许犯人胡说，马上引渡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审问过他两次，每次他都按原来编造的身分、简历和来上海的目的照述一遍。敌人用皮鞭、铁棍抽打他，他多次昏厥过去，但醒来后，他的自述，还是和原来一样。第二次敌人严刑拷打他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自称北方老乡的人，称他是“老先生”，对他表示十分关切。这个人把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向他说：“我喜欢文学咱们谈谈《诗经》吧。”李舜琴知道这是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但仍与敌人谈经论道，畅谈诗文。他告诉那个自称北方“老乡”的人说：《诗经》讲得清楚。“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那个人不懂文学，也不想学中国文学。于是又问李舜琴平常喜欢读什么书，李舜琴给他谈起《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那位“老乡”十分不耐烦，脸色一沉，令人又把李舜琴押回牢房。

李舜琴在市公安局被关押了两个来月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又被敌人押解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同时被押解的还有中共党员方元吉、周生祥等。李舜琴在龙华又坐牢两个月，虽多次遭受严刑拷打，但他除把原来编造的历史一字不差地重述一遍外，半个字也没多说。敌人仍然是一无所获。

1935年3月2日，国民党当局派了一个副官，把李舜琴、方元吉、周生祥等，用两副镣铐连成一串，押上火车，解往苏州。在火车上，那个副官宣布了对他们三人的判词。对李舜琴的判词是：“李宜明，共产党员，虽无人证，也无物证，但在拘留期间，参加罢饭，反对自首。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二年零六个月徒刑，送苏州反省院。”前后被押入反省院的还有彭康、李初梨、林为修、童汉夫、王一夫、宋劭文、安道敦、杨威等。该院设有控制反省人员的“自治市”组织，丁瓒当选为副市长，他提议李舜琴作秘书长，李舜琴断然拒绝，并气愤地对丁瓒说：“你混蛋，我用不着象你那祥反省。”由于李舜琴疾恶如仇，反省院把他的反省期延长了半年。

1936年初，反省院有个名叫梁莺的管理人员，找李舜琴谈话，给李舜琴扣了很多大帽子，罗织了许多罪名，并把李舜琴狠狠训斥了一顿，但谈话结束时，梁莺告诉他，“如果能找个硬气铺保，就可放你出去。”李舜琴告诉反省院管理人员，他请在南口机务段工作的工程师李光耀给他找铺保。一个月后，反省院看守人员告诉他：“你的铺保来了。”这年3月2日，李舜琴被释出院。

李舜琴被释出院后，星夜兼程返回北平，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同年9、10月间，他通过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赵忠实接上了党的关系，先后被安排做学运、工运和市民委员会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力主和平解决，反对国民党亲日派的内战阴谋，而少数人借此大造舆论，宣扬“杀蒋是革命，放蒋就是投降”的种种谬论，迷惑了很多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李舜琴和赖若愚、杜润生等，将中共北平市委收抄到的陕北广播，整理编辑成《公理报》，秘密发给革命群众，宣传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了不少青年。

1937年7月初，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组织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并指定李舜琴为团长。李舜琴等一行九人，秘密经大同、太原到西安红军办事处，再由办事处派专车送至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后来，李舜琴被留在延安，分配到陕北公学，担任教务科科长。他对陕北公学的创建、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8年8月，李舜琴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高级组学习。结业后，他应彭真要求，经中央批准赴晋察冀地区工作，先后担任晋察冀抗战建国学院教师，边区政府编审科科长，区党委秘书长，晋察冀地委宣传部部长，察哈尔省委张垣日报社社长，察哈尔日报社社长，北岳区行署教育处处长，察哈尔省文教厅厅长，并参加该省政府党组，一直到全国解放。因他对党的文教工作做出了成绩，建国后曾受到教育部的通报表扬。

1951年10月，李舜琴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中央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司司长，民族教育司司长，师资培训司司长，业余教育司司长等职，一直到1964年10月。他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师资、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舜琴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叛徒，开除党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他被押回故乡平遥净化村后，一直没有停止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回忆录和长诗，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万余言的信。毛泽东看了他的信后，很快给他平了反，复了职，又被接回北京。

1979年4月21日，李舜琴带着“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忧愤成疾，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