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

书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四卷作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朝代：1990-10-01 专题：书籍

【介绍】：

施存统

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团中央书记。大革命期间任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解放以前，除教授《资本论》等课程外，著译了几十部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写了大量政论文章，被称为“左派教授”。他是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该会的副主委。新中国诞生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开始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同时又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0年逝世。

(一)

1899年，施存统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叶村。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他影响较深。父亲除耕耘祖传五亩薄田外，又租来一些土地，农闲时还兼做贩米生意，以维持一家生计。

施存统6岁就参加劳动，9岁进私塾读书。15岁时，他说服父母同意他去新式学校——长山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施存统气愤之极，与几位同学相约要去当兵以雪耻辱，被老师劝阻。这时的施存统已很相信共和政治，一心想做一个“做好事的军官”来拥护共和，实行强国主义。

高小毕业后，施存统考进杭州第一师范。在一师，施存统一心埋在书本里，平时不苟言笑，道貌岸然，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道学先生”。

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使施存统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新青年》杂志他读得津津有味，常常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不过，这时的施存统还是热衷于“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向往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浙江省反动当局用提前放假的办法来阻挡青年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施存统认为同学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是“奇耻大辱”，下半年开学后就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全国书报贩卖部”，作为传播新思想的机关。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这项工作之中，对求学差不多已经放弃。

还在五四前两个月，施存统得知母亲患眼疾，向舅母跪求借了钱送回家给母亲治病，哪知这笔钱被父亲移作他用，父亲还百般虐待母亲，致使母亲含恨去世。

恰在这时，《浙江新潮》向他约稿，他写了《非孝》一文。他对自己衷心热爱的母亲不能尽孝，对那不近情理的父亲却要尽孝，表示了极大的苦闷。他在文中提出，“孝”是一种不自然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应该以一种新道德——自然的、双方的、平等的——去代替它。这种新道德就是出于人类天性的“爱”。人类应当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孝的道德与此不合，应当反对孝。他决心脱离家庭，做一个不孝的儿子。

《非孝》一文发表后，受到人们的赞许，说它有“反抗精神”。但另一些人则视其为“大逆不道”、“妖言惑众”。《浙江新潮》因此遭到查禁，施存统也受到攻击，有的人还扬言要与施存统“在法庭相见”，告他一个“忤逆罪”。施存统在一师呆不下去了。1919年底，施存统和俞秀松、傅彬然、周伯隶等四人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验。

(二)

当时在北京等地流行的工读互助团是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的影响创办的。其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中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参加者多为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学生。施存统参加的互助团第一组，每天工作4小时，学习4小时。工作内容是放电影、办食堂、开洗衣作坊、印刷厂，还办了英算专修馆。学习是到大学旁听和自学。大约过了50天，食堂里首先发生经济困难：做工入不敷出，工读难以维持，团员间意见不一，精神痪散。1920年3月23日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决议各人自找出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工读互助活动首先宣告破产。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施存统得到一条教训。他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没有改造以前，无论是新村或是工读互助团等所谓新生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1920年4月间，施存统和俞秀松到上海，一同住在星期评论社。在这里，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陈独秀。戴、陈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青年人。施存统和陈独秀、陈望道等参加了1920年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由于参加社会实践，和先进的人们交往，施存统的觉悟有了提高。使他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直接”给他“以最大影响的”，就是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社给他的指导。这一年的初夏，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等五人在陈独秀家集会，商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组织。经过多次酝酿，成立了共产党。据施存统后来回忆：大家公推陈独秀为负责人，共同起草了党纲，共十几条。其中提到“劳动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这是根据仅有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定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施存统和陈公博各自抄了一份，准备带到国外去。同年7月，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能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施存统广泛涉猎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河上肇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这个比喻使施存统认识到要达到理想社会，必须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他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必须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来改造社会经济组织，才能完成。“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底基础，没有基础怎么建筑得起?空想社会主义底弊病我们千万不可犯!”

1920年下半年开始，施存统参加了国内的社会主义论战，在《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施存统已接受了唯物史观，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社会的生产和个人的占有”，必须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改变现存经济组织。联系过去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使他醒悟：经济组织没有变更以前，要想社会发生新习惯、新风俗、新道德、新法律、新政治等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凡是有志改革社会一般制度的人，都当然要向改造经济组织这一目标努力”。过去，施存统之所以同情无政府主义者并把他们视为友军，是因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几种原则——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实行的可能，而且我们也向这方面进行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上述几项原则呢?施存统在经过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教训以后，终于认识到“那些要想从现实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他发誓今后决不信单有理想而没有实行计划的主义，决计做一个从实际上做工夫的革命者!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前驱者，“确信真理，虽新头亦不反理!”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施存统认为“我老实不承认这种人是我们底朋友”。因为如果实行暴力革命，劳工专政了，他们的“蚕食主义”就无从实行，所以他们攻击共产主义，“实是势所必然”。他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当时的施存统，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思潮；而把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作为资产阶级思潮来对待的。

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和鉴别，施存统得出结论：布尔什维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再三研究”，认定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决心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他懂得要使社会革命成功，必须具备“经济的必然”和“人类的努力”。前者在中国非常薄弱，而未来“人类的努力”很多，“我们的职责”，就是尽这个“人类的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他比较早地注意到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这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他认为研究一种主义，决不能“食古不化”，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运用”，“一定要参酌中国情形”，“那种只知马克思说过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正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才三年，22岁的施存统能有这样一些见解是很不简单的。

1921年7月，周佛海作为东京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国代表大会。此后，施存统在东京发展了杨嗣霞、林孔昭等十余人参加东京小组。这一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派张太雷去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共党员(左山右界)利彦、山川均等联系。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共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美了十多天，1922年1月被驱逐出境。

(三)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大会决定了团的纲领、组织进行方略，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央局后，施存统常驻中央工作，仍以《先驱》为机关报，从第4期起，主要由施存统主编。他用化名吴国昌对外联系。从《先驱》第16号开始，他连续发表了题为《本团的问题》的评论文章。在谈到团的性质时，他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建筑在青年无产阶级上面”，强调加入青年团“以有无觉悟为权衡”——不是空洞的“正义”、“人道”的觉悟(这是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青年所追求的)，而是现实的“阶级觉悟”：觉悟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成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正义’、‘人道’”，什么“理想的‘正义’、‘人道’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

团的“一大”时，团员的成分主要是学生。他分析学生“在经济上没有一定的地位”，可以依附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作恶，也可以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他号召青年勇敢果断地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以无产阶级的利害为利害，以无产阶级的觉悟为觉悟。因为能够担当起人类解放大业的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他要团员参加到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使群众接受团的影响，接受团的指挥。组织上，施存统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对许多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的团员是有教育意义的。他号召团员具有服从、反抗、自动三种精神。希望团员不仅做一个“奉命唯谨”的分子，并且做一个富有独立自动精神、能独当一面的分子。对于主义有关的事情，即使没有命令，也应积极去做。

在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关系上，他坚持青年团要接受党的领导，邓中夏曾认为青年面是将来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比共产党更重要。他觉得把优秀青年都送到党内去，有失团的威严，因而主张矫正：“凡年长者加入共产党，年少者直接加入SY”，用以巩固团的基础。在组织上保持团的独立性(当然，邓讲的独立是指组织，不是政策)，保持“共产党乃兄，SY乃弟”的亲密关系。施存统以“光亮”的笔名，在《先驱》上发表《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一文，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青年团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两者都在共产国际旗帜下活动，对于政策的意见自然应该一致。为求运动的一致，“我以为须进一步决定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是一个政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者，“它对政治的观察比我们要清楚，若与他采取协定的方式，或以我们幼稚的政治知识而贻误运动的进行，那就会招致革命的损失。”况且团组织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第三国际决定的原则。在团的幼年时期，施存统的这些见解，对团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施存统仍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他力辞团中央的工作，到上海大学教书。

(四)

施存统到上海大学后，担任社会学系三门课的教授。为了教学需要，他编写了《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等讲义，力图用唯物史观来阐述社会历史问题。1924年，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和恽代英都是“上大”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他把“没有社会科学知识而欲改造社会世界”，比作“没有指南针而欲航行大海”。他热情地向学生推荐瞿秋白所著《社会科学概论》，说这本书对于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都“给予一种科学的解释，并且提示被压迫者一个有效的斗争武器”。以后，他翻译了被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作为《社会进化史》的教材。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大”学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施存统也口诛笔伐，密切地配合社会上的革命斗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嚣张一时，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篇反动文章。施存统看了很气愤，写了《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对戴季陶抹煞共产党和共青团加入国民党后促进国民革命的功绩，而一味以挑衅的态度，用挑拨、造谣的手段来损害共产党与共青团的作法，进行了批判。

五卅前夕他的伴侣王一知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了他，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25年秋冬，他与上海大学学生钟复光(当时是共产党员)认识。双方在交往中加深了了解，1926年春结婚。施存统改名施复亮。

1925年11月，施存统著文抨击西山会议派，被孙传芳、齐燮元通缉，回到金华老家养病。

1926年8月施存统到广东，在中山大学任教，同时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说：“当时演讲开会，日无暇晷”，只有在晚间挤点时间写作和翻译。这年年底出版了他写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一书，他想从理论上证明国共两党有合作到底的可能性，想借此去坚定人们对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的信心。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所以，中国目下的根本问题，就是全国一致不分阶级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在这里，施存统的“不分阶级”的观点，模糊了阶级阵线，放弃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他认定当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足够实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即使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他觉得只有以左派为核心的强大的国民党，才能领导当前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山大学很多青年说国民党组织不好，缺乏组织训练，要施存统介绍他们加入共产党。他“每次都拒绝”，向青年们解释：中国目前革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民党，国民党有缺点，每个国民党员应负责将它改好，不能取消极的态度，再三说明国民党左派在革命中地位的重要，劝他们做一个左派党员，团结左派势力。施存统的这些观点在中山大学、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及其他地方公开演讲过几次。这种错误观点，是他以后脱党的认识根源。

1927年2月，施存统到达武汉，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接着，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开始笼罩全国。

这时，施存统在十字路口徘徊，经过七八两个月的苦苦思索，他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感着思想的极大苦闷”。终于赞成了邓演达的“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来自求开脱。他“眼看左派的力量，终不能十分强大起来，于是想到共产党的存在，客观上是妨碍国民党左派的发展的，以为这是革命的损失。”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痛哭了好几天，最后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于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声明脱离共产党而不退出国民党。由于施存统立场动摇、公开脱党，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坏的。

(五)

国民党已公开叛变革命，施存统却还想推行国共两党的“党外合作”。10月间，张发奎、黄琪翔电邀施存统去广东，他只身前往游说张、黄，提出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执行三大政策，在广东释放共产党人、反蒋等建议，以表明粤方继承孙中山遗志，希望借此挽回危局。这些建议来被采纳，不久他就回上海。

1928年初，施存统邀集志同道合的朋友许德珩、李达、邓初民、黄松龄、匡亚明等12人组成“本社”。取名“本社”是“不忘马列主义之本”的意思。“本社”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三大政策，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既反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动。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本社”派一部分人参加第三党，一部分参加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社。当时，李达办了《现代中国》，邓初民办了《双十》，分头宣传其政治主张。

施存统、许德珩、刘侃元等都是《革命评论》有声有色的班底。他们与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陈公博两次骂共产党，他们两次退出。在《革命评论》的鼓吹下，终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这是汪精卫、蒋介石争夺权力的产物。

1928年6月至9月，施存统在《革命评论》、《现代中国》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第三党问题》以及《中国民主革命底性质与其必然发展》等文章，阐发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后来检讨：“我们当时的主张和行动，在主观上虽然想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但在客观上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运动”，承认自己“忽略了政党的阶级性，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施存统的理论迷惑了不少中间群众。共产党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恽代英的专文《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对施的脱党及参加改组派所发表的错误言论予以严正的批判，但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亦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价值。”施存统此时处在左右夹攻之中，国民党方面攻击一般自命左倾的分子“仍向共产党献殷勤，趁着大家不知不觉中努力替共产党张目”。在这种情况下，施存统表示：“决不愿意攻击共产党，更不愿意昧着良心骂他们‘反革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集中主要力量去“批评右倾势力，攻击反革命势力”。

施存统在改组派中提出“打右不打左”的口号，坚持“联俄政策”。这和改组派中的汪陈是有区别的。他后来十分痛心于这一时期的活动“只替一部分人造成升官发财的机会”。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经济史》自序中，他说：该书只算是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最初成果，“这在一方面可以纠正自己过去对于中国经济问题见解的错误，同时亦就间接指出过去对于中国政治问题见解的错误——‘中间道路’底走不通，没有经济的根据。”

1928年底，因不满于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方法，施存统退出改组派，与许德珩等组织了济难会。他自思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够做一个革命的政治家，于是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从“战场”上退到书斋。直到抗战爆发，施存统共翻译了《资本论大纲》、《社会进化史》、《马克思经济学底基础理论》、《苏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辩证法与资本制度》、《现代唯物论》等20余种进步理论书籍。有的如《资本论大纲》解放后曾再版。这些书有些是他个人译的，有的与陈望道、周伯隶等人共译。他的夫人钟复光也跟他学日文，并一起翻译多种日文进步书籍。施存统还著有《社会主义基础知识》、《中国现代经济史》、《欧洲无产政党研究》等书，其工作毅力是惊人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些书常常遭到查禁，他赖以生活的稿费自然很菲薄。为节省开支，曾举家回老家叶村住了半年。

“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不问政治的施存统。他在北平公开演讲、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去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有一次在北京大学风雨操场演讲，场地容纳不下，不少人爬上墙头、大树听讲。他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五大教授，其中就有他。因学生报信才得免。他被通缉后，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东渡日本卖书读书，下半年又回叶村读书译书。1935年春，冯玉祥聘他去泰山讲学。冯赠送他2000元。暑期他又与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在日本结识了叶澄波(陶钧旧部)作了叶的家庭教师。1936年春回上海，与叶共筹进化书局，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下半年施存统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还去过山西太原民族革命大学讲学。他的译著工作仍在继续，“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

(六)

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惊醒了中华民族。多年不写政治论文的施存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热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的两三个月内，连续发表数十篇抗日救亡的文章，后来收入《民主抗战论》一书。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施复亮在8月25日发表了《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文，提出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阐述所谓“全面的抗战”，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抗战，而且是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民众一致参加的抗战。他认为要使抗战取得胜利，必须做到“发动民众运动”和恢复“联俄政策”。他大声疾呼：“抗战重心在于改革政治，从抗战中完成民主革命”。他批评国民党政府没有坚决抗战的国策。华北的失败原因在于政府平素压迫剥削民众。

“七七”事变后，一些苟且偷安的人曾有“北平文化城”(即北平不驻兵)的“建议”。“八一三”后，上海舆论界也有“上海中立区”的叫嚣，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和谈密谋始终没有停止。施存统连续发表《上海中立区与北平文化城》、《赶快把和平的门关闭起来》、《支持“抗战到底”》等文章，呼吁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用全力来克服和平妥协的危机，争取抗战彻底胜利，要求政府对日绝交……把和平的门关闭。

章乃器在1937年9月1日的《申报》上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劝大家“少”向人民“号召”，“多”向政府“建议”，“人民多多在国策的原则之下建议，政府充分考虑人民的建议，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对外的唯一办法。”他这一建议的目的，为的是“集中力量”，避免“彼此派别之见”，不再“在明争暗斗中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施存统针锋相对，发表了《多号召多建议》，认为问题的要点在于怎样“号召”，怎样“建议”。他反问章乃器：已经确定的“国策”，不知道是不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如若是的话，便应当拿这一个国策向全体民众“号召”，号召他们以实力来拥护这一国策。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对此作出评价：“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接着，章乃器又发表了《平凡的领导和平凡的组织》，可说是《少号召，多建议》的进一步发展。施存统写了《论绅士的领导与帮忙的组织》，对章文提出批评和商榷，他说：“章先生所提倡的‘绅士的领导’，不过是‘在野’的统治者的领导，……‘帮忙的组织’，也是历代统治者所能允许民众的唯一的组织，即对于统治者最没有危险性的‘最可靠的组织’。”这种“绅士的领导”和“帮忙的组织”乃是“少数高高位在民众上面的特权者利用它来巩固自己地位的一种领导和组织”。“要想用这种领导和这种组织来支持‘抗战到底’，那真是‘南辕而北辙’。”施存统常说：批评是对主张的问题，不是对人的问题。因此，他虽然批评章乃器的主张，但不曾批评过章乃器的为人，更不作人身攻击。他提出多批评多讨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自己就勇于自我批评，1937年他写了《一个诚实的声明》，对脱党和1928年的思想和言论，作了深刻的剖析。他常常受着良心的责备，愧对那些共过患难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而我却还苟且偷生于人世。我因为一时的认识错误而不能革命到底，我没有他们那样勇敢作壮烈的牺牲……”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在今天还勉强可以自慰的，就是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存心欺骗过群众，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没有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没有为了穷苦而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说过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他公开声明决不攻击共产党。人民对他是谅解的。

上海沦陷后，进化书局迁到昆明，改名“民生印刷厂”，1940年又迁重庆，改名“南方印刷馆”，由施复亮任总编辑。在重庆，施复亮受到周恩来等的亲切帮助，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从而积极地投入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去。他到处写文章、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为此，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国民党派人引诱他去做参政员，施复亮严词拒绝。他说：“宁愿饿肚子，不投蒋介石。”后由胡子昂等介绍，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负责编辑《四川经济季刊》。施复亮写了许多具有独特见解的战斗论文，单在《新民报》上就写了《经济漫谈》92篇。他用通俗的文字，对战时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呼吁改善人民生活，对发国难财的暴发户痛加抨击。这类文章短小精悍，明白易懂，很受读者欢迎，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

(七)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施复亮等民主人士。这使施复亮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决心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他结识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感到有建立一个组织的必要，就和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等筹建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该会成立，施复亮被推为常务理事，并担任言论出版组组长。

民主建国会在《成立宣言》中提出：对国共两党“不右倾、不左袒”，自处于“中间地位”。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施复亮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先后写了《何谓中间派?》《“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18年来施存统都处在中间派的立场。但是，他认为“中间派决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能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调和。”他强烈谴责国民党20年来的腐败无能、独裁统治；而中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它忠实于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时候……应该和它诚意合作。”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是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施复亮被拳打脚踢并被推到台下，郭沫若、李公朴……等也受了伤。施复亮伤势最重，在医院里由他口授钟复光笔录，写了《愤怒的控诉》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在严重的自色恐怖下，周恩来建议施复亮和新华社同志一起飞往上海。这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已通令全国各学校，不得聘用施复亮，使他处于失业境地。

内战爆发后，施复亮错误地认为内战“是今天国共两党一致抛开和平合作的政协路线，继续利用武力从事政争”所造成。但他更多地是谴责国民党说：“决不应盲目地同样反对内战的双方，而要特别反对那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共产党“绝对有用自己的力量防卫自己的权利”。他主张采取中间道路，对内是“调和国共”，对外是“兼亲苏美”，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不赞成暴力革命。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使施复亮的幻想逐渐破灭，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1948年12月民建会指派施复亮、孙起孟等三人为新政协筹备会代表。12月26日，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施复亮等民主人士从香港启程到东北等地老解放区参观访问，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民建会的领导人，勉励大家为解放上海效力。施复亮立即报名随陈毅大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在上海时，他多次讲演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并对自己过去散布的“中间路线”作了一定的涤除。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施复亮作为民建会代表出席会议。10月1日，施复亮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当他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感愧交集，思绪万千，热泪夺眶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留他在北京工作，他表示：“我只有肝脑涂地，尽心竭力做去。”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同时又先后任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他起草了《推进会务方案》，建议以政协共同纲领取代民建会原有纲领，获得通过。在培训民建会干部等方面，施复亮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施复亮以副部长和民建会副主委双重身分从事调整劳资关系的工作。解放初，有人说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是养猪政策，养肥了再杀。施复亮说：这是根本错误的认识，资本家也不会那样傻的，等着被杀。“今天的工商业者不是猪，而是牛。鲁迅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看见共产党员在做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做牛，也是为人民服务，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上，多发挥一种耕种作用……”他到上海、成都等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解除工商业者的顾虑，他竭力调整劳资关系，要劳资双方都遵守政府法令。他带病坚持工作，在成都作报告时，因高血压而昏倒。毛泽东亲自对施复亮说，对民族工商业者你们讲话比我们有效，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就要你们这些人来做。他牢记在心。

三反五反中，民建中央批判章乃器的“大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同时批判施复亮的“大资产阶级组织路线”。劳动部则将施复亮过去发言的中间派主张的文章摘录打印，发给全体干部批判。他想不通，5月间写信给李立三部长并转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毛泽东知道后，批评李立三说：你们搞“左”了，非搞回来不可。原工商业者算在人民里面，坚持党的团结教育政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李立三、李维汉约施复亮谈话，作了解释。后来劳动部散发的材料全部收回，民建会也在《三反五反专刊》第4期上发表了《两点检讨》。

1954年，他辞去劳动部的职务，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幸的是正当他精神振奋想以余年实现报国之志时，却因劳累过度而瘫痪，他多年卧病，但仍关心祖国的建设和民建会的工作。

施复亮一生为人耿直廉洁，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生活朴素。1950年他以所得的1145000元(旧币)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抗美援朝中他也做了贡献，河北发生水灾，他捐赠2000元，支援家乡小学2000元，1967年又以2万元捐赠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他自奉甚俭，出客的衣服，一双皮鞋，只在上天安门观礼穿一下。他的衬衣上补着几块异色补丁，朋友笑他：“可以穿上演《化子拾金》了。”女儿月明见弟弟施光南学习劳累，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半夜当点心，他大训一顿：农民的孩子拿一个自家种的萝卜还不舍得当零食吃，我们现在的生活够好了。女婿被错划为右派，他引《宋士杰》中的两旬台词：“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并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向组织提出改正。直到1970年11月被“四人帮”迫害含恨去世，他没给子女留下分文遗产。但却给人民留下了很多可以继承借鉴的宝贵财富。他学习传播马列主义，自觉地为革命鞠躬尽瘁。他爱憎分明，常常剖析自己，承认自己常犯主观主义错误而勇于改正。他走过曲折的道路，终于跟上了时代。施复亮的一生，为革命尽心竭力，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人们赞他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920年9月2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2．施复亮：《我写“非孝”的原因和经过》，1948年10月《展望》第22－24期。

3．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4．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1920年9月28日《民国日报》副刊《党悟》。

5．《社会主义讨论集》1923年新青年社出版。

6．施存统：《中国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1923年7月1日《先驱》第22期。

7．施存统：《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1925年9月1日《中国青年》第91、92期合刊。

8．施存统：《悲痛的自白》，1927年8月30日《中央日报》副刊。

9．施存统：《中国革命底性质与其必然的发展》，1928年9月1日《现代中国》2卷3号。

10．恽代英：《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29年2月1日《布尔什维克》2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