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熙

【介绍】：

张世熙

张世熙，江西早期革命活动家，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9年12月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

张世熙，又名张少西，化名王又新、李永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窑头乡中塘村一户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是私塾教师，家境清贫，仅有薄田10余亩。

辛亥革命前后，张世熙先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和省立南昌第二中学读书。1917年，他又从南昌二中退学，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入设在饶州(今波阳县)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学习陶瓷专业。但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势力和国内军阀官僚豪绅不除，不能救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必须唤起民众，用新思想激发民众的救国热情，武装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从窑业学校毕业后，放弃了从事陶瓷工作以实业救国的愿望，回到万安，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的教员，开始从事开通民智的思想启蒙工作。

五四运动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城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处于江西省腹地的万安县也不例外。1921年冬，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的万安籍青年学生曾天宇，来信要张世熙在万安组织进步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张世熙邀集严安华、肖冠宇、曾宏毅、王立生、许大权等十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万安青年学会。这是一个探索改造旧万安、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青年学会成立后，在县城、窑头、罗塘等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吸收家境贫困的青少年免费入学，教他们学习文化、日常科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在县城、罗塘、窑头、上宏、潞田等地组织了娱乐部，利用农闲季节和新年时间，开展讲故事、教唱歌、演“文明戏”等活动，先后演出了“宣统登基”、“不信迷信”和“严禁鸦片”等剧目。他们还自己筹集资金创办了一份《青年》杂志。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大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万安社会的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又能下猛烈的攻击，严正的批评。”

张世熙的这些活动，不仅使他有了更多的接近工农、认识社会的机会，而且使万安县广大工农群众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和万安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奠定了基础。对此，江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袁玉冰曾称赞万安青年学会成立不久，就作出了“令人吃惊”和“成效卓著”的成绩，是“活泼泼地有青年精神的团体”，“不但江西，就是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的。如果江西81个县的青年都有同样的组织，那末新江西的实现，或者就在最近的将来”。袁玉冰还称赞张世熙主编的《青年》杂志“是江西出版界有生气的出版品”。他指出：“在穷乡僻壤的万安青年界，居然有这种有生气的团体和印刷品出现，这真是难能可贵，而且是我们江西青年思想界一宗顶可乐观的事!”

(二)

1924年，江西省的各级国民党组织，在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同年，张世熙在万安参加了国民党，并被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委为筹备员，在该县负责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万安县原来也有一些国民党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后来由于北洋军阀江西当局的压迫，停止了革命活动。张世熙把愿意继续革命的老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又吸收一些工农青年和知识分子入党，使万安县的国民党组织增加了新鲜血液，恢复了生气。到1925年2月，万安县的国民党在张世熙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党部，张世熙当选为常务委员，是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

张世熙领导的国民党万安县党部，除组织广大党员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外，还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1925年5月，张世熙和曾天宇、文章等筹募捐款800余元，在县城开设了一家聚华书店，推销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又经常利用这个书店秘密聚会，研究革命工作，使书店成了万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

从组织万安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到改组国民党、开办书店，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实际革命活动的锻炼，使张世熙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觉才能救中国。1925年底，他向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26年4月，中共南昌特支发展为江西地委，地委根据张世熙的一贯表现，派共产党员曾天宇、肖素民二人为张世熙的入党介绍人，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张世熙又在万安县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国民党党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于同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万安县支部，张世熙担任支部书记。

1926年9月，北伐军克复万安，张世熙领导的中共万安县支部和国民党县党部积极开展工农运动。他和万安县其他革命领导人一道，一面创办《先锋报》，为革命大造舆论，加强工农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经验交流；一面组织工农群众团体，使万安县的工农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27年5月，在县城组织了县总工会，在罗塘、窑头、良口、武术、棉津等墟镇成立了各行业工会，为争取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开展了斗争。如规定：(1)普遍增加工人工资30－40%；(2)实行8小时工作制；(3)不得无故解雇工人，解雇工人必须经过县总工会的许可；(4)工人有病，老板要负责治疗；(5)过年过节要照顾工人福利，老板不得刻薄；(6)每星期休息一天；(7)工会开会或全县开大会，工人有权参加，老板不得干涉等。

在张世熙等人的领导下，万安县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很好。全县组织了县农会1个，区农会6个，乡农会300多个，会员达2．1万余人。北伐战争胜利后，张世熙又与县农会委员长刘光万多次研究，发动农民向豪绅地主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租谷由以前一亩田交租200斤减为100斤，利息由以前的2分至3分减为1．2分至1．5分。张世熙还回到家乡窑头地区，会同当地共产党员、区农会委员长刘藜，发动农会会员严惩了一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土豪郭根里、陈修唐等人，为当地人民除了大害。

与工农运动发展的同时，万安县的中共组织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到1927年6月，全县中共党员数由1926年11月的30余人发展到500余人，并根据党的五大后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成立了中共万安县执行委员会，张世熙为县委书记。

正当万安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公开反共，下令“清党”。万安籍在省城南昌工作的共产党员曾天宇、肖素民等先后受中共江西省委派遣回到家乡，领导工农运动。万安县国民党右派肖律也公开叫嚣：“万安县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是国民党领导，实权却操在共产党手里。”张世熙和曾天宇等一道团结国民党万安县党部中的左派力量，针锋相对地宣布拒绝执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清党”指令，并在《先锋报》上发表文章，驳斥肖律的反革命言论。肖律恼羞成怒，跑到赣州，找到他的学生、驻赣州的国民党军队内工作的周颂，诬称：“万安县国民党县党部全为共产党员控制，国民党员毫无权利”；并要周颂请求国民党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钱大钧和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联合派兵到万安“清党”。

6月底，钱大钧、倪弼勾结遂川、赣州、万安、泰和等县豪绅，尤其是遂川的“军界偕行社”反动武装，在这些县进行“清党”活动，仅万安县就捕去文章等共产党员12人，将他们关押在遂川县城监狱。曾天宇以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的身分，会同张世熙等率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5000余人前往营救，与敌初战于遂川县良碧洲，缴枪10支，俘敌20余人，毙敌5人。二战于遂川县城，与“清党”军和“军界偕行社”豪绅武装激战两小时，打死敌队长1人，缴枪3支，攻下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万安、遂川两县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三次，“清党”军和“军界偕行社”500余人联合向万安进攻，曾天宇、张世熙等率领工农武装在万安与遂川交界处与敌激战一昼夜，毙敌10余人，缴枪5支，工农武装也死3人、伤5人，但将敌击溃。

(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江西陷入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张世熙的胞弟——中共赣州地委书记张世瞻于同年7月3日在赣州被钱大钧部逮捕，受尽酷刑后于7月30日被杀害。与此同时，驻扎于遂川县城，在遂川、万安两县“清党”的钱大钧、倪弼联合部队，正准备进驻万安县城；朱培德也派出军队在吉安、泰和屠杀工农群众。一时，江西上空乌云滚滚，革命风云突变。

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和革命遭受挫折，并没有使张世熙丧失革命斗志，相反却更加坚定了他与国民党新军阀和豪绅地主斗争的决心。为了接受血的教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张世熙等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已暴露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县党部，向农村转移，另留未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在县党部工作。中共万安县委和县总工会、农会、妇女会等则迁往罗塘墟至善小学办公，发动农民与反动派继续斗争。不久，国民党军队即占领万安县城，进行“清党”。

1927年8月至9月，中共万安县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万安革命斗争处于停息状态。10月，曾天宇派人到南昌，以接亲属为名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带回了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省委关于组织秋收暴动计划等文件。曾天宇、张世熙等立即在至善小学召开全县党的代表会议，70余名共产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张世熙主持，会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和万安的革命形势，主要讨论贯彻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发动万安暴动等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万安县开展工农运动的基础好，群众党悟高，党的领导力量也较强，大革命失败后党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基本未受损失，因此，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不久，中共江西省委代表汪群、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等来到万安，张世熙又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听取上级党代表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安排和打算。当汪群传达了省委关于赣西南暴动以万安为中心各邻县响应的决定时，张世熙代表万安县委表示坚决拥护、并表示要积极做好暴动的各项准备，与国民党反革命派进行誓不两立的斗争。

会后，张世熙等为发动暴动，进行了各种准备。10月中旬，张世熙赶到万安县东乡，在横路村召开了全县群众动员大会。来自茶亭、罗新桥、韶口、高陂、窑头、百嘉、罗塘、丁脑、蕉源、枧头、剡溪、大小蓼等地的两万多农民参加了大会。张世熙号召全县群众一致行动起来，拿起武器，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武装，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次动员大会，鼓舞了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定了群众与国民党和豪绅地主斗争的决心。11月上旬，县委又利用庆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周年的机会，指示各区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打出镰刀斧头旗，提出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这两次群众大会，是万安暴动前的总动员，是“万安群众革命转人一个新的途径的一大关键”。“自此以后，各区各乡即随时发生斗争，不断的捕杀豪绅及反动派，陆续收缴反动派零散的武装。农民原有的武装，此时均分配参加各区群众的斗争。乡村中豪绅及反动分子大半逃亡，余则俯首贴耳，不敢出县城一步；过境的杂色军队——尤其是第十四军屡次被群众缴械捕杀或驱散。”

为了组织领导好暴动，县委成立了万安行动委员会，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陈正人、余球、汪群、曾延生等为委员，曾天宇为书记，作为武装暴动的总指挥机关。在行委之下，又成立由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三人组成的军事参谋部，负责策划攻城工作；成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杨德明为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人数60人，快枪50支。这是中共万安县委从各区、乡工农武装中选拔出来的骨干分子。县委还规定，各区农协会员中，凡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都编为万安工农革命军，组成5个纵队，每纵队由1700－2600人组成，共1．4万余人；纵队之下分别组成大炮队、快枪队、鸟枪队、梭镖队、马刀队、云梯队(爬城用)。武装队伍组成后，进行了短期专门训练，熟悉军事基本知识，掌握作战技术。

在思想动员、组织准备的同时，武器准备同时进行。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张世熙亲率工农革命军到泰和县沿溪渡缴获敌保安团枪枝20余支；南昌起义失利部队过境时，又送给农军长枪10余支；国民党零星部队过境时，万安农军多次袭击，又夺取了一些枪枝。此外，各区农会还赶制了大批土枪、土炮、梭镖、马刀等武器和熬制了大批土硝，制成炸药，作为攻打县城的武器弹药。

1927年11月20日，轰轰烈烈的攻打县城的战斗打响了。这次攻城的起因是：11月中旬，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派南昌公安局局长李思愬前往赣州，收编第十四军赖世璜部留赣部队。当李由南昌坐轮船到赣州路经万安时，张世熙曾发动窑头、百嘉、罗塘一带农军拦江截击，缴获一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吓得李思想慌忙逃往赣州。不久，李思愬收编事毕由赣州返回万安时，即追查上次被截击的事。11月19日，李派兵一排到万安县罗塘墟至善小学抓人，张世熙、曾天宇等领导人闻风回避。敌军在这所小学内发现墙壁上贴满了革命宣言、标语，急忙逃回县城，准备第二天回赣州搬兵前来镇压。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曾天宇、张世熙等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组织农军攻打县城，活捉李思想，消灭还未离开县城的敌人。11月20日凌晨，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和万安工农革命军，趁着月隐星藏的黑夜，向万安县城进发。农军兵分三路，一路攻北门，由刘光万指挥；一路攻东门，由张世熙指挥；一路埋伏南门外，由刘兴汉指挥。当攻城命令下达时，工农革命军的快枪、土炮一齐向县城轰击，守敌慌忙还击。工农革命军奋勇异常，在敌军炮火还击下，架梯登城。但在敌军猛烈的火力阻击下，工农革命军伤亡多人，未能将县城攻克。敌军经过这次打击，慌忙派兵一部簇拥着李思愬逃回赣州，三天后增加一连人守卫县城。

第一次攻城后，本计划很快进行第二次攻城。这时，中共泰和县委派人要求万安农军前去支援进攻泰和县城，解救被捕的县委领导人和革命群众。11月25日，曾天宇、张世熙、刘兴汉、彭振亚等率领万安农军近百人，分三个纵队，在黑夜分乘几十条小船向泰和进发。他们利用上次缴获李思愬给第十四军的国民党军服装，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泰和县城，同泰和农军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了泰和县城，缴获大批枪枝弹药，打开监狱，救出泰和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又抓获土豪劣绅关进监狱，由泰和农军看管，然后凯旋而回。

张世熙等领导万安农军攻打万安、泰和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极大震惊。11月底，万安、泰和、遂川三县敌军和靖卫团，联合举行三县“会剿”，向万安县罗塘、窑头、百嘉等地大举进攻，烧毁民房，抢走耕牛，并捉去农民100余人，其中半数被惨杀。敌军走后，张世熙等领导人一面走村串户，安置和慰问被难群众，一面继续鼓舞士气，分区举行武装示威大会，控诉反动派的罪行。经过张世熙等人的过细的工作，万安农村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有组织而能参加实际斗争的有4万余人，并开始焚烧债务契约，征发富农及商业资产阶级钱谷。”“所谓三县会剿，不但不能镇压万安农民的觉悟，并且更促进农民的觉悟与暴动的决心。”有的农民在三县“会剿”前还抱观望态度，“会剿”后深深认识到：“只有同反动势力拚命斗争，才是自救的出路。”

12月18日，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由第十四军改编)，派兵两连护送李思愬再次由赣州乘船回南昌，偷偷地通过了万安，但为张世熙等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获悉，便通知各路纵队：若敌军返回赣州时，必须狠狠追击，乘机再次攻城。12月24日，护送李思愬的敌军再次经过万安窑头，农军发现后立即聚集几十人，一面追击，一面大喊“打匪军，打匪军”，沿途农协会员纷纷拿起土枪土炮加人战斗，很快聚集二三千人，猛追50余华里，直扑县城。敌军慌忙逃至县城，闭门死守。农军再次将县城团团围困，以快枪和土枪土炮向城内猛击。守敌在城头还击，相持半天，农军死伤40余人。这次攻城是农军的自发行动。曾天宇、张世熙等领导人获悉后，见群众牺牲太大，便动员农军退却。但农军坚决不退，直到张世熙等领导人答应一星期内攻城才同意撤退。

第二次攻城后，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刘兴汉、刘光万等中共万安县委和万安县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张世熙认为，群众的革命情绪如此高涨，领导者只能正确的引导，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一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会议决定，县委领导成员一面慰劳和慰问伤亡群众及其亲属，一面再次组织群众，准备第三次攻城。12月31日，万安、泰和两县农军共8000余人，举行了第三次联合攻城。这次攻城的主攻武力达2000人，分三路向万安县城突进。这时，守城敌军由700人增加到800余人，“结果因未能按时总攻击，二、三两路先后败退，死十余人，第一路与敌军激战七小时之久，毙敌30余人，终因火药缺乏而退回。”

万安农军三次攻城未克的消息，被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知道了。他派人给中共万安县委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愿意派武装协助攻城。信的大意是：万安负责同志，泽东于×月×日集合部分同志来到井冈山，把原有井冈略加整理，听得万安工作同志的热情甚高，至为钦佩。又闻久攻敌人不下，是否要由我派一部分武装来协助进行，希明白详答。曾天宇、张世熙等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请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攻万安邻县遂川，使万安县城守敌造成唇亡齿寒的恐惧心理，然后万安农军趁机攻城。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于1928年1月5日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县城。

张世熙等领导人得知遂川攻克的消息后，于1928年1月9日率领万安工农革命军第四次攻打县城。参加攻城的农军共4万余人，分四路纵队向县城进发。这次攻城，吸取了前三次的经验教训，又增加了良口区的农军。当攻城的命令发出后，农军枪炮齐发，冲锋杀敌声响彻云霄。驻城守敌看到攻城农军的巨大声威，又震惊于邻县遂川已失，无心固守，偷偷退出县城，向赣州逃窜，农军胜利地占领了县城。至此，张世熙等人发动的攻城暴动，终于获得了胜利。农军攻进县城后，活捉大土豪20余人，占领了国民党县政府。群众无不欢天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暴动胜利万岁!”

1月11日，在县城东门外召开全县工农兵大会，庆祝万安暴动的胜利和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由曾天宇、张世熙主持，到会的有300多个团体5000多人。中共江西省委代表王为宪和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代表何长工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团由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刘兴汉等组成。当张世熙代表万安县委宣布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万安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刘光万为主席，郭定元、周生茂、刘其英等为委员，许大权为秘书长，下设秘书处和土地、军事、建设、教育、财政、交通、惩治反革命、粮食管理、清理逆产等九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三至七人组成。此后，全县八个区也分别举行了群众大会，庆祝暴动的胜利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万安暴动胜利后，张世熙仍担任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委机关和工会、农会、妇女会、共青团等团体也由罗塘墟搬到县城文庙办公。在暴动斗争中，党组织得到大发展，全县党员由暴动前的500人猛增到2300多人。张世熙虽然没有参加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但县苏维埃政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苏维埃职员全系党员，在苏维埃中，曾组织党的特支，苏维埃一切工作，均由党决定和指示”。

张世熙等领导的万安暴动，推动了江西的武装斗争。“万安暴动，引起了全省群众情绪的高涨，尤其是赣西南各县工农群众所受的影响更大。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从事苏维埃政府建设。永新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斗争的有十万人。赣南的南康、兴国先后暴动，安福、泰和、吉水、永丰、乐安各县群众，亦风起云涌的发动了英勇的斗争。吉安、赣州两重镇，也日在革命的恐怖中。”

张世熙等领导的万安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调集重兵，从赣州和吉安向万安进攻。1月15日，敌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的第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一个营、第十六军方鼎英部第五师两个团进八万安县境。曾天宇、张世熙等提出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应敌策略，没有固守县城硬拚硬打，而是率领党政机关和各革命群众团体于1月23日撤出县城，向农村进发；工农革命军也分为两路，一路由张世熙率领，在县境东南乡剡溪一带活动，以便情况紧急时向兴国和吉安县东固山转移；一路白曾天宇率领，转战于县境西北乡的罗塘至潞田一带，以便情况紧急时向井冈山靠拢。

敌军侵占万安城乡后，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全县有600人被杀，许多县、区、乡的革命领导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曾天宇在队伍大部分牺牲和失散的情况下，只身潜回家乡，准备北上南昌导找省委，不久也英勇献身。张世熙的父母、兄弟也惨遭杀害。然而，敌人的疯狂镇压，没能动摇张世熙的革命意志。他领导河东农民，先是转战于万安、泰和、兴国三县边界，后来因为要到南昌向省委汇报万安暴动情况，就把队伍交给了肖玉成、肖子龙率领。这支农军不久就转入吉安县东固山，编入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另一部分农军，在曾天宇牺牲后，由游必安、刘光万率领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编入了红军第四军。

(四)

1928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各省推选出席大会的代表。省委鉴于万安暴动不但在本省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决定由张世熙、王凤飞、曾文甫等三人为江西代表。4月中下旬，张世熙等由南昌经九江到达上海。5月上中旬，由秘密交通护送，与全国其他省的代表一道，经大连、海参崴进入苏联，6月上旬到达莫斯科。

张世熙作为一个县的革命领导人，有幸来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乡，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全国各地代表一起共商革命大事，心情格外激动。到苏联后，他利用大会开始前的短暂时间，为他的胞弟张世瞻烈士写了传略。6月18日，大会开幕，他除了参加大会听取各项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外，在大会组织的十个委员会中，还参加了政治、农民土地、苏维埃、军事、宣传、财政审查等六个委员会，并在大会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

6月25日，当大会安排讨论瞿秋白代表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时，张世熙在大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他首先谈了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害，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主要是：一是不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他说：“我们党在过去一切的宣传和政治主张，多是站在国民党的观点上，把三民主义装饰得非常的好，什么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如果我们要站在自己党的立脚点上宣传、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上级党部是认为破坏联合战线的。”二是束缚群众运动，打击下级党部的积极性。他说：“万安在1926年11月曾做过一次减息运动，由20%－30%减为12%－15%。在这种运动中，自然免不了许多纠纷，报告上级党部是认为过‘左’的。自此次斗争胜利后，农运特别发展，打倒土豪劣绅，清理并夺取被豪绅把持的公款，乡村政权归农协……的斗争，日益扩大而且剧烈，往往发生武装斗争，每次双方互有死伤。上级机关得到这些消息，便严厉的下命令批评万安工作太过火，不许再继续的这样干。可是党无论如何拉后脚，终不能抑制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从此我们只有减轻报告，免得他们说过火。”

张世熙还针对一些代表争论谁的机会主义多谁的机会主义少的偏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问题是要把机会主义的来源和实质弄个清楚，很忠实的普遍的传到党的下层群众中去，使全党同志都彻底了解，从此得到大的教训，而永远不再犯这种错误。如果不是这样，而将党整个的精神注视到个人问题上面去，那末我敢断言，到下次大会还要来争你的机会主义多一些，我的机会［主义］少一些。”这个意见，得到代表们的热烈赞同和鼓掌。

关于反对盲动主义与党的暴动政策的关系，张世熙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党的暴动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反对盲动主义就怀疑党的暴动政策。他说：“自拿出这个暴动政策，使群众才找到出路，认识了我们的党，认识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之伟大，认识了只有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是他们的出路。”他的结论是：“在暴动政策之下，固然要与盲动主义儿戏暴动奋斗，但绝不能因为盲动主义而怀疑或减少整个的暴动政策之意义。”

7月1日，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第二天，张世熙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针对李立三在报告中提出只没收地主出租的土地而不没收地主个人经营的土地的主张提出异议。张世熙认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地主是整个的封建产物，自然要没收。难道带有半封建性的地主经济(营)的土地就不要没收吗?这样，投机的地主，又何尝不又马上采用雇农的生产法来经营呢?”他说，这样做至少有两点不合理：第一，“如果不没收地主经济(营)的土 地，那末不自耕种的小有地主反被没收了，而大有的地主经济却幸免了，不但说不过去，地主也可以投机转到地主经济(营)去了”；第二，如果只没收地主出租的土地分给佃农，不没收地主经营的土地分给雇农，“那么，不但我们党的政纲有所欠缺，就是雇农也一定要怀疑，因为我们是没有顾及他们的利益”。

张世熙还提出了不主张土地平分和土地国有的意见。他认为：在“商品经济时代，是不能实现平分的。而且在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方法来平分。我在万安就曾经验到这一点，比如肥瘠问题就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也不主张在现在一切土地国有，因为这样不能使农民的斗争情绪加长”，而且“必将引起自耕农的误会”。张世熙还认为“一切斗争的过程要从日常生活小的斗争发起”。张世熙在发言中还提出了保证雇农在农民组织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暴动后进行游击战争一定要转变到组织游击性的红军问题，并且总结出“万安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这一点，所以失败后就不易冲出去”的教训。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张世熙参加党的六大是认真负责的。他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报告，没有采取那种“坚决拥护”、“完全正确”的简单表态，而是通过认其独立思考，提出了赞成和不赞成两方面的看法，以帮助中共中央制订正确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政策。他的两次发言，具有比较高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比较丰富的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说明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党的负责干部。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张世熙又应共产国际的邀请，于7月12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这个报告共分九部分约1．3万余字，分别论述了万安暴动前的革命基础、暴动的全过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及其工作经过、暴动中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情况以及暴动的影响和教训等，是关于万安暴动的全面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开展武装暴动的经验宝库。

(五)

1928年9月，张世熙同江西其他两名代表一道回国。他们首先向省委传达汇报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意见。由于省委于6月份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省委领导机构已不健全。他们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江西问题委员会”，与中共中央领导一道，共同研究了加强江西省委领导的问题。10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共江西省委进行改组，确定张世熙、王凤飞、冯任等为新的省委常委，负责筹备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8年12月5日至12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鄱阳湖开幕，后移到湖口县舜德乡王遂村继续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0人，代表全省党员5000余人。中共中央派张金刃(张慕翰)为代表出席指导。大会由张世熙、冯任、王凤飞等集体主持，除中央代表作报告外，又因原省委书记陆沉已调离江西，由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冯任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张世熙等三名代表作了出席中共六大情况的报告，然后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分别就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工作、职工运动、农民问题、军事工作、苏维埃工作、C·Y工作等问题作了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这些问题的决议案。大会选出了省委委员13人，候补委员7人，又由全体委员选出省委常委7人，候补常委3人，张世熙被选为省委委员、常委，在组织分工时被推选为省委书记。

张世熙领导的新省委，正确地分析了政治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认为“在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候”，“江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随着全国高潮而到来”，“加紧群众日常斗争是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但张世熙领导的新省委，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省委机关仍然设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省委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城市，所谓建立中心区域的工作，仍然是“依照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民的中心路线，相当的集中人力财力格外努力建立城市工业区铁路线军事政治经济等中心区域工作，尤其是南昌、九江、南浔路、吉安、赣州、景德镇、乐平、临川等处的工作”。并且认为：“农村工作也要依照这个原则去布置，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农兵斗争才能互相呼应的起来，才能保障将来的胜利。”

张世熙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注意抓日常的革命斗争，以积蓄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张世熙认为，能否推动革命运动的开展，创选一个布尔塞维克化的党是关键。因此，他以很大的精力来健全江西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他首先抓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设，以张世熙、王凤飞、胡子寿、沈建华、曹策、贺俊、冯任、阮啸仙等为省委常委。组织分工为：书记张世熙，组织部主任王凤飞，宣传部主任冯任(后阮啸仙)，工委书记胡子寿，农委书记沈建华，军委书记蔡申熙，秘书长贺俊，共青团省委书记曹策。然后，又于1929年3月到5月，先后派省委成员到各地，帮助赣南、赣西、信江等特委和临川、九江两中心县委召开了代表大会，健全了这些地方的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从而使全省城乡的革命斗争都得到了发展，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扬。1929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江西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半年来的工作，在全省的组织上已有比较健全的现象，使着全党的日常生活已经相当的建筑发展工作上，这都是可以指出的成绩。”这就使江西党组织得以渡过了大破坏后的难关，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但是不久，中共中央却以“加强江西工作”为由，于1929年9月26日给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信，决定改组江西省委，指定原省委书记沈建华为省委书记，原省委宣传部主任阮啸仙为组织部主任，另派吴道一(王同根)来江西任省委宣传部主任，原组织部主任王凤飞改任农委书记，工委书记仍为胡子寿，张世熙则改任省委特派员，派往景德镇，帮助恢复建立赣东北特委。张世熙不计较个人得失，愉快地服从党的安排。他到景德镇去工作后，很快恢复重建了中共赣东北特委，并且经常深入到景德镇的瓷业工人中去活动，于同年10月向省委写了1．5万多字的《关于景德镇瓷业与窑工斗争情况的报告》，对景德镇瓷业状况与工人数量、景德镇社会现象与统治阶级、物价提高与工人生活状况、瓷业工人斗争的经过和目前状况与今后方针等各方面，作了详尽的叙述，为省委指导赣东北特委今后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不幸，省委被改组后不到两个月，即于11月23日遭到破坏。这次破坏，首先从驻吉安的赣西特委被破坏引起。11月8日，党团赣西特委在吉安城内的万安试馆内召开俄国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会，共青团赣西特委书记曾道懿被捕后叛变，致使党，、团特委遭受破坏，国民党江西当局又通过邮电检查，将党的赣西特委致省委的信截获，引起省委交通机关被破坏，并进而牵连到党、团省委机关、南昌市委党团机关的破坏。又由于团省委代理书记欧阳琨、团省委秘书长庞云飞、省委赣东巡视员王立生等人的叛变，致使九江、景德镇、德安、临川、樟树镇等地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省委书记沈建华、工委书记胡子寿以及刘企勋、肖冠宇、万洪山、黄义、曾志昌、赵醒吾、沈素等一大批特委、市区委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捕牺牲。这时，张世熙正在景德镇工作。12月2日，驻景德镇的赣东北特委干部张锦枝被捕，供出张世熙住地，致使张世熙于12月12日被捕。由于张锦枝供出张世熙以前担任过省委书记，敌人非常重视，随即解往南昌，关押在南昌卫戍司令部的监狱内。卫戍司令张辉瓒曾通过张世熙的同乡、万安县籍的叛徒王立生劝说张世熙自首，遭到张世熙的怒斥。敌人不能软化张世熙，随即于年底将他秘密杀害。

张世熙在南昌被害后，万安的反动派将他的妻子严秋香和儿子张理景(任乡团支部书记)也以“匪婆”、“匪崽”的罪名杀害。张世熙一家和其胞弟张世瞻都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满门忠烈，将为后人永远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