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在近代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使自己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和脚踏实地战斗在中国土地上的共产党人结成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为着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出生在封建家庭里，却是一个反封建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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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但他却是一个终生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土。“鲁迅”就是他发表第一篇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封建家庭的教育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在他幼年时候给予他以深刻的影响，但他在百孔千疮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里，从千丝万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却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专横、残暴引起了他由衷的憎恶。
少年时代的鲁迅，在他13岁时，他的祖父因考场案件被关进了清王朝的杭州监狱；他的父亲也因此事受到斥革，被取消了乡试资格；而他自己则被视为“乞食者”，在一个短时间内避祸寄居在乡间亲戚家中也受到冷遇。
他的父亲在断绝上进之路以后，又不会营生，在身患重病之时，只好靠借债、典押度日。少年鲁迅约有四年多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从比他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中接过钱，又到和他一般高的药店柜台上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于别的事。最后，他的父亲终因无法挽救，日重一日地病故了。这是封建社会给予他的最初打击，同时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憎恶和反抗的种子。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更后，他在和一个青年作家通信中，又写道：“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
青年时代的鲁迅，在18岁的时候，跨出了封建家庭的门槛，“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筹办了8元路费，说是由他自便，然而她伤心地哭了。“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鲁迅后来这样写道。
1898年，正当清王朝“变法维新”这一年，鲁迅从家乡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被分在管轮班学习。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感到有点乌烟瘴气，于是又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开矿了。他在这清末开办的海军和陆军的学堂里，最初接触到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当时正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西方社会思潮，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引起了他的极大的兴趣。星期日他跑到城南去，化500文钱，买来一本白纸石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通俗讲演集《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感到特别新鲜。虽有本家老辈出来严加阻止，但“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这在鲁迅的思想上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最初地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动之中，现实社会的情况不最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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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路矿学堂学习四年，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毕业。“毕业，自然大家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掘，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由于他从当时译出的外国历史书的记载中、知道“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考取公费留学出国后，于1904年便把自己的学籍列入一个日本乡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
“我的梦很美满，”鲁迅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写道：“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他的“美满”的梦想并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学习期间，在课堂里发生了一件深深震撼他的灵魂的事件：在放映教学幻灯片时却看到在日俄战争中，一个中国人被绑去杀头而围观的也是中国人的画面。“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观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在受到如此深刻的刺激以后，这一学年没有完毕，鲁迅便从学校退学，并改变了原来的学医计划。他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样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弃医从文，这在鲁迅的思想上和行动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然而，不论是学习西方医学或是提倡文艺运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唤醒当时尚未觉醒的“愚弱的国民”，起而改变封建主义旧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现状，跻身于20世纪的现代列国之林；即他所说的“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就是他在当时以及后来所主张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他当时以及在后来以反对封建主义作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起点；也就是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打破“中国之萧条”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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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旧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在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虽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已经到极端腐败的地步，但要彻底推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却不象掩埋一具腐烂的僵尸那么容易。
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曾经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参加这次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运动，并对它寄予无限殷切的希望。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在短时期内，也曾令他感到欢欣鼓舞。由于他的好友许寿裳的推荐，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但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让位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这年5月，鲁迅也随临时政府北迁，从南京来到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8月离开时为止。在这期间，他亲眼看到：在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策动之下，象走马灯一样，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一批又一批挂着“民国”招牌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以及依常于他们的新旧文人纷纷粉墨登场。种种愚昧落后、黑暗反动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封建的僵尸还要吸尽现代人的空气，而人民却还没有觉醒起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是无法改变这种情况的。当他还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时候，便感到了寂寞和孤独。这寂寞之感一天天增长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他甚至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所以，他曾经这样沉痛地慨叹过：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按指辛亥革命。——引者注)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爱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象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在鲁迅看来，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了。所以，他在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沉默以后，开始认识到除了投身到改造这不合理的现状之外是别无出路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便毅然决然参加到这一伟大的行列中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鲁迅的思想上和行动上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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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反对封建主义是一个长期性的政治任务。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虽然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已被推翻了，但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以至于风俗习惯等方面，流毒却至为深广。甚至在清末曾经参加过反清运动的人，在五四运动前后，也一变而为遗老遗少，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来反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宣扬封建复古主义。他们反对科学和民主的最巧妙的办法，就是“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于是“科学算命”、“灵学扶乩”、静坐炼丹、生殖器崇拜，……等等，都被他们捧了出来，当成“国粹”加以提倡，而外来的进步学术思想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他们大肆鼓吹“中国固有之文明”(或称“东方精神文明”)，认为“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患了一种“中国的昏乱病”，或者叫做“精神病上的夸大狂”。他们身患重病，但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菜子所说云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他们的意见虽略有不同，但目的却基本一致，这就是反对改革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旧中国现状。对此，鲁迅提出警告说：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鲁迅又提出警告说：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鲁迅又针对“保存国粹”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提出责问道：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出了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况，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对于中国人能否在这剧烈竞争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中国人将要从“世界人”中被挤了出去这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挚的爱国主义者的鲁迅不能不怀着深切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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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仅是打着“保存国粹”旗号的封建余孽遗老遗少要维护封建的半封建的旧制度，反对科学和民主以及任何一种那怕是极其微小的新的改革。就是当时的“西洋留学生”，他们之中也有些人在“张皇国学”、“整理国故”的名义之下，反对新文化运动，并视国粹主义者为知己。如曾经出现于1922年的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学衡》杂志简章)为标榜的“学衡派”，便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和《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等文中，即对于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加以歪曲和攻击。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对于这些“假古董”曾经予以讽刺道：“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他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最严重的障碍，是在于有些封建复古主义者和当时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以及整个的封建势力联系在一起，或者他们本身即是封建官僚政客。如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便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在这位手握实权的教育总长主持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时，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部务会议上通过决议，规定小学生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这已经是十分荒谬的事了!然而，他提倡读经的真意并不在此。鲁迅曾经指出：“读经”不过是他的一种骗人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则是在于“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教人“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困难还有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就是当时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也来“赞颂中国固有文明”。鲁迅曾经指出：“我常常想凡是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而在当时这种想吃中国人的肉的却不是没有的!
鲁迅在当时翻译的日本评论家鹤见祐辅的随笔《思想·山水·人物》的《北京的魅力》一节中，即记载着在一个外国人的眼中什么是中国的“生活美”，这种“生活美”对于这个外国人有着怎样的“魅力”：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etariat呀那些事，就象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子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鲁迅再次指出：“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自己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可惜的是，这种“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在当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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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复古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勾结，并以外国人作为靠山，这就给中国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双重的战斗任务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指出“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毕竟是外人。而中国竞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可惜的是，在当时生着这样心肝的人不是没有的!因此，反对这种无耻的中国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崇洋媚外，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就是一个严重而迫切的任务了。鲁迅怀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激情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面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怀着深深的忧虑指出：“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他认为：在现今世界上，“不能革新的人，也不能保古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希望提出了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对于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尖锐的，也是深刻的。作为一个英勇无畏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对于封建势力的斗争是坚决的彻底的。他在批判中，希望建立一个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统治的新社会。但在如何建立这一新社会的问题上，他感到自己的思想是模糊的，力量是单薄的，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以后，“两闻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时候，他深切地感到这种在孤军作战时的寂寞感和孤独感。他迫切地需要寻求新的战友，新的战斗方法，新的思想武器，寻求新的世界观。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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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6年8月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曾引用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句诗，作为这部小说的题辞。这反映了他当时思想上的探索和追求。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更具体地也更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上的变化和发展的复杂情况。
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寻，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这就是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完全对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鲁迅在当时就其社会地位和思想情况来看，仍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英勇的，而在世界观方面却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高度。他自觉地置身于新文化革命阵营之中，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之下，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称为“遵命文学”。这决不是一个作家的自谦之词，而是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和作品实事求是的估价。所以，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之后，特别是《新青年》团体解散，同一阵营中的伙伴发生了很大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时候，使感到好象是“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当他处于孤军作战时，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出现了类似在五四之前“会馆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但又不同子过去那样的寂寞感和孤独感，而这种寂寞感和孤独感是不可不驱除的。这就需要他在思想发展的道路上作出更艰巨也更深入的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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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势力虽然是腐朽的，但它却是庞大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几乎到处存在；加上了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它撑腰、打气和输血，就使它更加得以苟延残喘，把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堆积在前进的道路上，阻碍着人们前进。新兴的革命势力非有更大的力量，不能把它彻底推翻。
鲁迅在《两地书》中曾经说过：“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鲁迅又曾经深深慨叹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曾经提倡过韧性的战斗，这是十分必要的。他曾号召过青年们起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以摆脱几千年来广大人民被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地位。这样的愿望是热烈而真诚的。他也曾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参加过一些社会改革，但收效是不大的。这使他感到非常苦恼。而最苦恼的则是在于当时许多青年人把他当作导师，要求他明确指出斗争的方向，可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却负着沉重的担子，还没有树立明确的世界观。他说：“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怎么能为别人指明方向呢?他在这时所写的《导师》一文中，又说过：“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但什么是“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呢?“第三样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前途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一些问题，鲁迅当时在思想上则还没有明确起来。他又曾坦率地说过：“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鲁迅，从来不回避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和掩盖这矛盾的。这时，他在寄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他深感到自己的思想，“也何尝不中些庄周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他很想摆脱这些沉重的思想负担，但又“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些摆脱不开令人感到气闷的思想上沉重的负担，有时甚至使他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然而他却从未绝望过，在《野草》中，曾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不幻想未来的“黄金世界”，仍执着地战斗在现实的中国土地上，“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要在战斗中彻底摆脱思想上的沉重负担，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1926年8月，鲁迅“逃出北京，躲进厦门”，虽然也有北洋军阀政府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对他进行迫害的政治上的原因，但他在厦门只作了短时间的停留，在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北伐战争节节进军之时，于1927年1月奔赴“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思想上则更是有所追求的。
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写于段祺瑞下令在执政府门前枪杀徒手请愿的学生，“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即提出：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他在这之前，在《两地书》中，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也曾写道：“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
他在到了广州之后，在黄埔军官学校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中，又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鲁迅在上述这些文章和讲演中，提到的“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等等，都流露出了他在思想上已经发生带有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反动统治阶级还握有杀人的武器来对付徒手请愿的民众时，善良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和平进化的，社会改革也是不可能彻底进行的。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在广州，“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原来相信进化论的思想便因此“轰毁”了，现实的阶级斗争促使他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展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时，他在答复一个青年的信中，又一次坦白地解剖自己的思想说：“现在倘再发那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鲁迅是在严酷的“火与剑”的斗争中，而不是自发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标志具有巨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作家思想上取得了胜利。
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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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到后期成为共产主义者，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是前进还是后退?这是一个历来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即有人讥之为“投降”，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了，有的小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第一名就是鲁迅。现在也还有人认为鲁迅在后期创作的大量杂文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并以此证明他的才力衰竭。
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看看鲁迅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吧。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曾经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压迫和书刊检查制度下，故用这样带有隐蔽性的名称。——引者注)，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事实确是如此，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便是从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教条，而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指针。他曾经通俗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比喻为“解剖学”或“烹饪法”，本意是在“煮自己的肉”，“倘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同时他也把它作为解剖刀来解剖当前的论敌，在斗争中接受检验。
诚然，鲁迅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没有创作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象收集在《呐喊》和《彷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那样；只创作了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散文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即使是置身于世界文学史上伟大散文家之林，也是毫无愧色的。
鲁迅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鲁迅又曾说过，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些杂文“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鲁迅杂文中，特别是在许多为着维护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带有论战性质的杂文中，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这更是不应予以低估或否定的。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们都知道，在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同时也有两种革命深人：农村革命深人和文化革命深人。其结果是两种“围剿”都失败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忠实代言人，杂文便是他的最适合于战斗的思想武器。
在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时，南方的革命形势正在蓬勃发展。当他在1927年1月来到广州时，他还准备和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结成一条战线，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但不久，形势即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虽然没有公开破裂，但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却已颇为嚣张。鲁迅敏锐地察党到这个“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某些方面还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旧势力依然存在。这个“革命策源地”很有可能一变而为反革命的策源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反动势力更为嚣张，原先曾在北京为北洋军阀的反革命行为辩护的“现代评论派”中的某些人物，一个介南下，“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这使鲁迅不禁感到，虽然“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
这不是鲁迅的神经过敏。鲁迅的预感却变成了事实!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在广州，从4月15日开始，也大批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清党”名义之下，更大批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在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鲁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在1927年定居于上海之后，和中国共产党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继续战斗下去!正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他原先相信的进化论思想才被“轰毁”，他才认识到先前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也正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他才深信惟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的真理，树立了牢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最初的启蒙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他在政治立场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初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杂文便是鲁迅的战斗生活最生动的记录，同时也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最真实的反映。“从《二心集》起以后八部杂文集中，他纪录了大地主大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历史，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替日本侵略者作前驱的内战，残酷的文化屠杀。同时也描写出来了各种奴才的嘴脸”。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更为艰苦的战斗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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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直接推动之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
鲁迅在“意见”中明确指出：在斗争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是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好，然而并不想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实践证明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有许多坚定的无产阶级作家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但也有若干不可靠的投机分子从“左翼”变成了“右翼”，这就是那些“翻筋斗”的文学家和“忏悔”的文学家。
鲁迅在“意见”中又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他以清末“南社”诗人为例，这些诗人对于辛亥革命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民国成立后便失望、颓唐了。他又以俄国诗人叶遂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因失望而自杀为例，告诫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千万不可脱离社会实际，脱离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他还告诫革命的作家和诗人不应自视高人一等，自己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这种浪漫谛克的幻想是很容易在现实斗争中碰碎的。
鲁迅在“意见”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要注重实力。因为“旧社会的根柢是非常牢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他认为革命的文艺战线应该扩大，应该造就大批的新战士。革命的文艺战线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实践证明：鲁迅的意见不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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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当时某些带有“左”倾思想情绪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不同，如他自己所说，他从旧垒中来，深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得分明，因此，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他从过去历史上多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深知在黑暗反动势力统治之下，人民大众尚未觉醒之时，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他再三强调，革命者要改造旧社会，必须深入群众之中，研究现实社会情况。“倘不深人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鲁迅和当时某些带有“左”倾思想情绪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不同，他深知在黑暗反动势力统治之下，人民大众尚未觉醒之时，不切实际的空谈，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百分之百正确”，这样貌似彻底的言论，对于革命不仅无补，而且是有害的。他说：“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他述指出：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决不会把人民大众训练得个个都有了“人类之爱”，笑嘻嘻地拱手进入“世界大同”的；人民大众也不可能不经过斗争便获得自由，人人都具有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的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从旧垒中来，又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完全学会了辩证法。这一些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意见，对于某些带有“左”倾思想情绪的浪漫谛克的革命家是多么值得深思的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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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围剿”中受到严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在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论争，即是由梁实秋挑起的。他首先发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攻击，对于鲁迅也加以攻击，鲁迅是被迫应战的。鲁迅在论争中对于梁实秋的批评，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梁实秋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当时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他认为：“一切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科学、艺术、文学、宗教、哲学、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会制度，都是少数的聪明才智过人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天才也是基于人性的”，“并且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梁实秋的这种理论，立刻遭到了左翼文艺阵营的反对，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即予以有力的反驳。梁实秋在遭到了反驳之后，不但没有停止对革命文艺运动的攻击，又在《新月》月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在这两篇文章里，继续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同时对于鲁迅当时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加以攻击。鲁迅于1930年3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三期)上的著名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即是对于梁实秋的答复。
鲁迅针对梁实秋所说的“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是一个错误，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理论，反驳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借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的老婆子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以他的至今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杂文，捍卫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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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鲁迅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他们和梁实秋不同。他们在文化“围剿”中是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指挥下的打手和奴才。鲁迅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对待梁实秋也不同。在1930年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批流氓、特务、反动军官、御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人，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文学”团体，出版刊物《前锋月刊》，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阵营相对抗。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企图以文学的“民族性”来抹杀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他们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半殖民的奴才文学，也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流氓政治所需要的流氓文学，这种流氓文学正是流氓政治的产物。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了东三省，这些“民族主义文学家”便狼狈起来了，于是装模作样发表一些激昂慷慨的诗文，否则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就显得太露骨了。他们于是“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悄悄地被掩盖了。鲁迅指出：“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
鲁迅又指出：他们这帮由国民党的军法处长、侦缉队长等人组成的队伍，本来不是什么文学家。“他们的善于‘解放’(秘密杀人的别称。——引者注)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
鲁迅怀着无比愤怒指出：当时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在这里，鲁迅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们都知道：在1931年2月7日的深夜，“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股夫等人就是和其他革命者23人，一同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秘密杀害的。当时鲁迅也不得不离家出走，带着夫人和孩子到附赶的旅馆去避难。当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他沉痛地感到自己失去了青年战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者又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悲愤中写下了至今仍激动人心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先如水照缁衣。
鲁迅又曾愤怒地指出：杀人的文艺，是逃不出他们自已没落的命运的，因为“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鲁迅的迫害，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这年2月鲁迅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参加了冲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即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许绍棣等人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这个通缉令直到鲁迅逝世时也没有取消。
1933年1月，鲁迅又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为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国内外进步人士而斗争。当这年6月18日，杨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的名字当时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临危不惧，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葬，出门不带钥匙，以示准备牺牲的决心。鲁迅再次愤怒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对付革命阵营的，也“仅有手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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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革命文艺阵营和反动文艺阵营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当时在上海文坛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采取所谓“中立”的态度。他们虽然也指责了“民族主义文学家”，但把主要攻击矛头指向左翼文艺阵营，反对左翼作家用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们在1931年12月出版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后又在1932年1月《文化评论》(第2卷第1期)上发表《勿侵略文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说“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他们还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只看目前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什么真理，什么文艺，假使比起整个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来，还称得出几斤几两?……假使你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便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他们歪曲事实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你瞧，不是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作者搁起了笔吗?”
鲁迅、冯雪峰(当时署名洛扬)、周扬、瞿秋白(署名易嘉)等左翼作家都发表了文章，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了论争。鲁迅在《论“第三种人”》这篇杂文中，指出他们貌似公正的虚伪面目说：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说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鲁迅又指出：左翼作家并不那么可怕，为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他们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作家一同前进。“左翼作家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鲁迅对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态度，和对待“民族主义文学家”是不同的；他没有把他们推到敌人的一边，而是采取了又批评又团结，以批评求团结的正确态度的。至于在后来，“第三种人”的内部曾起了某些分化，有的倾向进步；有的则是在国民党政府严重压迫革命文艺运动时坐上了书刊检查官的虎皮交椅，那就是在以后的，属于论争之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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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左翼革命文艺阵营和“第三种人”展开激烈论争，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手段的时候，在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文学。1934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逮捕和杀害革命作家，查禁大批革命书刊的时候，林语堂又创办了《人世间》半月刊(“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世间》)，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遣为格调”的小品文。稍后，在1935年9月，他又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在林语堂的影响之下，当时的上海文坛上又出现了《文艺茶话》、《文饭小品》……等刊物。
林语堂曾经和鲁迅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豢养下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也互相支持过。但鲁迅对于这时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却持反对的态度。他在《“论语一年”》一文中，以金圣叹为例，指出所谓“幽默”，只不过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在当时的国民党黑暗反动统治之下，怎么“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呢?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又指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鲁迅认为对于当时小品文的要求，应该是“匕首和投枪”，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而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小品”呢?“这种小品，上海虽正盛行，茶话酒谈，满遍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蹙到马路上来了。”这实在是文学上的堕落。越到后来，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距离拉得越远了，或者说，他固执地走上了和鲁迅相向的方向。他大谈“性灵”，大谈“明人小品”，提倡“语录体”，反对白话文，“语录夹些洋话”，公开攻击革命文学，蔑视被压追民族文学，这就显露出了他的“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了。
鲁迅和林语堂在对待外国文学以及一切外来的思想和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鲁迅从1907年发表《摩罗诗力说》开始，在他的长期文学活动中，首先介绍了当时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在着重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同时，又翻译和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的古典和现代文学。后来，他曾经把自己的这些文学活动总结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著名的“拿来主义”。他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始终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国粹主义者的盲目排外、闭目塞听的愚蠢行为，同时也反对那满身“西崽相”的盲目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他主张象正确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学遗产那样，也应该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使之成为有益于我们的东西。他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而在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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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后期杂文中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压迫，但他对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同美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菜、斯诺以及其他国际友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并通过他们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斗争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同时也通过他们把世界上进步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把日本侵略者和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区别开来，他和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和来华访问的众多日本友人保持着联系，在现存的鲁迅致日本友人的书信中和他书赠日本友人的旧体诗中，表达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遗一笑泯恩仇”的真挚而崇高的愿望。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压迫之下，鲁迅是毫无行动自由的，但是他的心却是和广大的被压迫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在一首《无题》诗中，他写道：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字，
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仿佛听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千百万人民大众，正在迅速觉醒，救亡图存，英勇无畏地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声。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比一天深入中国的国土。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主张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从而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鲁迅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拥护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在上海文艺界，宣传和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曾经有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由鲁迅提出来的，他认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文学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地，更实际斗争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因此，新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面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在文艺战线上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领导权，也是正确的。
鲁迅在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更全面地阐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主张。他说：“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鲁迅完全自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行列，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认为是这一战斗队伍中的一员。他郑重地公开宣布：“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思想和他的行动，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夕革命形势的发展，是符合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也才能发展到了更加辉煌的高度。可借的是，正当这位伟大作家正阔步向前迈进的时候，死亡却迫使他停止了脚步!
1936年10月19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鲁迅在他56岁的时候，在上海因病逝世。
鲁迅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他在严峻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不断前进，从最初的青年爱国者发展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在1927年之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更为艰苦也更为复杂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坚信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和脚踏实地战斗在中国土地上的共产党人结成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为着拯救民族危机，为着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为着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这也是鲁迅曾经走过的光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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