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

书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四卷作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朝代：1990-10-01 专题：书籍

【介绍】：

(一)

邵式平，字守一，乳名三仔。江西弋阳县邵畈村人，1900年1月27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邵茂癸，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成年后打长工；母亲王氏，农家女儿，共生育16胎，因贫病交加，仅邵式平五兄弟得以成人。

1907年春，邵式平进入村中私塾。他聪明好学，深得塾师器重。1910年，他父亲去世，只得辍学务农，1916年又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继续读书。他深知家里供他上学不易，比幼时在村中私塾更加勤奋，白天跟大家一样上课，晚上熄灯后，又点上小油灯，继续攻读，因而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邵式平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好打抱不平，扶助弱小，主持公道，很快成为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在学校他和方志敏结为至交，两人经常在一起阅读传播新文化的新书报，评论时事，讨论社会问题。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弋阳后，邵式平和方志敏首先响应，并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从北京寄来的《告青年学生书》、《告各界同胞书》，并登台演讲，向弋阳市民介绍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的斗争情况，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求荣、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同年夏，邵式平在弋阳高小毕业，考入南昌第一中学，仍与在江西第一甲等工业学校就读的方志敏交往密切。在方志敏的帮助和影响下，邵式平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创办了《青年报》，揭露和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弊病和官场的腐败现象，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针对一中总务主任克扣学生伙食费的问题，他领导全校同学罢课，迫使校方答应他们提出的“不准克扣学生伙食费”、“每月公布伙食帐目”、“学生会要派人管理伙食”这三项要求。

1923年秋，邵式平经过初试、复试，以全省考生第一名的成绩，免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

邵式平到北京后，通过先期考入该校的江西籍青年黄道，认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邵式平衣着朴素，性情豪爽，为人厚道，评论社会问题很有见地，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校内校外的青年中享有盛誉，被称为“无穷大博士”，进步青年跟他都很亲近。

1925年，邵式平由陈毅、黄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该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军负责入。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邵式平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反对段祺瑞执政府和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斗争。1925年6月3日，他参加了北京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10月、11月又两次率领北师大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发起的争取“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他走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政府”、“无条件地关税自主”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军警的阻挠和镇压，邵式平头部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住进了医院。陈毅闻讯赶到医院探望他时，赞扬了他的勇敢精神。他十分感动，向组织表示，“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1926年初，邵式平担任了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3月18日，他奋勇当先，率领北师大同学，参加了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的请愿团，在天安门前集会，在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国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御”的最后通牒。请愿团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残酷镇压，牺牲47人，受伤数百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一八惨案。江西籍女学生刘和珍在这次斗争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邵式平悲愤至极，失声痛哭。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召开的追悼会上，他慷慨陈词，指出：“反动军阀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本质”。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继续向爱国青年下毒手，公开在报纸上发表通缉令，邵式平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也是段祺瑞执政府要捉拿的“暴徒”之一。中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安排一批骨干撤离北京，派往南方开展工作。5月，邵式平以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的身分，被派回江西。

从此，邵式平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二)

邵式平回江西后，先在德安县下车，去看望相爱已久但还未见过面的女友胡德兰。胡德兰是庐山脚下的星子县人，在该县女子中学任校长。邵式平在北京读书时，经他的好友、胡德兰的弟弟胡德珍介绍，与胡德兰建立了联系，彼此书信往来，心心相印。这次邵式平登门求婚，胡德兰回赠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作答。邵式平带着这张照片，于当天夜里乘车赶往南昌。

邵式平到南昌时，正值北伐军入赣前夕。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江西的头子邓如琢派出大批军替四出搜捕革命者。但中共的地下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广大群众迎接北伐军的情绪很高。邵式平很快和中共江西组织负责人赵醒依、方志敏见了面。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为北伐军挺进江西作准备。

1926年9月，北伐军第一次占领南昌。邵式平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几天之后孙传芳的队伍再占南昌，到处追捕邵式平等革命入士。中共组织指示邵武平以湘赣特派员的身分，和方志敏一起回赣东北活动。邵式平回到弋阳，第一件事就是筹建中共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和工作，在县城正式成立了中共弋阳特别支部，邵式平任书记。不久，中共江西区委决定横峰、上饶、铅山、广丰、贵溪等县的工作，划归弋阳特支领导。与此同时，邵式平又根据党的指示，和方志纯等一起，帮助筹建国民党弋阳县党部。

邵式平主持中共弋阳县特别支部工作期间，在该县八区、九区一带，深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物色和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推荐了一批骨干到省“农运”训练班学习；还通过中共江西区委，介绍了邹琦等到黄埔军校学习。11月，北伐军白崇禧部第一师经过弋阳时，弋阳的革命形势，特别是农民运动已有很大发展。中共弋阳特支动员了数千学生、工人、农民、市民到城外夹道欢迎北伐军，并趁势发动二区、八区、九区农民打进了县城，把北洋军阀的县长关了超来；同时，成立了弋阳县国民党政务委员会，邵式平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身分住主任。县政务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公告、布告、法令、条例，并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区任职，推动了全县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同年冬，根据方志敏的指示，在中共弋阳特支的直接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漆工镇暴动，捣毁了北洋军阀在漆工镇的派出所，赶走了警察所劣迹昭著的巡官余麻子，缴获了所内的武器，打响了赣东北农民暴动的第一枪。暴动胜利后，邵式平代表中共弋阳特支，委派共产党员雷夏担任警察所巡官职务。

1927年1月1日，邵式平和方志敏、黄道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在改选省执委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拚命排挤共产党员和国良党左派人士。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是他们排挤的主要对象。经过共产党入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斗争，方、邵、黄仍然当选。方志敏任农民部部长，邵式平任监察委员，黄道任宣传部部长。会后，邵式平留南昌工作，在弋阳的工作交方志纯接替。

邵式平一到省党部工作，就与贵溪县组织和领导群众没收了上清宫“张天师”的财产。贵溪县西南部上清镇的上清官，是“汉天师”张道陵第63代孙张恩溥居住和传播教义的地方。张恩溥拥有10个大庄园，古据5000亩不上官税的良田，地域遍及弋阳、贵溪、金溪、余江等县。不论荒年灾岁，佃农都得向他交纳田租，稍有迟误，轻则严刑拷打，重则扣押监禁。他还放了5000多担租谷的高利贷，同时以画符打醮为名，骗取钱财，欺压百姓，草营人命，是赣东北一霸。因此，不把这个“张天师”打倒，就很难发动贵溪等县的农民运动。

邵式平到贵溪后，与中共贵溪党组织的负责人江宗海一起，召集会议，决定一面深入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揭穿“张天师”“撒豆成兵”的骗术，消除群众的惧怕心理；一面选拔农民骨干，成立暴动队。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北伐军一个团的协助下，邵式平和江宗海带领一批暴动队员，手持校镖、马刀、棍棒、锄头，打进了上清官，活捉了自称能呼风唤雨的“天师”张恩薄，捣毁了他装神弄鬼的坛坛罐罐，夺得了他祖传的汉白玉大印，并清算了其罪行。最后，把他拉到贵溪城里游街示众，押至南昌关了起来。大闹上清官一举获胜，在赣东北以至江西省产生了极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2月1日(丁卯年腊月二十九，除夕)，邵式平、胡德兰在弋阳县城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胡德兰后来回忆和邵式平在一起的日子说：“在这漫长的艰苦斗争岁月里，邵式平同志与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既是我的革命伴侣，又是我的良师益友”。

4月5日至20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邵式平仍被选为监察委员。大会第一天，他从赣东北赶回，向大会报告了工作。6日，被任命为赣东北特派员。这时，蒋介石已磨刀霍霍，伺机叛变，中共江西区委要邵式平速回赣东北，利用特派员身分，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

邵式平一路风尘赶到横峰，即以特派员身分，撤了横峰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的职，同时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任命共产党员邹秀峰为政务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吴先民为公安局局长，从而使地方武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有力地推动了横峰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弋横起义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邵式平于5月7日在贵溪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反蒋大会，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通过了讨蒋电文，散发了几千份“反蒋宣传大纲”，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并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进行了斗争。6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公开反共，派出大批反动武装查封了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市学联等革命团体，封闭了共产党的刊物，“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邵式平身兼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秘书长、监察委员、省农训班教育主任等职，也在“礼送”之列。经中共组织决定，他离开南昌，到景德镇，担任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兼浮梁县县委书记。八一南昌起义后，敌人搜捕更严，邵式平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遂化名余艳王潜回弋阳。

(三)

邵式平在弋阳、贵溪一带继续寻找党的组织。1927年10月，他和从吉安化装潜同弋阳的方志敏联系上了，并从方志敏处，得知了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知道中央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1月25日－27日，方志敏和邵式平在弋阳烈桥窖头村主持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赣东北五县党员会议，方志敏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的形势，指出赣东北党的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宣传大纲，通过了武装起义纲领，决定发动年关暴动，并建立了党的起义领导机构，方志敏任五县党的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指挥部总指挥，邵式平被选为党委委员，参加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是赣东北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会后，横峰县楼底兰家村农民革命团首先掀起了暴动，一个月内，弋、横两县纵横百里的大小村镇，成了革命团的天下。

邵式平按五县党员会议分工，到弋阳县七区组织暴动。七区的财主欺骗群众说，邵式平和九区人结伙，造七区人的反，革七区人的命。部分群众受骗，一时发动不起来。尔后，当地豪绅又蒙蔽组织了130多人，把邵式平围困在家里。在危急中，邵式平亮出两支已不能使用的手枪，把围在屋外的人吓退，并依靠村中贫苦乡亲，迫使带头作乱的豪绅赔礼道歉，缴纳罚款。不久，五县党委派邵式平到九区工作。1928年2月，邵式平又被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赣东北武装暴动的情况。在上海，邵式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向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1928年4月，邵式平从上海回赣东北。这时，赣东北起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根据地只剩下弋阳九区40余村和横峰10余村，纵横六七十里；朱培德增拨了一个团的兵力进驻铅山县河口镇，以此为据点，组织反动武装靖卫团，成立“广信七县联合剿匪委员会”，向起义区域大举进攻；起义区域日渐缩小，5月，根据地最重要的村庄全部被敌占领；起义武装和群众随身带的粮食也已吃光；党内在“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把枪埋掉，人员解散，有的主张离开起义区到白区去打游击，有的主张硬拼。在这个决定赣东北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根据方志敏提议，6月25日在弋阳的方胜峰古庙里召开了弋、横两县干部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主要负责人，一致严厉批判了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也否定了转移到起义区外打游击和死打硬拼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制定了坚持在起义区域内打游击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会议决定，从起义队伍中集中40个人、40条枪，由邵式平统一指挥，选择从弋阳过港埠开往横峰方向这一路最弱的国民党军，给予坚决打击。

邵式平从此开始主持赣东北根据地的军事工作。

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邵式平把队伍刚组织起来，敌人一个正规连，靖卫团一个连，驱赶着起义区域一万多“反水”农民，从弋阳东面的过港埠杀向横峰的金鸡山。这时，邵式平正在金鸡山下的竹篷里，传达方胜峰会议精神，群众接二连三跑来报告敌情。他跑到竹篷外面隐蔽处向外一看，只见前方十里之内风烟滚滚，房屋、树木上的火直往上窜。被敌军驱赶的“反水”农民漫山遍野向金鸡山方向扑来。他摸清敌情后立即回竹篷，将部队分作两路，一路迅速隐蔽在山头高处；一路由他自已率领，绕到金鸡山后面，待敌前进到金鸡山前的大路上，出其不意地从敌人屁股后面杀过去，一举将压阵的靖卫团冲垮。“反水”农民看到靖卫团垮了，有的抄原路撤退，有的转身反戈，和起义队伍一起追歼逃敌。与此同时，埋伏在山头上的战士居高临下，将敌正规军击溃，接着乘胜追击，直驱50余里，捣毁了敌军设在过港埠的指挥部，再一鼓作气，兵临弋阳城下。弋阳城内守敌乱作一团，县长闻风逃跑，豪绅地主也仓皇南渡信江。是夜，革命军返回金鸡山宿营时，又碰上一支从横峰青板桥开来的敌军。邵式平指挥队伍，出其不意，猛然从篷内杀出，很快击溃了敌军。敌人吃了两次败仗后，估计革命军必抢占县城，遂令各路兵马赶回县城集中。革命军掌握了敌军返城时间、路线后，于第三天从金鸡山出发，急行军80里，在樟树墩设下埋伏，又一次将敌击溃。

邵式平指挥的这支由起义武装骨干力量组成的队伍，三战三捷，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赣东北第一次局部“围剿”，使革命军在赣东北站稳了脚跟，也为赣东北红军创造自己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最初的经验。

1928年8月，国民党军以河口调来的第四十六军杨劲部罗英团为主力，纠集反动地方武装靖卫团、挨户团，对起义区域进行第二次“局部围剿”。在群众的支援配合下，邵式平率部与敌周旋了一个多月，给予敌军几次打击之后，转入反攻。他采用声东击西战术，摆出要攻打弋阳北端大集镇烈桥的阵势，暗中作攻打横峰县城准备。敌军在烈桥赶修工事，增调人马，加强烈桥防守。9月23日，邵式平、吴先民分别率部从牌头杨家和周家坊两地同时出发，急行军50里，攻下了横峰县城。罗英团接连失败，被朱培德调回南昌缴了械。国民党对赣东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局部围剿”又宣告破产。革命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扩大到上饶、德兴和弋阳八区等地，红军由原来一个连扩编成两个连近200人，各县也都成立了地方武装。

邵式平在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正面作战的同时，不失时机开展瓦解国民党军的士兵运动，在其驻地的院地上书写标语：“白军士兵们，一人拖枪来降，大洋五十!”“红区好光景，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幸福说不尽!”战时在前沿阵地向白军宣传：“白军士兵说你听，自己阶级要认清，穷人莫要打穷人，赶快拖枪当红军。你们觉悟要赶快，想好计划拖枪来，共产党的主张好，焚烧契约废老债”；并派人深入国民党军内部，与其士兵和下层军官接触，伺机策动兵变，到这年年底，先后策动了国民党军黄天培部70多名士兵携枪投奔红军；周志群部某营十一连也在德兴县磨角桥起义；1929年春又策动了敌军一个营的起义。

1928年12月至1929年4月，邵式平指挥赣东北的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向起义区域发动的第三次、第四次“局部围剿”，使赣东北根据地度过了初创时期最艰苦的岁月。第四次反“局部围剿”胜利后，赣东北红军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辖地面积较起义初期扩大了两倍多，人口由10余万增加到40余万。

1929年10月1日，在弋阳漆工镇邵家祠堂召开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邵式平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制定了建设根据地的纲领、政策和有关法令，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和信江军委会，邵式平当选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和军委会主席，主持根据地的军事工作。

为提高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信江军委会于1929年10月中旬在弋阳九区吴家墩创办了信江军政学校，邵式平兼任校长。他为军校制定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努力学习军事技术，把自己造就成为红色指挥员”的办校方针，并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军校的教育应为战争服务，军校是帮助、推动革命战争的重要手段，是为打败反动派，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军起义人员甚至俘虏当军校技术教员。这所军校后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分校，先后办了八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干部，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

毛泽东对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毫无疑义是正确的”。毛泽东对邵式平个人也很赞赏，说他是“地质学家成了军事家”。

1930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混战，国民党中央军驻守在景德镇的正规军也调到津浦线上打仗去了，形势对革命运动的发展很有利。中共信江特委审时度势，决定袭击景德镇，以扩大红军影响，打破敌人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包围。为了确保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特委事先派人赴景德镇，通过地下党了解镇内敌情。7月4日，方志敏、邵式平等率领独立团1000多人，从弋阳县的芳家墩出发，冒雨行军140里，次日凌晨，分四路同时进入市内，包围了市内各反动武装据点，守敌除几个在城外昌江河西的哨兵漏网外，全部擒获。此次战役缴获长短枪417支，没收了压在瓷都工人头上的以“三尊大佛”、“四大金刚”为首的封建把头、土豪劣绅和反动资本家的黄金、白银、股票及其他财产。计现金100余万元，占领景德镇后，约3000多瓷业工人踊跃参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发展了红军，有效地解决了红军的武器弹药和经费问题。红军军威由此大振，军力得到加强。在景德镇停留期间，方志敏、邵式平还深人民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安抚中、小商人。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亲自登门拜访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景德镇名医邹思孟，动员他携带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革命队伍。

就在赣东北红军取得奇袭景德镇的重大胜利、赣东北根据地可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候，2月10日，唐在刚从上海回到景德镇，向方志敏、邵式平等传达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决议和要赣东北红军攻打九江，配合朱(德)毛(泽东)部队夺取南昌，配合全国夺取武汉，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指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一致认为：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敌驻重兵把守，且增援方便；红军仅几干人，远离根据地，越湖作战，有全军覆灭危险。他们准备在特委会上据理力争，促成特委作出正确决定。但在特委会召开之前，根据中央指示，信江特委已改组为赣东北特委。7月21日，赣东北红军独立团正式改编为红十军。邵式平被调去中央受训。邵式平等的正确意见未能充分发表，更没有被采纳，他们决定直接向中央陈述详情。

邵式平去中央受训时，带着与方志敏、黄道共同拟定的书面报告给中央，希望中央改变指示。8月，邵式平从上海回赣东北，带回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组织决议等文件及坚持要赣东北红军去攻打九江等指示。9月9日，中共赣东北特委在万年县富林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和指示，研究贯彻意见。会上，邵式平在如实报告了中央有关指示后，仍和方志敏等坚持：在当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和根据地不失时机地、巩固地向前发展是正确的，但不能企图通过中心城市暴动一举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军去打鄱阳(执行攻打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唐在刚等人则坚持要执行中央决议和指示。会议根据中央口头指示，将赣东北苏区党、团、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邵式平都不是常委会成员。会后，红十军在乐平众埠街进行扩编，邵式平任军政委，周建屏任军长。一个星期后，红十军以攻取九江、截断长江，配合中央红军攻占南昌为目的，兵分两路，分别由邵式平、周建屏率领，在鄱阳县古县渡集结，向都、湖、鄱、彭进军。

这次军事行动，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据导下决定的。但是邵式平、周建屏没有攻坚打硬，没有冒险越湖、硬攻九江，而是以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避实击虚，于10月6日，打下了鄱阳。尔后，红军绕开敌人驻有重兵的都昌、湖口，挥师北上，于10月中旬攻占彭泽，10月底，又打下山城秋浦。在秋浦筹了一笔款，并带回100多名中学生回根据地习医当护士。他们在紧张的战斗中，一刻也没有忘记群众工作，每攻占一地，即分兵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所到的八个县大部分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次出击赣北的结果，由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周建屏等主要领导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十军免遭损失，而且使红十军“得到几倍的扩大，缴获大量物资，解决了反一、二次‘局部围剿’的财政供给”，“扩大了苏维埃运动的影响”。

1930年11月，蒋、冯、阎军阀暂时休战，蒋介石调兵遣将，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国民党正规军3万余人向赣东北根据地涌来；与此同时，横峰、上饶、玉山、广丰、铅山五县靖卫团则向根据地后方进犯；赣东北根据地处在危急之中。在留守粮据地的方志敏、黄道和率部北征的邵式平、周建屏的坚决主张下，红十军日夜兼程回师根据地，出其不意，奔袭上饶，歼灭了上饶等五县靖卫团，缴枪百余支。接着，红十军马不停蹄，直联国民党重兵驻地铅山县河口镇。全歼镇内敌新编十三师李全坤团，俘敌300余人，缴获机枪4挺，迫击炮4门，长短枪400余支。河口大捷后，邵式平、周建屏等文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率部与敌第五师在根据地内周旋，将敌独立营诱入苏区腹地弋阳七星尖，在敌人被拖得精疲力竭后，由周建屏率红军200人，赤卫队500人，梅其一举聚歼，缴枪300多支，战马5匹。至此，彻底扭转了根据地的危局，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赣东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

同年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赣东北，在乐平县李家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批评和检讨了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会议决定邵式平任军区司令员，涂振农由中夹指定任红十军政委。

1931年4月，蒋介石在派遣国民党第五十五师、第十八师五十二旅、浙江保安师第四团进攻赣东北的同时，派遣卢兴帮部队、福建省防部队及地主武装民团、江西保安部队等共约2万兵力，进攻闽北的崇安、铅山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黄道考虑到闽北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唇齿相依，为了援助闽北红军，同时迂回牵制进攻赣东北之敌，决定红十军主力进军闽北，另抽一部分兵力由邵式平指挥向浙赣边佯动。邵式平率部挺进浙赣边，胜利攻克了浙江开化、常山之间的华埠镇，全歼浙江保安师一个营，完成了迷惑和调动敌人的任务。接着，方志敏、黄道等率红军主力进军闽北，粉碎了国民党对闽北的进攻，巩固了闽北根据地，然后又回师赣东北，乘胜一举歼灭进攻赣东北省会葛源的第九师和进犯弋阳吴家墩的五十五师。至此，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由弋阳、横峰两县发展到闽浙皖赣四省的50多个县，人口超百万；工农武装力量发展到3万多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赣东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1年7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身分来到赣东北，全盘歪曲、否定赣东北的工作，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在这个月，蒋介石在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调集1．8万余人的兵力，分成两条包围线，向赣东北进攻。在打法上，国民党军改过去的“急进深入”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根据地步步逼进，层层封锁；其兵力部署上的弱点是重信江沿岸，而忽视了皖浙方面。

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曾洪易和中央委派的省委书记万永诚等，在“打通中央根据地”的口号下，提出向根据地的西南面发展和持久围困堡垒的战略方针。方志敏，邵式平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持久围攻堡垒是被动的，是冒险主义的方针，碰钉子的方针，主张向皖浙方向发展，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以巩固扩大赣东北根据地来打通中央根据地；在战术上，争取少打堡垒，多占地方，争取主动，来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最后战而胜之。这些正确的意见，万永诚根本听不进去，反说方、邵的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了实行他的冒险主义主张，万永诚撤销了邵式平军区司令员职务，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冒险主义瞎指挥的结果，使这次反“围剿”失利，损失了几百里根据地，幸存下来的区域也遭到严重破坏。

在肃反问题上，曾洪易夸大根据地内反革命的力量，制造了杀害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等冤案、假案。肃反一开始，方志敏、邵式平就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说反革命虽然有，但不会有这么多。当吴先民被以“AB团”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方、邵在省委常委会上严肃指出：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决不会是反革命。曾洪易以此为据，给方志敏、邵式平扣上了“肃反动摇”的帽子，并将他们隔离，强迫他们写声明书，在群众中张贴。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了90个师共5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十军打退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之后，赣东北党组织为扩大闽北根据地，打通闽北和赣东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派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邵式平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二进闽北，取得了重大胜利，缴获了敌军大批武器和两部电台，筹款50余万元，黄金千两，并采购了大批根据地内缺乏的食品、药材、布匹等物资，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

1933年1月初，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1月中旬，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在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率领下，开始从葛源、上饶等地向贵溪方向运动。1月25日，在上清镇与前来接应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会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检阅了部队。这时，敌人从金溪一带向上清逼进；会合后的红军兵分两路迎击，连战连捷。2月中旬，红十一军遵照周恩来、朱德的命令，东渡抚河，佯装红军主力向黎川转移，将敌中路军陈诚部重兵引入黄陂，为黄陂伏击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3月下旬，红十一军先后占领了资溪全县和金溪、邵武、光泽、贵溪河南部分地区，建立了信抚苏区。至此，中央苏区与闽浙皖赣苏区连成一片。

3月底，邵式平、方志纯到达瑞金，带着中共赣东北省委的报告等书面材料和方志敏的委托，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遭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冷遇。不久，红十一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撤换，军长周建屏被调去学习，邵式平也调离了部队，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到资溪等地，以特派员的身分从事地方工作。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召开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委会，邵式平应召参加，并在会上报告了闽赣方面的工作。这次会议，审查了红十一军近期活动情况，经过讨论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把以建宁为中心的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包括光泽、邵武、金溪、贵溪等县的根据地和以崇安为中心的包括浦城、建宁、建阳、上饶、广丰、铅山等县的闽北根据地合并，正式成立闽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联合，造成以武夷山为中心，东可威胁南昌的巩固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5月初，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在资溪集中，确定黎川县城为省会。不久，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黎川湖坊开幕，省、县、区和红军代表400余人出席。大会由省委书记顾作霖主持，邵式平作了题为《目前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报告，正式成立了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任主席。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共阅赣省委和闽赣省军区。

1933年6月，在邵式平主持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斗争方向的决定》，准备着手解决根据地内的上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问题。7月，省苏维埃政府由湖坊迁到黎川县城，设在城外邓氏家庙里。

10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百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切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首先以重兵进犯黎川。黎川失守后，闽赣省党政机关被迫迁至德胜关的开水和关上等村，11月再迁建宁，建宁吃紧，邵式平受命兼任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934年5月，闽赣省党政机关从建宁退出后，中共中央电令邵式平为战地委员会书记。

就在红军进行艰苦的五次反“围剿”的同时，推行“左”倾错误的个别领导人，仍在搞肃反扩大化，邵式平被撤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并当做“AB团”嫌疑犯隔离审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可能，邵式平不可能是‘AB团’，不要什么人都怀疑。”1934年10月，叶剑英、李克农为此专程到闽赣省调查，彻底否定了加害于邵式平的一切罪名。但是，执行“左”倾错误的个别领导人并不就此罢休，中央的一位代表到闽赣省巡视时，又认为邵式平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路线，在给予了严厉批评之后，不作任何解释，无端宣布撤销邵式平一切职务。

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没有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此时，邵式平奉调到中央，背着不白之冤随军长征。

(五)

长征途中，邵式平的工作调动频繁，开始在地方工作团，到固壁后，调任二纵队参谋长；至洪洲司，二纵队改编，调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遵义后，又调回地方工作部任农民部部长；遵义会议召开不久，复调干部团，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在西昌调五军团，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直至到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8月，张国焘在阿坝召集干部大会，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邵式平发言拥护张国焘左路军到卓木碉后，被任命为“金川省委书记”兼“联邦政府主席”。1936年9月，邵式平奉张国焘命令离职，到芦霍后，因伤寒症入院治疗。病愈后，又由张国焘任命为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朱德的教育帮助下，邵式平认识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真面目，毅然与错误决裂，1936年10月，随军到达陕北。

到陕北后，中共中央派邵式平入“红大”学习，几个月后，即调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邵式平认为自己犯了错误，虽没有得到中央的批评和处分，但他仍觉得不便担此重任，请求继续留在“红大”学习。毛泽东了解邵式平的想法后，亲自找他谈话，肯定了他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指出要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于是，邵式平赴关中地委就任。

193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安排，邵式平入延安抗大学习，8月结业，留校任高干训练班主任；不久，又调任陕北公学教育长。陕北公学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邵式平每月也只有五块钱津贴，后来连这点饷也停掉了。毛泽东号召师生自力更生，自已解决吃饭、睡觉的问题，并亲自送了一幅对联给他们：“新式武装锄头一把，丰衣足食面向荒山”。邵式平带领学生开荒搞生产，动手挖窑洞，改善办学和生活条件。同时，他还十分注意总结办校经验，在《陕北公学实施国防教育的经验与教训》、《陕北公学一年来办学点滴经验》两篇文稿中，全面总结了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陕公”名扬全国，为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在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是年底，邵式平调抗大二分校任副校长，并兼军事课教员。当年和他一起在抗大工作的唐铁田回忆说：“他不但教学水平高，教学态度也很谦虚。在每一次的全支队的班长联席会上，他几乎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倾听同学们对他教学上的反映，并不厌其烦地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因此，他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方法也不断改进。”根据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特点，他下苦功学习语言，并为此专门备了一个小本子，收集方言，对南北方官的不同读音，列表注明。他治学严谨，没有架子，善于和学员打成一片，深受学员的尊重和喜爱。

1940年2月，邵式平调任晋察冀平山专区专员。上任后，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到半年，就基本上掌据了全区各方面的情况。当时，抗日战争进行得很激烈，扩军和支前任务很重。为了抓好这件大事，他深入平山县基层抓典型，召开经验交流会，使全区的扩军工作取得了出色成绩。在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邵式平的头脑是清醒的。1941年春季的反“扫荡”获胜，群众欢呼胜利的时候，他及时提出精简机构，坚壁清野，随时防止日军反扑的建议。不久，敌人果然卷土重来，平山地区因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损失比其他地区都小。

1941年，边区因连年灾荒，加上日伪军抢劫和奸商垄断，发生了粮食危机。10月，邵式平调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局长。为了保证军需民食，他建议边区银行发行期票，同时募集民股，在市场粮价低时大量买进，市场粮价高时，平价卖出，从而改变了粮商垄断粮食的局面，也截断了粮食通过奸商流到日本侵略者手上的路子

1945年1月，边区粮食局撤销。2月，邵式平奉调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审查通过了《关于邵式平同志工作思想的审查与总结》，对他参加革命以来的工作、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邵式平在日记中写道：“的确，自从党校出来后，我心地里总是愉快的。但在以前，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是好名主义者，是英雄主义者。把这些‘主义’在党校整风整掉了，我就从心地里愉快起来了。因为我对革命从来就是乐观的，把个人主义整掉了，还有什么值得悲观的呢?说真的，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只有自己和党。若把‘自己’丢掉，就只有党了。我们党有毛泽东同志领导，还有什么值得悲观呢?”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邵式平当选为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他和汪金祥召集赣东北根据地的老同志座谈，全面总结了这块根据地党的历史，并主持写了《闽浙皖赣党史(初稿)》，作为向大会的献礼。

七大以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南方的工作，派遣了大批干部南下。5月，邵式平被任命为华中办事处主任。9且5日，他奉命随去华中的最后一个干部大队自延安出发南下，途中接中央电令，要他转东北工作。1946年1月，邵式平由李富春指派，到达西满，再转洮南，接任中共辽吉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4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齐齐哈尔，守敌南逃后，纠集四五千名土匪，杀向洮南。这时，民主联军在挑南一带的主力已调往长春、四平作战，洮南出现危局。邵式平在西满执行任务时得知情报，当即赶回挑南，率一个警卫营和从齐齐哈尔调出的两个支队，在八面坡、安广、轮安、小麻苏一带同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将敌击溃，并将其残部赶过了辽河，胜利保卫了洮南。战斗结束后，邵式平从前线赶到齐齐哈尔，不久被派往克山，布置运送伤员去嫩江、黑河的工作。7月7日开始，他参加中共嫩江省委的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主持接收、分配日伪财产和遣送日本人回国的工作。

1947年1月，中共嫩江省委取消，扩大为中共西满分局。邵式平调西满分局，任经委会副主任。

6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扩军任务越来越迫切。这期间，根据西满分局的安排，邵式平到内河、嫩江一带抓扩兵和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上前线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东北刚解放时，日伪留下的是一副烂摊子。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加快建设步伐，邵式平在西满工作期间，日夜奔走于汭河、嫩江、合江、牡丹江、吉林、大东港、沈阳、大连一带，深入调查访问，就地解决工矿生产、交通运输、学校教育、科研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就如何恢复东北的工矿生产，如何开发矿藏和发展外贸等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写了书面报告。他热爱东北土地，在日记中写道：“东北是祖国的宝地，沃野无边，森林千里，矿藏之富，举世闻名；加上铁路电网，交织其间，真可谓‘天富之邦’。有人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但这三宝较之农林矿真是微不足道。”

在新的建设事业中，邵式平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作用。他说：“首先要组织工人及技术人员，有人就有世界，世界是人创造的，工厂也是人创造的。”“当前经济工作干部、特别是懂得技术的经济工作干部，对我们太需要了。”他还说：“日寇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那是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同这些技术人员是有区别的。只要他愿留下，真心实意为中国建设贡就他们的一技之长，我们都欢迎。我们必须看到，当我们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我们是多么需要技术人员啊!这一点，要不了多久，就会非常突出……不看到这一点，我们是会犯历史性错误的。”

1949年2月，邵式平奉命率领几千名干部南下江西。

(六)

1949年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邵式平任主席兼南昌市军管会副主任。

解放伊始，南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百乱待理，百废待兴。邵式平深入第一线，走访各界群众及爱国人士，研究办法，商讨方案，制订整顿社会治安、稳定市场、恢复生产的一系列措施；还召开各种动员大会，鼓舞人们建设新江西的信心。为整顿南昌的社会秩序，他废寝忘食，不停地奔忙，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使南昌市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邵式平特别重视抓干部、群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1949年年底的省级政府工作人员学习代表会上，他作了《我们的学习》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如果不努力学习，就会远落在时代的后面，就会被历史的列车所抛弃，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学什么呢?是学新的一套，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套，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要从现实学起。”

物华天宝的江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摧残，到全国解放战争结束时，已是满目疮痍，但邵式平对前景很乐观。1950年元旦，他在《新年展望话江西》的讲话中，总结了江西解放后几个月的工作，对江西具体情况作了分析，提出：“困难是要我们用奋斗去克服的，幸福是要我们从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在伟大的1949年已经取得了解放，使我们自已成为革命的胜利者，在迎接已经到来的1950年，我们更得努力争取在前方消灭敌人的残余，在后方取得生产战线上的胜利。”这个讲话，给全省人民在争取新的一年的斗争中以极大鼓舞。

土改运动一开始，邵式平就根据中央精神和有关政策，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的口号。在这场运动中，他亲恭其事，指挥出色，很快打开了局面，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整个土改过程中，邵式平把生产建设事业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来抓，通过土改运动，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至1951年4月，江西省已初步完成土改的乡约3609个。趁着这大好形势，邵式平宣布1951年的农业生产任务，要在1950年农产量基础上增产8%，争取10%。

邵式平认为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十分重视。刚解放时，省政府就派出小组，对江西全省群众文化水平进行普查。他在1951年的国庆广播讲话中，针对江西当时文化水平低的状况，提出各地适龄儿童争取大部分入学，增加小学，扩大中学，增加中级技术学校、培养中级技术人才，增设工农文化补习学校的任务。在他的指示下，江西各地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各县、市都兴办了一批中小学。他亲自参加教育实践。在江西师范学院兼授教育学课程。

邵式平为江西的经济文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用“十年以后看”、“五十年不落后”的战略眼光看问题，规划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1952年，他亲自主持设计、施工的南昌八一大道，长5000米、宽60米，在江西还没有过这么宽阔的马路。朱德到南昌视察工作时，赞扬说：“邵式平同志，这条大道好啊!就是战备也是需要的，到时直升飞机就可以在这里起飞。”他亲自规划和主持兴建了江西宾馆、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江西医学院、省政府大楼等大型建筑物。

1953年，邵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省长。

邵式平在工作中，反对文山会海，讲究工作方法和效率，规定省政府一个星期开一次办公会，要求各部室委办会前准备好要研究的问题，开会时议题明确，精力集中，议而必决。邵式平坦率，诚恳，表里如一，能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他主持召开的会议，生动活泼，会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摆省长架子，对敢于同他争论问题的人，不但不认为是对他的“不尊重”、“顶撞”，反而认为是有见解的人。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

邵式平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规定每个星期三下午为省长接待群众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他直接跟群众见面，面对面听取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亲自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他喜欢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称他们是可信赖的人。

邵式平对人时事严肃认真，讲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含糊敷衍，模棱两可。他喜欢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敢于承担责任，能打开局面的干部。他对干部的要求既严格又放手，不赞成用“紧箍咒”来束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开会谈问题或汇报工作，他不喜欢对着稿子念，更讨厌让助手代替汇报。听汇报时他爱刨根问底，表现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

邵式平身居要职，克已奉公、廉明清正。他从不搞特殊化，不多花公家一分钱，他接待外宾，凡客人送给他的物品都统统交公。有些者同志、老战友来南昌，他都只是在自已家里做上几个简单的“老俵菜”招待，不到宾馆设宴大吃大喝。他发表文章、诗词的稿费，自已分文不要，统统送给机关图书馆使用。邵畈村是邵式平出生的地方，是革命老区，他也没有利用职权，给予较其他老区更多的照顾。邵畈人到南昌，打报告要他批钱办事时，他从来不肯答应，耐心开导他们说：“我是江西省的省长，不是邵家坂的省长。”

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邵式平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为了把江西建设成为一个比较强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基地，邵式平1958年11月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先找冶金部联系，谈具体方案，随后又找了交通部谈修建铁路问题，并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化工部、石油工业部、水利电业部、建工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论建设方法，得到了各部委的帮助和支持。

为证实自己的想法是否恰当、周到，邵式平在离京返赣前夕，进一步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肯定了邵式平的想法，说：“应该有这样的雄心，江西有足够的客观条件，加上中央各部对江西的关心和支持，就一定会使江西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的。”

邵式平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主义战士，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早在1957年，他主持江西精简机构的工作时，就组织了5万干部上山下乡，建立国营农场、垦殖场，开发山区，建设老区。周恩来高度赞扬他“是创造性的贯彻执行了中史的政策”。

1958年，他从广大农村普遍缺乏技术人才和大部分中学生不可能继续升大学深造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持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宗旨是从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学成之后，回到生产劳动第一线。周恩来亲笔为这所大学题写了校名。这所大学先后为江西各地培养了大批工农业技术人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同年，邵式平还主持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江西分院成立时，有相当一部分从各条战线调去工作的干部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连续几天到院里去讲课，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那些满足于“小米加步枪”的同志们做科学的启蒙工作。他说：“交通工具是牛车快还是飞机快?照明用的灯是豆油灯亮还是电灯亮?没有科学就没有飞机，没有电灯，就没有近代的物质文明。再说打仗，美国有原子弹、氢弹、我们有什么弹呀?我们有鸡蛋、鸭蛋、山药弹。”“但是我们还是要研究原子弹、氢弹的。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更壮大了。”

在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的筹建过程中，邵式平着眼于未来，抓方向，抓基本建设。当时负责江西分院日常事务的同志，对眼前的问题考虑得多，对长远规划考虑得少。邵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要他们选定一个未来的江西分院基地的地址，他说：“未来的科学基地要集合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要建成门类比较齐全，适应江西经济发展，具有江西特色的科学研究基地。在科研人员中有新有老，有搞自然科学的，也有搞社会科学的，还有不能从事紧张工作的年事已高的老学者、老专家、老教授、老革命，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整理自己的经验，著书立说。”他还亲自与院里同志一起，到南昌市郊选择基地。

邵式平认为科研单位要注意应用科学的研究，要走出“象牙塔”，面向社会，为生产服务。在他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除设置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等基础科研机构外，还根据江西红壤面积大的具体情况，设置了红壤研究所，探索改良红壤，增加作物产量的途径和方法。为改善江西伏旱秋旱的自然条件，在中央气象局的帮助下，设置了天气控制研究所，重点放在人工降雨的试验上。此外，还设置了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研究所，着重半机械化的研究。同时，接管了原中国科学院直属的我国第一座亚热带高山植物园——庐山植物园。他倡导结合生产办科研，建议钢厂进行合金钢的研究，建议汽车制造厂转入发动机的研究，要求电机厂试验无级变速电动机。他十分重视从科研的实践中培养科研人才，聘请在工农业战线上进行科研并取得成绩的人为科学分院的特约研究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很多研究单位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应用物理所从煤炭中提练了半导体材料——锗，进行了锗单晶的提纯，制成了江西第一批半导体锗的晶体管。庐山植物园还从植物中提炼出了叶绿素钢钠盐。

邵式平在关注自然科学的同时，也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认为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要同时研究，同时发展。根据他的提议，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建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该部除设有政治、历史、经济、教育等学会外，还组织了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调查队。他亲自主持调查队的学术讨论会，参与制订调查纲目，亲自审阅青年科研人员的调查报告，并择优向报刊推荐。

邵式平为发展科研事业坚忍不拔，百折不回。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减少科研经费。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因此人心浮动，有人甚至主张撤销机构，遣散人员。邵式平同大家讲形势、讲国家的困难，指出机构不能撤销，人员不能遣散。在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他倡导走生产自给搞科研的路，把科研单位由国家供给经费的事业单位变成经费自给的生产单位。根据他的这一指示精神，江西分院改建为江西省西山科学试验场，把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经过一年努力，全场人员粮食、工资基本上实现了自给机构、设备、人员保存了下来。

邵式平敢于仗义执言讲真话，有错必纠。1958年的“大跃进”中，江西的工作也出现过急躁冒进的问题，也刮过“共产风”，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的现象也很普遍。邵式平深入基层蹲点、调查、访问、听汇报，认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便大胆发表自已的意见，而且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他说：“公共食堂不倒，粮食问题解决不了，共产风不刹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对基层干部形象地比喻说：你知道你是一个瘦子，我是一个胖子，你把我身上的肉割下来补在你身上，你只知道你好过，你可知道我有多难受呀!他提出了解散食堂的建议。在农业生产中，有的干部不考虑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实际可能，在密植规格上搞“一刀切”，有的说越密越好，强迫农民照办。农民对此意见很大。邵式平在视察工作中发现这种情况，很气愤，对农民说：“他强迫你栽，你就把中间的那一株踩掉。”有的地方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弄得自己没有饭吃，邵式平号召农民“把自己的坛坛罐罐装满”。他的话深得民心。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和当时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并委托方志纯把报告先送给朱德过目。朱德看完后高兴地说：“邵的观点是对的。”

邵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备尝艰辛，积劳成疾，1964年1月终于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同病魔作斗争，在1964年春的一篇诗词中写道：

病了就是病了

活着便算顶好

战胜阎罗无数巧

需要积极寻找

今朝欣倚栏杆

大地分外妖娆

寒梅着花把春报

蔑视残冬雪飘

1965年开春后，邵式平的病势日益加重，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3月24日，病情突变，抢救无效，在南昌逝世，终年65岁。在追悼会上，方志纯代表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在悼词中说：“邵式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把毕业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直到病危时候，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他具有旺盛的革命意志、充沛的革命干劲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能够经常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他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胡德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诞生的前前后后》，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

2．《邵式平日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方志纯：《毛主席关怀赣东北》，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4．方志纯：《邵式平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载1980年1月17日《江西日报》。

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回忆闽浙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邵式平省长谈新忆旧》载1957年8月18日《大公报》。

9．《关于邵式平同志工作思想的审查与总结》(1943年9月20日审查，1944年5月20日通过)，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10．《邵式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二三事》，《纪念邵式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