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草原藝術

於奧都斯沙漠中所挖掘出的銅鹿竿頂飾具；約西元前206年～西元221年，現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

我們所稱的歐亞草原藝術(Steppe Art)，已被視作具有相關風格之類羣。而該類羣主要是在歐亞草原及其鄰近地區，以十八世紀後所挖掘出之陵墓爲代表。在這些陵墓中，我們發現到一些金屬器具，獸骨，或是一些朽木，但並沒有找到石器。這些東西被從匈牙利至滿州里(Manchuria)地方的遊牧民族當作裝飾品、標記、或是作爲衣服上的象徵物。但有時同樣風格的圖案也會出現在較大的表面物上。如編織物，或是一些經過染色的皮革。這些必然被這羣遊牧民族用來裝飾所居住的帳幕，並且盛行了好幾個世紀之久，直到他們所居住的區域因天候的影響而遷徙。但並非所有以上提到的器具都能代表該區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我們大膽地假設在自然天候變壞，同時經異族掠奪前，他們有好的器具作爲陪葬，是極爲合理的現象。

以上所談到的風格，隨著時間的長短及地區之不同而有異，最早約始於西元前700年並持續到西元開始爲止。雖然各個民族互不相同，不過予人的感覺却和一般受到敎化的民族有所差異。在同一區域生活的各個遊牧民之間，均隔有一段距離，但在稍後各自所發展出的用語上，却都受到外來的影響。

歐洲草原藝術最明顯的特徵便是具有野獸風格，此爲羅斯托特郁夫(M．Rostovtzev)首先所提出，最早發源於西元前500年，此種風格代表野獸風格(Animal style)派，不論是作爲獵物的鳥類，或是某些怪獸，特別是一種半獅半鷲的怪獸，都有其特殊風格。來自遙遠的外來影響也顯現在大草原上的一些不知名動物。像是獅子及巨蛇，除了遊牧民族賴以維生的馴養的動物並未用來表現其風格外，我們時常看到的馬，究竟是馴養或是野生的不得而知，不過其後必然隱藏著相當的理由來說明爲何以野獸表現。同一遊牧民族時常以戰士或獵人，甚至以神來區分人類的形態，但這些都極爲罕見。他們的生活背景會出現在某些作品當中，大部份從東部草原所發現的作品皆來自於著名的傳奇故事，這些都被視爲創造遊牧民族藝術的註解。

雖然此區以外的民族也有以野獸代表其獨特之風格，但本區遊牧民族還是有屬於自已的特色。這種野獸風格是由白種遊牧民族所創造—屬於伊朗人分支(Iranian branch)的印歐民族(Indo-Europian)。他們居住於草原的西半部，自多瑙河盆地(Danube Basin)及西部的南俄地區逐漸擴展至東部的松加利亞(Zungaria)及帕米爾高原(Pamir)。這些部落的移民也帶著其特有之風格向東擴展至受中國影響之區域。在初期他們尙未發展出完整之形式，可由西元前七世紀及八世紀在南俄之薩伯丁(Zabotin)所發現之獸骨爲代表。這些器物在尺寸形狀上都有一定的限制，並爲需要而作了某種程度的彎曲，但在後來所發展的風格中，仍繼續承襲了金屬製物的習慣。

不論是以和平或戰爭的方式，最主要的發展仍是在西元前七世紀時與近東文明民族的接觸，但還是要歸因於原始蠻族(Barbarian)藝術。經過接觸的影響旣深且遠。早期所受到最強的影響力是來自伊朗(Iran)，如葛希曼(R．Ghirshman)所宣稱，他們與大草原有如此緊密的關聯，特別是在土耳其自蒙古族所發展出的語文之前，於兩個地區所通行的語文，因此應稱爲「伊朗之外圍」(Outer Iran)。伊朗文化，除了本身的特色外，也受到來自亞述(Assyria)及古代亞美利亞(Armenia)烏拉爾圖(Uratu)帝國的影響，不論是直接接觸或經伊朗的調解，這些遊牧民族都受到兩種古老文化的洗禮。直接接觸通常是指入侵，並擄回文明民族的工匠爲奴隷爲其製作器物。

風格和技術的持續傳播常是由終年不斷遷徙的民族所進行，特別是經過幾次動亂，這些遷移往往帶來各民族間的交融，有時甚至會帶來相反的作用，因而產生了新的文化形態，這就如同海潮倒入海口一般。

現在該是逐區描寫各種不同風格的時候了。其中最令我們熟知，並且可能是完全發展出來的最原始形態，是位於南俄邦提克草原(Pontic Steppe)的西徐亞(Scythian)風格。此爲靠近東方之先驅風格，最明顯的是在康德斯提(Kurdistan)的西維耶(Ziwiye)所發現的寳藏區，其中有大量的純金作品及可能是西徐亞酋長在西徐亞人向外侵略時所收集的物品(現存於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巴斯提博物館)。其中有兩件作品可以提出來加以說明，一件是打造成新月形的金片，當初可能是酋長佩掛在胸前的裝飾物。此顯示出腓尼基人(Phoenician)和亞述人(Assyrian)的怪獸，勢均力敵的聚集於生命之樹的過程記錄，在任何情況下，皆由一種純西徐亞型的狡猾小猛獸來擔任殿後。另一件是將金打造成薄片的仿造設計，有如現代的壁紙，上有雄鹿和野山羊，完全代表西徐亞人之生活方式，每一種動物都被樹枝狀的網狀物所環繞，這兩項作品都具有尤拉丁的風格。

西徐亞人的金屬作品在外形上亦屬於尤拉丁風格，最初發現於庫班河(Kuban)與德奈伯河(Dniepr)之柯干斯(Kurgans)。其中有長著反方向的角及直立双腿的雄鹿，然而在此處最重要的，乃是西徐亞人發源地的象徵物，也就是用其徵章裝飾盾牌、弓箭套、斧柄，在西伯利亞地區，最普遍的外形就是以斜角連接兩個斜的表面，此爲代表渾圓之體形或是動物的腰部。這些造形可能最先起源於木雕。

在南方具代表性的動物爲獅子，而不是南俄或是高加索(Caucasia)當地人。這是一種受到近東地區影響的跡象。此種影響再度顯現在庫班盆地的克勒姆斯(Kerlemes)所挖出的金色徽章，上有豹子的圖形(現存於列寧格勒的赫米塔基博物館)，豹子的耳朶及足掌上都有凹洞，在上面原本必定鑲有景泰藍之類物質。這種外觀色彩豐富的風格，一直持續到後來成爲亞洲傳統的薩馬丁(Sarmatian)作品。以上的這些例子足以顯示這些動物風格是多麼的生動活潑，但較常忽略的是其身體比例及自然的姿態。

在屬於人類的圖形上，最常出現的是女神。如同庫班(Kuban)盆地的卡拉戈地納斯加(Karagodenashkh)所發掘的器物，上有祭司，以及帶有敵人頭顱的戰士。

有些來自庫班(Kuban)及德奈伯(Dneipr)的金製品，顯示出受到希臘邦提克(Pontic)殖民地風格的影響。這些出自克里米亞(Crimea)庫爾歐巴(Kuloba)的徽章及裝飾品，以及在德奈伯河低窪地區的徹托米柯(Chertomlyk)大量出土的鍍銀花瓶，事實上皆屬於希臘風的作品(現今皆藏於列寧格勒的赫米塔基博物館)。出土於烏克蘭(Okraine)的托斯塔亞蒙古拉(Tolstaya Mogila)(現存於列寧格勒的赫米塔基博物館)之金屬胸飾，大多爲西徐亞主人所打造的希臘式作品。在作品外緣有一隻獅子及半獅半鷲之怪獸正在攻擊一匹馬，另有一隻獅子在攻擊一隻野猪。而在其內緣有母牛哺乳小牛，二名在擠牛奶的西徐亞奴隷，以及二名西徐亞人正在修改外衣。以上所顯示的完全爲希臘之風格。實際上，來自希臘之影響，在這段時間中，對西徐亞人令本土藝術帶來極大的打擊，以致破壞了原本屬於西徐亞人在風格或主題上的品質。

在同一期間，伊朗東部邊緣有遊牧民族的出現是可以假定的，但實際上的證據顯示，在稍後的時期，也就是米底亞(Median)帝國淪亡於波斯人(Persians)之後。於此時此區挖掘出歐克瑟斯(Oxus)寳藏；乃是一個具有許多不同年代的金質作品的收集地，最早的器物屬於高度文明的亞美加尼帝國甚或更早(現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其中有許多物品屬於波斯之風格。而有些則接近遊牧民族之風格，以致可能被認作是亞洲中部薩卡斯(Sakas)地區的作品。而眞正薩卡斯(Sakas)作品的標本到目前爲止甚少發現並且無特別之處。在中部亞洲的部份所找到的大型陵墓已被證明都是極爲空洞。此外，我們在本區發現到更佳之馬薩加特(Massagetae)風格。這是波斯帝國的塞魯士(Cyrus)大帝在征服其帝國剩餘部份後，薩卡民族與之對抗所殘留下的產物。

除此之外，在薩卡領域邊之阿爾泰高原(Altai)上巴斯利克(Pazyryk)的冷凍陵墓中發現與阿開民尼德(Achaemenid)波斯帝國亦有遙遠的關聯，這對東方亞洲遊牧民族生活有極其重要的了解。在第五座陵墓中所發現的波斯繡幄，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繡幄。上面繡有以女人爲祭祠犧牲的圖案。從服飾上可看出是皇室女子。在此陵墓之中仍有最古老的波斯地毯，邊緣有一列鹿羣，鹿羣之外有阿開民尼德風格的行進馬伕及裝備的騎兵。

這些重要的紡織品十分有趣，可視爲與波斯帝國接觸的象徵。但這些紡織品與希臘作品及前述較早期的東方金屬器物比較起來，更不屬於遊牧民族藝術的範疇。懸掛在第五座陵墓內的毛氈品更著稱於歐亞大草原，縫飾著色澤光亮之毛皮，上有一個穿著緊身褲和外衣準備上馬的騎兵圖案，在他手中握有生命之樹(Tree of life)之類的東西。由圖案可看出是個女人，但身上除了戴著一頂厚重的毛帽外，其餘一絲不掛，而其座位爲亞述之樣式。這個圖案很可能是當地的一種偉大女神。此外，還有一張彩色怪獸毛氈，這個怪獸爲人頭獸身，並有翅膀，顯然頭上還有角，這種新近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不過這些掛飾還是風格獨特。

這些野獸風格除表現在毛氈上外，同時也出現在木雕上，與西徐亞風格十分接近。但懸掛在西徐亞圖案外的紀念碑卻失踪了。這些發現自阿爾泰(Altai)高原的實例，大部份顯示出更狂野而躍動的野獸，有時可能將貓或鼬鼠纏繞起來，然而卻不以馬爲代表。這項風格成爲一種新的方向。在阿爾泰(Altai)高原中部巴夏德(Bushadar)的棺木一側的浮雕上所呈現出的起伏、鬈曲的特色尤爲明顯(西元前六世紀)——上面的動物圖案爲抓著獵物的老虎。此種特質在黑海北部草原的薩馬丁(Sarmartian)作品中也有更多的表現(現存於於列寧格勒的赫米提基博物館)。

在巴斯利克(Pazyryk)的第五座陵墓則與文明國家有更多的關聯，其中有以天鵝圖案作爲裝飾的天蓬，極具中國風格。另一個在該處所發現的天蓬，原屬於中國形式的台架，而此年代爲波斯阿開民尼德(Ahhaemenid)時期，與中國並無任何往來，但這些遊牧民族似乎與兩大國均有接觸，事實上，在更早的時期，密努辛斯克(Minussinsk)的卡拉薩克(Karasuk)文化(西元前十二世紀)，在遊牧主義產生之後(西元前七～八世紀)曾與中國的商朝有過接觸，被一些學者認爲與其野獸風格之產生有關。

與阿爾泰(Altai)高原藝術比較起來是長久爲人知，而却同樣顯著的是十七世紀時收集自西伯利亞(Siberia)南部陵墓的金質徽章，由蘇俄的探險人員與奉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之命至該地開拓之移民所發現。雖然已知是在卡薩克斯坦(Kazakhstan)地區，但確實的尋獲地點早不可考，所以對該墓中其餘的內容也無從了解。而古代西伯利亞文明民族所使用的大量黃金來源，同樣地也不知去向。彼得大帝唯一感到有興趣的目標也是該地意欲熔化的藏金。由於彼得大帝本身對西徐亞藝術的十足欣賞，因此嚴禁將該地之藏金熔毀。

如同阿爾泰高原藝術，這些來自西伯利亞的飾物較之邦提克(Pontic)草原，更具生命力，同時在主題的選擇上也有更多的變化。這些圖案似乎反應出遊牧民族生活之輪廓，並且超越他們的想像力及信仰。此類具豐富想像力之飾品表現出兇猛野獸間的激烈戰爭。此外，在其他飾品上，有軼事出現，因爲這些傳奇及故事能代表他們生活中的一些特殊插曲。在技術方面，是將圖案部份挖空，如同西徐亞人的作品一般，同時飾有明亮色彩的石頭，與可能由薩卡斯人(Sakas)所遺留的歐克瑟斯(Oxus)寶藏中之作品可看出有類似處(現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同時亦與中國藝術相接近。另一種東方外形是開放作品的形式，其中有許多是以鑄造的方式完成。

屬於西伯利亞西部的風格，對於野獸間之戰爭提供了最好的範例。其年代約在西元前四世紀，當中有半獅半鷲的怪獸，在肩上長有一對小翅膀，口中咬着奔馳中的馬脖子，(現存於列寧格勒之赫米塔基博物館)就像這些野獸或怪獸的其他獵物一樣，有時在阿爾泰高原地區，馬匹被扭曲以致後腿朝上，口鼻部份和前腿則朝下。這種狀況在西徐亞人的作品中幾乎無法看到。在另外的飾品上，或多或少表現出老虎與半獅半鷲怪獸間的爭鬥，而雙方似乎要拚個你死我活。這種動物的圖案有些甚至出現在更東的奧都斯(Ordos)沙漠藝術中的銅器上。甚至使用同一個模具以黃金鑄成。這些製品的關係及奧都斯的作品都顯示出歐亞草原文化流傳，更爲廣遠。這種風格具有如此強烈的戲劇性，因此某些有力的神話故事，可能被用來作爲藝術創作的基礎。

載有故事情節的作品似乎又是一個新的方向，代表了某些遊牧英雄一生中的插曲。一般常人的圖案，出現在西徐亞藝術中，同時也常有敵人頭顱的圖案，但各有不同且更具趣味。其中有一個可用來作爲代表的例子是，有一人在西伯利亞草原邊緣的樹林中，拉開弓，準備射向一頭大野豬，而另有一名騎士爬上樹準備避難，他的馬匹似乎也想跟著主人爬上樹。此外還有一個更加神秘的作品，畫面是在一處森林，一名戰士將他的頭倚靠在一個少女的肚子上，這個女人坐在地上，戴著如土耳其塔布希(Tarbush)的頭巾，而一個男僕坐在離他們不遠處，手中牽着兩匹馬的韁繩。此類故事似乎是西伯利亞地區的西徐亞風格所獨有的，居住在更西部的南俄或是多瑙河谷地(Danube)及薩馬丁(Sarmatian)似乎仍無發現這種故事。在塞西亞藝術中，一個有二名角力者的圖案也是爲人所熟知的。此顯示出在各個遊牧民間，土耳其及蒙古人長久以來一直喜愛角力這項活動。在遠東地區，有一個很明顯的主題爲從頭到尾蜷伏在一起的動物，發現於自邦提克(Pontic)草原至奧都斯(Ordos)沙漠間的地區。

事實上，接著要加以探討的重要地區就是奧都斯沙漠(Ordos desert)。雖然位於黃河大灣道的南方，這個地區一直被視作中國的一部份。該地區的人民通常與遊牧民族同屬長城以北及以東，而其遊牧藝術風格大部份綿延自薩馬丁(Sarmatian)東部，但是在許多地方都可感受到來自中國文化的強烈影響，此處遊牧民族對來自中國的接受力，較之另一端希臘對西徐亞之影響更爲容易，事實上，從更深入中國內地的作品發現；諸如在短小紡織品的顏色上，中國與遊牧民族的特色已牢不可分。這是中國藝術中所謂的兩淮風格，該處正位於黃河盆地以南。中國藝術對遊牧民族所產生的影響，可與前述歐克瑟斯寶藏區中波斯對薩卡斯(Sakas)藝術所產生之影響，作一比較。

奧都斯(Ordos)銅器對中國與西方學者一樣，在鑑別代與分類上都感到困難，就如同薩馬丁的金質作品，其產生的地區並不是很淸楚，但是涵蓋的時期，從印歐地區居民移向東越過北部大草原而停止，且在遇到阿爾泰地區居民而折返。這一段事蹟在歷史上廣爲所知。在此段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頭在西元160年左右，當匈奴的君主單于(Giyu)聯合其盟邦征服了敵對的伊朗，和由其統治的月氏(Yaeh chih)，並將他們由南山(Nan shan)山坡，向西驅逐至松加利亞(Zungaria)和今天的新疆(Sinkiang)一帶。

在奧都斯(Ordos)銅器時期，由於新的統治者匈奴，使得原本的伊朗傳統變得十分有價値。匈奴是由像月氏之類不同的聯盟所組成，他們之中有許多部落是屬於白種人。或許這些白種人部落說的是土耳其(Turkic)語，他們在不同的環境下，保存了西方遊牧民族的傳統風格，並且在某些地方受到中國的影響。

奧都斯的作品大部份是飾品，皮帶裝飾物、皮帶釦，房柱頂的裝飾圖案，刀子、匕首，帶有花紋柄的斧頭，以及人類的圖案，甚至還有騎馬的姿態等等。西徐亞·薩馬丁(ScythoSarmatian)爲動物圖案之始祖，由其風格及某些例子中所表現出的猙獰殘暴可明顯看出。但在某些圖案中，動物和人在一起嬉戲或擺出古怪的動作，則是在大草原其他地區所未曾看過的，也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在他們的順序之內，有一個較早的團體是在西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興起之前崛起，而較晚的一個則是在漢朝與匈奴爭戰時發跡。

在發生戰爭期間，匈奴不但不時掠奪中國北方，同時也與中國有交易行爲產生。這兩種接觸，可從塞倫加(Selenga)盆地南部的貝加爾湖(Lake Baikal)和阿爾泰(Altai)高原東部所挖掘出的諾因尤拉(Noin Ula)之墓的內容，中國的貨物，特殊的紡織品，與遊牧民族藝術之標本(現存於列寧格勒赫米塔基博物館)可淸楚的了解。此外，也有區分另一種遊牧民族藝術風格與薩馬丁(Sarmatian)之建議。諾因尤拉(Noin Ula)之名在蒙古語中意爲“衆神之丘”，此名之由來，無疑是因蒙古人看到許多曾擁有強大力量民族之首領，皆埋骨於此山谷之故。現代學者對所挖掘出之墓地，與匈奴在全盛時期所達到最廣遠之接觸具相關之內容感到滿意。這些首領皆埋葬於堅固之陵墓內。內有以木材建成之密室，皆爲西徐亞形式。共有二百一十二座陵墓位於可滋洛夫(P．K．Kozlov)所考究出之所在地，但至今挖掘出來的陵墓還不到二十個，如果其餘的陵墓皆能挖掘出來，那麼對於匈奴之歷史，及其後活動於該區之遊牧民族將有更多之了解。

就如同巴斯利克(Pazyryk)陵墓之內容保存於冰層內一般，所發現的諾因尤拉之墓，由於地表吸收了水份，並經陰乾及濕潤之交替作用而得以完整保存。這是特別有利的一點，因爲其中有厚毯，毛毯及其他紡織品，大部份皆來自中國，諸如女用斗蓬及軟帽，同時也有與奧都斯地區相似之金屬物件。在一條毛毯上有一隻像是狼貛的有翼怪獸，正在攻擊一隻怒吼的麋鹿，而在另一條製作較差的毛毯上，有一條犛牛正面臨一隻難以辨認的怪獸(現存於列寧格勒赫米提基博物館)。牛不時出現在更西邊的薩馬丁金屬作品上，顯然可看出對創造這項藝術品的人而言，牛是一種極爲重要的動物。至於在銀器上展現出牛有獨特的角，其腹部上長有毛(現存於列寧格勒赫米塔基博物館)，頭朝正前方，而非如薩馬丁作品之側面像。牠的四肢站在一堆岩石上，身體靠在背後的一棵樹上。這項作品似乎來自當地之靈感，而非薩馬丁的形式。

在更遙遠的東方則有尤爲著名的繡帷，上有兩名中亞土耳其的典型人物，或是南俄人，臉上長滿鬍鬚。在另一方面，純中國式的繡帳，繡有一隻烏龜在水草間游泳(以上兩件存於列寧格勒赫米塔基博物館)。當諾因尤拉有更多的陵墓開放的時候，蒙古地區動物風格的衰退時期將更有跡可尋。

我們已對北部大草原作了一番說明，當地多爲騎馬的遊牧民族，他們之中的印歐民族(Indo-Europeans)最早應用動物風格，直到西元前700年，才有松加利亞東部的一些民族與其接觸。某些較早的藝術表現傳統，例如來自高加索(Caucasus)北部邁科普(Maikop)所出土金和銀的野牛圖案，以及在泛高加索區(Transcaucasia)的柴勒提(Trialeti)發掘的浮雕器皿，實際上一直存在於上述提到的地區，但是在騎馬遊牧主義興起之前，他們早期的成就就一直被忽略了。値得注意的是邁科普(Maikop)藝術深受早期伊朗以及美索布達米亞(Mesopotamia)藝術之惠，以及柴勒提(Trialeti)對於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某些傳統，無論如何，在與南方文化連結之前，即告終止。。而西徐亞藝術展現出在新的環境中，這些南方相關地區的復甦。

在西徐亞時期，卡馬(Kama)盆地的安那利諾(Ananyino)藝術和西伯利亞密努辛斯克(Minussinsk)盆地的塔加(Tagar)藝術，強烈地受到動物藝術和遊牧民族所使用武器的影響，但遊牧民族並沒有加以應用。

在俄國南部，西徐亞藝術在西元前三世紀時在薩馬丁人地區極爲風行，西徐亞藝術在前面已加以詳述。在現代的使用上，薩馬丁之名爲伊朗遊牧民族散播至俄國南部的廣大地區，最遠甚至達到中國的邊界。在古代的使用上，俄國南部和多瑙河(Danube)山谷的遊牧民族被稱爲薩馬丁人，但此名稱並無更廣泛之涵意。東歐的薩馬丁遊牧民族受到漢族之統治，雖然漢族之祖先在東亞曾有過動物風格之表現，但此時的漢族並沒有任何動物風格之出現。在多瑙河(Daunbe)山谷下一個統治者阿瓦人(Avars)的統治之下，於其晚期的西元670年後，似乎可窺出有動物風格復起之跡象，當時他們受到拜占庭(Byzantine)的影響，要較其來到多瑙河山谷區後的第一代來得小。他們皮帶上的飾物，皮帶釦，以及掛在皮帶上以代表階級的金屬片，皆表現出動物風格的粗獷作風。特別是在半鷲半獅的圖案上，很自然的歸因於薩馬丁傳統的復甦，不論是起源於當地或由亞洲西傳，此種傳統在中古時代初期便慢慢消逝了。

到目前所知，蒙古和中亞地區的土耳其人，在他們擴張的鼎盛時期，曾統治該地區其餘的印歐遊牧民族，但一直沒有受到西徐亞和薩馬丁人傳統的影響。在亞洲的其他地區，動物風格一度存在於西藏(Tibet)北部，但在其他方面則不得而知。在歐洲、德國一些部落的藝術亦可追溯出動物風格，這可能是德國與薩馬丁有相當密切接觸之後的數個世紀所產生。

此外尙可提出幾個動物風格的明顯標記。遊牧民族藝術的要素皆屬於貴族階層。這可在首長和大將的墓穴中發現。因此將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套子，與中古歐洲戰士同樣以之作爲社會階級代表互相比較，在中古時期，徽章的佩戴在地方上極爲顯要，因此在遊牧民族的社會中，徽章、胸章，以及車頂上的動物風格，可能一直是戰士團體的象徵。此種佩掛之象徵來自於不同種族酋長家中的成員，他們可能加入移民或戰爭的計劃之中。在動物圖案中所表現的兇殘或許象徵這種團體的精神。此內容中所描繪動物大戰的景象，終結於亞洲地區，但曾一度傳至東方。這些圖案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它們象徵光明與黑暗或善與惡間的戰爭。但何者代表善惡?更有可能的是這些動物代表相互交戰部落的圖騰(totem)。除非在特殊的環境中，同一種族之動物絕不會自相殘殺，但圖騰主義所代表的原始本色，似乎更甚於遊牧藝術之意義。在另一個時代，我們不會將中古時期獅和獨角獸的互鬥，或是其他紋身野獸的交戰畫面視爲圖騰。然而，這些動物的圖案和野狼，及來自遙遠過去並在土耳其和蒙古信仰中被當作始祖的雌鹿間，有類似之處。有一些作家將取用動物形式視爲作具有保護精神。例如在亞洲北部黃敎之信仰中，就被當作黃敎之引導，或是一些其他動物被當作造訪世界的精神。再就是當作狩獵魔力之擴張，例如激勵舊石器時代之洞窟畫家。因此無法據此代表我們完全了解遊牧藝術的意義。

這些圖案的一些美麗處，必然伴隨其主要目的而存在。如果那是一種魔力或是黃敎的禮拜儀式，特別是聚集在同一景象之中時，雖然，受到來自南方文明的影響，他們的品質仍顯得十分粗俗。這並不屬於文明的藝術，但代表了一個特殊的世界及一種特殊的內心狀態，它與文明互相衝突，就如同希羅多德(Herodotus)所見。在同一世紀中，有一種不同但具有同樣特色的塞爾特(Celtic)藝術(詳見塞爾特藝術)，在他們的作品中，最顯著的例證是在西元前約一百年，來自於丹麥甘德斯翠普(Gundestrup)沼澤(現存於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館)，作爲狂歡用大鍋上的裝飾，上繪有無比狂野的人類和動物圖案。

參考書目

Frozen Tombs：the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 of Siberia，(British Museum)London(1978)．Jettmar，K．The Art of the Steppes．New York(1969)．Minns，E．H．“The Art of the Northern Nomads”，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London(1942)．Minns，E H．Scyth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Cambridge(1913)．Or des Scythes：Tresors des Musees Sovieti-ques，Paris(1975)．Rice，T．T．The Scythians，London(1957)．Rudenko，S．I．(trans．Thompson，M．W．)Frozen Tombs in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London(1970)．

歐亞大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