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人权

人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诞生而出现的。通常讲，宪法是以权力与权利为配置核心，即通过立宪确立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明确界定行政权限，以防止行政权滥用，确保合法民权。因此说，宪政的另一个要素就是人权，即公民权利。当代人权问题所以能提到历史的新高度，主要是因为二战期间德、意、日三个“轴心国”推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被其铁蹄践踏之境，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其国内肆意侵犯和压制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实行反动的血腥统治与镇压。1944年6月25日，盟国首脑在美国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保障人权的方式及内容。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使人权全面进入国际领域和促进普遍尊重人权。后来，这一天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人权日”。从而将保障人权问题纳入了世界性的主要议事日程。该宣言第一条规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均各平等……。”第二条规定了享受人权的基本自由的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即“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身或其他种身份”都应同样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宣言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权利。宣言共30条，最后一条规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都无权破坏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世界人权宣言》虽然与国际性条约的法律约束力不同，但由于这部宣言是第一部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世界性文件，对于各国开展宪政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在人权委员会审议别国人权议题时激烈对抗，严重妨碍人权活动的正常开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和前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人权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西方大国将人权外交的攻势重点转向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企图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就范。亚非拉国家对于西方大国用“人权大棒”干涉别国内政越发不满，1993年2月3日，进一步协调了人权问题上的斗争立场，分别通过了《突尼斯宣言》、《圣约瑟宣言》和《曼谷宣言》，对世界性人权工作提出了积极建议。其建议的要点如下：(1)尊重各国主权，正确维护民族自决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和根本保障；(2)三个宣言充分肯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实现发展权是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3)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合作，世界人权大会应对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优先关注和审议。三个宣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迫切关心的问题和切实可行的人权原则与主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权问题逐步为人们所普遍重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为了迎接西方大国所操纵的人权外交的复杂、艰巨斗争和挑战，人权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人权的阶级性与普遍性；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人权与法定权利等学术问题，在我国宪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这对于我国开展宪政工作大有裨益。人权的普遍性，主要是指人权是人皆有之的基本权利；人权的特殊性是指人权的标准、人权观与人权法制、人权实现程度上，各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发展水平等存在着差异，这是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任何对本国人民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根据其国情决定自己的政策，作出最切实际的选择。也就是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什么事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去办。当然，人权的阶级性是人权的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主张人权既有其阶级性，也有共同性、普遍性。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权是根本不存在的。关于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的问题，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割裂人权的整体含义和内容，只强调个人权利和公民的政治权利，贬低个人和公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人权。我国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不仅十分重视保障个人人权，而且注重维护集体人权。我国现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就属于规定的个人基本人权。我国是有12亿人口的大国，公民的集体权利大多是依据宪法规定的程序，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全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获准和实行的，这既是集体人权也是个体人权。所以说，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样一些问题，做到个体与集体两种人权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转化。在社会生活中，要正确处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当然片面地笼统地把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认识也是不对的。1982年修改宪法时，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提到了国家机构之前，就已经表明了对公民个体权利的重视。关于人权与法定权利的相互转化问题，由社会自发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将社会自发权利或人权加以法定，既是对人权的保护，也是一种限制。保护其有益于社会部分，限制其对社会的破坏部分。公民和政府都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事，决不能超越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