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猎的领域

1．天人的关系

对天人关系的深入理解，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环节。在冲破上帝主世观念、已有人格自觉的中国古代学术界，它起到了开阔人类智慧领域的作用。

在上帝主世观念统治着人类头脑的时候，人们感到上天和人类是统一的，人是上天的创造物，认为人应服从上天的命令、遵照天意行事，天便是上帝。这种蒙昧破除后，天是自然存在物的观念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天人相合说；一是天人相分说。前者强调天与人之间的一致及统一，后者强调天与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主张天人相合说的学者对天人关系各有不同的理解。老子认为，人是由混朦不分的原始宇宙“道”演变而来的，道产生天地，天地产生人物，人物消亡后又复归于天地之中，天地毁灭后又复归于大道之中。所以，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本性与地、天、道一致，应该遵照大道自然无为的本性行事。孟子还未完全脱离上天为神的观念，但他却不强调上天对人的主宰，而是强调天性在人身上的体现。认为上天的本性是仁爱，人由天生，所以人生固有仁义礼智的四种基因。在孟子看来，这四种基因是人的本性。人应发扬本性，由知人达到知天。西汉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叫严君平，他认为天与人都是由气变化而成的。从时间上说，天先成而人后生，人由天的气分化而来，与天是同一气体在不同时间阶段上的演化；从空间上说，天与人是同一气体的不同分支，由气贯通一体。因此，天与人相互照应。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汇集了各家的思想，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人与天都是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所以二者是同类，相互感应。到了宋明时期，天人相合的观点大盛，哲学家张载甚至说：天与人本来就不是两种东西，所以用不着说相合，而同时期的哲学家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乃至于王夫之，皆有关于天人相合的论说。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及汉代天人相合的观点，或认为天人本性相同，或认为天人同一形体，或认为天人同是一类，或认为人与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主张以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自然现象和人世现象。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中国学术界以天人合一学说为基础，建立了关于人性、人生、养生、形神关系等等一系列学说，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而且使各种学说贯通一气，成为甚有深度的理论体系。

主张天人相分的学者认为，天与人各自有独立的性质，各自有独立的变化法则，相互之间不存在决定和支配的关系。如战国时期哲学家荀子曾说：天的运行有自己的常规，不因君王是尧这样的圣人而存在，也不因君王是桀这样的恶人而消亡。否认天是有意志的上帝，否认上天依照人世善恶而改变自己的运动轨道。这种主张虽然反对天支配人、人受命于天的观点，但并不否认天与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荀子主张人要遵从自然界的规律办事，认为人的生死祸福虽然不由天主宰，但人却受自然环境和规律的制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的主动权主要表现为认识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让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唐代哲学家刘禹锡也认为，人与天没有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二者是独立的，但相互之间却有一个谁胜谁负的关系。人要胜天便不能盲动，必须明白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这种主张一方面具有进一步破除上帝主世观念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类正确对待自然界，正确对待自己，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2．存在的形式

对自然、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透彻了解，不仅限于对它们的存在有本质的认识，而且还包括对它们的存在形式有深刻的体察。实际上，事物的存在形式是其本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没有深刻的体察，便不能说对事物有了本质的认识。比如，当我们说对太阳有了本质认识的时候，其含义一定不限于认识了太阳是燃烧着的气体球，而且还包括认识了它的形成、演变、在太空中的位置及其运转情况。代表中华智慧发展水平的先哲们在考察自然界、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时候，对它们的基本存在形式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认为它们在对立中存在，在运动中转化，由无到有，由精到粗，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由粗到精，由有到无，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

老子在探讨宇宙起源的时候，对混朦的原始宇宙“道”的存在形式做过描述，说它由近到远，由远复返，周流不息。在论及天地万物时，对其普遍的存在形式也做过描述，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认为事物都由相反的两种因素构成。这两种因素既相对立又相依赖，共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在老子看来，正因为每个事物中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种因素，所以造成了事物自身的运动，并推动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强者变弱，弱者变强，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不能久存，人世不能恒一。后人称这种思维方法为“辩证法”。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子将老子的这种明见发挥到了极点，认为一切事物都相互对立地存在，都川流不息地运动。在他看来，泰山相对粟米而为大，粟米相对泰山而为小，泰山相对天地而为小，粟米相对朝菌而为大；人生在世，就像乘着飞马一样，一刻不停，奔向死亡。庄子虽然以万物处处相对及流动不止来论证万物无别、生死同一，把老子的辩证法随意化、无条件化、绝对化，从而引至谬误，但在这种认识中却以歪曲的形式反映出了事物自身存在着的对立转化及运动变化，它对破除人们头脑中的僵化和刻板具有极大的价值。

中国古代对自然、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有深刻理解的另一典型代表是战国时期的《易传》。它不仅将整个世界视为变动不居的周流过程，而且认为变易是旧事物的不断死亡和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在它看来，日日更新是宇宙之内一切事物的根本德性，生生不息是变易的基本特征。关于变易的原因，《易传》将其归于阴阳的对立及交替。认为一切事物中都含有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亦即阴阳。阴阳交替、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法则，因此它说“一阴一阳就是道”。后代哲人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及《易传》的明见，特别是宋明时代张载提出的一物两体说、程颐得出的物极必反说、王夫之提出的静是动中之静说等等，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内容。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先哲不但从自然、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形式中总结出了辩证法的理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将对立、转化及变易的观点作为观察自然界、人类及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发现了事物存在的种种具体形式，如事物的细微变化及显著变化交替接续形式，社会的治乱分合、礼法王霸交替变化形式，用兵的正奇客主、众寡积疏交替变换形式等等。

辩证法既是先哲对自然、人类及人类社会客观存在形式的正确反映，又是先哲头脑中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作为思维方法，它是客观世界辩证法的存在形式长久、反复刺激人的认识器官的结果。它的形成使人类能够动态地、分析地、如实地把握外界事物，正确地揭示自然、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标志着人类理智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3．名辩的学问

按照人类智慧发展的自然程序，应该说，认识自然在先，认识人类在后，认识思维自身更居于次。造成这种由远及近、由彼及此的认识历程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认识自身，特别是认识自身最高指挥系统的困难。

人类及其社会，与自然界相比，是个复杂的系统。而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相比，应该说是个更为神秘的境界。只有在人类发展到具有理智并自觉地使用理智的阶段，认识人类思维的任务才能提到人的面前。因此，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是中华智慧已进入高度发达阶段的标志。

人类要思维，便需要语言。语言是由名词、概念组成的，中国古代称之为“名”；名词、概念组成语言要有一定结构，通过一定结构来表述一定意念的推演过程，中国古代称之为“说”或“辩”。辩说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符合实际，但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通过一定的推演形式，使自己的辩说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此，正确的推演形式便成为学者们研讨的对象，从而逐渐成了一门学问，中国古代称之为“辩学”。辩学经常涉及名词、概念使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因此人们又常常称之为“名辩之学”。

名辩，作为一门学问，萌生于春秋时期而成熟于战国。惠施、公孙龙是两位著名的名辩哲学家。惠施提出的“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泽一样平”、“太阳刚刚到了天的中央，却又立刻偏斜了”、“物刚刚产生，却又立刻死去了”、“天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又都是不一样的”、“南方没有终极而又有终极”等等论题，惠施与当时名辩学者们经常辩论的“卵里有毛”、“鸡长着三只脚”、“犬可以成为羊”、“马有卵”等等论题，公孙龙提出的“白马不是马”、“同一块白色石头中的白色与坚硬是分离的”、“语言与其所指事物虽有联系但却各自分离”、“两种东西合成一种东西就不能再分开”等等论题，在中国古代人类思维发展中具有深刻影响，直至近现代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对中国古代名辩学说贡献最大的当属战国时期哲学家墨子的弟子们。他们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辩说规则，比如“使用名词概念必须反映所论事物”、“论断必须抒发自己的心意”、“进行推理和论证必须提出根据，说明道理”、“进行概括只能以同类事物为实例，进行推演只能在同类事物中进行”等等，并将其著为专论，称为“墨辩”。墨辩是中国古代关于思维规律学说的最高成就。秦汉之后只有少数人研究名辩学说，虽有成就，但却未能超过墨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