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自觉

发现人类的独立存在，是人类脱离鸿蒙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虽然大约在300万年前已开始与自然界，亦即与自然界中的动物发生分离，具有了独立的特性，如制造工具，从事劳动，用语言交流信息及情感，用头脑思考问题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的意识中仅仅把它们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没有理解它们的宝贵价值及伟大意义，更没有发现由此在自身与动物之间造成的一条鸿沟。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过程中，生产力不断提高，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可以联合成群捕猎虎豹，他们可以驯化牲畜、饲养家禽，因此渐渐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感到自身异于一般动物、高于一般动物，并进而产生了独立于一般动物之外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到春秋末期开始成为一种理性的认识。老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将人列为环宇之中最伟大的四种东西之一，这四种东西便是道、天、地、人。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环宇之中有四种最大的东西，人便是其中的一种。将人与天、地、道并列，高高地置于动物之上。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伟大，在于能效法天地，体验大道，顺应自然。直接论说人之所以伟大、人之所以为人的，是春秋末期的另一位哲学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是礼仪之邦，孔子深受环境影响，自幼喜欢演习礼仪，15岁立下志向，要学习周礼，弘扬周道，曾在乡下帮助人主持婚丧嫁娶的仪式。成年之后任过鲁国大司寇等职，并收徒讲学，自立学派。古代将主持婚丧嫁娶仪式的人称为“儒”，所以将孔子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孔子一生致力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研究，他的学说与社会伦理、治国安邦有直接联系，因与时势不合，一直未被当政者采纳，但其思想影响却很广泛，跟从他学习的弟子相传有3000人，其中受到社会赞誉的据说有72位，人称贤者。他自己则因为德厚智博并提出了一整套人伦及治国理论而被尊为孔圣。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子学说成为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波及东南亚各国。

孔子认为，做一个人要有爱人之心。自己想自立，也要使他人能自立；自己想通达，也要使他人能通达；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强求他人去做。将己比人，将心比心，使自己能与他人和谐相处。他将此视为做人的标准，称之为“仁”。“仁”，从汉字字形上看，是“二人”的意思，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孔子赋予它体谅他人、爱他人的意义，认为它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起码品格，人生在世应该为追求这一品格而奋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在他看来，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称之为“君子”；不具备这种品格的人，便徒有人名而无人之实，他称之为“小人”。

继承孔子这一思想的是孟子。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史称亚圣。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活动于战国周烈王至周赧王时期。据说他幼时丧父，寡母靠纺纱织布供养他上学，一心想让他有所成就。然而他很贪玩，不好好读书。一次母亲问他为什么没有读书，他撒谎说因寻找失物而误了。母亲很生气，割断了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孟子很害怕，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织布是为了做衣服，读书是为了求功名；割断了布就做不成衣服，不读书就求不得功名。”母亲的教育对孟子的成长很有影响。稍长之后，孟子又跟随孔门弟子学习儒家学说，终成儒家一代宗师。

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视为人与禽兽的区别。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很微小，二者的界限在于人有仁义之心，而禽兽没有；人如能够扩充仁义之心，可以成为圣人，如果泯灭仁义之心，便成禽兽。他所说的仁义之心与孔子所说的仁爱之心大同小异。其中的“义”，是行动适宜之意；“宜”与“义”两个汉字同音，所以转“宜”为“义”。

明确论及人格问题的儒家学者有很多，较早的还有荀子。荀子，名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中研究学问，后来成为学宫中最有威望的学者，三次担任学宫首领“祭酒”。

荀子明确将“义”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但各类之间又有本质的不同。水火有气而无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无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无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并且有义，所以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在这里，他把有义作为人格的标准，把有义视为人之所以尊贵的根本原因，这是人格自觉的明确标志。

秦汉之后，学者们在人格自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做人的标准，大都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的行为规范。宋明时期则进一步将这些规范强化起来，甚至强化到了阉割人类自然本性的程度，将其称为“天理”，将人的物质欲求称为“人欲”，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存“天理”而灭“人欲”，从而将人格的标准提高到脱离人类生存可能的高度，造成人格自觉的畸形发展，使其由自觉变成了教条。

从总体上说，人格自觉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待人与动物的区别，初步涉及人的社会性问题。它要求人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中，把自己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一员来待人处事，并以此将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建立自尊自爱之心。这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次飞跃，是人类智慧的深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塑造人的高尚品格、培养舍己精神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但在后期的发展中，产生了人格的盲目崇拜，将其抽象化、理想化、教条化，将其与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对立起来，产生了抑制个性发展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