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广州历史悠久，是中国商业、外贸和工业生产与发展都较早的城市，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在近代，广州是广东省的经济中心，亦是中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南方最大的商埠、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门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广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很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成为南方经济发展区域的中心城市、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影响不断扩大，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正向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一、经济发展历程

2000年前的广州，已经具有对外通商贸易的功能。以后，历经朝代更替，战乱困扰，但在古代它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心(见历史)。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广州的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尽管广州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较早的城市，又有水运交通之便和悠久的通商历史，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和1946～1949年期间，广州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广州经济同全国一样有了相当的发展。前29年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79年起实现转折，踏上正常发展的轨道。80年代以来，广州正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之中。

古代广州经济

早在秦代，广州已是中国的南方门户。汉代起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隋唐宋时期，广州万商云集，经济繁荣，遂成中国外贸第一港。元代，由于泉州的兴起，广州的外贸数量退居泉州之后，但仍是中国的重要外贸港口、繁荣的港口城市。明代，广州迅速恢复为中国第一外贸港口城市。直到清代，1844年“五口通商”之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经济地位十分突出。

近代广州经济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广州成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掠夺的重点对象，且屡遭战患，所以广州的资本主义虽然萌芽较早，近代工业、现代交通运输事业等产生也早，但是整个广州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随着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广州对外贸易量渐降为第二位、第五位。这时期广州的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工业基础较为薄弱 广州近代工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萌发现代交通与公用事业。20世纪30年代，工业曾一度发展较快，并建成海珠桥与机场，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受战争破坏和影响，至1949年，全市3000多家企业只有产业工人7万多人，连同1万多户手工业，工业产值仅2．97亿元(当年价格，已折新币)，其中轻工业占90%。主要产品有棉布、棉纱、卷烟、胶鞋、电池、肥皂、水泥、钢材、缝纫机及硫酸等。虽然近代广州工业在当时的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轻工业。但总体而言，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体系不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

商业相对发达 1844年五口通商以前，广州长期是中国唯一外贸口岸，商业繁荣。19世纪末，城内商号成行成市。20世纪20年代初，仅城内百货商店就有600余家。30年代形成中山路、长堤和上、下九路等商业区，全市有商店2万多家，小商贩10万人以上。40年代后半期，洋货充斥市场，商业投机活跃，饮食等消费业虚假繁荣。1949年城镇商饮服务人员近14万人，比工业从业人员多。商业长期兴旺并曾畸形发展，是近代广州经济的突出特点。

农村经济落后 广州(按今辖1县8区和代管的番禺市、花都市、增城市范围而言)自然条件优越，农业资源丰富。但在1949年以前，城乡差别悬殊，农村经济落后。据统计，1949年时约98%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三分之一，粮食年均亩产仅102千克，甘蔗年均亩产仅710千克。当年全市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按1980年价计算，仅有347元，且多为剥削阶级所占有，农村普遍贫困。

现代广州经济

1949年10月以后，广州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按经济状况可把这个阶段划分为4个时期：经济转变时期、经济发展探索时期、经济动乱时期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经济转变时期(1949．10～1957)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广州经济开始踏上新的发展道路。在迅速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之后，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短短7年期间，广州经济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而且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始阶段基础薄弱、经验缺乏的情况下完成的。它使广州这个古老的历史名城，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经济形态的转变 1949年底以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官僚资本，建立了25家国营企业和5家公私合营企业，开始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52年底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后，1955年在合作化高潮中普遍建立集体所有制。1956年城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纷纷按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由4514个大小企业合并为596个工厂，顺利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手工业者新建了1191个生产或供销合作社，增强了城镇集体所有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新建、扩建一批国营企业，组建一批农、林、畜牧场，使广州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占29．1%，公私合营企业占48．3%，手工业合作社占17．3%，私营工业的比重从1952年的65．6%下降为0．23%，个体手工业产值从13．8%下降为3．9%。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占居了支配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基本建立，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变。

经济恢复到发展的转变 50年代初期，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很多。为恢复国民经济，人民政府查封了130多家地下钱庄，禁止港币流通；打击粮食投机，稳定物价；举办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等，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实施加工订货等，恢复私营企业生产，并扶持手工业者，减少失业；同时迅速恢复城市交通与公用设施。从1953年起，转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工业企业235个，建成了造船、钢铁、棉纺、苎麻纺织、冷冻、制糖、罐头等新骨干企业。农业生产力也得到解放。1954年实行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有力支援了城市建设。工农业产值以年均17．95%的高速度递增，说明当时广州虽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但依靠自身积累，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产业结构的转变 历史上广州商业比重较大的产业结构，至恢复时期结束时(1952年底)尚未改变。1952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为58∶14∶28，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21∶33∶46，第三产业均高于第二产业。到1957年，相应的比例数改变为51∶23∶26和14∶48∶38，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已与第三产业接近，产值则已超过。这标志着城市经济功能开始以商业为主转变为工商并重，并趋向工业为主。这一变化同样发生于郊县，县以下工业也有所发展，即乡镇工业开始起步，使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经济发展探索期(1958～1966)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探索时期。广州经济与全国一样，经历了这个曲折时期，进行了代价沉重的探索。具体表现为三年“大跃进”、两年衰退和三年调整。

工业“大跃进” 1958年起，中国在“以钢为纲”、“全民办工业”等口号下，搞“大跃进”。广州也急于“跃进”，一二年内新建5个钢铁厂、3个新采煤区和4个新工业区，突出发展重工业，以至不惜削弱轻纺工业，严重地损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形成的广州工业基础，冲击了1958年开始执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农村人民公社化 在“大跃进”中，广州农村于1958年下半年实现人民公社化，一乡一社，贫富拉平，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致使1959年粮食生产比1957年减少11．3%，1960年花生、蔗糖、水果及水产品产量分别比1957年减少26．3%、36．7%、60．9%和17．8%，造成城市食品供应紧张，刚有所改善的农民生活又陷于困境。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在工农业关系上，1960年与1957年比较，广州工业产值猛增128%，农业却下降1．3%，工业失去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轻重工业关系上，1958～1960年广州重工业产值增长286%，轻工业只增长91%。因积累率高，效益低，消费基金减少，使广州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764元降为1959年的654元。在生产规模与有效资源之间、财政收支之间、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等比例关系上，也全面失调脱节，导致经济衰退。1962年工业产值比1960年下降70%，国民生产总值减少36%。

调整使经济好转 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经济逐步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城市支援农村，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大量减少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和城镇人口。农村提倡大集体、小自由，发展家庭副业，并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样扭转了广州经济在1961～1962年的下滑局面，于1963～1966年连续4年平均每年以增长14～18%的速度递增，经济明显好转。

经济动乱时期(1967～1976) 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起广州陷入动乱。全面动乱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打乱，加上过分强调备战、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致使广州经济蒙受极大损失。

生产波动、市场萧条 1967～1976年，广州经济起落不定。轻工业品和农产品减少，城镇供应紧张，1970年广州凭证凭票销售商品有33种；全市商饮服务网点从1955年的7万多个减为1974年的3296个，市场一片萧条；1968～1976年广州职工年平均工资连续8年低于1966年；1966～1975年每年的市区住宅竣工面积都少于1957年。农民被禁止搞多种经营，收入难以增加。这一切造成广州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在困难中取得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曾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时，工农业生产曾有所发展。1967～1976的10年，广州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30亿元，年均投资额略高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水平；兴建了电力、石油化工、拖拉机制造等一批骨干企业，开发了载重汽车、电视机、平板玻璃等新产品，县办和区办、街道工业也有缓慢发展；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分别以4．8%和6．4%的年均速度增长；农村机耕面积和用电量有明显增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在1969年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70年比上一年增长20．78%，1973、1974、1975年又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0．35%、6．88%和9．75%。

现代化建设时期(1977～ ) 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以后，中国开始发生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广州经济进入振兴时期。

徘徊中前进 1976年底至1977年，广州进行了企业整顿，工农业生产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走上正轨，轻工业增长开始快于重工业，粮食产量创造了1949年广州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约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但在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下，1977年广州固定资产投资中生产性投资比重高达87%，1978年积累基金增加31%，而消费基金只增长11%。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十年动乱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广州经济是不利的。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重要的转折 1979年，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广州从实际出发，确定以发展轻纺工业为重点，农村发展多元化经济，增加消费基金，着手解决因第三产业落后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改革从农村开始，到1982年郊县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从1979年起，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并在中国率先进行流通体制和价格改革，实行中央给予的特殊和优惠政策，开始引进外资，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使广州经济的发展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起落不定的局面，出现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1984年与1978年比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7倍，年均递增14．7%，为广州经济的全面改革和高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面改革、高速发展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广州经济进入了以全面改革、扩大开放为特征的时期。1985年开始执行《广州经济发展战略设想》，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计划、投资、外贸及劳动用工等也初步建立了市场取向的新体制，使经济工作在外经贸、轻纺工业、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上有了明显加强。1988年全市外贸出口值为10．77亿美元，比1984年增加212%；4年间实际利用外资6．78亿美元，为1979～1984年6年间的两倍。4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5%，年均递增25%以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表1)。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表1 1949～1991年广州经济主要指标统计表(当年价格)

注：①1991年为国内生产总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②工业总产值不含村及村以下产值，其中1991年按1990年不变价计

1989年起，广州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的方针，投资规模有所压缩。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商品的滞销给工业结构的调整及效益的提高带来了机会。由于重视农业，在1989年扭转了1985年以后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并从1989年起连续多年获得丰收。菜篮子工程建设成绩显著，农副产品持续增加。1990年出现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下降的少见现象，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则大量增加。外经贸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在1979～1988年累计为10．15亿美元的基础上，1992年累计增加到约27亿美元，出口商品总值1989～1992年分别增长21%、30%、27．6%和33．46%。1989～1992年广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7．16%、11．33%、16．8%和23．26%，较好地完成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二、经济结构

多方面分析广州的经济结构，有助于认识广州经济的性质与特点。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广州经济结构的基础，1949年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动。按照三大产业的划分进行分析，可对广州的产业结构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经济活动的内容，亦是经济结构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广州经济发展的动因。1949～195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截止1957年底，在广州工业产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4．7%；在广州农村，则形成了高级社为主的集体经济。短短几年中，在广州便完成了对数千年私有制的革命。但是，从1958年起，新生的所有制未能进一步完善，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不适当地增大(例如1971年底，广州工业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约占80%以上)，城乡集体所有制受到严重损害，个体和私营经济几乎不复存在，城乡生产力的发展大受制约。

1979年以后，多种所有制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且出现许多新的所有制形式。到1990年底，在全市工业产值和社会商品流通总额(价值额)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占56．6%和51．6%，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6．5%和18．5%，多种形式的合营经济占20%和3．7%，个体和私营经济占1．4%和17%，外商投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3．9%，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9．3%。农村也出现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广州经济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大城市中，广州非公有制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最快，作用亦最为明显。

产业结构

1949年以来，广州经济的产业结构经历4次变化：①1949～1956年，通过发展工业、整顿商业使第二产业在产值比重上开始高于第三产业。②1957～1970年，三大产业结构不正常，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9～18%之间徘徊，第三产业不断萎缩，从占40．89%降至24．19%。③1971～1978年，三大产业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在11．67～13．48%、63．24～58．49%、24．19～29．74%之间变动。④1979年尤其是1984年以后，第一、第二产业绝对值有较大增加，但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迅速上升，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协调。至1992年底，三大产业比重为6．98%、47．25%、45．77%，第三产业占居重要地位，形成广州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表2，见图)。

表2 1949～1992年主要年份广州国民生产总值构成(当年价格)

注：1990年为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大酒店(中)和东方宾馆(右)

农村产业结构 广州现辖有1个县和8个含农村的区、县级市。1949～1978年，农村产业结构变动很小，农业劳动力仅从占农村劳动力的97．67%减少到93．61%，人均耕地面积却从2．44亩减少为1．11亩。种植业产值比重居高不下，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的产值之和到1978年仍只占农业总产值的20%多。农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落后。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动带动了生产结构的剧烈变动，经济作物和非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到1990年底，第一产业(即农业)产值在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为38．6%；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提高到47．8%，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占13．6%。工业、建筑业已在农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花生、糖蔗、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提高了农村产品的商品率。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差别缩小。

第二产业结构 包括工业与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是广州经济发展的支柱。广州工业向来以轻工业为主，1949年占工业总产值的90%，后逐年下降，1979年占61%为最低点，80年代回升，1991年占63．6%。这是由广州地区的资源状况决定的。广州工业行业和门类比较齐全，除没有黑色金属采矿业外，在35个工业行业中，1990年产值较大的有16个行业。依次为食品(含饮料、烟草业)、电器、机械、化工、纺织、交通运输设备、医药、金属制品、缝纫、橡胶制造、石油加工、建材、皮革、电子、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等。其中饮料、医药业1990年的产值居全国9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重庆、南京等市区非农人口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下同)首位，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烟草制造业仅次于上海而居第二位(表3)。建筑业的施工队伍从1952年不足3000人增加到1978年的9．2万人，1991年为19多万人，建筑业产值43．4亿元。1950～1990年全市房屋竣工面积9665万平方米，内含住宅5653万平方米，其中有44%和41%是在1981～1990年间完成的。1992年全市工业产值为710．53亿元(当年价格)，比上年增长32．23%，创改革开放以来年增速最高纪录。

表3 1978～1990年广州工业各行业产值及比重

第三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行业众多，最主要的有运输邮电、商饮物资、金融保险三个行业。三个行业在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1949年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如1952年为8．77%、70．38%、13．02%，商饮物资业占比重很大；1965年改变为21．88%、53．10%、7．29%；1979年更改为55．44%、29．93%、3%，运输邮电业成了大头；1990年，三者比重分别为30．0%、15．8%和29．1%，商饮物资业的比重大大下降，而金融保险一跃而与运输邮电业平起平坐。这些显著变化，反映各时期各行业的不同地位与发展，同价格和利率也有关系。80年代以来，原来比重很小的房地产业，在广州日益增强其地位，1989年起已超过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所创造的价值也迅速提高。反映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第三产业以商饮服务及运输业为主的结构，日益为多元并重的结构所取代。第三产业在广州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接近一半，与此也有直接关系。

流通结构

流通体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广州同全国一样，生产资料的流通基本上按计划进行，即根据政府的行政指令分配或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购销。物资分三类：一类为国家管理，二类为国务院各部委管理，三类为地方政府管理。对生活资料中的农产品基本采取统购，对工业品则采取收购包销的办法。若干重要生活资料的销售，虽然也通过市场，但实行定量供应。所有物质资料均统一价格，地区、季节差价甚小。产销完全分离，造成物资严重积压或供不应求。市场商品的种类、品种、花色甚少。对外贸则完全由国家的专业公司经营，决定收购什么，销售什么，而地方商业机构只有完成收购任务的责任。

1980年以来，通过改革，广州已根本改变了上述体制。城镇居民的生活资料，从80年代初放开水果、水产品的价格开始，逐步扩及肉食、蛋品和蔬菜，再及食油、燃料；1992年4月，又结束了持续39年的粮食计划供应的办法，居民的生活资料除住房之外，已完全实现市场商品化。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80%以上来自市场，国家计划供应的数量一般不足20%。多数品种的双轨价格已趋向统一，煤、油料、电力、钢材等少量品种所存在的较大价差的双轨制现象也在趋向单轨化。外贸经营已放开，取消了国家补贴，地方和部分企业有了自主权。曾长期存在的计划流通体制，在广州已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且以市场为主的体制取代，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见流通体制改革、价格改革)

流通网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商业系统曾按地区设置批发机构，组织工业品的流通，政企分权分责，全国朝统一市场的方向发展。“大跃进”期间，政企合一，关闭自由市场，流通渠道趋向单一和地区分割。“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化了这一趋势。广州市有中央部管的几个一级批发站，又有省的二级批发站，流通环节多；城乡又分别存在商业与供销社两个系统，故流通不畅。1979年以后通过改革，政企分开，企业可直接产销，工商可直接挂钩，各行业均可经商；农民进城，集市兴旺；商业机构不仅有多种所有制，而且可以跨地区、跨城乡经营，使商业机构数量骤增，流通网络扩宽，流通渠道多样化，中间环节减少。1990年全市有零售商业机构89540个，从业人员共35．42万人，分别为1978年的21倍和4．5倍。还有批发机构937个，集市370个，外地在广州设立的商业机构3000多个，构成点多面广，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俱全，综合与专业、零售与批发、本地与外地相结合的流通网络。

市场结构 20世纪50～70年代，广州虽有部分工业品销往市外，部分农产品也靠外地调入，但由于追求工业行业门类齐全，农业自给，市场基本是半封闭的，规模很小。经过80年代的改革，工业品销往市外的品种和数量大增，不仅有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传统产品，而且有新开发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汽车、摩托车、饮料等产品；大量的原材料及相当数量的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则从外地购进。外贸出口商品的比重也日益增大。1991年广州外贸出口总值18．41亿美元，按当年平均牌价汇率折合人民币为95．73亿元，为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24．75%。开放式的流通结构已基本形成，并向外向型转化。

分配与消费结构

积累与消费 国民收入的使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积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与社会消费，应做到两者并重，比例恰当。1949年以来广州市国民收入的分配，积累率高的年度主要有1958～1960年和1982年以来的10年。1958～1960年积累率为33～38%，其中生产性积累比重过大，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中属非生产性的只占20～21%。1982～1991年的积累率为37．48～49．53%(1988年最高)，但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比重较大。在广州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比重1950～1978年累计为76．75∶23．25，1979～1988年，则为51．68∶48．32，既保持较大的扩大再生产规模，也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住宅、学校、医院等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有明显改善。80年代以来社会消费总额在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的前提下，一般每年也以两位数递增，使人民得到较多的实惠。

地方财政收入 在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3～1965年调整时期及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广州财政收入年均以两位数增长，其余时期为一位数。1990年财政收入为37．82亿元，分别为1952和1978年的18．14倍和2．7倍，占当年国民收入17．23%。财政收入以预算内收入占绝大部分。1984年以前，财政收入除税收外，企业上缴利润占相当比重。1985年利改税后，财政收入已基本来自税收。1978年以前，财政收入的85～93%要上缴，地方能支配的份额很小。1979年以后，广州地方财政收入的上缴额虽逐年增加(最多的1989年上缴25．82亿元)，但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1979～1990年累计上缴202亿元，年均15．5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的60%。同期地方财政支出除上缴外累计为153亿元，年均近12亿元，使广州在生产、城建、文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有较大的财力。

居民收入 包括工资、津贴、利润等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等收入，1949～1978年，职工货币收入除1956年有比较普遍的增加外，基本处于冻结状态。1956年广州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为734元，1978年为747元，20多年基本没有增加，而且在1959～1961年曾降至654～673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还略低于这一水平。20多年中，城镇个体劳动者很少，私营工商业者在1957年后也基本不存在。由于就业人数增加，人均抚养人数的减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有所增加，1956年人均收入为272元，1978年人均收入为4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增加29%，年均增长1．16%。农民收入更低，1978年人均生产性收入238元，为城镇居民的54%。

1979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1990年职工人均工资增至3504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306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为1978年的2．14倍，年均递增6．54%。部分职工还有一定的实物收入。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私营工商业者由于劳动时间长等因素，多数为城镇的高收入者。在农村，由于有近40%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加上农产品价格上调，农村住户家庭人均收入也增加到2141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为1978年的2．79倍，年均递增8．9%，1992年广州市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为3988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153元。

居民消费 1978年以前，广州居民的消费支出同收入的差别很小，即历年收入的97%以上都用于支出，节余很少。例如1978等年度全市居民新增的储蓄额为当年消费款的2．86%。1979年以后，居民收大于支的节余额逐年增加，1988年新增的储蓄额为当年消费额的16．98%，1989、1990、1991年居民储蓄余额，又分别比上年增加37．68%、39．4%和35．76%。据估算，1991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大于支的余额约占居民收入的20%，累计人均储蓄余额已达4083元(不包括外币存款)，说明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从支出结构看，1990年城市与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分别为2961元和1460元。食物、衣着、燃料、一般日用品等基本生活支出，同1978年以前类同，仍占70%以上，但粮食支出比重明显降低，家具、机电用品、文娱用品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农村居民的房屋建筑、文娱用品支出比重，上升则较为明显。而且，城乡家庭耐用消费品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不同居民收入层次差别的拉开，改变了1978年以前居民消费水平趋同的现象，出现不同的消费层次，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三、经济地位

广州不仅是广东省、华南的经济中心，而且在中国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由于对外贸易长盛不衰，成为国际上的知名城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中心城市，担负着为国家多做贡献和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重任。1980年以来，广州的中心城市作用和向外的辐射力不断加强，成为中国9个特大城市中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

广东省经济中心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为全省经济发展的决策调控中心。自1949年10月至1978年以前，广州是全省经济建设的重点，历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额均占全省的1／3左右。1978年广州市人口占全省的8．6%，社会总产值占28．12%，比1952年提高7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占41%，比1952年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进入80年代以后，广东省兴办3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经济突飞猛进，致使广州工业在全省所占的比重下降，1990年为23．26%。1990年广州的社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全省的比重降至21．2～21．7%之间，相当于1952年前后的水平，但仍居全省首位。许多重要工业品，例如自行车、缝纫机、家用电冰箱等，产量分别占全省的50～78%，钢产量占全省47%。广州工业行业门类多，成为全省许多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重要供应地。广州作为全省交通运输和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80年代以来有所增强。铁路以广州为轴心由东向西南呈扇形展开，并在全国创造了由地方集资新建铁路的先例；公路连接省内全部市、县，并沟通湘、桂、闽、赣等省；海运连通省内汕头、湛江及国内外其他港口；内河航运通达珠江水系东江、北江、西江及其支流的港口、城镇；民航有107条航线通达国内外。1991年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专业运输部门完成的货物周转量占全省的大部分，旅客周转量占40%，港口货物吞吐量占47%，邮电业务总量占24%，而且，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区同辖县的普通电话直拨联网。在商品流通、金融、教育、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也发挥全省中心的作用。

华南最大的商业饮食城 历史上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商埠，商业行业齐全、网点多，购销量大。1949年前，商业从业人员多于工业。50～70年代，商业相对萎缩，但在商品调拨集散方面仍保持着华南城乡交流的中心地位。80年代以来广州商业空前繁荣，饮食业尤为发达。1990年底，全市有商业、饮食、服务机构11．92万个，从业者65．47万人。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机构，分别比全国平均数多97%、31%和102%。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4．32亿元，超过人口比广州多42%的天津市，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分别为邻近江西、广西、湖南等省的85%、75%和45%。商业有年营业额超过4亿元的南方大厦股份集团公司；旅馆业有年营业额超过2亿元，而居全国之首的中国大酒店；饮食业有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成为全国同行业之首的广州酒家。1991年广州的广告营业额为全国省会城市之冠。

中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 20世纪开始，广州工业品就在国内市场独树一帜，素有“广货”之誉，除主销华南地区外，还销往全国及海外。1949年以后，广州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80年代以来，新建、扩建或更新改造了一大批生产项目，开辟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品，使广州轻工业产值在保持居全国大城市第四位的基础上，与前三位的上海、天津、北京的差距逐渐缩小，1980年约为上海的六分之一、天津的56%、北京的63%，1990年提高到约为上海的三分之一、天津的98%和北京的96%(表4)。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434．57亿元，分别高于江西、广西、云南和贵州的3%～99%。而当年广州的人口仅为这几个省份的9．8%～18．4%，人均工业产值比这些省(区)高6～10倍(表5)。1992年工业总产值达710．53亿元。在1991年由中国42家大型商场推举110种最受消费者欢迎的轻工产品中，广州产品占10多种。广货除了传统产品之外，新开发的家用电器、照相机、服装、化妆品及各类食品、药品，在全国也占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

1980～1990年广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大城市

表4 轻工业产值比较(当年价格)

注：本表不包括“三资”企业、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

1990年广州市与华南、西南若干

表5 省份工业产值比较(当年价格)

注：人口为1989年底数字

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门户 在明清时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以后，它一直是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20世纪50年代初，在外国势力的封锁禁运时期，广州仍有500多家进出口商经营外贸业务。这在当时中国城市中是少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州同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量明显增加。至90年代，广州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进出口岸。1990年，广州海关进出口总值约139亿美元，其中进口总值68．36亿美元，出口总值70．7亿美元，分别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2%、进口总值的11．38%和出口总值的12．8%，仅次于上海。从1957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在广州举办。同时，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旅游城市，1990年在全国城市中，接待海外旅游的人数最多，外汇收入占当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14%。80年代以来，广州开始转入外向型经济轨道，出口值从1979年的1．62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8．4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9．58亿美元，在全省、全国均有重要地位。已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985家，居全国城市首位。1990年民用航空客运亦居全国城市首位。

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不仅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又是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特大城市。1978～1990年广州国民生产总值(1989年以后为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价格)年均递增18．17%，比1949～1978年的9．64%几乎多一倍；比1979～1990年9大城市的平均年增长率(12．04%)多三分之一，使广州国民生产总值在9大城市中的位次从1978年第5位(低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提高到1990年第3位(超过天津、重庆)，同上海的差距从6．33∶1改变为2．33∶1。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北京而居第二位，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上海的112%，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表6)。反映综合经济效益的人均水平指标，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者人均增加值和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一职工的平均产值等，1990年广州都居中国大城市首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广州居民的生活在许多方面率先达到小康水平。1990年职工工资、居民收入、居民支出、年底居民储蓄余额、市区居民居住面积和居民用电、用水等人均水平在中国9大城市居第一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按照经济、科技、文化、人口、劳动力、住房、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城市综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广州排列在上海、北京之后，位居中国城市第三位。

表6 1978～1990年9大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当年价格)

注：1978年为国民生产总值

四、发展前景

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广州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在改革开放中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市场繁荣，城乡居民大部分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但从实现“四化”和建成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而言，这只是一个起点。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市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实行全方位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总体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并早日赶上亚洲“四小龙”。

90年代规划指标 1992年2月，广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指标如表7所示。

表7 1990～2000广州经济主要指标

(按1990年不变价格)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的指标，低于80年代实际的增长速度，在实践中将会有所突破，并对规划进行修订完善。从广州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留有余地，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一般与重点、存量与增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90年代广州市将在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重点发展五大产业：科技轻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品流通业、金融保险业和建筑、房地产业。

优先发展的是能源、交通、通信事业和重要原材料工业，加快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建设，使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逐步协调发展。珠江发电厂、广州港新沙港区20个3．5万吨的泊位、60千米的环城高速公路、市区地铁工程、11．5万吨乙烯工程、15万吨纯碱工程、珠江钢厂75万吨薄钢板工程、广州钢铁有限公司年产由30万吨增至80万吨的扩建工程等，将成为90年代广州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到2000年，市内电话装机容量将达到100万门，电话机普及率每百人达到37部。

对传统工业进行大面积改造，逐步形成电子、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石油化工、钢铁等十大支柱行业。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形成年产30万辆摩托车和10万辆“广州标致”汽车的生产能力，建设年产12．2万(套)的移动通讯设备工程等。

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以“科技教育兴农”为动力，推进城郊型农业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调整城市布局 加快新区开发，使经济发展的区域重点逐步转移到天河、海珠、黄埔三区和番禺市、增城县，使城市沿珠江向东呈带状组团式发展，逐步向东南方向延伸。创办东南部大型国际综合开发区，在芳村建东沙经济区，在广番、广花、广从、广增公路沿线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群体及从化、增城东北部的扶贫经济开发区。天河、黄埔、芳村、白云等区将成为工业发展的主体地区。东山、越秀、荔湾、海珠等老区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强化其政治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商品流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生产服务中心的作用。

实行全方位开放 继续实行多元化、多形式利用外资。将在兴建发电厂、钢铁厂、高速公路、地铁、汽车、摩托车、乙烯工程等重大项目及商业、房地产业等领域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在天河区引进外资建设一个类似香港太古城的大型购物广场。在南方大厦原有基础上成片开发、建成大型商业中心。东风路等城市中心区的黄金地段将在同外商合作中得到改造，加速城市建设现代化的进程。

到1995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完成土地开发9．6平方千米，工业产值达到43亿元，出口总值4．5亿美元，并办好保税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成为实现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实施“火炬”计划项目的重要基地。南沙经济区是90年代广东省4个重点开发区之一，20世纪末将发展成为一个具有9万居民、工业产值在30亿元以上的现代化海滨工业城。广州东南部国际综合开发区将西起天河，东至增城新塘镇，南到珠江口南沙镇，北临广深铁路，成为总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的大型开发区，形成较高层次的第二、第三产业群，大大改变城市的面貌。

出口贸易将保持高速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发展港澳和东南亚、开拓远洋”的多元化市场战略。外贸出口总值，1995年将达到23亿美元，2000年能达到45亿美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90年代广州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快，并使之配套与深化。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建立；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形式的更大发展；政企进一步分开，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市场调节的比重继续加大，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纳入市场轨道；政府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监督与服务功能；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分税制逐步推行；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外贸企业实现平等竞争、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劳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城市住房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将有重大的改革，并对经济发展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大大改变社会和市民的精神面貌。

赶上亚洲四个新兴国家(地区) 1992年初，广东省提出用2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广州应先行一步，力争提前达到这一目标。预计2010年亚洲四个新兴国家(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8000美元左右(按80年代的增长率并已考虑人口增长因素)。1990年广州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78元，如果按汇率法(1美元=4．78元)计算，为1125美元，20年后广州市人口将从602万人增至764万人，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18000美元的水平，需保持1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1美元=1．25元人民币)计算，则1990年广州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302美元，只要保持7．4%的年均增长率，到2010年可达到亚洲四个新兴国家(地区)当时的水平。根据80年代广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的速度，则在14～15年后即可达到。总之，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在90年代和下一世纪初，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安定、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是可以做得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将向国际大都市的更远大目标迈进。

参考书目

汤国良主编：《广州工业4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9年。

广州市统计局编：《广州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

黎子流主编：《走向新繁荣》，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州，1991年。声明：本文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