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日本的本草

书籍：和汉药百科图鉴Ⅰ 作者：(日) 难波恒雄朝代：2001-02-01 专题：书籍

中国的本草

1．先秦时代的医疗

即使在世界四大医学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古代最初的医疗状况也是与埃及、印度等相似的。中国医学在汉代末期至三国六朝时期集大成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巫医(魔医)时期。殷商遗迹发掘出的甲骨中镌刻有关于占卜的古代文字，其中还可见到对当年疫疾发生的占卜的形迹，反映了古代人类对疾病“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对于疾病，他们只有消极的祈祷求神，或佩戴所谓避邪饰物。中国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地理物产书《山海经》中记载了动物类270余种、矿物类60余种、植物类150余种等具有药效的天然物，并将这些药物分类为佩戴有效和内服有效的两大类。现代常用“服药”一词，但最早“服”的含意乃是身上佩戴之意，可见“服药”一词中也还残留有将佩戴的避邪饰物作药物的痕迹。现在一般认为《山海经》之前半部分《五脏山经》系成书于公元前400～250年的战国时代，从书中记载的地名看，主要反映了以河南、山西、陕西等为中心的地区的物产。从那时起在中国已出现了药物疗法的萌芽。

中国古代关于医疗方面的文献极多。先秦时代的《韩诗外传》中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弟父。弟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又云：“俞拊治病，不以汤药，搦木为脑(头的形状)，芷草(白芷，伞形科植物Angelica dahurica Bength．et Hook．var．pai－chi Kimura，Hata et Yen的根)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苏”，说明在当时的医疗手段中，咒术尚占有重要的一席。但《左传》中也记载有这样一段史话：一天，晋景公(公元前599～581年在位)梦见被鬼追逐，鬼言是被景公杀死的晋望族的先祖，蒙玉皇大帝首肯前来向景公索命的。景公从梦中醒来后命巫婆祈祷，巫婆言景公阳寿将尽于新麦入口之前。不久，景公即重病卧床。大臣们非常担忧，派使者去邻国秦迎请名医医缓。一天夜里，景公又梦见他的疾病变成两个童子从鼻孔中钻出来对话。一人说：“听说秦国的名医医缓就要来了，我们有性命之忧啊!”，另一人答道：“不用怕，我们逃到肓之上(胸膈膜的上面)，膏之下(心脏以下部分)，医缓再厉害，也是没有办法的”，“真的吗?就这样吧”。两人商谈完了，又从景公的鼻孔钻了进去。数日后医缓来了，诊断后对景公说：“公的病势极重，已在肓之上膏之下。这是针药无法到达的地方，无从着手，请认命吧”。这就是有名的“病入膏肓”的故事。说明当时的医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针灸与药物医疗的手段。

2．汉代的医疗及本草的产生

时至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周朝战国时代(公元前250年左右)最著名的名医扁鹊行医的故事。扁鹊与印度古代名医耆婆都是东洋推崇的古代名医第一人。扁鹊与齐恒侯相逢的逸话广为人知，从历史的观点看虽然是不可能的，但确实反映了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扁鹊初遇恒侯时，对恒侯说：“君有疾，在腠理(体表部分)，不治将深”。恒侯大为生气，言道：“寡人无疾。医之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五日后扁鹊又遇到恒侯，劝道：“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恒侯更为生气，怒道：“寡人无疾”。再过五日，扁鹊又劝恒侯：“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即深”，恒侯干脆不予理睬。又过五日扁鹊远远见到恒侯便避开了。恒侯觉得奇怪，遣人去问扁鹊原因，扁鹊言道：“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药酒)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不久即如扁鹊所言，恒侯缧病而亡。从这段逸话可知，中国医学在当时已具雏型，已有了气血、经络、脏象等的概念，掌握了汤液、熨法(湿敷、热敷)、针灸等治疗手段，对病势的发展与发生部位的关系已有了相当的认识。但在扁鹊的时代，药物疗法还远远不够，医疗手段仍以针灸等物理疗法为主。

在《史记》中还有初汉(公元前180年)名医淳于意(太仓公)的生平记载。淳于意系齐的太仓(国家粮库)长官，山东临淄人，年轻时即好医术，后成为一代名医。有关淳于意行医的传说在许多古籍中都可见到。虽然有观点认为《史记》中的诸仓公传可能系后人拼凑杜撰而成的，但对了解当时的医疗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太仓公传云：“临淄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现今的蛔虫症之类的疾病)。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斑，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此处所用的“芫华”，即瑞香科植物芫花Daphne genkwa Sieb．et Zucc．(フジモドキ)的花蕾。自古为逐水消肿要药。近年中国还有临床报道云治疗日本住血吸虫病有效。淳于意所用与现代用法有相通之处。

太仓公传中另有一段记事：“淄川王美人(女官之名)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花，比五六枚”。这里所言的“莨药”，系由莨菪子(茄科植物中莨菪Hyoscyamus niger L．var．chinensis Makino的种子，也称天仙子)精制的药剂。《神农本草经》云：“莨菪子，味苦、寒。主治齿痛出虫，内痹拘急。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使人健行，走及奔马，强志益力，通神见鬼”，那时即已肯定本品有镇痛、镇痉的功效。中莨菪的近缘种在欧洲也药用，称为天仙子叶(hyos，匕ヨス，镇痛药)、belladonna(ベラドンナ根)。从其主成分阿托品(atropine)、天仙子碱等的药理作用看，其药效是有充分根据的。以上的记事说明药物疗法在汉代时已相当盛行。

中国古代医疗经历了从占卜、咒术到物理疗法(针灸疗法)、药物疗法的变迁，而作为药物科学的“本草”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有其特殊的一面，并非完全与医疗的发展相平行，但实际上也是与医疗的发展相似的，前汉末至后汉初可以说是它的摇篮时代。

在中国，“本草”一词是从什么时侯开始使用的?作为一门学问其体系建立于何时?其性质如何?对此尚无定论。班固的史书《汉书·郊祀志》(有关天子举行的封禅、祭祀、神仙等仪式的记事)言：“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出现了“本草”一词。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汉成帝建始2年(公元前31年)时，当时任丞相的医衡向成帝呈上奏章，云：我汉皇宫廷代代祭祀天地、祖先，已成为天经地义之古礼，然而近来一些荒诞的占卜士、巫师之类猖獗蔓延，以祭祀仙人祠、陈宝祠而乱朝廷之风纪。皇上宜复古礼，罢免遣返掌管这些礼仪的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成帝准奏遣返了七十余人之事件。方士系执掌仙术一职的官名，使者、副佐可能是其部属，本草待诏似乎是行神仙之术精炼仙丹秘药者，也即当时的炼金术师的官职。由于这些官职所行之事有悖古礼而遭到了流逐。这里所说的本草可能包含有某些淫词邪教的内容，若是与现在所认为的系关于医药的学问的含意相同，则很难理解会被罢免放逐。这说明当时的本草与医疗中的药物的联系并非如此紧密。然而，继成帝之后，汉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时，朝廷又颁诏天下征召被罢免放逐了的通晓方术、本草的人才，命其进宫传授宣讲这些知识。据《列传·楼护传》云：有一个名楼护的人能背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曾应诏进宫论述。从成帝至平帝不过经过了短短的35年而已，很难想象本草的性质在此期间会有很大的变化，这说明最初的本草实际上包含有神仙术与医药学两方面的内容，这在《神农本草经》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在《汉书》中，《艺文志》记录了当时的各种书籍的目录，其中并无标有本草之类名称的书籍，但在《方技略》中却有有关医药学等的书籍的记载，当时这些书籍被分类为1．医经，2．经方，3．神仙，4．房中等4个部分。医经与现在的基础医学部分相当，阐述中国古代医学中关于病理、生理等方面的理论；经方类似于临床医学，论述临床治疗、药物疗法、饮食疗法等；神仙即所谓长生不老之方术；房中则是有关房事，也即性生活的卫生的知识。从这些书籍的内容即可了解当时的医药之概况，其中与后世的本草相类似的书籍有经方部分的《神农食禁》7卷、《汤液经方》32卷等，以及神仙部分中的《黄帝杂子芝菌》18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等，这些内容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初期本草的双重性质。

关于本草的语意也有不同的解释。《汉书·艺文志》在阐述经方时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之齐火，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云云”，据此，尾台士超认为本草一名的起源可能是因于本草是研究草木、矿物的寒温(即药物的性质、本质)的科学。此外，韩保升在其著作《蜀本草》中言道：“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认为因药物以草根木皮居多，而将药物学整体称为“本草”，这种朴素的观点倒是意外地为大多数人所接收。

復輯“神農本経”(日本翻刻本)

综观上所各点可知，本草之学问始于前汉末期，早期在性质上与神仙术有极深的关系。之后，人们期望长寿不老的愿望转变为对健康身体的追求，本草也逐渐发展成为研究治疗疾病的药物的学问。本草在本质上源于人们长生不老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与现代人类最终归结于寻求药物的思想是很有共通性的。

现在能从文献学角度查寻引据的最古老的本草书籍系梁代陶弘景(公元500年左右)所著《神农本草经集注》，该书系对在此之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物作了注释，并增加了当时的名医所用的药物365种(作为名医副品)而成。1908年，奉大谷光瑞师之命在中亚探险的橘瑞超师于敦煌千佛洞的洞壁上发现了该书的残卷，虽然仅有序文部分，但据唐·《新修本草》、宋·《证类本草》等诸本草中的引用转录的内容，仍可窥察本书的全貌。

《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3类，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对药物的认识方法。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朱砂、人参、甘草、地黄、术、柴胡、远志、石斛、桂枝、龙骨、麝香、牛黄等药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石膏、生姜、葛根、当归、麻黄、芍药、贝母、淫羊藿、牡丹皮、厚朴、鹿茸、犀角等药物)，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附子、半夏、大黄、桔梗、夏枯草、桃仁、杏仁等药物)。

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経”

孫星衍·馮翼輯“神農本草経

“神農本草経集注”

(敦煌石室藏六朝写本)

这种药物分类法若用现代的观点解释，上药即保健药物，中药兼有保健药物与治病药物，下药完全系治病药物。现代一般所说的药物大致与古代的中药、下药相当。

重视上药的药物认识法，也是中国本草的一个特色。《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载了药物的配伍、配伍禁忌、药物的基源、产地、采收时期、真伪鉴别、炮制、主治、功效等，其作用恰似现在的“药典”，所以可以说，本草作为以维持人类健康为目的的医药学问的本质，是在公元500年左右才开始逐渐明确显示出来的。汉代末期以来，医疗，尤且是药物疗法的飞跃发展为陶弘景整理总结当时的药物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此外，由于交通的发展，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对中国文化，尤且是医药文化的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蒲桃”，即现今的葡萄，就是汉代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中土的。

随着与异民族的接触交流的增多，从外国传入了各种药物，与这种现状相适应的各种增订本草也出现了。唐代、宋代时更出现了集本草之大成的敕撰本草《新修本草》和《证类本草》(现存的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3个系统)。另一方面，虽然药物在不断增加，但这些药物在医疗方面的利用程度以及它们在维持人类健康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却并不清楚。与这些本草书籍相比，当时的医生更多的利用的倒是《千金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等比较实用的医书与方书。

3．隋·唐的本草

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兴起于北朝时北周外戚，于589年时灭了南朝的陈，统一了南北，开创了官僚制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基业。然正当其霸业中兴之时被其次子晋王广(炀帝)夺去了帝位。604年即位的炀帝与其父不同，沉缅于享乐，大兴土木，开通了连接首都与物产丰富的南方的大运河，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实现了真正的南北统一。就在大运河开通完工的大业6年(610年)，在医学上也取得一项重大成就，这就是巢元方奉旨编撰完成了《诸病源候论》。该书集魏晋以后医疗经验之大成，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概括说明了各科疾病的病源、症状、诊断，以及养生、道引等。从《隋书经籍》中可知当时关于医药方面的书籍极多，可以说这对隋之后的唐·宋的灿烂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京城的扩建及开通大运河，就其工程来说都可以说是伟业，而实际上则是加重了百姓的使役与苦难。炀帝荒淫奢侈的生活最终断送了隋朝的基业，隋只持续了30余年，即被李渊(唐高祖)推翻，改朝为唐。时值618年，又逢乱世，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次子李世民(太宗)即位，天下安定，即世人所称的贞观之治。当时高句丽、吐蕃(西藏)等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慕名云集长安学习，在文化方面与外国诸邦的交流大大增多。玄奘前往印度取经即发生在贞观时代。

在天下统一，版图扩大的同时，医药方面一直奉行的陶弘景的《集注本草》中收载的药物已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不能满足医药发展的需要了。高宗显庆2年(657年)，任右监门府长史的苏敬等上书请求增补《集注本草》，由苏敬等22名儒士、太医开始了新本草的编篡工作。由朝廷颁命天下征集各地出产的药物，历时约2年，在显庆4年(659年)新年之际完成了中国最早的敕撰本草书籍《新修本草》，又称为《唐本草》，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版药典。该书计有本文20卷、药图25卷、图经7卷、目录1卷，共计53卷。由于该书的编篡的目的是订正陶弘景的谬误及增补新药物，所以在注文中对陶弘景之说加了很多评判，增补新药计114种，共收载药物850种。在新增药物中有许多舶来品如紫铆、麒麟竭、阿魏、蓖麻子、龙脑、苏芳木、诃梨勒、没食子、胡椒、砂糖、薄荷等，欧洲的有名的解毒剂theriaca(テリアカ)也以“底野迦”的音译名被收载了，说明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已是相当频繁与广泛的。同时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有关药物的产地、性状、品质等基源方面的问题，以及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具有博物学的特色。这种本草书籍的编篡形式也为之后的宋代的《证类本草》继承了下来。

“新修本草”(仁和寺本)

“新修本草残卷”

(敦煌本·バリ書館藏)

《新修本草》在中国早已亡佚了，所幸的是该书在奈良时代也传到了日本，并被用作了典药寮的教科书。天保年间在京都的仁和寺发现了平安朝时代所用的古钞本之卷4、5、12～15、17、19、20共9卷。本世纪初，英国的Stein(东洋学者、探险家，曾3度在和田、桦太、塔里木盆地等探险调查，以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古文献而出名——译者注)、法国的Pelliot(东洋学者，调查研究中亚古代遗迹及亚洲史，著有《敦煌千佛洞》等书——译者注)、中国的李盛铎等又在敦煌石窟发现了《新修本草》的古钞断简。根据这些资料，已故冈西为人博士撰辑了《重辑新修本草》，从该书中即可窥知当初的敕撰本草的全貌。

4．宋代的本草

经过100～300年左右的统一之后，即出现动荡混乱的时代，之后再建立起国家的统一，这种反复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种统一时代的开始时期，统一时代的中国的思想必定对其周边诸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历史所经历的那样，版图辽阔、国势强盛的大唐最终也逐渐衰弱了，至10世纪初为五代所取代。五代十国约经历了50余年之后，至960年赵匡胤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高度集权政治的北宋王朝。

历代王朝中再没有比北宋诸帝对医药更为重视的了。从太祖时的《开宝本草》开始，太宗时的《神医普济方》、《太平圣惠方》，仁宗时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徽宗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历史上著名的医药巨著皆系御诏编篡。可以说这在某一方面也显示了以绝对中央集权政治为基础的宋朝国力的强盛。虽然唐代时发明的活字技术的改良与广泛普及应用，是使始于仁宗时代的古代医药书籍的校订与刊行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但宋代诸帝对医药的重视确实是不容忽视的。继《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的校刊之后，英宗、神宗时代经过儒者们的严正校勘，又陆续刊行了《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脉经》《甲乙经》等隋唐或更早的著名医典。这些濒临湮没的古医籍被校刊而得之于传于后世，在保护古代文化遗产上功不可没，为中国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古医籍的宋刊本成了今天许多医药书籍的原本。

作为研究药物的学问的本草学也在宋代趋于完成。至北宋时，由于药物的不断增加，对药物效用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全面，唐·《新修本草》已难以适应这种医药状况，必须加以整理了。开宝6年(973年)，太祖命尚药奉御的刘翰、道士马志等9人对诸本草进行详细地校订，附上“御制序”，由国子监刊行了《开宝新详订本草》。但因其注释不详尽，次年刘翰、马志等奉命再次校订，并经李防等校阅后，刊行了21卷本的《开宝重订本草》，即今天一般所称的《开宝本草》。该书首次采用了分别以白字(黑底)和黑字(白底)表示《本经》与《别录》之文的方法，并为其后的《证类本草》所效仿。《开宝本草》新增药物134种，其中包括了即使今天仍常用的天麻、京三棱、荜茇、芦荟、延胡索、肉豆蔻、补骨脂、使君子、何首乌、威灵仙、天南星、骨碎补、丁香、乌药、蛤蚧、五倍子、五灵脂、胡黄连等，虽然这些药物在唐代时已被孟诜(《食疗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等本草学家所记载，但在《开宝本草》中方始被正式收录于敕撰本草中。也即是说在唐代时这些药物不过是地方民间使用或从外邦输入而已，至宋代时始被广泛使用起来。“芦荟”系非洲产的Aloe spp．，可以想象当时的东西方的交流的程度。再如“胡黄连”系产于喜马拉雅的玄参科植物胡黄连Picrorhiza kurrooa Royle exBenth．的根茎，别名“割孤露泽”，梵语称“Katurohini”，Tamur语称“Katuku－rogani”，“割孤露泽”的别名即是来源于这些土名的音译。“胡黄连”的药用以“唐本云”的形式记载，说明印度的药物知识在唐代时已传入中国。日本正仓院中也保存有胡黄连的残片，反映了当时东西方交流范围的广泛，甚至于产于喜马拉雅山地的生药也经过中国，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経史証類大本草”(柯氏本)

“重修政和経史証類偏用本草”(晦明本)

仁宗嘉祐2年(1057年)，韩琦上书朝廷获准开始了正式的医药书籍校刊，首先进行的即是本草书的校刊。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4人奉旨校订《开宝本草》，经重新注释及增补新药，于嘉祐6年(1062年)12月，成书20卷上呈朝廷，赐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新增药物包括唐以来诸书中散见的83种“新补”药物及当时广泛应用而又被太医众议选定的17种“新定”药物，共计100种。其中多为稀用品，也有数种现今仍常用的药物，如葫芦巴、海带、海金沙等，但在日本仍是很少使用的。在编篡《嘉祐本草》的同时，掌禹锡等又请求朝廷仿效《唐本草》之例，同时编篡药图和图经。朝廷颁旨命全国产药之地将所产药物的标本、药图，标明其开花结实、采集时期、药效等一并送京，外国产药物则由经销商送上药物标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苏颂历时3年，于嘉祐6年9月完成了共计20卷本的《图经本草》，次年12月上梓刊行。编者苏颂系福建省南安人，时年正值42岁的壮年时期，官居太常博士。该书在内容上新的发明见识颇多，是研究本草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嘉祐本草》、《图经本草》均系权威性的药物学著作，但二者同时拥有并非易事，世间医家在利用上极为不便。于是，阆中(四川省阆中县)的陈承将两书合并，并注上自己的见解，完成了23卷本的《重广补注神农本经并图经》。即使在今天，四川省也系中药的主产地，生于此的陈承在该书中对药物的形态，特别是品质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论述，很有参考价值。陈承的见解在《大观本草》中的“别说”项中被引用了。

与陈承同时，也系四川人氏的唐慎微将《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再加上诸家论述编著了31卷本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该书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评述，皆系集录诸家论说，是其一大特点。该书新增药物660种(唐本余7种，食疗余8种，陈藏器余488种，图经本草的本经外类98种，唐慎微续添8种)，加上《嘉祐本草》旧药1084种，共收载药物1744种(据《大观本草》)。然而在当时该书仅是手稿本，并未刊行。至大观2年(1108年)时集贤孙公获得了该手稿本，经艾晟校订后刊行，名《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仍为31卷。艾晟在校刊时作了若干增补，并以“别说”的形式加上了陈承的论说，其余均保持了唐慎微原本的面貌。该《大观本草》仅系地方版本。之后，至政和6年(1116年)，医官曹孝忠奉徽宗之命对该书作了进一步校订，刊行了御敕版本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这些以唐慎微《证类本草》为原本的本草书籍，系《本草经集注》(也称《集注本草》)以来各种本草的集大成之作，并且完成建立了药学著作的规范模式。直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刊行之前的约5个世纪中，该系统的本草一直为世医所奉行。

紹興校定経史証類備急本草”

(龍谷大学本)

就在《政和本草》刊行之际，发生了靖康之乱(1127年)，该书的木版与版本皆被金军掳去，以致于南宋甚至连该书的存在都不知道。当时寇宗奭对《嘉祐》、《图经》两本草中的误谬作了订正，以补其不备，于政和6年编著了《本草广义》20卷，该书选载了《嘉祐本草》中的467种药物，加上附录35种，共收载药物502种，分产地、形状、鉴别法、用药法、药理作了简单的记载，但发明之处颇多。该书获得了世人的好评，据说寇宗奭还因此被封为“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的官职。该书在宣和元年(1119年)由寇宗奭的侄子寇约刊行，但在庆元元年(1195年)重刊时，因避宁宗的名讳而改名为《本草衍义》，并通用至今。现今能见到的《政和本草》中以“衍义曰”引载了寇宗奭的论说，但这种方式是源于蒙古已酉(1249年)张存惠的晦明轩刊本。此外，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许洪、刘信埔等辑《大观本草》之要，再加上《本草衍义》的记载，刊行了《新编类要图注本草》，该书假名寇宗奭编撰，盗用了寇氏的名声，在内容上也逊于《政和本草》。

5．金·元代的本草

金与南宋分中国南北而立，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安定，但两朝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似乎并不多。在本草方面，南宋初王继先等奉高宗之诏对《大观本草》进行校订，加上若干新知见解，于绍兴29年(1159年)完成了《绍兴校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计31卷(略本22卷)。该书现存钞本有十数部，但皆非完本。然而，从补充《大观》、《政和》之不足的意义来看，该书的药图极为重要。昭和初年的白井光太郎博士及近年的冈西为人博士分别影印出版了大森文库本与龙谷大学本，这些药图已能容易地见到了。另一方面在中国，民国18年(1929年)刊行了明成化4年(1468年)的山东皋司刊本的《政和本草》影印本，解放后的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刊行了蒙已版晦明轩刊本的《政和本草》影印本。此外，清光绪30年(1904年)柯逢时刊本的《大观本草》的影印本也相继由木村康一(广川书店)以及冈西、难波、李博士等(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刊行了。这样，研究《证类本草》所不可或缺的3种善本已分别出版齐全，比较容易到手了。

分为南北二朝的宋末，北方处于金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虽然金在各种社会制度上都沿袭北宋，但由于解决医疗方面的问题系当务之急，所以在这方面倾注了较大的力量。当时的医家都致力于建立起与医疗现实相吻合的新的医学理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元代。这种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医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导致了中国医学史上有名的刘完素(河间，1110～1200)、张从正(子和，1156～1228)、李杲(东垣，1180～1251)和朱震亨(丹溪，1281～1356)金元四大家学说的产生。

金元医学可分为重视发汗、吐下等泻剂应用的刘张医学，与主要使用强壮、滋养的温补剂的李朱医学。室町末期，田代三喜在中国学习了李朱医学带回了日本，这成了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萌芽。然而由于以后的重视伤寒、金匮的复古运动的兴起，金元医学在日本并未得到大的发展。金元医学力图以《素问》为基础的药理观点来从理论上探讨张仲景的方义，这种思想在北宋末即已出现了萌芽。1157年左右刊行的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即是这种思想的产物，金元诸家学说则是这种思想的详细阐述与发展的结果。

随着新的医学理论的产生，在药物学方面也出现了与此相对应的新型本草。如张元素的《洁古珍珠囊》、李杲对此增补而成的《用药法象》、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等相继问世。中国医学在金元以前对药物气味的认识，虽然在药物疗法的基本概念上不错，但寒、热、温、凉四气与辛、甘、酸、苦、咸五味的意义均模糊不清，临床用药全凭经验处方。在金元时，为了使药物疗法有理可循，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为基础的关于药物气味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具体言之即是“规定药物作用的基本要素系气味。气乃天之阴阳，表现为风寒暑湿燥火，药物禀天之气而有寒热温凉四气。温热者天之阳，凉寒者天之阴。味乃地之阴阳，表现为生长化收藏，药物禀地之味，而有辛甘酸苦咸淡六味。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气味各有厚薄，气之厚者纯阳发热(附子、乌头、生姜、桂皮、厚朴等)，气之薄者阳中之阴则渗泄(茯苓、泽泻、猪苓、五味子、桑白皮等)；味之厚者纯阴而泄(大黄、黄柏、黄连、黄芩、石膏、龙胆、知母、生地黄、防己等)，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则通利(防风、升麻、羌活、威灵仙、葛根、独活、细辛、桔梗、白芷等)。辛能散结润燥，苦能燥湿软坚，咸能软坚，酸、甘则缓急，淡则利窍”。气味理论中再加入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理论则形成了更加唯心论的理论思想。关于处方则认为“制方之方有十剂(药物根据其作用可被分为10种，如宣而去壅之品有姜、橘等，补而去弱之品有人参、羊肉等)，处方用法有七方(处方根据其药物数目的多少及作用可分为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偏方、重方7种)”，当然这些用法也是以药物的气味为基础的。关于药物的君、臣、佐使，《神农本草经》云：“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但金元的本草中采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学说，认为“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李杲则更进一步根据主治疾病的不同来区分药物：“主病为君。假令治风，防风为君；治寒，附子为君；治湿，防己为君；治上焦热，黄芩为君；中焦热，黄连为君”。这些思想被明清诸家所继承，直至现在，成为中国、韩国等的中医的用药基础。

元代关于本草方面的著作比宋代少，代表性的本草书籍有胡世可的《本草歌括》，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吴瑞的《日用本草》，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

“本草品精要”(ロㄧマ本)

6．明代的本草

正如民间流传的预言“胡虏运不足百年”那样，蒙古族对中国的统治，从世祖忽必烈大汗灭南宋建立元朝后只持续了90年即崩溃了。出生于一名驱逐胡虏、还我中华的叛军士兵的朱元璋，其势力以长江为中心扩张起来，终于在1368年正月坐上了王位。

明代的医学可以说是宋与金元医学总合起来的混融医学。在药物方面，虽然金元诸本草皆能实用，但这些书籍以药理解说为主，所以具有基源、产地、品质等有关记载的名符其实的本草专著《证类本草》，尤其是《政和本草》最为医家推崇。该书从成化4年(1468年)山东皋司本开始至天启4年(1624年)胡驯陈新校刊本共刊行了9种版本，明代具有代表性的本草著作《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都是以此为基础编写而成的。其中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虽然是个人撰写的，但因药物种类、内容极为丰富，从而取代《证类本草》，坐上了本草的王座，风靡一时。江户初期林罗山将该书献给德川家康，从此日本的本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濒湖山人。湖北省蕲春县人氏，其祖父与父亲李月池(言闻)都是一方名医。生于正德13年(1518年)，自幼体弱多病，20岁时患上肺病，饱尝疾病缠身的痛苦，从此发愤随父学医。李时珍淡薄功名誉利，继承父业为百姓治病。嘉靖31年(1552年，时年35岁)开始编篡《本草纲目》时已声誉鹊起。一度曾受楚王招请授予医官之职，但不久及告病辞职回乡。约嘉靖45年开始，为澄清药物的形态、产地等问题，跋涉于湖北、江西、江苏等省的深山大川实地调查，又仿唐慎微的故事，注重收集民间单验方，与采药人、农民、樵夫、渔民等各行各业百姓广交朋友，虚心求教，勤于钻研。他的著作能博得广泛好评，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大概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草纲目》在编写上以《证类本草》为原本，仿宋代朱熹的《通鉴纲目》的体例，将药物分为16纲62目，每味药分别详细记载其性味、释名、产地、形态、采集方法、炮制、药理研究、方剂配伍等，收载处方1万余个，以利临床应用方便。《本草纲目》的特色在于废除了以往本草的三品分类法。以金石、草木、鸟兽等分类的自然分类虽然自陶弘景《集注本草》以来已有应用，但李时珍更为详细、准确，在分类法上也精益求精，最后提出了与欧洲的自然科学分类相近的分类系统。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耗费了26年，参阅了800余种文献，并进行实地调查，3度易稿，至万历6年(1578年)他61岁时才一度完成，但却没有出版者。12年后胡承龙着手刊行，至万历24年(1596年)始刊行面世。然而李时珍在3年前的万历21年(1593年)76岁时已经去世，并未见到他花了毕生精力才完成的本草巨著的刊行。这个最初的版本被称为“金陵本”，现在全世界仅残存有数部而已。《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4种(序文中记为1892种)，其中新增药物374种，附图1000余幅。从各本草中引用药物的明细表如下。

“本草綱目”(金陵本)

《本草纲目》收载药物表(从诸家本草引用药物的数目)

该书出版以来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万历31年(1603年)刊行了第二版“江西本”，之后中国、日本又陆续刊行了多种版本。作为明以来的本草名著，《本草纲目》还被译成了朝鲜语、日本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文本，其中朝鲜、日本、英译本都系全译本。

《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名人的用药经验与理论知识，在记述上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之后的药物学与植物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对该书的非议也多。李时珍在编篡中，引用了很多前人本草中的记载，往往节录部分，并加以省略、改撰，使得旧文面貌全非，为此而招致了书志学者的责难，被斥之为不足为信的无用之书。在这点上也不得不承认，以“某某曰”的形式引用文字时，必须参照原本进行考证，这在今天已成为常识。但该书中李时珍自己的见解随处可见，新的发明众多，绝不能说是无用的书。研究中国药物(包括草药)理应上溯到《证类本草》，但《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的学说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本草原始”

明代尚有另一部著名的本草书籍，即弘治18年(1505年)3月3日完成的《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系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奉孝宗(明代第10代皇帝，被称为明代第一明君)之诏而编撰的。该书是从明至清的唯一的敕撰本草。然而在该书完成后的第5个月，孝宗即驾崩，该书也就未能刊行而被秘藏于宫中直到清代。清圣祖康熙39年(1700年)任武英殿监造的赫世亨等奉旨对弘治本的绘图作了部分修改，由王道纯等校订文字，并完成补遗10卷，题名《本草品汇精要续集》。但这些著书命运不佳，皆未刊行。民国12年(1923年)，中正殿被烧毁后，弘治本原本及图录流落到了民间，宫中仅剩下了王道纯的校订本和续集。民国26年(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了宫中留下的残本，虽能了解书中的内容，但绘图却遗失不得而见了。《本草品汇精要》除弘治本，似乎还有数部抄本，流落于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在中国是否尚有还不清楚。

此外，在明代还刊行有王纶的《本草集要》、汪机的《本草会编》、陈嘉谟的《本草蒙筌》、薛己的《本草约言》、李中立的《本草原始》、杨崇魁的《本草真诠》等众多本草著作，但关于疾病治疗方面仍是沿袭继承金元医学的理论。其中，《本草原始》附有药物插图，对了解当时的生药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清代的本草

建立了金帝国的满族女贞人的后裔努尔哈赤(太祖)，在明朝逐渐衰微之时渐渐强大起来，在1616年(万历44年)建立了后金国。努尔哈赤的末子皇太极(太宗)继承父业，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蒙古、朝鲜，在1636年改后金国号为清。但实际上世界上最后的大清帝国王朝的历史是从第三代顺治帝在其叔父多尔衮的辅佐下兵不刃血进占北京后开始的。清代与日本的江户时代几乎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之后两国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则与明代之前大不相同了。在清代中期以后，面对近代欧洲文明的冲击，中国与日本对此的不同的反应，导致了各自不同的近代文化的发展。这种状况在药物学领域里也有所反映。清代的本草是以明代的《本草纲目》为基础的，但该书内容浩繁、种类太多，在临床应用上颇为不便，所以众医家都希望能有一些仅选择临床上必需的主要药物，简洁记载其功效的本草书籍。于是倪朱谟的《本草汇言》、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等应时之作陆续刊行了。其中《本草备要》倍受推崇，直到今天还被作为中医学教学中本草学的教科书。当然，这些书与明代的本草一样都是以金元的药物学理论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还出现了试图以金元的药物学理论来解释《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的功效的本草，如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百种录》、张璐的《本经逢原》、邹澍的《本草经疏》等。

“本草綱目拾遺”

如上所见，明清的本草系追求临床治疗应用的实用型本草，实际上这也是与本草的本来的目的是一致。然而日本的本草学，与药物在治疗上的功效相比，对作为药物基源的动植矿物更感兴趣，带上了强烈的博物学色彩，最终向着近代科学的方向推进了。关于这点，将在后面的“日本的本草”部分中详细介绍。

在清代，尚有两部研究民间药物所不可缺少的著作。其一是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0卷，一般认为赵是为了纠正《本草纲目》中的错误而编撰的，事实上在“正误”项中也确实对《纲目》的错误作了纠正。但该书的特点大概应在于收录了福建、浙江等地的民间药物。赵学敏的弟弟昆季也著有一部记载民间药物的《百草镜》，虽然该书并未传世，但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多有引用。学敏、昆季两兄弟生于福建省永春，据传自幼承其父教，除熟读经书外兼读医药书籍，并起居于自家的药草园中。《本草纲目拾遗》成书于乾隆30年(1765年)，但在同治10年(1871年)方始刊行。收载药物正条品716种，附条品255种，其中有众多中国南部出产的药草，如藏红花、金果榄、冬虫夏草、千年健、胖大海、霍山石斛、鸡血藤等。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书系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8卷以及《长编》22卷。该书附图说明记载了吴其浚在湖北、江西、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福建等省任职期间所见到的1714种植物，由于附图是根据实物写生描绘，对了解当时的药草的基源极有价值，德国植物学家E．Bretschneider很早以前就对该书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该书不仅是植物学领域的专著，作为官吏的著者吴其浚，其政治观点在书中也有一定的反映。该书的初版刊行是在著者去世后的道光28年(1848年)，之后光绪6年(1880年)又有补刻重刊本刊行，民国8年(1919年)山西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也出版发行了该书。

“物名実冈考”

此外，自明末卢复率先辑校《神农本草经》以来，清代也先后刊行了多部《神农本草经》的辑校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共辑的《神农本草经》4卷，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4卷，姜国伊辑《神农本草经》1卷，黄奭辑《神农本草经》3卷，王闓运辑《神农本草经》3卷等。其中乾隆嘉庆年间名儒孙星衍与其侄子冯翼的合辑本，以及日本的森立之所辑4卷本《神农本草经》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好书。

中国利用药物的历史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延续至今，各代王朝对此加以保护推崇，编撰了不少敕撰本草书籍，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即使是在清朝中期欧洲医学的传入也未能阻挠中国传统医学得存在与发展，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沉与顽强的生命力。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尚未认识到的药草，在解放后的中国政府实行的开明的医疗政策下，她们正在或将被逐步发掘出来。

中国主要本草一览

主要本草系统表

证类本草版本系统表

日本的本草

1．《古事记》与《日本书记》时代的药物及中国本草的影响

根据古代遗物判断，人类移居日本列岛的历史始于冲积世，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从该时代的泥炭层或住居遗迹的资料，能够了解当时日本所分布的植物的种类。这些植物中有许多今天药用的种类，如东北红豆杉(イチイ)、榧(カマ)、银杏(イチョウ)、日本柳杉(スギ)、胡桃楸(才二グルミ)、板栗(クリ)、壳斗科植物、糙叶树(ムクノキ)、木通(アケビ)、樟(クスノキ)、杏(アンズ)、日本山樱桃(ヤマザクラ)、多花紫藤(フジ)、黄蘖(キハダ)、秦椒(サンショウ)、楝(センダン)、野梧桐(アカメガシワ)、漆树(ウルシ)、日本七叶树(トチノキ)、无患子(ムクロジ)、蛇葡萄(ノブドウ)、蘡薁(ェビズル)、红山茶(ヤブツバキ)、柿(カキ)、海州常山(クサギ)、接骨木(二ワトコ)、木天蓼(マ夕夕ビ)、葎草(カナムグラ)、日本萍蓬草(コウホネ)、菱(匕シ)、水芹(セリ)、荇菜(アサザ)、苦葫芦(匕ョウタン)、瓠子(ユウガ才)、瓜(ウリ)、苍耳(ォナモミ)、薏苡(ジュズダマ)、芦苇(ヨシ)、荆三棱(ウキヤガラ)等。虽然完全可以想象古代的日本人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利用过这些植物，但有关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就没有，更何谈任何药用的证据。

虽然也有人认为最早日本曾有过名为《ウェッフミ》的古书，但现在一般认为日本最古老的书籍是《古事记》。该书中也记载有数种药草，但因成书年代不详，目前完全不能断定这几种药草是否是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独自的药草。大约成书于大同3年(808年)的《大同类聚方》中列举有桔梗(アリノ匕フキ)、夏枯草(ウルキ)、当归(才才セリ)、术(才ケラ)、半夏(カ夕ホソ)、黄柏(キハダ)、人参(クマノィ)、山椒(ナルハジカミ)、黄连(ヤマクサ)、黄芩(ヤマヒィラギ)等37种当时使用的药草，从植物分布上来看，人参、黄芩等在日本并无野生的，所以这些药草也不能说是日本自古所有的药物。此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同类聚方》的传本系后世之人伪撰的，根本不能作为探讨和产(即日本产)药物起源的文献史料。

《古事记》中记载：大已贵用蒲黄(ガマ，香蒲的花粉)治疗稻羽的白兔的外伤；产巢日神用蚶贝(アカガィ)和蛤贝(ハマグリリ)烧炭治疗大已贵的火伤。这可能是日本关于药物利用的最早的记载。当然，在那个年代除了这类外用药外，也存在祈祷、符咒的巫医行为，如《备后国风土记》中就可以看到以茅轮(チガヤ，白茅)用作驱除疫病的符咒的道具的记事。平田笃胤在《静の石室》(1811年)中言道，古时的医疗行为以祈祷、咒语为主，作为药物则仅有外用药，内服药不过是酒而已。但从现代非洲的一些未开化民族的医疗现状来看，即使是在古代也还是存在着与符咒不同的其他的原始的药物疗法。

在日本，有关药物的文献资料在6世纪末以前的极少。据传孝灵天皇72年(公元前219年)，秦·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出海外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来到了日本，并留居于南纪，但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有文献记载，允恭天皇3年(414年)，天皇患疾，从新罗(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译者注)召来了名为金波镇汉纪武的良医为其治病。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医学开始传入了日本，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药物。在雄略天皇3年(459年)，高丽医师德来来到了日本，定居于大阪的难波地区，从此开始了难波的药师的历史。钦明天皇14年(553年)时，又向百济(古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国家——译者注)请求医学书籍及药物等，次年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及医学博士等一起来到了日本。日本最初即是这样经由朝鲜半岛摄取到了中国文化。之后到了隋、唐时，更直接向中国派出了遣隋史、遣唐史，努力吸收中国文化。

推古天皇元年(593年)，厩户皇子(圣德太子)敕建了四天王寺，并在其中设置了疗病院、施药院等，确立了医疗制度。太子不仅创立了医疗设施，并积极的致力于药物的储蓄。推古6年(598年)时上奏天皇曰：“药草乃养民之要物，宜丰厚储蓄之”，上奏获准后，推行了励行奖励采集药草的政策。19年(611年)，推古帝率臣下在大和的菟田野进行了狩药活动。这种狩药，一般来说是为了猎取汉药鹿茸、鹿肉的狩鹿，不过大概不会仅仅是狩鹿，同时也会采集药草的。据记载，在那之后这样的狩药活动推古帝还进行过两次。在天智天皇元年(662年)时，天皇还曾率皇族、诸王、群臣到近江的蒲生野去采药旅行。这或许是一种兼顾实际利益的娱乐消谴吧。虽然文献中并未记载当时这些采药活动究竟采集了些什么药物，但根据《延喜式》的“诸国进年料杂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一些药物。

文武天皇元年(701年)，参照中国唐代的国家法令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在医药制度方面制定了《医疾令》，成了后世医药制度的基础。据《大宝律令》记载，中务省内置典药寮，掌管医事，配备医师、医博士、医生、药园师、药园生、药户、乳户等人员，学校中有大学与国学，学生分为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女医、药园生6科，医生习读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兼习小品方、集验方等。药园生习读本草，辨识诸药形状性质及采、种之法。此外，“药园设药园师监掌，教习园生读本草，辨诸药，知采、种之法。并于山野近处采集药草并种植”。药草的采集、栽培及药物的调制虽然是药园师的工作，但识本草(即药物)、调合诸药以供医疗也是医师的任务。不过，这些制度和机构虽然是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

公元710年，天明天皇设都于平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医药方面也渐次发展起来。和铜6年，敕令畿内七道上报各国所产物产名录，这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有关国内医药资源的调查，现在还能在出云、播磨、常陆、肥前、丰后等5国的《风土记》中见到有关记载。奈良时代，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极为频繁，商贾学者往来极多，很多中国的药物也因之被带到了日本。天平胜宝6年(754年)，鉴真大和尚携带药物、佛典来到了日本。正仓院中的御物系天平胜宝8年光明皇太后在圣武太上天皇的77日忌辰时，向东大寺的卢舍那佛供奉的圣武太上天皇喜用御品及60种药物，这些药物直到今天几乎仍保持着完好的形态。其中有很多现代仍常用的重要药物，如大黄、荜茇、胡椒、巴豆、厚朴、远志、桂心、人参、甘草等，不仅是中国产的药物，还有不少南方出产的生药，由此可知当时的贸易范围是极为广泛的。明治以来，伊藤圭介、市村塘、土肥庆长、中尾万山博士等陆续对正仓院保存的药物进行过研究。近年来由朝比奈泰彦博士领导的专门调查小组又对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科学研究，在1955年将各项研究结果汇集出版了《正仓院药物》一书。

延历13年(794年)，恒武天皇迁都于山城平安京，在努力改革政治的同时，也致力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唐朝的交流益发频繁。又大力开通各地交通网络，货币经济向各地渗透，地方物产也向中央汇集而来。国产及舶来药品的贩买以京都为中心，医疗事业更加发展。然而日本与外国的政府间的行政式的正式交流几乎没有。奈良时代以来急速传入日本的大陆文化逐渐融变为日本式的，也即形成了消化文化的基础。当时的药学教科书，正如《续日本记》中记载的那样，“延历6年5月，典药上书，苏敬所著新修本草与陶弘景的集注相比较，新增药物一百余条，我们今天所用的药草宜遵从苏敬之说，乞天皇明察颁行天下”，最初系用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787年以后，则采用《新修本草》了。延历18年(799年)，当时任大学长官的和气广世撰著了《药经大素》，该书是日本最早的药物著作，但《续群书类从》中收录的传本系江户时代的伪作，真本已亡佚。大同3年(808年)，出云广贞、安倍真直等奉诏撰辑了《大同类聚方》。据云该书是根据诸国的国造(上古世袭的地方官)、县主、稻置、别首(皆为古时地方行政官吏名称)，以及神社、民家、古豪(经验丰富的人)等奉皇命上报的药方编集而成，但如前所述，该书已亡佚，现在的流行本系后人的伪作。此外，贞观10年(868年)，菅原岑嗣等还奉诏撰辑了《今兰方》，也已失传。随着中国的医籍、本草书不断传来日本，日本开始研究这些书中所记载的药物与日本产的什么动、植、矿物相同，以便开发使用国产品。为此，首先必须将这些药物的汉名赋予恰当的和名。延喜18年(918年)，深根辅仁编著了《本草和名》，该书与中国的正统本草书在内容上完全不同，实际上应归类于和汉药名辞典一类。在日本最初的本草学问中，与论述药物的性状、药效相比，显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药物的基源与日本的那些物产相当。在《本草和名》之前的延喜5年，醍醐天皇曾下令编撰《延喜式》，直到延长5年(927年)始完成。在该书的第37卷的典药寮项中列有“诸国进年料杂药”表，记载了诸国进贡的药物名称与数量，其中日本并无基源植物分布的药物有甘草、甘遂、莨菪子、人参、大黄、槟榔子、麻黄等，可能是以当时日本产的其他植物作的代用品，但究竟是什么已无从考证了。

在医书方面，永观2年(984年)，丹波康赖参考200余部隋·唐时代的医籍，编著了《医心方》30卷，该书是日本现存的最早的医籍，迄今仍不失其价值。康赖献给皇室的真本因秘藏于宫中而得以幸免于南北朝之乱，渡过了室町末期的乱世。至正亲町天皇(1557～1586)时，因该书在治病上的功用，天皇特旨下赐于典药头半井通仙院瑞策。之后约500余年一直为半井家秘藏，现在仍归其子孙所有。此外，康赖尚著有药物书籍《本草类编》(一名《康赖本草》)。在当时，日本的医界分为和气家与丹波家二系，规定可任典药头的家系是和气清麻吕的后代神别的和气氏，以及据传是汉灵帝子孙归化的藩别的丹波氏。半井氏乃和气氏的正传，世代就任于宫廷的医官。而丹波氏由于卷入侵吞后庄园事件中被革去了世袭官职。落野的丹波一族的后裔多纪氏后任幕府的医官，在江户时代的300年间一直执掌医事。多纪氏时常叹息不能读到竞争对手的半井氏秘藏的先祖名著，曾多次向半井氏请求借阅《医心方》，但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在幕府半井广明时，幕府采用强权，多纪氏终于如愿以尝借到了《医心方》，并抄写下来，以抄本为准刊行了木刊本，即稀觏本安政版《医心方》。这其间的故事在森欧外的《涩江抽斋》中有详细的记载。《医心方》乃当时传到日本的中国医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引用了许多在中国已亡佚的书籍的记载文，对了解那些失传书籍的大意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丹波康赖的曾孙丹波雅忠曾将《医心方》中的急救疗法部分归纳编著了《医略抄》1卷(长保元年，1081年)，此外和气定成著有《合药方》、和气定良著有《治疗方》、丹波宪基著有《病源抄》，但这些著书现今都已亡佚了。

从镰仓时代(1185～1333年)至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0年)的约400年间，连年战乱，如临末世，导致佛教兴盛起来，许多僧侣不断越海访宋，也将宋代的医学介绍到了日本。当时的医书中，常刻版刊行的有宋·代观年间(1107年)陈师文等撰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且丸、丹制剂等也流行起来。东大寺的“奇应丸”、西大寺的“丰心丹”、平泉寺的“丸药”等据说都是镰仓时期新创的。但这些制剂在市场上的大量出现，则是在室町时期，以工商业的同业组合的形成为基础，神社、寺院门前附近的市场逐渐发展起来，药业在商业上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之后的事了。例如，最早的合药贩买时期的“小田原外郎”的处方，即是元朝来的有名的归化医生陈外郎的儿子陈大年，明代时重回中国，在应永11年(1404年)返回日本时带回的“透顶香”(一名“灵宝丹”)。大年的曾孙之一的藤田右卫门尉定治在永正元年(1504年)，应北条早云之邀移居小田原，成为“小田原外郎”的元祖。这种合药即是今天所说的家庭药，或是明代时从中国带回的处方，或以宋至金时代的方书为根据制造的。今日的家庭药制剂的绝大多数都是源于《和剂局方》等方书。镰仓时代战火不断，导致治疗战伤的金创医学发达起来，膏药类制剂使用很多，也刺激了民间药物的开发。如梅干、鱼腥草、当药、芋头等都是在室町时期开始使用起来的。

在镰仓时代，代表性的医书当首推梶原性全的《顿医抄》(嘉元元年，1303年)与《万安方》(正和4年，1315年)。皆是记载疾病治疗法的专书，但据说前者以假名汉文混和文体写成，用于一般启蒙教育，后者则是专为传于弟子而作，采用汉文文体。在后世的传本中还有上述两种的混合本。书中除记载有诸药的功效、秘方外，还有驱病除魔的咒文等，由此可知当时实际的医疗状况。贞治年间(1362～1368年)，南禅寺的僧有邻著有《福田方》12卷，简略记载了119种汉药的性状、等级、调制等，并论述了疾病的治疗法。该书系日本最早的介绍金元医学思想的著作，尤且是在卷首部分著有“诸药炮炙论”章节，论述了宋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药物修治(炮炙)技术。此外，在药物方面还论及到了品质优劣问题，如“防风，有和产、唐产、筑紫产者。天王寺防风系ハマォホネト，生海滨沙地，筑紫防风即カシラホホケ夕リ，去芦头及叉尾焙干用，若服芦头使人狂，叉尾则发痼疾”，可知当时的防风已有和产、中国产及筑紫产3种。并且今日用作中国产防风〔伞形科的Saposhnikovia divaricata(Turcz)Schischk．(=Ledebouriella seseloides Wolf．)〕的代用品的浜防风(伞形科的Glehnia littoralis F．Schmidt)在当时就已经在使用了。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药物知识已经较前代丰富而深刻了。另一方面，从记载的汉药中也可看到宋代本草的影响。新近介绍到日本的药物有威灵仙、延胡索、乌药、柿蒂、天南星、肉豆蔻等。然而，可能是因为当时日本社会的动荡混乱吧，如此灿烂绚丽的宋代本草的兴旺发展几乎没有对日本的本草研究产生多大的影响。

2．金元医学的导入

安土桃山时代中期，僧田代三喜(1465～1537)在长享元年(1487年，明成化23年)渡海去了大明，从师于已入明的僧月湖12年，苦学当时正值兴旺盛极时期的金元医学流派之一的李朱医学。明应7年(1498年)携带月湖的《全九集》及《济阴方》归国，提倡新医学。他被称为“古河三喜”，在关东川越一带发展事业。但由于离学问中心的京都太远，所以他虽然被人们尊为日本近代汉方医学之父，但其影响力却并不大。然而，田代三喜与曲直濑道三的相遇却划时代地大大推进了近代日本医学的发展。道三(1507～1595年)系京都人氏，长时期师事三喜，后返京行医，名扬天下。他结合日本的实际状况，致力于李朱医学的实用化，被世人称为“道三流”。之后的后藤艮山、吉益东洞等大力倡导《伤寒论》的医学思想，被称之为“古方派”，李朱医学则与此相别被称之为“后世派”。道三倡导的医道也系依据临床实际经验而得，在思想性上与伤寒论医学不同，但在治疗方面是毫不逊色的。曲直濑道三著书十数种，其中《启迪集》8卷按疾病分门别类论述治方，系道三流的代表性著作。在药物方面著有《宜禁本草》、《日用药性能毒》、《合药直传记》、《道三切纸》、《能毒》、《制剂记》、《异名记》等，尤其对食品、药物的能(治疗作用)与毒(毒性)论述颇多。这是因为李朱医学主张温补养阴，所用药物也强调养生，带有强烈的食品性色彩。《能毒》著于永禄9年(1566年)，在天正8年(1580年)，道三又将其增订改为3卷，之后共刊行有4、5种版本。该书刊行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至江户时代曾出现了很多冠以道三之名的《灵宝能毒》、《药性能毒》等之类的书籍，实际上大多系书店的伪作而与道三毫无关系。道三流医学是为当时医学界的主流，并被男玄朔及其他众多门人所继承发扬，为江户时代医学的隆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田代三喜略迟，坂净运在明应年间(1492～1500年)前往大明学习张仲景医学后，率先将《伤寒论》医学思想介绍到了日本，然而他编著的《续添鸿宝秘要抄》(系将其祖父净秀著述的《鸿宝秘要抄》增补而成)的药性论，虽然排除了《神农本草经》中具有的神仙思想，但却明显代有金元医学的色彩。在天文年间(约1540年)时尚有葡萄牙人来到日本，传来了南蛮医学，但其影响力在那个时代并未表现传来。不过在药物方面，欧洲产的药物从那时起开始被介绍到了日本，已能见到Terebinthina(松属植物的树脂挥发油溶液)、eneldo(伞形科的Anethum graveolens L．，ィノンド，ジラ)、猪脂、大茴香(アネシ)、鸢尾(ィリス)等药名。

不过，道三的《宜禁本草》虽说是日本本草专著的发端，但其主要内容乃是食物而非药物，若按中国将本草分为正统本草(药物系)和食疗本草的两大系统的观点来看，《宜禁本草》应属后者。作为食疗本草系统的著书，在《宜禁本草》之后，还有1671年刊行的名古屋玄医的《阅甫食物本草》(1671年)、向井元升的《庖厨备用倭名本草》(1671年成书，1684年刊行)，它们成了以后香月牛山的《卷怀食镜》(1716年)、神田玄泉的《食物新知》(1726年)、中根道淳的《食品辨明》、松冈玄达的《食疗正要》(1769年)、小野惠亩的《饮膳摘要》(1806年)、山本亡羊的《怀中食性》(1848年)等众多同类书籍的范本。

庆长8年(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创立了幕府，持续了近250年的战祸乱世结束了，民心所向，天下逐渐安定太平。自室町时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种商业协会组织发生了不同职业的分化，在药业方面也出现了原药材组合(协会)与成药店等随职能不同的细分化。19世纪末德国的Marchius教授曾给生药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生药学属商品学的一个门类，是考察来源于自然界三界的药物的基源、品质，检验其纯度，并辨别混杂物和伪品的学问”。的确，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的本草学即带有这种商品学的性质。

向井元升著“庖厨用倭名本草”

松岡玄逹著“用藥須知”

3．本草家辈出与本草性质的变迁

庆长2年(1607年)，幕府的御用学者林道春(罗山)最先在长崎得到了明·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1593年)，将其献给了家康公而名噪一时，他还将《本草纲目》中的中药名译成和名编著了《多识篇》，可以说是一部中药的中文名日文名对照辞典。该书成了江户中期盛行的物产学的经典著作。此外，在长庆13年(1608年)，曲直濑道三之子男玄朔将《能毒》与《本草纲目》对照增订，撰著了《药性能毒》。如同在中国那样，《本草纲目》在日本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它对江户时代日本的学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江户中期的本草热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本草由于并非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的，所以如何理解中国的本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此，出现了一些辞书性质的本草书，如平安期的《本草和名》、镰仓·室町期的《本草色叶抄》、江户初期的《多识篇》等。比这些本草书更进一步的当推松冈玄达(恕庵)的《用药须知》。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的本草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前述的工商业的发展及《本草纲目》传到日本都可以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再者，丰臣秀吉在出使朝鲜时(1592～1598年)带回了朝鲜的活字版，使日本的活字印刷技术发展起来了，这从书籍的出版方面对医药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至江户中期，尤且是天保年间，进口中药的种类、数量逐年递增，此项财政支出也越来越高，对幕府、诸藩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幕府痛感发展日本国内药材生产以自给自足的必要性，开始实行奖励开发国内物产的政策，这也可以说是促进日本本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吧。为了查清中国的本草中记载的药物的基源，对其原植物进行栽培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各地开设了很多药草园。一般认为欧洲的药草园是起源于在僧园中栽培治病疗疾的药草，同样，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药草园大概也可以说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吧。然而江户时代的药草园，虽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普及药草栽培，但它的产生却是源于物产学上的必要性。宽长14年(1637年)。板坂卜斋请求纪州侯，从朝鲜引种了沙参、丹参、延胡索等36种药材，同样也是为查清这些药材的原植物。次年(1638年)幕府在麻布(面积16000坪)(坪是日本的一种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m——译者注)、大冢(18000坪)分别创设了南、北药园，由名侍医池田道隆和下宗琢掌管药草栽培。但不久这两座药园就废止了。之后直到1684年，麻布的南药园被迁移到了小石川白山御殿地方，重新开设了小石川药园。该药园一直保存到现在，成了现东京大学理学部的附属植物园，只是和当初相比已面貌全非了。此外，在京都、长崎及尾张、南部等诸藩也都曾开设过药园，但现在连一点痕迹都见不到了。江户时代的药园保持原貌至今的只有位于奈良县大宇陀地方的私立药园——森野药园。据传，该药园的创建人森野藤助氏在享保14年(1729年)4月，曾多次作为御药草见习官员随幕府的御药草园御用植村佐平次前往大和采药，到近畿、北越、美浓、近江等地采药旅行，鉴于他的功绩，幕府赐予他官园中的贵重类药草的种苗，栽培在他自家住宅的后山，即今日的森野旧药园，该药园中，代代相传，至今仍栽培有数种当时的植物。由于这种营建药园之风的流行，寻找药种的采药旅行也盛行起来。阿部将翁(友之进)、植村佐平次、松井重康、丹羽正伯、野吕元丈等都是18世纪的日本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与此同时，在欧洲，新的自然科学学问逐渐趋于完善起来。1775年、1824年，Thunberg［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2年)，瑞典植物学家、医学家，从师林奈学习植物学。安永4年(1775年)作为荷兰医师来到日本。著有《日本植物志》等——译者注］、Siebold［ Theodor Ernst von Siebold(1804～85年)，德国动物学家。对丘比尔(Cuvier)的动物分类系统作了改进，也研究寄生虫的生活史——译者注］先后来日，为日本的自然博物学奠定了基础。这些成了日本的物产学的本草向现代的博物学的本草转变的契机。

在江户时代本草学的研究方向上一般认为有两个学派，一是以采药为主进行实地调查的阿部将翁学派，二是以文献考证研究为主辅之于实地研究的稻生若水学派。但是，这是从将本草作为博物学的前身来认识的角度划分的，若从作为医药学问的角度来看，则当有不同的划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考察日本的本草流派时，将其划分为汉方医学的药性研究与博物学的物产研究的2个系统可能比分为野外实地研究和文献考证研究的2个系统更为恰当些。前者以香川修庵的《一本堂药选》(1729～34年)、香月牛山的《药笼本草》(1734年)、吉益东洞的《药徵》(1784年)等为代表，向着辨药物的药性、药能的汉方临床医学的方向发展，后者以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1709年)、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1803～1806年)为代表，向着博物学的方向发展。本草向着博物学的方向发展是日本的本草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与欧洲流的本草的相似之处，这在同时代的中国是没有的。按照白井光太郎博士对本草下的定义：“本草是研究汉方医学所用药物的学问”，可以说本草的最终目的就是研究药物的性能。但在日本，本草的产生源于对中国本草的物产学研究，直到后来带上博物学的色彩，向着植物学、动物学等近代生物学发展起来，并成了自然科学思想的培养基。另一方面，它也因脱离了研究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本来目的而招致了非难。而在中国，在金·元以后，以五行理论为基础的本草发展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这可能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起步较晚的原因之一，但用药理论通过长期的临床经验的总结得到了固定，并促进了不同地区的用药验方的发展。

香川修庵著“一本堂藥選”

香月牛山著“藥籠本草”

貝原益軒著“大和本草”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日本，本草学问极为盛行，有关药草的著书为数众多，本章末列出了一些主要的著作，限于版面，这里只简介部分最为重要的书籍。在室町时代兴旺起来的成药店到江户时代后越发发达起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制剂。当然这些店主对生药的品质的良否必须具有鉴别能力，京都的成药店店主远藤元理就是其中之一。他晚年时从师于阿部将翁，年轻时著有《本草辨疑》一书(1681年)，该书详细记载了医家日常处方中常用的药物168种，以及和药(当药、弟切草等)15种、外国产药物(答、箱根草等)17种，包括基源、异同、品质、调制、修治等内容。本书作为药材经销商的著作，又成书于本草隆盛的早期时代，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这种类型的本草对以后大阪屋四郎兵卫编著《增订手板发蒙》(1824年)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反映江户时代本草的物产学倾向的代表著作，当首推加贺藩的医官稻生若水的《庶物类篡》1000卷。若水的手稿仅编写到362卷即因病去世，之后丹羽正伯受幕府之命将其整理，于元文3年(1738年)完成，版本并非很大。该书网罗了汉书中各种物类的名产，当然也对药物类的名意进行了考证，乃名产和物产学的先驱之作。若水的弟子松冈玄达继承师业，成为一代本草学者，在京都宣讲《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盛况空前，并著有《用药须知》(1726年)。这种论述物产的本草家仅凭此即能自成一家，也是该时期本草学的特征之一。玄达之子，松冈定庵所著《千金方药注》(1778年)，即是解释《千金方》中药物的名意之作。再者，富山藩十代藩主前田利保公的《本草通串》(1859年)则是在《庶物类篡》中加入和书文献而成，该书本是出于与流派创始人加贺藩争高低而编著的，然而该书尚未完成利保公即病逝，只留下了94卷。若水的《庶物类篡》是借助于官方的力量才完成的，但当时即使在民间，这种学问也很盛行。最早论及食品的能毒、基源、名意的书籍有名古屋玄医的《食物本草》(1671年)、向井元升的《庖厨备用倭名本草》(1684年)等。之后，元升的好友贝原益轩受这些著作的激励，撰写了著名的《大和本草》(1708年)，在百姓之间广为流传。由于该书通俗易懂，内容丰富，在药物知识、物产辨识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集日本本草的名产、物产之大成者乃是松冈玄达的门生，被称为日本植物学之父的小野兰山。他虽然属若水的学派，同时也如将翁样进行实地采集，撰写了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启蒙》(1803～1806年)。该书在明治以前即3次再版，在近代也出版了数种影印本。自此，日本本草学的博物学特色更为突出，该书堪称日本完整本草学的范本。

遠藤元理著“本草弁疑”

小野蘭山著“本草綱目啓蒙”

吉益東洞著“藥徴”

4．古方派的兴起

江户初期，推崇金·元医学的道三学派风靡医界，但也有对此持批判观点的医家。名古屋玄医(1628～1696年)，精研医学，精读明代喻昌(嘉言)所著《伤寒尚论篇》(1648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伤寒论》医术，最早提出了遵循“古医方”的倡导。玄达的弟子后藤艮山(1659～1733年)将玄达的倡导加以具体发挥，最后与伊藤仁斋等儒学的“批判朱子学”融合，点燃了“复兴古学”运动的导火索，这同时又是“官学批判”之一。艮山将玄医根据方有执、喻昌学说提出的卫气和营气的二元学说加以扬弃归一，提出了“一气滞留乃疾病发生的原因”的“一气滞留论”。艮山未有著书，他在药物学方面有何论述不得而知，但其门下培育了香川修德、山胁东洋、清水敬长等名医，尤其是香川修德，从古方派的角度撰写了论述药物的《一本堂药选》(1729年)，明确主张药物的主治功效应注重亲自实验的结果，以实际验证为准，将五运六气之说作为妄论邪说而加以摒弃。该书共收载药品和食品计109种，论述了功效与选材，并对以往的本草的论述作了评述论驳，对当时的医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修德的观点多少有些偏激，保守派的户田旭山曾著有《非药选》(1738年)一书批判修德的观点，但其反驳也并不充分。

“本草通串証”

前田利保纂輯“本草通串”

内藤尚著“增訂古方藥品考”

从艮山到香川修德，古方派兴起，至安芸人氏吉益东洞的出世，古方派越发壮大起来。东洞进京后因名医山胁东洋的推举而出名起来，他倡导的“万病一毒论”比香川修德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万病皆由毒而生，药也为毒，以毒攻毒，毒去则病愈”。他选择《伤寒论》中的人参、术等53种药物，对《伤寒论》的处方中的症候疗法的有关章节逐句解析，从实际经验的角度论述药物的主治、兼治，撰写了《药徵》3卷(1771年)，以及《类聚方》(1764年)、《方极》(1755年)等多部著书。东洞的《药徵》成了后世古方派的药物论的教科书，经过数度校订后，最后以尾台榕堂重校的《重校药徵》(1853年)作了定本。《药徵》的药物论皆取自于《伤寒论》的处方中药物效用的最大公约数，显示出东洞确实具有近代科学的头脑。作为古方派药物论的系统，在东洞之后尚有东洞之子吉益南涯的《气血水药徵》、小野兰山门人宇治田泰亮的《古方药说》(1795年)、京城御殿医内藤尚贤的《古方药品考》(1842年)、浅田宗伯的《古方药议》(1863年)等。在这些著书中，《古方药品考》在内容上更注重于药物的品质优选，并收载了伤寒、金匮的药物，其基源植物的插图皆出自当时京城有名的数十名画家之手，系考证药物基源的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香月牛山的《药笼本草》3卷(1734年)，大概是日本唯一的以金·元的李朱医学的观点撰著的本草书，但仍与明·清时中国的本草不同，书中记载的药物主治主要源于著者自己的经验，该书还有待今后的研究。此外，作为折中派(考证学派)的著书还有多纪元简的《药性提要》(1807年)，但该书只简略论述了药物的性能。若论全面真实地反映考证学派多纪一门的药物疗法的著作，大概还要数多纪元坚的《药治通义》12卷(1839年)。

当时考证学派的重要工作之一即是中国本草的复原。文政7年(1824年)，堪称江户考证学派开山祖的狩谷掖斋为了提供《和名抄》等的校注资料而辑成了《神农本草经》。在嘉永初年(约1847年)，小岛宝素开始了《新修本草》的辑复。随后，嘉永2、3年时，森立之及同仁数人又着手辑复7卷本的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但均未能付梓刊行。森立之原系富山藩阿部侯的藩医，行为奇特，脱离富山藩后受到了涉江抽齐的关照，在本草·医籍等的书志学领域业绩辉煌。近年，已故冈西为人博士珍藏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稿(罗振玉旧藏本)已影印出版了，由此已可能想象当年辑复该书的景象。在这些辑复作业的基础上，森立之开始了4卷本的《神农本草经》的辑复。在嘉永7年(1854年)付上多纪元坚作的序及自序刊行了。杨守敬在其著书《日本访书志》中评价本书时言道：“引证广博，抉择准确，远出于孙顾二本之上”，该书与卢复本、孙星衍本、顾观光本相比，在辑复资料的处理上水平极高。但孙星衍本、顾观光本也各有特色，在内容上谁更接近古代原本的原貌尚难分雌雄。

5．欧洲本草的传入

在论说日本的本草时，还有一支与上述本草不同的分支，这就是与荷兰医学一起传到日本的欧洲流的本草知识。欧洲医学传入日本是从天文18年(1549年)来日的名僧Francisco Xavier开始的。与他同来的荷兰医师Palos在弘治2年(1556年)进了葡萄牙人Luis de Almeida创设的救济院内任医师。当初的欧洲医学，从Hippkrates(生卒年不详。公元4～5世纪的希腊医师。他将医学从魔术、哲学中独立出来。明确了医师的道德责任，被称为西洋医学之父——译者注)到Calenos(129?～199?希腊医师。他将当时的医学知识系统化。尤且在从动物解剖探讨人体构造与机能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译者注)的各流派都是以体液病理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被称之为“南蛮医学”(日本在江户时代时将荷兰人称为“红毛”，与此相对应，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称为“南蛮”。由于近代欧洲文明传入日本主要是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故常在学科名词前加上“南蛮”作前缀词，以表示“西洋的”之义——译者注)。庆长16年(1611年)左右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Christovao Ferreira(后入籍日本，改名泽野忠庵)将南蛮派的外科医术整理编著了《南蛮流外科书》3卷(约1640年)，在南蛮医术中，外科的分量较内科更重。此外，类似的关于南蛮医术的著书还有栗崎道喜的《金创仕挂》2卷与《南蛮一流外科秘书》1卷、山本玄仙的《万外集要》(1619年成书，1642年刊行)3卷等，但尚未有关于药物用法的专著问世。之后，由于西班牙人被禁止来日，荷兰人成了向日本传播欧洲文明的使者。荷兰医术正式传入日本是从庆安2年(1649年)荷兰医师Casper Scharnburger来日开始的。他的外科医术被日本的河口良庵、伊良子道牛、吉永升庵等继承了下来。延宝2年(1674年)时，内科医师Willem曾来日本滞留了两年，据说他在药草方面的造诣颇深。元禄3年(1690年)德国的Engelbert Kaempher(1651～1716年。元禄3年起曾在位于长崎出岛的荷兰馆任医师2年。著有见闻录《日本志》——译者注)来到了日本，他不仅将日本介绍给了世界，同时，做为一个伟大的博物学家，在日本播下了欧洲科学思想的种子。在他主编的《回国奇观》(1727年)的第3篇中记载了日本的针灸、茶等，第5篇中介绍了日本的植物。之后林奈(Linne)的弟子Carl Peter Thungberg［1743～1822年。从林奈学习植物学。安永4年(1775年)曾指导中川淳庵、桂川甫周等。著有《日本植物志》、《旅行记》等——译者注］来日本时参考最多的即是这部分“日本的植物”。Kaempher与Thunberg都是以“兰医”(学习荷兰医学者)的身分来日本的。特别是在此之后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年。德国医师，日本研究家。1823年以荷兰长崎商馆医师的身分到日本。开设了鸣泷塾教授医学、博物学。著有《日本》、《日本动物志》、《日本植物志》等——译者注)的到来，使得西洋学术(兰学)的影响越发广泛，在日本掀起了西洋学热(兰学热)。在医学领域内，西洋医学开始展露头角，同时大量的西文的本草书籍也被带到了日本，西方所用的一些药物也进口到了日本，在《本草辨疑》、《大和本草》等中作为“蛮产”药物收载了。在欧洲的本草书中，最早传到日本的系Rembert Dodonaeus(1517～1585年。比利时医生，本草学家。著有《本草学》等——译者注)的《本草学》(Cru00FF;deboeck)。该书由大目付井上政重请求荷兰人将其译成了葡萄牙语，据此推测该书至少在应承年间(1652～1654年)以前即已传入日本。Dodonaeus在1574年任罗马皇帝Maximilian二世的御医，居住在Wien，1582年成为Leiden大学的医学教授，1553年时即以Flandre(比利时西部至法国北端的沿北海地区名——译者注)语出版了著名的《本草学》第1版。该书在当时极为流行，1563年发行了第2版，并被译成了法语、拉丁语、荷兰语、英语等多种文版。其中，最早传到日本的是1618年刊行的荷兰语版本的第2版。幕府医官野吕元丈从宽保2年(1742年)至宽延3年(1750年)期间，借助于给每年来江户朝贡的荷兰医师任翻译的机会，常常请教Dodonaeus的书中的问题，最后完成了《阿兰陀本草和解》9卷，当时参考的即是荷兰语版本的第2版。《阿兰陀本草和解》收载植物118种，但遗憾的是该书献给幕府后即被保存在内阁文库中。在那之后，白河乐翁公对此深感惋惜，遂下令石井庄助翻译Dodonaeus的本草书，由于石井早逝，后由田安侯的大臣吉田正恭继续译完，修订全稿，定名为《远西草本谱》，近170册，并刻出了木版。然该书命运乖桀，在文政12年(1829年)3月又遇上了乐翁公的八丁堀上官邸的火灾，原稿及木版的大部分皆化为灰烬。残存的21册现保存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中。若该书当初能顺利的刊行的话，对日本博物学的发展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时，传入日本的洋书很多，其中与博物及本草有关的有约文斯顿(ヨンストン)的《动物志》(1649～1653年)(由野吕元丈译成日文，名《阿兰陀禽兽虫图和解》，1741年)、姆文丁(ムンティング)的《精见植物谱》、泥兰度(二ーランド)的《荷兰本草书》(1670年)等。姆文丁的书是由Thunberg转送给中川淳庵和桂川甫周2人的，是1696年的增补改正版。但1682年的2个版本似乎也曾传入日本，在宇田川榛齐的《和兰药镜》中有引用。泥兰度的书即是宇田川槐园泽著《远西草本略》(1797年，《泥兰度草本略》)的原本。Thunberg的《日本植物志》(1784年)、Siebold的《日本植物志》(1835～1870年)等，也对日本的本草的发展产生过大的影响，成了从医疗用途为主的本草向着具有强烈博物学特色的本草转变的润滑油。Thungberg的书即是伊藤圭介的《泰西本草名疏》(1829年)的原本。至于岩崎常正的《本草图谱》(1828年成书)，饭沼欲斋的《草木图说》(1856～1862年)等则纯粹系植物学著作而非本草，是日本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可以说随同荷兰医术一道传入日本的荷兰本草，是使日本的本草向着与中国的本草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