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涤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鉴赏】：

这篇赋是贾谊在谪居长沙时所作。关于此赋的写作背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同“鵩”)。贾生既以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由此我们得知，贾谊写此赋乃是由于久遭贬谪而心情抑郁，又以为自己的年寿不会长久，而恰有鵩鸟入室这一不祥之事发生，故有感而写下了这篇自伤自悼的赋来，聊以宽解自己苦闷忧郁的心情。

这篇赋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主要交待了自己写作此篇的时间背景和原因。赋一开头就说在丁卯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有一只鵩鸟飞入了自己的居室。鵩鸟被长沙古俗认为是不祥不鸟，而以它的侵入就自然引起了作者的深深疑虑和不安，而“发书占之”的结果，又是“主人将去”的凶谶。于是作者便向鵩鸟请问，希望得知自己的吉凶祸福和死生之期。这就自然地引出了鵩鸟的长篇对答。这一段以记叙为主，可以说是全文主干(鵩鸟对答)的一个引子。

文章的后段就是鵩鸟的答辞，这是全赋的重点。这段答辞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直接回答主人的问话，说明祸福相依，吉凶同域。死生迟速属于天命，不可知其期限；第二层则进一步扩展议论，认为祸福死生原本等同齐一，知命则无忧。总括起来，这篇鵩鸟答辞的中心思想就是“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乃与道俱，见鵩细故，无足疑虑。”(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此赋多引《老子》、《庄子》、《鶡冠子》等道家语，有很浓的道家思想气息。然而贾谊是否就真正是道家思想的信徒呢?恐怕未必见得。我们知道，他在政治上所主张的“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那一套，就基本上是儒家的路数。汉初以来，统治集团崇尚黄、老之学，在政治上讲究“清静无为”，而贾谊这位志大才高的洛阳才子，却要变“无为”为“有为”，所以终于不能为基本上还是遵循黄老之术的汉文帝所重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固然其中也有小人谗毁这一重要因素。而在人生哲学上，贾谊似乎也未能达到道家所崇尚的境地，虽然这篇赋中也表达了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知命不忧的人生观，但其字里行间还是充溢着忧生之嗟，其底蕴仍然是难以消除的抑郁悲哀之情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这位短命的洛阳才子似乎是早有预感，常常感到自己的“寿不得长”而非常忧郁，这恐怕还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因为自己的宏图抱负无法实现时所常会感到的一种生命紧迫感，就是说，他是强烈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中能有一番作为。《西京杂记》说：“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原来作者在赋中的大谈老庄之言，只不过是故作旷达，来对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做一点自我宽慰，以排解心中的郁闷。这也就是所谓的“为赋以自广”吧。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做到“知命不忧”，以致抑郁而终，这正是贾生在他那个时代的悲哀。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贾谊《鵩鸟》，致辩于情理。”就是说，此赋是以说理为主的。这就很不同于他的另一篇赋《吊屈原》的抒情写志为主。但是，作者虽在文中大谈哲理，却并不令人有枯燥乏味之感，这是因为他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这在赋中随处可见，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列举。

贾谊在赋中以人禽问答结构，而又以禽言为主，在辞赋中可谓别开生面，故刘熙载说：“《鵩赋》为赋之变体”，这正表现了贾谊不但善于学习传统，而又有因有创，能够自成一格的艺术独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