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胡厥文的署名文章《热爱祖国 与时俱进——纪念黄炎培先生诞辰110周年》，摘要如下：

今年是黄炎培先生诞生110周年，也是他缔造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70周年。

黄炎培先生，字任之，我们尊称他“任老”。清朝末叶，任老办浦东中学，我哥哥在这所中学上学。80年前，我12岁那年，到浦东中学去看我哥哥，从那时起认识了任老。壮岁以还，兴办民族工业，推行职业教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动员、组织江、浙工厂西迁，争取和平民主，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追随任老，“爱则兄事，敬则师事”，甘苦与共垂50年。

1903年，年轻的任老到南汇县演说，指斥时弊，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经营救保释，亡命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915年，以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时说：“我们的社团叫做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名称说明了全部意义”。1919年“五四”运动中，以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身份，召集上海各校校长集会声援；出席各界联席会议，张贴“不办卖国贼不开门”的标语，参加罢市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代表抗日救国研讨会，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主张；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创办《救国通讯》。1932年与马相伯等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团结抗日。“一·二八”事变时，参加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创立“一·二八残废院”，收容伤残的抗日军人；为新生的孙儿取名“十九”，以纪念十九路军抗战。又与沈钧儒、史量才、荣宗敬、刘鸿生等组织国难会，发表宣言，反对政府的不低抗政策。1933年，发动组织东北热河后援会。1936年在四川各地演讲，激励青年人团结，生产，立报国之志，学报国之能，绥远抗战军兴，受上海地方团体委托，携带大宗物资飞往前线劳军。1937年5月，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慰问因救国被捕的“七君子”。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任老被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为供应军需、战区救济、募捐、慰问做了大量工作；同我们一起动员、组织江、浙工厂西迁，以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1938年奔波于武汉、桂林、香港，宣传抗日。同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结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负责同志。1939年，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1940年，发起组织国讯同志会。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元旦，联合章乃器、吴蕴初等人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7月，与褚辅成、冷通等人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会谈。返回重庆，抵制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自己出版《延安归来》，报道解放区的真相。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于1945年12月同我们一起筹备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公开宣告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和平、独立的民主政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1946年，坚持政协会议立场，拒绝出席国民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代表大会。1947年，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发表《国吊》一文，发出“这时候只有国吊，哪有国庆”的愤慨；同时，在奔腾的时代涛声中，又发出“很远很远里唱出了千声万声的鸡，天快亮了”的欢呼。

从上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老的一生，一路上都踏下深深的一步一步的爱国的足印。“民得再生国再造，我愿卖力卖到老。”他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自觉结合，对祖国怀有至诚而深厚的感情，历尽艰辛，忠贞若一。祖国的爱国英雄谱上，群星灿烂，任老与千万颗不落的星辰一起，同为河汉生辉。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旧中国，所以往往产生救国革新的要求。”(《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任老怀着强国兴邦的愿望，不懈追求。任老从痛苦的经历和观察中，从矢志不移的忠于祖国的行进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中，从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经过严肃的反思和比较，才看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希望所在，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才找到“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光明之路。这条路，是任老和我们这些从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中奋斗过来的人，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一条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苗，已经植根于神州大地，我们民主党派的工作，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为四化建设的重点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范围异常广泛、内容异常丰富的系统工程。在广阔的报效祖国的大路上，要学习和发扬任老的热爱祖国的精神，巩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献出我们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