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周谷城的署名文章《伟大的感召》，摘要如下：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有幸被邀请列席，感受很深。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说，“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以一个民主党派、农工民主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听到这种诚挚热情的话，心里久久不平静：过去几十年，我对中国人民究竟做了多少好事，对领导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多少帮助，值得感谢吗?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感谢就是鼓励，就是加强我们的责任，惭愧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转而感到无比兴奋，要进而有所作为似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知识分子，或文化、教育、学术界的人在这两个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很多的。我在教育学术界工作了60多年，光荣伟大的任务来了，决无退避之理。首先，我当认真学习，准备工作。当然，不服老是不行的。但服老如果过了头，有可使之力而不使，那便会成错误，便会与“实事求是”的道理背道而驰。最妥当的办法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永远把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放在心里。

《人民日报》发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茅以升的署名文章《以积极的工作祝贺十二大的召开》，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举国上下的欢庆声中胜利召开了。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科技工作者，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谨祝大会圆满成功。

党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成为党的“诤友”，这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信心和气度的体现。它使我想起了古人的一句名言：“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直是正直，必须直，然后能诤，然后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谅的本意是忠诚，在今天，就是要和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0多年来，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在共同奋斗之中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我们的心和中国共产党联结在一起，党的工作取得成绩，我们分享欢乐；一旦出现失误或挫折，我们也分担忧虑甚至痛苦。如果用“风雨同舟”作比方，在“中国号”这艘航船上，中国共产党是舵手，各民主党派就是责有专司的船员，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乘长风破万里浪，不避艰险，奋勇前进。

至于“多闻”，如果仅就每一个个人来说，不论他的知识如何渊博，总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作为一个集体，它的含义就大有不同。各民主党派在各自的不同领域里，都有其“多闻”的一面。九三学社是一个以中、老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组织，和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界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以“野人献曝”之忱，在我们所比较熟悉的领域里，上自计划策略，下至具体措施，都曾提出过各种建议，受到了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鼓励。尽管如此，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我们的成员中许多人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工作和党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

我们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作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同志和朋友，我们九三学社的全体社员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紧密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为振兴中华，积极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再经过若干代人的继续努力，最终达到大同之世——共产主义社会!

《人民日报》发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理事会副主席苏子蘅的署名文章《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我得以荣幸地列席这一历史性的盛会，感到非常高兴，受到很大鼓舞。

在我们满怀信心胜利前进的时候，我更加思念故乡台湾的亲人。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是我们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大陆与台湾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认清形势，顺应民心，为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我们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不但要积极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要和海外和岛内的台湾同胞一道，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道，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早日实现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11日发表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的署名文章《爱国为民不断前进——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摘要如下：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今年是他诞生100周年，我们表示真挚的怀念。

冯玉祥生于1882年，即光绪八年。他出生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祖父是雇工，父亲是泥瓦匠，后投身行伍，曾充下级军官。冯玉祥11岁到清朝军队里“补名吃粮”。他亲身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在大沽口参加了修筑炮台；又经历了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由于冯玉祥勤奋好学，考绩优秀，他从一个普通士兵，逐级升迁为副目(副班长)、哨长(排长)、司务长。后来清朝政府扩军，成立陆军第二十镇(师)，冯玉祥累升至营长。

讨伐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创建了民国，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攫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于1915年，不恤人言，悍然称帝。当时冯玉祥正驻防四川，他不顾袁世凯的威胁利诱，毅然参加了讨袁护国的行列。后来，冯玉祥所率的部队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全国也一致声讨袁氏。

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乘袁世凯死后政局的动荡，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所谓“府院冲突”，率领“辫子军”入京，强迫解散国会，逼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下野，与康有为以及一帮封建余孽拥戴清废帝溥仪登极复辟。这时，在北京郊外西山赋闲的冯玉祥，立即回到他驻在廊坊的旧部，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玉祥指挥他的部队攻入北京，平定了复辟丑剧。

1918年，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影响下的护法讨逆各军作战。冯玉祥深明大义，拒绝乱命，在武穴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从此，冯玉祥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不绝。他致书孙中山先生恳切表示，虽尚不能直接追随左右，但精神上已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了。

此时，在帝国卞义操纵下，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直系军阀曹锟，用贿选的卑鄙手段，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兴师动众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开战。冯玉祥对曹锟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端厌恶，暗中与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互通声气，作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的行动准备。

1924年，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第三路军司令，胡景翼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为北京卫戍副司令。出师前，冯与胡、孙密约，决定发动政变。冯军在开赴热河前线途中，突然回师北京，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实现了“首都革命”的壮举，结束了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故宫还保留着一个皇帝的荒谬局面。同年10月，冯玉祥主持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组织国民军，由冯任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可惜，当孙先生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迫于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压迫离开了北京；而孙中山也不幸于次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冯玉祥会见了李大钊，受到共产党的一些影响。1926年初，直奉各系军阀又要大动干戈，东北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不愿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抱着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飘然远引，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宣布国民军一律入党。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

1926年7月，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9月，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长，聘请苏联顾问训练他的军队。在绥远五原誓师。他在通电中表示“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冯玉祥率军由绥远出征陕、甘两省，同北伐军南北呼应。然后起兵出潼关，攻洛阳、郑州，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动军队鏖战中原，成为北伐军中的一支劲旅。

于此，我们也毋庸讳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冯玉祥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参加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将包藏祸心的蒋介石扶上台，给革命造成损失。时过不久，站稳了脚步的蒋介石，又转过头来对付西北军，将冯玉祥经营了20年的西北军分化瓦解，消灭殆尽。冯玉祥痛定思痛，才逐渐觉悟过来，1929年和1930年两次反蒋，失败后下野，在泰山隐居读书，这是冯玉祥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影响之下，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共产党员)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开赴前线，奋勇作战，连续攻克康保、宝昌、沽源三县，接着又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义声所播，举国欢腾。但蒋介石却视为大逆不道，必欲扑灭而后快。日蒋勾结，内外夹击，并以利禄收买同盟军中动摇分子，暗中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的关系，使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最后遭受失败，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恢复读书的生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救国的五项国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蒋介石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冯玉祥将军抱着共赴国难的愿望，以军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团结抗战。他申讨汪精卫等亲日派投降卖国罪行，主张开除汪逆党籍，正式下令通缉。

抗战八年，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重庆等地，更多地接触下层士兵和劳动人民，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副主席，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冯将军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接近。他创办的三户印刷社，大量翻印毛主席《论持久战》等著作和《新华日报》社论。他曾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营救在广西被捕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营救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张申府、沈钧儒、华岗等多人。

为人民呐喊，为民主献身。

1946年9月2日，冯玉祥放洋赴美，离开了苦难中的祖国。1947年5月，国内各地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冯玉祥将军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逮捕学生，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席不暇暖，奔走呼号，在各种集会和街头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舆论公开表明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美帝扶植蒋介石打内战，他对蒋政府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发，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予援助杀中国人。他的言论，对美国朝野影响很大。

1947年11月，以冯玉祥将军为首，在纽约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有国民党民主派、民盟、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同志们参加，通过了章程，发表了宣言，选举了领导成员，有组织地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远在美国的冯玉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消息传来，他无比兴奋，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了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图书馆及华侨社团，扩大了民革的政治影响。

冯玉祥在美国的这一切活动，激怒了蒋介石，各种政治迫害接连而来。首先是下令回国；被冯玉祥拒绝后，接着又革除公职，吊销护照；最后又于1948年1月7日，开除冯将军的国民党党籍。这一切，不但不能使冯将军屈服，他斗争更坚决了。他发表《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他又写了《致蒋介石一封公开信》，断定蒋介石倒台为期不远，敦促他下野，到国外以终余年。

冯玉祥将军决心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到祖国的怀抱，出席新政协，参加新中国的建国工作。冯玉祥将军一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经过周密的安排，终于在7月31日，登上苏联“胜利号”游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轮船突然失火，抢救不及，不幸遇难。这是1948年9月1日，终年66岁。这位为新中国早日诞生而奋斗的老将军，竟牺牲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历经沧桑，饱尝忧患。他从一个小兵出身，位至上将军。“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周恩来：冯玉祥先生追悼大会悼词)特别是到他的晚年，坚决和卖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决裂，和干涉中国内政、助蒋内战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正面的斗争，真是老而弥坚，愈挫愈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友，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