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授权和欺骗

过去的200年里，委托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授权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而仅仅出现在大领导的演讲里。他们的演讲是个骗局。

委托和授权的两个最大敌人就是沟通和信息。200年前，一个王国的缔造者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委托和授权。他们别无选择。船一旦离开了欧洲前往印度或是其他殖民地，船上的人们再次见到送他们远行的领导者时，可能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届时，成败已成定论。

即便出现了问题，他们也不会向本土的领导汇报。从印度到英国行船需要6个月，回来也是如此。因此，那时即使发生了暴动或其他任何问题，也会在历史中渐渐地淡去。即使只是在印度内部传递信息，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也需要花上几个星期。当地的负责人必须实施控制，必须有自主权。

在海军里，也存在同样的委托和授权模式。纳尔逊用不着担心会遭到威斯敏斯特(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注)的政治家们的双重质疑，或被他们下令召回。同样，他也期望他的船长们能够事事采取主动。他对船长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命令：“任何与敌人摆开阵势的船长都不会有错。”换句话说，向前冲，发动进攻吧，别来征求什么意见。

如今，如果我们想把清洁剂的价格下调一分钱，就要召开委员会、评议会、演示会、研究小组会、分析会，还会有负责监察的团队前来插手，然后心猿意马地帮助实施。他们把这就叫做委托和授权。并且，一旦我们着手实施行动路线，就被置于一个显微镜下了。我们需要每周、每月进行汇报，除此以外，还要汇报最新进展和意外事项，并对预算进行评议和修订。

管理层的信任、委托以及授权与所需汇报的频率和次数成反比。按照这种计量方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缺乏信任的时代，相互之间的猜疑越来越深。管理层陷人了这样一个陷阱中：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沟通条件和更多的信息，我们就该使用它们。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些沟通方式和信息应该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更多的控制力，并减少了委托和授权中的潜在风险。

气馁和玩世不恭不仅是汇报所代表的沉重的行政负担的产物。这种态度还来自人们对汇报行为的理解。汇报本身就是对不得不做汇报的人所投的不信任票，汇报这一举动使得他们公开地受到老板的质疑和控制，他们没有得到委托去处理他们的业务。

但是，还有其他办法既能实施控制，又能留给管理层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更关注市场而不是内部的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