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海南历史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海南的经济开发、政权更替、社会发展、人文兴衰，无不与祖国大陆息息相连，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建置沿革 秦以前，海南岛先后属“南交”和“扬越”之南域，古籍亦称之为“雕题国”和“离耳国”(或“儋耳国”)。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王朝统一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3郡，海南地处象郡边缘区域。西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越后，于元封元年(前110)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2郡，含16县。从此海南岛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始元五年(前82)废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初元三年(前46)罢珠崖郡改置朱庐县。西汉末年，中央政权放松了对海南的统治。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后伏波将军马援抚定珠崖。三国吴赤乌五年(242)复置珠崖郡，郡治在雷州半岛的徐闻(今属广东)，海南岛仍只设朱庐县。从汉元帝至南齐时代的500多年间，海南行政建置极不稳定，一直处于废郡置县状态。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5)，高凉郡(今广东电白、阳江一带)俚族首领冼夫人辅佐其夫、郡守冯宝平定地方动乱，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海南岛西北部汉废儋耳郡地置崖州，从而恢复海南与中央政权的直接联系。《北史》与《隋书》均载“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为“海南”一词的最早记载。隋大业年间(605～618)复置珠崖、儋耳2郡，并在岛南部增设临振郡，3郡共辖10县。其间隋炀帝“以诬怨望”流放宗室邹国公杨纶到珠崖，海南岛开始成为贬官流配之地。唐朝加强对海南的统治，州县建置数量不断增加。贞观元年(627)设崖州都督府总辖各州县，并将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疆域，归崖州都督管辖。贞元五年(789)罢崖州都督，设琼州都督府，直隶中央政府，下辖琼州(岛北部)、崖州(岛东北部)、儋州(岛西北部)、振州(岛南部)、万安州(岛东南部)5州，共22县，奠定了此后海南历代行政建制的基础，也是以“琼州”一词指称海南全岛之始。五代时期，海南属南汉(917～971)统辖，原5州辖县缩减为14个。宋初，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减少行政层次，将崖州并入琼州，振州改称崖州；熙宁六年(1073)又改设1州(琼州)3军(南宁军、万安军、吉阳军)，辖10县2镇。南宋王朝将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划归万安州管辖，正式对其行使主权。岛北部的一个渡口由水军营寨发展为航运小港，称“海口浦”，今日的海口市由此得名。元代沿用宋制。元至治元年至泰定元年(1321～1324)，文宗图帖睦尔以亲王身份被贬居海南3年，回京登极(1328)后，曾将设立不久的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自宋至元，海南先后隶属广南西路、湖广行省和广西行省。明初，琼州脱离广西改由广东管辖，并升格为琼州府，辖3州(儋、崖、万)13县(琼山、文昌、澄迈、乐会、会同、临高、定安、万宁、宜伦、陵水、宁远、昌化、感恩)，并将南海诸岛改归崖州管辖。清代基本沿袭明制。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36年，海南行政机构先后称为琼崖绥靖处、琼崖镇守府、琼崖道、琼崖善后处、琼崖行政委员会、琼崖实业专员公署、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1926年，海口从琼山县划出单独设市(县级)。1935年在黎、苗族聚居的五指山区增设白沙、保亭、乐安(后改称乐东)3县。1948年成立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直隶中央行政院。翌年成立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其后海南行政建制长期称海南行政区公署，行署为广东省派出机关；在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实行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双重领导。1984年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仍隶于广东省。1988年4月从广东省划出，单独建立海南省，同时撤销海南行政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开发历程 远古时代，海南岛地旷人稀，林莽蔽野，与中原地区联系困难，被称为炎荒瘴疠之地。据对落笔洞“三亚人”遗址的考证，在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海南岛已有人类生息；距今7000～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来自中国南方的“骆越人”(百越族的一支)陆续迁入海南岛，成为黎族的祖先。当时人们居住在沿海平原、台地、洞穴和江河流域，以氏族部落——峒为生产单位，使用石斧、石、石矛和石质或陶质网坠、纺轮等极简陋的工具，从事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以及制陶、纺织等原始手工业生产，成为海南史前期原始开发的先驱。直至西汉初期，海南全岛仍处在贫困蒙昧的原始社会状态。汉武帝在海南开郡设县后，海南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文明开发史。自此直至晚清约2000年时间，海南经历原始社会逐渐瓦解和向封建社会直接转化的漫长过程。汉代，中原汉族开始向海南岛移民，带来先进的金属生产工具和文化知识。海南岛的开发从北部、西部沿海几个县域开始，在局部地区完成了农业与畜牧业、家庭手工业的社会分工，确立起封建的生产方式。两晋、南北朝时期，海南岛的开发停滞不前，至隋代才向西南部推进。唐代，大陆移民由唐以前的2万人增至7万人，海南岛的开发范围拓展到东部和东南部，从而形成环岛开发局面。宋代，大陆移民达到10万人以上，海南岛的开发开始向中部延伸。崇宁年间(1102～1106)西部内地开通道路500多千米，使907个黎峒的6万多人归附州县管辖。元代，大陆移民增至17万人。元世祖至元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291～1294)，朝廷兵分4路进军黎母岭和五指山区，把600多个黎峒的4万多人口编入户籍，并建立黎兵屯田万户府，开创了海南屯垦事业的先河。从唐代至元代，黎族逐步迁入中部丘陵和山区，海南岛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明代，海南与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开始了海南岛的全面开发，大陆移民增至47万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全岛耕地面积从洪武年间(1368～1398)的12．62万公顷增至25．57万公顷，从沿海到中部地区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位，文化教育空前繁荣，海南不再被视为流放罪臣之地。清乾隆十八年(1753)发布开垦琼州荒地令后，平均每年有上万移民入岛，加快了海南岛的开发。至道光年间(1821～1850)，除五指山腹地尚存在着原始公社残余性质的“合亩制”外，全岛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咸丰八年(1858)，琼州口(今海口市)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海南岛开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之地。英、法、德、日等国殖民主义势力对海南进行殖民地式开发，一方面竞相向海南倾销鸦片、棉纱、烟草、煤油等洋货，一方面大肆掠夺海南的热带农副产品、木材、矿产等自然资源，并操纵南海海运之权。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海南岛期间(1939～1945)进行了空前的掠夺性开发，日本70多家财团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农业、工业、采矿业及交通业等，客观上加快了海南岛经济开发，但对海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南海诸岛随着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而得到开发。汉朝廷多次派使者、商贾乘船到东南亚各国进行外交和贸易活动，他们在航行途中最早发现南海诸岛。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康泰奉命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归国后撰写《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形及其成因作了准确记述。唐宋以后，尤其宋代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后，自闽、粤特别是自海南岛到西沙群岛上居住和经营海产品的渔民、商人日益增多。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七次下西洋，绘制了较精确的南海群岛地图。明清时期，往来和定居西沙、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的海南渔民、船民世代抄传的《水路簿》，详细记录着南海的气象、潮汐、航路和岛屿方位。至近代，中国政府经常派军舰和科技人员到南海诸岛巡逻、勘察和调查岛上资源；海南渔民与商人络绎不绝地到南海诸岛上建房修庙，垦田耕作，采运鸟粪和捕捞、加工水产品。在此期间，英、法、日等外国侵略者也把魔爪伸到南海诸岛，私测地图，擅改地名，盗采磷矿，并为夺取群岛资源和战略要地而相互争斗。

民族融合 海南的历史是由海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先秦时期，海南岛上原住居民是“三亚人”和黎族祖先“骆越人”。汉代以后，大陆汉族逐步南迁入岛。南北朝时期，冼夫人促进了南方百越族包括海南岛各族人民的团结，其孙冯盎于隋末唐初带领5万俚人大军入琼，与原有的黎族先民融为一体。以后又有回族、苗族陆续迁入。黎、汉、回、苗是海南岛的世居民族。壮、瑶、畲、满等民族是随着海南近代开发热潮先后来琼的。在海南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80%以上。在少数民族人口中，黎族占绝大多数，是海南少数民族的主体。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但民族融合始终是海南历史发展的主流。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居一岛，从血缘和文化上自然交融，相互同化，逐渐形成多民族和睦聚居的局面。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1988年海南建省时人口达100万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汉族移民入琼，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成为开发海南的主力军。回族在宋末元初和明清时期几次迁入海南，初散居海口、三亚、万宁、陵水、儋县等地，后逐渐移居三亚羊栏乡。羊栏回民特别是回族妇女善于社交和经商，足迹遍及全岛，1988年有人口7000人。海南苗族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被朝廷征调戍琼的广西苗兵之后裔，主要居住在海南岛中部琼中、保亭一带的高山密林中，从事原始的山地开发，过着流徙游耕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人民政府和汉、黎同胞的帮助下，苗族人逐步搬到山下定居，1988年人口达5万人左右。

琼侨沧桑 海南是中国三大侨乡之一。在海外的琼属华侨、华人有300万人，分布于世界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人分布在东南亚。省内有归侨和侨眷100多万人。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较多的市县是文昌、琼海、琼山和万宁。海南人侨居海外始于宋代，明清时期向海外移民规模渐大，清道光三至四年(1823～1824)迁移海外的达万人以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琼人“过蕃”(即出洋)激增。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共出洋27万人，平均每年2．7万人。民国时期，有的年份甚至在同一年中出洋的有4～5万人之多。琼属华侨、华人依靠自身的勤劳智慧和当地居民一道艰苦创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取得非凡的成就，为所在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积极造福桑梓，支援祖国和故乡的革命与建设。在辛亥革命时期，琼属华侨从人力、财力和道义上支持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属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筹款并运送药品、军械支援海南抗日，组织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同故乡军民并肩抗战。在经济建设上，琼属华侨是中国热带作物生产和海南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众多侨商回琼投资橡胶生产，为中国大规模发展橡胶垦植业奠定了基础。琼侨还具有重视教育事业的好传统，长期慷慨捐款在家乡办学，在海南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经济发展 远古岛民在从事采集、渔猎生产的同时，相继开始了原始的种养业。据古籍载，至少在2000多年前，海南岛上已种植禾稻、棉花、蚕桑、苎麻、薯蓣、薏苡等作物，饲养牛、羊、鸡、猪等禽畜。海南岛是中国栽培水稻和棉花的发源地之一，黎族先民还培育出能在山地生长的旱稻品种“山兰稻”。唐代，海南初步形成环岛农业带。宋代，由于汉族移民增多、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水利的兴修和占城稻、小粒花生、柑橘等农作物的引进，使海南农业接近中原地区水平。明代，鸭脚粟、番薯、玉米、芝麻、烟草、辣椒、南瓜、番茄、洋葱、甘蓝等作物开始传入。其中占城稻良种和高产作物番薯的引种成功并向大陆传播，被农史学者称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二次革命。明代中叶海南曾一度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清代海南开始成为全国育种基地，但海南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依赖大陆调进粮食。而海南独特的自然条件，则有利于发展热带经济作物。椰子、槟榔、荔枝、龙眼、香蕉、甘蔗、木棉、无花果等热带、亚热带作物和益智、砂仁、巴戟等药用植物，早在汉代已在岛上普遍种植。杨桃、菠萝和菠萝蜜在南朝萧梁时期和明代中晚期先后传入。汉至唐代陆续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海洋航运和对外贸易渐旺，海南岛的各种热带作物、珍贵木材、南药和金、银以及珍珠、玳瑁、蜜蜡、五色藤等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和邻近国家。明代中叶以后，受珠江三角洲新兴商品经济的带动，海南热带作物生产迅速崛起，成为农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渐趋于集中种植。至近代，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又有突破性发展，海南岛作为中国最大的热带作物生产基地已具雏形。海南古代经济中成就最大的手工业是纺织业，自春秋时期至元代一直领先于全国。黎族先民用棉花(古称“吉贝”)织成的广幅布，是见于中国史籍的最早棉织品之一。唐宋时期海南出产的盘斑布、黎锦、黎裙、黎幕、崖州被等更是蜚声中原，被誉为“机杼精工，百卉千华”。汉代以前就有制糖、制陶业，汉唐以后发展起来的造船、金银器皿加工、采矿冶炼、铜铁器制造、竹木制品、制盐、酿酒、榨油等手工业先后达到较高水平。明代，琼州的椰雕、万州的藤器、澄迈的“黄村草席”等成为驰名岛内外的特产。清代，海口造船厂已成为广东四大船厂之一，海南蔗糖畅销苏州、天津等地。

文化交流 海南文化发端于“三亚人”和黎族先民的原始文化。“三亚人”文化遗址尚待研究。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却以勤劳智慧开创了植棉织布等远古物质文明和黎族历法等古老科学技术，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神话传说、山歌民谣、谜语谚语等口头文学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舞蹈、黎锦图案等艺术形式。汉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随汉族移民逐渐传入海南岛，同黎族文化交流融合。宋代以后，大陆移民多来自闽广，故传到岛上的中原文化带有岭南文化色彩。从外地来琼的回、苗等民族，既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习俗，又参与汉、黎文化的交融。通过漫长的文化交流，海南终于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流，汉、黎、苗、回等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区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吸纳中原文化的同时，海南古代先进的耕作农艺和纺织工艺也陆续传播到大陆各地。如宋末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将崖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回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市)，又经江浙一带推广到中原地区，为当时的中国纺织业领先于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海南的教育事业起源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朝廷贬官王义方在任儋州吉安县丞时，曾招收黎、汉学童，亲自讲授四书五经，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来琼办教育者。后来的韦执谊、李德裕、丁谓、宋守之、苏轼、古革、李光、胡铨、赵谦等人，都对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肇兴作出过贡献。特别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居儋3年(1097～1100)，辛勤著书讲学，培养出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尔后其遗泽所及又产生了第一位进士符确(一说陈孚为海南第一进士)，成为海南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开拓者。海南最早的学校是宋庆历四年(1044)创办的琼州府学。明代，海南有官办与民办的各类学校200多所，一时文教勃兴，涌现出举人595名、进士64名，超过历代举人、进士人数的总和；产生了经济思想家丘浚、著名清官海瑞、“岭海巨儒”钟芳、爱民贤臣邢宥、诗人王佐、编著家唐胄、教育家王弘诲、音乐家汪浩然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的政绩和学术成就在全国有深刻影响，被史家誉为“海外衣冠胜事”。明代还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曲艺琼剧。清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加快，海南文化在同外国文化思潮撞击和融会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以南洋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形成淳朴性、传统性与开放性、兼容性相统一的中国热带海岛文化的独特形态。在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海南产生了张岳崧、韩锦云、潘存、林缵统、宋耀如等许多代表新思想、新文化的爱国志士。海南的原始宗教是黎族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佛教于唐代开始传入海南岛。天宝七载(748)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日本遇台风，大船漂至振州(今三亚)，在琼逗留期间(1年多)主持重修大云寺、开元寺，传为千古佳话。道教于宋代从大陆传入海南岛。南宋琼人白玉蟾到大陆各地求师传道，后成为中国道教南宗五祖之一。伊斯兰教在宋、元时期由国外传入海南岛。海南民间还敬奉象征民族团结的冼夫人和海上保护神“妈祖”(又称“圣母”或“天后”)。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分别于明代和清代由葡萄牙传教士和美国牧师传人海南岛沿海地区。

革命传统 海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长期以来为求生存求发展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从西汉至清末，黎族人民在汉族等兄弟民族的支持下揭竿而起的事件，见于史志记载的就有70多次。其中著名的有汉武帝末年(前87)珠崖郡黎民起义，唐乾封初年(666～667)黎、汉人民起义，元至顺二年(1331)王马等人领导的黎族数万人暴动和明弘治十四年(1501)的符南蛇起义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进入海南岛，激起黎、苗、回、汉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规模较大的有清咸丰三年(1853)海南天地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同治六年至光绪十一年(1867～1885)黎、汉农民的联合起义，光绪二十二年吕那改领导的带有鲜明反侵略性质的崖州多港峒黎族农民大起义。20世纪初，以宋庆龄、林文英、陈继虞、陈侠农、张云逸等为代表的琼籍革命者和琼崖人民追随孙中山先生，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海南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开展讨袁(袁世凯)护国战争和讨龙(龙济光)护法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琼籍学生郭钦光在游行示威时遭反动军警殴打致死，府海地区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悼念死难烈士，声援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翌年海南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时，琼籍革命青年徐成章、冯平、杨善集、王文明、周士第等分别在海口、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创办《琼崖旬报》、《新琼崖评论》、《琼岛魂》等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4月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成立，以琼崖全体公民名义通电全世界，反对美国的经济侵略阴谋和军阀邓本殷的卖国行径。1926年2月和6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和中共琼崖地委先后在海口成立，领导工人、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揭开了海南革命史的崭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在海南制造“四二二”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海南革命转入低潮。琼崖共产党人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迅速恢复各县及区乡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和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7月，中共琼崖特委建立琼崖讨逆革命军(后改称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琼崖独立队、琼崖纵队)。9月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掀起了武装斗争高潮。11月下旬，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等领导陵水农军1000多人，在琼崖东路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攻占陵水县城，于12月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海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27～1933年，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部和陈汉光旅相继“围剿”琼崖红军，海南革命处于极其危难的境地。在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冯白驹主动挑起革命重担，领导琼崖党组织、红军和各族人民，在母瑞山、六连岭等革命根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万泉河畔诞生，后为海南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侵入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阻击战中打响了抗击日军的第一枪。在6年多的抗日战争中，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对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作战2200余次，毙伤5400多人，俘虏150多人，牵制侵琼日军10多万人。1943年8月，王国兴领导黎族人民举行白沙起义。起义受挫后，他主动与共产党合作，为琼崖纵队创建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50年春季，琼崖军民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摧毁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体系“伯陵防线”，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全境。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琼崖军民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创造了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