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文化交流

越南与中国之间保持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华侨华人在中越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后者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越南历史从此进入“郡县时期”。随后，秦始皇命令南下50万大军中的所有幸存者全部留在当地“谪戍”，以开发岭南，并从内地征调1．5万多名未婚女子嫁予戍兵为妻。此后又有更多的中原人民移居岭南，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包括今越南北部地区在内广袤的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元前207年，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前137)“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他派兵攻占越人聚居的瓯雒地区，将其划分为交趾、九真二郡，并大力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同内地的贸易关系。他积极推广汉文化，促进汉越两族的文化交流。公元前112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兵10万进攻南越。翌年灭赵氏割据政权，将其辖地划为九郡，其中交趾郡在今越南河内一带，九真郡在清化、义安一带，日南郡在广平一带，并委派刺史统治。一些受命治理该地的官员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公元43年，马援进军交趾，平息征侧、征贰姊妹起事，并且在当地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为发展当地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作出重大贡献，因而长期受到越南人民的尊崇。东汉光武时，锡光、任廷分别担任交趾、九真太守，教授当地人民使用中原的技术耕作，使“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隋唐之际，越南仍为中国之郡县，隋唐朝廷在那里广泛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实行科举，选拔人才，从而使中越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扩大，出现新的高潮。唐时的重要法律《唐律疏义》也是唐朝官员治理安南的法律依据，并对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法律产生深远的影响，故越南古代史学家称，虽然李、陈二朝颁布的刑律已佚失，但其“校定律格，想亦遵行唐宋之制”。

公元968年越南丁部领(968－978)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郡县时期结束。宋朝建立后，及时调整与越南的关系。公元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君王”，到1174年，宋廷册封越南李英宗(1138－1175)为“安南国王”，正式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中越文化交流进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但华侨华人仍然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留居交趾的中国人才仍然得到当局重用，并得以进入统治阶层，甚至登上最高统治地位，从而为中国文化继续在越南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侨在越南担任官职的历史甚悠久。越南独立后，留在那里的中国人为数不少，其中许多人担任着各级官职。越南统治者对于在其国家独立后到来的华人，也往往委以重任。据史籍载，早在北宋时，“闽人附海舶往(越南)者，必厚待之，因命以官，咨以决事”。在历朝政权中，都有华人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据中越史籍记载和学者研究，证实越南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者大多为华人。如宋朝“景德元年(1004)，土人黎威(桓)杀(丁)琏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他于1010年登上王位，成为李朝的创建者。另据越南史籍称，陈朝的建立者陈灵的“先世闽人(或曰桂林人)，有名京者，来居天长即墨乡，生翕，翕生李，李生承，世以渔为业。帝乃承之次子也”。据学者考证，李公蕴和陈灵的祖籍均为福建省安海。大批华人在越南宫廷任职，甚至处于王者之尊，无疑对越南独立后继续吸纳中国文化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华侨华人进行的中越文化交流的范围非常广泛，影响也极其深刻。

首先当数汉语和汉字的传播。早在越南郡县时期，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就已在包括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岭南传播汉语和汉字，因此，越南语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会大量汉语语汇。据语言学家调查，在现代越语中仍然保存着大量汉语借词，越语中的汉语词汇或来源于汉语的词汇约占其词汇总数的1／2，而在越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各类术语中，汉语词汇几乎占到70%。此外，许多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了的古汉语词汇，至今仍然活用于越南人民的口语中，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古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汉字是中国文化在越南传播的重要媒介，很早就传入越南，并在当地产生极大的影响。据记载，从秦汉起，汉字即开始在越南传播。汉武帝时，“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语言，使驿往来，观见礼化”。说明当时就有杂居在越人中的中国人开始教当地人识汉字，读汉文了。在锡光、任延分别担任交趾、九真太守时，在当地“建立学校，导之礼仪”，使汉字更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曾在越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成为在长达两千多年中为越南官府和民间所普遍使用的文字。越南阮朝嗣德帝曾称，自锡光以后，越南“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数理、医术，无一不用汉字”。汉字的广泛应用，曾经对越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越南独立建国以后，从李朝到陈朝末年的400年中，用汉字书写的官书和私人著作除已失传的以外，见于记载的尚存33种，至于此后到阮朝的汉文典籍则更多。1993年，越南汉喃研究所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编纂出版《汉喃书目》，收入各类古籍5038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文书籍。

中国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为其他领域中的文化交流创造有利的条件。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交往中，华侨华人也对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早在秦代，尽管秦始皇在中原实行“焚书坑儒”政策，但儒家学说仍随着定居岭南的中原移民和逃亡儒生而开始在这一地区传播。在赵陀统治岭南时期，以儒家思想治理其领地。汉高祖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越南古代史家也指出：赵陀“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

两汉时期，汉武帝早在公元前135年就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无疑，儒家思想和治国理念也成为被派遣前往经略和治理交趾、九真及日南等地官员的主要统治手段。锡光、任廷担任交趾、九真太守期间，“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使日南郡“周时重译，今吟诗书”，中国文化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故史籍评曰：“岭南华风，始于二吏焉。”东汉后期，交州华裔刘熙在当地设馆教徒，并著《释名》、《谥法》等，为在越南传播儒学和培养人才贡献甚大。

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儒家学说在交趾地区的传播更为广泛。当时担任交州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古籍，曾为《春秋》作注，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与前来交趾躲避战乱的中原儒生一起竭力宣扬孔子的思想和实践，使儒学在当地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越南古代史家因此而写道：“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治国逾四十年，境内无事。”越南古代史臣吴士连也赞曰：“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

隋唐之时，安南儒学在由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的大力倡导下更加兴盛。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令狐熙受命统领岭南，他到任后，“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唐朝时，在交州设立安南都护府，中原与当地的交往更加密切。史籍指出：到唐天宝年间，“岭南州县，……颇习文儒”。

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王朝继续吸收和接受儒家学说，并将其发展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支柱。公元1010年，华裔李公蕴自立为帝(1010－1028)，建立李朝(1010－1225)，建都升龙(即今河内)。李朝崇佛，但对儒学亦日益重视，并把儒家价值观列为重要的为人和施政依据。1028年，李太宗即位伊始，就下令让文武群臣于三月二十五日齐聚于铜鼓神庙歃血盟誓，“于神位前读誓书曰‘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之’”。此后“每岁以为常”，对未参加盟誓者则予以严惩。1070年秋，李圣宗(1054－1072)下令在首都营建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并绘制七十二贤人像，四时祭祀。这是越南建立独立国家后首次修建文庙，后来则成为历代统治者遵循的榜样。1075年，李仁宗(1072－1127)举行越南独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设明经、博学和儒学三场，使掌握儒家学说开始成为文人学士入仕的途径之一。翌年，国子监在京城建立，是为王太子和文职官员学习儒家经典之场所。随着儒学影响的不断扩大，李朝宫廷还于1126年在都城寿圣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贺《五经》的仪式。

1225年，华裔陈灵建立陈朝(1225－1400)，号太宗(1225－1258)。他感到国内礼仪尚不成规范，必须按照儒家理论予以改造。他曾于1251年亲自撰写铭文，颁赐各位皇子，教导他们把“忠孝和谦，温良恭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还在考察前朝律例的基础上，更定刑律礼仪21条，全面推行科举选官的制度，传播儒家思想。1232年，陈太宗仿效宋朝通过殿试录取进士的做法，对太学生举行考试，根据成绩高低分三甲录取人才。1247年大比取士，更是仿照宋朝制度，给考试成绩优异者赐以状元、榜眼、探花等称号。他还于1253年创办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和画七十二贤像，定期祭祀，同时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六经等儒家经典。从陈明宗(1314－1329)开始，儒家学者逐渐进入上层统治集团。1358年，陈裕宗(1341－1368)封范师孟为人内行遣知枢密院事，从而使之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执掌大权的儒家学者，标志着儒家已经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儒家学说在社会上占据主体位置，从而推动其后来在越南的进一步发展。

1407年，明朝曾经一度征服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廷于1419年派遣监生唐义到交趾，向各州府县学校颁赐《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供学生研习。1427年明军撤出，安南复国，翌年建立黎朝。黎廷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振兴儒学，倡导以程朱之学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使之渗透到越南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明朝学者严从简就曾写到当时越南的儒学状况：“其三纲五常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术，礼乐文章，一皆稍备”，“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

在华侨和华裔的倡导下，儒家思想在越南社会深入人心。即使到20世纪初，尽管法国殖民统治已经加强，西方文化对越南教育的渗透和影响也已相当广泛，但阮朝宫廷在1906年颁布的学规仍规定：越南教育分为幼学、初学和中学三等，幼学的汉语教学讲授“古来义理”，“诸义理讲课亦从儒书中撰出”；初学“教以伦常文章”，而此类教材也“本乎四书”；中学仍以“伦常文章”为教材，但其内容“本乎五经”，说明阮朝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越南伟大的革命家胡志明(1890－1969)也认为：“孔子学说有其优点，就在于个人道德修养。”他经常借用儒家的忠、孝、勤、俭、廉、正、仁、义、智、勇等概念，通过改造赋予其革命的新内容。例如：他常使用在越南社会中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忠、孝观念，指出：“古时候，在封建制度下……忠是忠于君，孝是孝于自己的父母而已。今天我国是民主共和，忠乃忠于祖国，孝即孝于人民。”他认为，革命者孝于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解放斗争，“不仅救了自己的父母，而且还救了别人的父母，全国的父母”，因而革命者才是“最孝之人”。在越南国民经济建设中，胡志明多次利用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和孟子的“失推行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等说教，提醒干部注意认真解决出现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而这类交流大多是通过华侨华人而实现的。

中越两国都是农业国，因此，越南在郡县时期和独立以后，与中国在农业方面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早在郡县时期，治理交趾的中原官员及定居当地的中原移民就把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农具带到那里，促进交趾农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水利建设的经验也传入越南。在公元1世纪马援平定交趾时，在所经之处“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据《交州记》载：“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经也，去州四百里，建武十九年(43)马援所开”。马援还筑造海堤，他“凿通九真山，又积石为坻，以遇海波，由是不复过涨海”。越南历史学家明峥也称：“公元1世纪初，锡光驻交趾、任延驻九真时才积极地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传播到我国来，铁犁和耕牛的使用推广了，灌溉使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状况变成新的了。”随着华侨的大量移入，这种交流进一步增强。明末清初，大批躲避战乱的华人到越南南方定居，如1671年广东雷州人莫玖率家眷等400余人、船10艘到边陲河仙，1679年明朝广东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兵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南投，被阮氏派遣戍边于南圻嘉定、定祥、边河一带。这些华人移民辟地开荒，种植稻米果蔬，使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成为万顷良田，时至今日，仍为越南粮仓。在北方中越边境地区，也有许多华人到越南境内耕作。如广西人在18世纪初到越南从事农耕，开垦荒地，并筑坝围殖，兴修水利，以至后来许多垦地和坝闸即以华人垦殖者的姓氏名字来命名。如广宁省广河县马嘶南乡的吕六田，凌溪乡的陈晚田，棠花乡的老刘闸、何屋闸、曾二基围、老严基围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广西义军余部先后进入越南开荒种地，黑旗军将士在越南活动时，也实行屯田，使驻地“生齿益繁，拓田愈广，计东西得地七百余地”。

中国建筑技术通过华侨华人传入越南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郡县时期，就有许多关于历代郡守在交趾筑城的记载。如马援平定交趾时，“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安南志原》记载“后记马援调立城郭，今三带州有所筑茧城、望海城故址”，“汉士燮筑赢城，吴陆胤筑鸢城，陶璜筑龙编城，杜慧度筑龙城，李元嘉筑苏沥城，唐张伯仪筑大罗城，张舟、高骈继续增筑”。中国的砖瓦早在汉代就已传入越南，在越南北部和中部都曾发现大批汉代砖墓。唐代李复把烧砖之法传入越南，使那里有了砖瓦房屋建筑。色彩绚丽的琉璃瓦是宫殿、寺院建筑的重要材料。中国广东佛山烧制的琉璃瓦，彩釉晶莹典雅，闻名遐迩。越南阮朝嘉隆年间，曾聘请广东瓦匠前往传授烧制琉璃瓦的技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广东东莞华侨阮六到越南学习木工，后开设建筑商号，以工精价廉取胜，欧籍建筑家亦难以与其竞争，曾经承揽建造西贡市多座大型桥梁及堤岸水电公司的大蓄水池等著名工程。

中国陶瓷器传入越南的历史悠久，在东山文化遗址中，就有中国的陶器出土。赵陀建南越国后，有中国人名黄广兴者到交趾海阳头溪乡一带居住，教当地人制作陶模、瓷缸，后来，头溪乡逐渐成为陶业中心，而黄广兴则被越南尊为陶器业鼻祖。后来，越南的陶瓷制作技术不断发展，使其瓷器成为向中国封建王朝纳贡的贡品之一。以及赠送给邻国的礼品，反映其陶瓷器生产的数量较大，而且质量上乘。

养蚕和缫丝技术很早就通过华侨华人传入越南，郡县时期交趾民间种桑养蚕已非常普遍。越南独立后，中国的织锦工艺也传入该国，李朝宫女很快掌握了纺织锦绮的技术。此后，越南工匠仍继续向中国移民学习织造技术。据记载，在阮氏割据政权统治时期，顺化地区“香茶县有彩艺坊……分为三邑，每邑十家，每家织工十五人。其远祖原升华府广南营人，学织于北客，世传其艺，彩缎、纱绫、锦诸花样皆巧妙”。所谓“北客”，即指来自中国的织工。

华侨华人也对越南的采矿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明末清初，华人莫玖率众定居河仙，在那里“得坑银，骤致富”，于是“造银币，民日聚居，遂后一小都会焉”。越南当局也多请中国工人前来开矿，致使“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掘采。”“自场厂盛开，监当官多集清人采之，于是一场拥夫至以万计，矿丁曹户，解聚成群，其中多潮州、韶州人”。如边和铁丘“铁艺人会市，开炉煅煮，俱纳铁课，矿苗兴旺。嘉隆十年辛未(1811)，福建人李京秀、林旭三征税起造，法制精工，得铁良好，铸镬铫货卖，骤得厚利”。不过，华人在越南以开采银矿为主。其中以太原送星银厂规模最大。据记载“送星一厂，曹口较多，人数亦倍。自有厂以来，前明至今，多内地遣置未回之人，落籍世居，子孙繁息”。“厂之人籍，隶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各省，而粤东嘉应，惠州及广肇南韶之人，十居其九”。随着采矿发展“厂内随聚成市，饭店酒楼，茶坊药铺，极为繁凑，亦是内地客人，于力作之处，自相返易”。1774年发生为争夺矿脉的械斗，该矿曾一度被封闭，1803年重开。此外华人经营开发的还有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翁银厂、宣光银矿等。

越南医学实际上是中医学的分支，被称为“南医”。早在郡县时期，已有华侨医生在当地行医，采用中医药治疗疾病。如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病死三日，遇侯官(今福州)名医董奉以药丸救治后痊愈。越南独立后，仍继续沿用中医学的理论和诊治方法。越南陈朝绍丰年间(1279－1285)，元军南侵，有一名叫邹孙的医生“以医从军，致败就擒。在本国医治当时侯王，多见效。国人屡以田奴与之，致富”。后来，其子邹庚继承父业，成为越南名医。陈开佑十一年(1339)“上皇子皋乘舟泛西湖，溺水，得之鱼梁中。上皇命医人邹庚治疗，庚曰‘针之则复苏，但恐阳痿’。针之，果如其言，自是人称庚为邹神医，累迁冠服侯宣徽院大使，兼大医使。”邹氏父子对发展越南的医药学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使针灸疗法在越南广泛使用。此外，中国的医药文献，如《内经》、《脉经》、《本草纲目》等都经华侨医生之手传入越南，越南医生在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写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等医书。

华侨华人也在中国与越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作品通过他们传入越南，加之汉文在当地文人中被广泛使用，使这些作品很快就传播开来，并促进越南本国汉喃文学的发展，出现诸如在中国作品基础上写成的《金云翘》等越南名著。与此同时，还造就一批著名的华人华裔文学家。如黎朝末叶越南“北郑南阮”割据纷争时期，率众开发南方河仙地区的侨领莫玖之子莫天赐就在当地广泛传播汉文学。他曾邀集中越学者文士咏诗唱和，编撰了题为《河仙十咏》的著名诗集，共收集诗作320篇，越南史籍评价其“风流才韵，一方称重”，这部诗集也流传甚广。19世纪初阮朝建立，汉文文学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华人华裔学者则积极予以推动。如华裔诗人、学者郑怀德(1764－1825)的诗作富于时代气息，显示阮朝初叶南方诗风的特色。他著有《艮斋诗集》、《北使诗集》等。他还曾发起组织“平阳诗社”，后改称“嘉定山会”，凡入会诗友皆以山字为号。诗友中以郑怀德、吴仁静和黎定光最负盛名，他们共同写成《嘉定三家诗集》传世。其中，华裔学者吴仁静还留下《汝山诗集》。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越南出现汉文文学。身为华侨华人的华文作家们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其生活状况和理想与追求，在关心华侨华人的越南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促进了彼此的理解和沟通。此外，20世纪初，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推动下，拉丁化越南文逐渐取代了汉文，成为越南的通用文字。为了使更多的民众能够阅读以汉文出版的书籍，加之当地印刷业的发展，越南掀起了把汉文书籍译成越南文出版的热潮。一些华侨华人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华人李玉兴使用“华人”为笔名，于1927－1947年间把中国的《飞仙天宝演义》、《江湖义侠》等至少16部武侠小说翻译成越文，在越南读者中引起武侠小说热。

华侨华人也对越南史学、地理学等学术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如明末移民后裔潘清简官至兵部尚书机密院大臣，曾经主持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正编列传》、《明命政要》等越南重要史籍。郑怀德所著《嘉定通志》一书，是关于越南南部地理、历史、风土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音乐、戏剧、杂技、绘画等多种艺术也是通过华侨华人传入越南的。中国的乐器和音乐很早就传入越南。如士燮时“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车骑满道”。越南独立后，中国的音乐和乐器仍被广泛使用，甚至还在越南发现过一些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乐曲。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宋朝时“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此外，越南陈朝时盛行一种集体舞蹈，伴舞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白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当时，歌有韦生、王萧、踏歌、浩歌等曲，乐器则有琵琶、秦筝、一弦之属，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华侨华人则是这些音乐和乐器传播的主要中介。据越南史籍记载，1350年，元人丁善德为躲避战乱，携家眷乘船逃亡安南，他“善缘竿，为俳优歌舞，国人效之，为险竿舞，险竿技自此始。”看来，丁善德把一些杂技节目带到了越南。在戏剧方面，越军在击败元朝军队时，俘虏军中优伶李元吉。“元吉作古传戏，有《西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物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绣衣，击歌吹萧，弹琴抚掌，更出送入为戏，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有传戏始此。”说明在越南广泛流行的从剧和嘲戏是在中国元代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宋朝末年，丞相张邦昌的侄孙女张采随丈夫到占婆(即占城)定居，寓居当地20余载，教授中国绘画技法，为宋代绘画南传占婆作出贡献。

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不久后就通过中原移民向交州传播。东汉末年，有名为牟博，或牟融者，奉母流寓交趾，弘传佛道，成为中国人在越南传播佛教的最早代表。公元3世纪后，中国高僧西行求经，亦往往取道交趾，并在当地宣扬佛教，使交州信佛者日众。隋朝时，交州刺史刘方奏请在交州建造佛教寺院和宝塔，得到隋文帝的许可。当时交州有寺庙20座，僧侣500人。时至唐代，中原与交趾僧人的交往更加频繁。据记载，那时交州有著名佛寺88座。时至今日，在越南还能看到一些唐代佛寺的遗迹，如山西省石室县的西方寺，其风格与后来的寺庙有所不同。唐代僧侣前往交趾弘扬佛法，或与交趾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经者也为数甚众。唐元和十五年(820)，中国僧人无言通禅师南下交州，在位于今越南北宁省扶董村的建初寺创立“无言通禅派”。该派承袭中国禅派祖师的法统，宣扬佛性无所不在，实行面壁禅观，并运用中国禅宗现成的公案和体验方法。它在越南经历15代40祖，延续400余年，成为越南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禅宗派别。

越南独立后，中越之间在佛教领域中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宋朝时，中国著名僧人雪窦重显(980－1052)的弟子草堂把禅宗的另一个派别传入越南，于1069年在升龙(今河内)创立“草堂禅派”，又称“雪窦明觉派”。草堂曾经为李圣宗受戒，使这一派别得到李圣宗、英宗和高宗三代君王的信仰与重视。他们还分别成为草堂第一、三、五代弟子，并封草堂为国师，使其对李朝政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派历5代，有15个祖师，延续130余年。陈朝亦崇尚佛教，太宗曾经受教于来自中国的天封禅师和德诚禅师，获尊号“大王僧”。三传至陈仁宗时，他正式在安子山花烟寺创立“竹林禅派”，其本人取法号“竹林大士”。竹林禅派以传中国禅宗派别之一——临济禅为主，认为佛法和老子的“道”、孔子的“中庸”相同，佛法不离世间法。该派到15世纪初才渐趋衰微。17世纪时，一位称为拙公的中国高僧从福建来到越南，创立新竹林派，又称拙公派，自称属于临济禅派，并向越南各地传播。

公元17－18世纪，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对佛教也极为推崇，当时正值明末清初，两朝兴替之际，许多中国僧侣来到越南南方，广泛传播临济、曹洞禅派。1695年，广州长寿寺僧人大汕应阮主之邀到顺化弘扬佛法，主持佛事。大汕在阮氏领地逗留期间，曾多次传沙弥戒和比丘戒。当时约有3000越人受戒，其中出家者约占半数。连阮主阮福啁本人也“就内院结坛，佛诞日率国母、公主、后宫眷属同受菩萨戒。”当大汕赴越时，已称曹洞二十九世，在向阮福啁授菩萨戒后，将他立为法嗣，许以“曹洞正宗三十世”之名号，从而使禅宗的曹洞宗派在越南南方广为流传。

此外，道教也通过华侨在越南得以传播。如元代道士许宗道于1302年随商舶到越南，居住在河内，举行符水斋醮科仪，使之在越南广为流行，后被尊为国师。

定居越南的华侨华人长期与当地人民共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许多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也为当地人所接收。如越南的传统婚丧礼仪“略依朱文公家礼”，“婚嫁媒通之后，其礼有三(初曰问礼，次曰问讯，三曰娉娶)”，“凡丧家，三年内每届秋节，延僧醮拔，谓之七月旬”，这与中国的习俗相同。此外，越南的传统节日以及过节的方式也和中国的几乎完全相同。据越南史籍记载：“至如民间岁节，元旦祀先，仲春祈谷，端午悬门艾以除疠，季夏祀土祗以祈福，季秋报谷，孟冬尝新，俗与清代略同。”在度过各种节日时，“元旦节男女各盛服，先谒家祠，次拜家长，三日内亲朋各相往来拜庆。端午节角黍西瓜荐先祖，艾虎插门，采叶为茶(号端午茶)。七月烧冥衣以荐其祖先。除夕上标、张灯烧爆开”。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不断加强，随着越南华侨华人地位的改善和提高，越南华侨华人将为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新贡献。

【参考资料】：

杨保筠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郑州，1997年。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7年。

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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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1999－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