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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瑜陀耶时代暹罗国都的华人社区

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是历史上泰族在今泰国境内建立的第二个王朝。该王朝因其国都设于泰国中部的阿瑜陀耶城(Ayuthaya；Ayutthaya；Ayudhya)而得名。阿瑜陀耶位于湄南河、巴塞河和华富里河三河汇合处，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交通方便，位置重要。它不仅是南方各城的中心，而且是北方各城出海的门户，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意义上说，均是重要的战略要地。阿瑜陀耶城意为“不可征服之城”，华侨惯称“大城”，故阿瑜陀耶王朝也简称大城王朝。中国《明史》则称这个邻近的友好王国为“暹罗国”。明代(1368－1644)是中泰关系史上使节往来最频繁、官方贸易最活跃的时期。在明代中泰两国交往密切、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明代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推动下，加上阿瑜陀耶王朝历来善待华人(早期华侨)，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移居暹罗渐多。这就是暹罗国都大城逐步形成华人社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成书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5)的黄衷《海语》载：暹罗国都“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一再传亦亡矣。”又说：“虽王之妻妾，皆盛饰倚市，与汉儿相交易，不讶亦不敢乱。……国人凡有仇怨，皆谒僧求咒，其咒土夷遭者非死即疾，施诸华人则不能害也。”这段记载向读者传递如下三条历史信息：(一)16世纪时，已有不少华人流寓暹罗国都大城，而且由来已久，有些人传承数代就被自然同化，变成“一再传”而失去其“本姓”的当地人；(二)京城内华人聚居地——“奶街”的主体，是从事贸易的商贩；(三)华人是受所在国保护而不能伤害的社会群体。其实，有关暹罗国都有些华人已经传承数代，还可以从当地早期历史文物得到进一步的认证：华人寓居大城最早证物的年代是佛历1967年(即明代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这一年，由阿瑜陀耶王朝第七位国王昭三披耶颁建竣工的越拍叻武拉纳佛寺的拍巴朗高塔内，藏放城内华人献佛的物品。其中有些佛牌后面刻有中文，意思是说，我信奉佛教，所以建此佛像，大明国。另一佛牌除了同样有中文之外，还刻有敬建佛像者的三个华人姓氏。由此可见，华人至迟于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已经开始寓居暹罗国都了。黄衷《海语》所载的“奶街”，过去有些学者误认为是大城时代暹罗国都一条唐人街的街名。实际上，“奶街”(Naigai)是大城时代暹罗国都华人一个聚居区的名称。“奶街”原先是大城一条小河的名称，由于这一带后来成为华人聚居的著名商业区，便称这一地区为Naigai(今译“乃该”)区。黄衷明代广州府南海县人，《海语》一书是他晚年与过往的山翁海客畅谈海国见闻的记录，他以广州府语音将泰语Naigai译为“奶街”是很自然的。凑巧的是：汉字“街”，古代读音也为“gai”。职是之故，过去有些学者误认“奶街”为街名，并不奇怪，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泰国历史资料和考古查对证实，阿瑜陀耶时代暹罗国都大城共有六个华人聚居区：(一)乃该区。这个区的范围，从乃该门港桥脚一带直到中国门港桥脚的马路。华人商住两用的二层楼馆店铺林立马路两旁，华人和当地暹人在店铺里买卖各种来自中国的货物，如帆船用物、捕鱼鱼网、农业工具、铜器用具、丝绸、盘碗及其他陶瓷器等。乃该区有一个热闹的公共市场，名叫“京城尾大市场”。市场上摆卖着食品、土酒、水果、鲜花、蔬菜、猪肉、鸡鸭、淡水鱼、咸水鱼、虾蟹、蚌蚬等，真是应有尽有。在乃该门港到中国门港之间设有码头，载着淡水鱼、咸水鱼、虾蟹、蚌蚬的船只在码头停泊起货，故得名为“他海码头”(即“蚬码头”)。(二)三马区。是紧挨乃该区的华人聚居区，该区自乃该门港桥脚之东一直延伸至华沙拉帕区的城角。华沙拉帕区的河边码头——华沙拉帕码头，是中国式帆船和各国商船来京城停泊的地方，即今之越素旺达拉蓝佛寺码头。三马区是以销售手工制品为主的华人聚居区：这里既有饼食师傅制作糕饼和各种中式点心出售；也有华人工匠做桌、椅、床、橱、箱、桶等出卖，木桶有大、中、小三种规格，都城人买来做水桶或当水缸用；华人铁匠打制各种铁器用具摆卖，也承接用户定做所需铁器。此外，在三马区的过渡码头一带，有早晚鲜货市场。(三)米线街区。因华人出售米线及其他糕点而得名。在米线街两旁有华人开设的店铺作坊，做干米线和盒装糕点卖，当地人叫做“哒叻卡农津”(即“中国食品市场”)。与京城内其他华人市场比较起来，“哒叻卡农津”是一个最小的市场。在米线街两旁，还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杂货店。(四)拉空猜北空市场区。是京城内一个颇为热闹的华人市场。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所经营多系中国货，也摆卖当地生产的日常必需品。街尾有潮人奉祀的神庙——本头公庙，表明其时大城已有不少潮人。(五)越他腊寺市场区。被京城人称为“施座山”(姓施的富翁)屋前的越他腊寺集市，共有16间两层楼排屋，楼下作商店，楼上住人。市场头有打铁店和制鞋铺，也有出售烟筒和红烟丝的烟丝店。这16间商住两用的两层楼排屋，原先是由“施座山”出资盖建后陆续租给华人居住和做生意的，久而久之，就形成越他腊寺市场区(即越他腊佛寺所在的市场区)，也称“施座山”屋前集市区。(六)水上市场区。在京都环城河中，有舟集市，形成四个水上市场和华人居民点：(1)位于帕南琛佛寺前面的挽甲乍水上市场和居民点；(2)位于清真寺前面的巴空库占水上市场和居民点；(3)迈隆港口的巴空迈隆水上市场和居民点；(4)本头公庙以南的巴空越登水上市场和居民点。在环城河中的四个水上市场和华人居民点中，以本头公庙以南的巴空越登水上市场和居民点为最大。散居在城外周围的华人，则以种菜和养猪为业，城内市场上日常摆卖的蔬菜和猪肉，就是由他们提供的。由此可见：正是京城内这六个各有市场分工的华人聚居区，构成阿瑜陀耶时代暹罗国都的华人社区，也即构成泰国境内最早的华人社区；而分布在城外周围的华人农家种养业，乃是这个早期华人社区的补充和延伸。尽管在暹罗从事海上航运的华人，并非国都大城华人社区的常住户，但他们对繁荣华人社区以及整个京城的贡献，却是十分明显的。如乃该区马路两旁店铺出售的帆船用物、鱼网、农具、铜器、丝绸和各种陶瓷器，都是由华人驾驶的中国式帆船运来，就是一例；又如拉空猜北空市场区的商店，所经营多系中国货，就是二例；再如华沙拉帕区的河边码头，就是阿瑜陀耶时代中国式帆船停泊卸货的地方，其直接繁荣京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三例。正因为如此，华人长期在暹罗从事海上航运的历史事迹，终于在大城帕纳买卢佛寺的写实壁画中得到形象化的反映。帕纳买卢佛寺是阿瑜陀耶时代的早期建筑，寺的四壁均有粉墨彩绘的壁画。壁画虽多取材于古典长诗《拉玛坚》的故事，但也有一些写实的作品。其中有一幅遗存壁画，画的是一艘中国式大帆船正在大海中航行，帆船上的水手和舵工都是华人装束，各司其职，栩栩如生，尽管他们相貌各异，但都注视正前方，生动表现早期华人在暹罗从事海上航运的情景及其贡献。大城帕纳买卢佛寺另一写实壁画，是重现阿瑜陀耶时代国都大城华人社区的文娱生活。遗存壁画上画的是演戏的场面：一个露天的小型戏台上正在演出中国古装戏。台下是一群华人观众，有些像绅士、老板打扮，有些似工匠、小贩装束，有些如水手、舵工模样，有些可能是杂工和挑夫等等，反映来到暹罗国都的华人从事各种职业、工种。从这幅遗存壁画的光线和气氛来看，这场中国古装戏是在华人民族传统节日的白天演出。有关历史资料证实：阿瑜陀耶时代，乘搭中国式帆船进入大城的个别小型漳州戏班和个别小型潮州戏班等，经常应召到宫廷演出助兴，极受王公贵族的欢迎，甚至连驻京的西方人士也请这些小型戏班去演戏，加上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在露天戏台为华人演出，这就是阿瑜陀耶时代个别小型漳州戏班和个别小型潮州戏班之所以能够在大城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到17世纪，大城华人的人数达三四千人(包括城内外华人，城外华人比城内多)。城内华人除商贩、工匠、厨师、艺人、杂工、挑夫及近郊养猪种菜户外，还有医师和士大夫。京城内最受崇敬的医师是来自中国，特别是国王的御医长也是华人医师。饱学的中国士大夫也不乏其人，估计这些有学问的士大夫是在明王朝灭亡后逃到大城的，而暹罗朝廷中一部分华籍官员就是从这一集团中遴选出来的。城外有三个华人区：(一)在大城东对岸有华人住区及华人土酒酿造作坊，岸边停有进城船只，是城外中等华人区；(二)在大城南对岸有一批华人家屋，岸边也停有进城船只，是城外较小华人区；(三)在大城东对岸及东南对岸沿湄南河弯曲处，有相当密集的华人家屋及华人造船坞，岸边停有较多进城船只，为城外最大的华人区，暹人叫“空萱蒲村落”，西方人叫“华人营地”。从东对岸至东南对岸所面临的广阔河面，为中国式大帆船与各国商船停泊的水域，也是华人自造大帆船及为国王贵族建造大帆船下水的地方，同时又是阿瑜陀耶时代华人在暹罗从事海上航运的重要始发港。历史资料显示：大城中的华人，有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在暹罗从事海上航运的华人中，除闽粤两省人外，还有一些水手是江西人。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时，只有华人与“摩尔人”(即印度、阿拉伯、波斯商人)才在京城内拥有二层楼房。但在1688年以前，也有一些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商馆散居城中。其他各国侨民，诸如葡萄牙人、日本人、越南人、马来人、婆罗洲人和白古人等，都按国籍分别聚居在京城不同方向的河对岸的各自“营地”(暹人叫“村落”)。当时各种侨民的主要住区都有自己的头领，叫做“乃”或“庵坡”。每个侨民住区的头领由本区侨民选举产生，而由暹罗国王批准任命，并获御封爵衔和承认为暹罗官员，隶属于管理外侨及商业事务的高级官员——“拍康”。由于华人住区的人数较多，每个华人住区有两个由国王任命的头领，而其他各国侨民每个住区则只有一个头领。头领协同国王特任的管理官办理本住区的侨民事务。但侨民住区如有重大事件，超过此种管理官的权限，则要送至大库官处理。历史事实表明：阿瑜陀耶时代，在暹罗的各国侨民中，最受厚待和重用的外国侨民就是华人。暹罗国王不仅委托华人经营管理海上航运和对外贸易，而且多次钦派华人充当使臣出国访问，有些华人还被阿瑜陀耶王朝封官赐爵。成书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的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也说：暹罗君王“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暹罗王国欢迎和厚待华人，在立法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和确实的保证。阿瑜陀耶王朝中期颁布的《律法》第十三条规定：不准西方人和印度人与暹罗妇女结婚，因为外国人与暹罗妇女所生的子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华人则不受此限制，可以与暹罗妇女自由结婚，可以在暹罗境内自由旅行，自由活动，自由经商。可见阿瑜陀耶王朝从来没有把华人当做外人，而是看做可以信赖的自己人。上引黄衷(1478－1558)《海语》“暹罗”条有关当时暹罗的咒语不能伤害华人的描述，多少透露出阿瑜陀耶时代泰族认为华人应受保护不可加以伤害的历史信息，有助于读者跨越时空去认识其时暹京华人的社会地位。由于阿瑜陀耶王朝历代君王都欢迎和鼓励华人移居暹罗，到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末期，侨居国都华人社区及城外的华人已超过1万人。正是这批华人中的一部分人，为抵抗缅甸侵略者和捍卫国都大城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有些逃离京城的华人富商则以财力物力支持暹罗民族英雄郑昭开展“驱缅复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