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简称“四大”。大鸣大放指群众性地公开提意见、发议论；大字报是在公开场合下张贴，以大字报书面形式提出的意见、看法。大辩论则是许多人参加，规模较大的口头辩论。毛泽东曾称“四大”为和平时期的“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它产生于50年代后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1957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和党领导的反右斗争，就都利用了这种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利用“四大”形式，冲击搞乱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挑起事端，分裂群众队伍，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群众把诗词写成大字报，声讨、抨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1978年，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西单墙上利用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975年，“四大”曾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载入宪法。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作为“公民权力”再度写入宪法。1980年8月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取消了宪法条款中关于“四大”的规定。邓小平曾指出：“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邓小平文选》第221页)。“四大”形式上表现为人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但实质上歪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和自由的性质，群众、好人可以利用它，敌人、坏人也可以利用它，不利于安定团结局势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