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周士观、冯和法的署名文章《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摘要如下：

施复亮同志原名施存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后来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并始终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为了祖国的富强，长期努力工作，翻译和写作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于我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施复亮1899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叶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17年夏，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进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施复亮在杭州结识了沈端先(夏衍)等青年，时相往来，谈论时事。

1920年初，施复亮结识了当时为青年热烈拥护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和一些别的同志。这一年，施复亮同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大会以后，施复亮参加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在一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陈公培、沈玄庐等，不久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发起组，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杂志就成为机关刊物。施复亮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工作，成为站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

1922年初，施复亮由日本回国，陈独秀即委派他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团中央的工作。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复亮负责《先驱》的主要工作。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并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复亮等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由施复亮担任书记。

1924年，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上海成立了有名的上海大学，党的许多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都在这里教课。施复亮在这里任教达二年之久，直到1926年9月才离开。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题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施复亮虽是戴季陶的朋友，还受到过戴在生活上的资助，但是，他同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一起，先后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对所谓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反共的“西山会议”，施复亮在1926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反对西山会议》，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个时候，他和上海大学的女学生钟复光结婚，开始用施复亮的名字，表示“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哪桩”，亲爱无间，共同奋斗的意思。

1926年9月，施复亮离开上海大学，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黄埔军官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理论，这批讲稿编成一册，行销很广，影响很大。

1927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2月间施复亮离开广州到了汉口，在设于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教官，不久又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党委书记是恽代英。遇有较重要的事情，施复亮总是向恽代英报告请示。

不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上海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施复亮认为终身恨事的，是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种情况下，施复亮从急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在武昌家中隐居，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他以后经常悔恨的错误。

他退党后，幻想改变国民党的罪恶作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从1929年到1936年的悠长岁月里，他从事译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他编著的如《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施复亮是文化界救国会重要领导人员之一。他参加会议，做报告，写文章，工作更为忙碌。

上海沦陷后，他先到昆明，1940年又到了重庆。在重庆，他经常同党的领导人往来，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很多教育帮助。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党员同志的具体帮助下，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活跃起来。施复亮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反对压迫民众，反对消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的阴谋。施复亮参加聚餐会、座谈会、报告会等群众组织，揭露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为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献计献策、奔走宣传。在整个抗战时期，施复亮走出象牙之塔，以旺盛的生命力，大声疾呼，口诛笔伐，为抗日救亡尽了他的力量。

他在重庆先后参加“星五聚餐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团体的活动，也结识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他认为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曾把这个愿望同当时在重庆的党的领导人表示过，受到党的鼓励。

民主建国会是在党的政策影响下和几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员大部分是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与工商界有关的知识分子。最早的发起人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杨卫玉等人。黄炎培等人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认为战后我国要发展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于是他联系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胡厥文，又邀约了原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章乃器，同时把施复亮作为有名的经济学家邀约参加，一起筹备讨论。这是符合施复亮的心愿的。针对当时的独裁政治，大家认为要建国必须首先要有民主，所以把组织定名为民主建国会。施复亮是当时民建会的负责人之一。胡子昂是重庆参议会的议长，不便公开出面，而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民建会表示自己中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表明“不右倾、不左袒”的所谓“中间路线”。施复亮一方面照顾到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对于“中间派”也有他的看法。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也无法调和。”他主张的，是“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的中间路线。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和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把许多代表重打致伤。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人，胡子昂让出自己的小汽车，由钟复光陪同，把他送到医院。周恩来副主席和各界代表都到医院慰问，各地纷纷发来慰问电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他一方面办理劳动部的工作，一方面仍全力推动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担任民建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正在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医生要他出院后作较长期的休息。他在病床上给李立三、李维汉两位部长写信，又一次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并对党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他在信中说：“在1927年以前，我与你们曾共过患难，但在1927年8月以后，由于我认识错误，意志不坚，中途脱离革命。虽然你们不曾当面责备过我，但我至今内疚于心，解放以来，你们给我以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自己总觉得工作太少，享受太多，常感不安”。实际上，他在病中并没有完全休息，还是经常关心和推动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