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宗教

湖南宗教是湖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一些重要人物、思想及建筑在湖湘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此篇，介绍湖南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宗教。

佛教从西晋开始传入湖南。南北朝时期，湖南佛教的中心开始移至衡山地区，南岳建有方广、南台、福严等七寺。天台宗的重要创始人慧思、智顗均在南岳活动过。

隋唐至两宋，是湖南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华严宗、三论宗等相继传入湖南，天台宗的声势不及前代。净土宗在湖南的影响较大，曾在南岳活动的僧人承远和法照分别被后世推为净土宗的三祖、四祖。法照还被唐代宗尊为国师，其师承远所居的南岳弥陀台(今祝圣寺)被代宗赐为“般若道场”。此时在湖南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是禅宗。在湖南活动的怀让、道一、希迁、灵祐、慧寂、惟俨、崇信、昙晟、宣鉴等人都是在中国禅宗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禅僧。慧能在南方的弟子怀让、行思及行思的法嗣石头希迁均以南岳为中心，自南至北传教，并远及日本、朝鲜，成为禅宗一派中最著名的南岳、青原两大系。南岳一系由怀让开创，其弟子道一得正法印，并去江西弘法。道一的首座弟子怀海在洪州百丈山阐法，创建禅林，设立丛林法规，对禅宗及各家学说的发展与融合，对寺院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岳系以下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两个禅宗支派。青原一系由行思开创，其法嗣希迁曾在福严寺和南台寺修行，他善于兼收并蓄，在吸收佛教各派乃至道家、道教理论的基础上，开创禅宗的青原一系。其弟子中著名者当数惟俨、天然、道悟、昙晟等人。其中惟俨传昙晟，昙晟传洞山良价，再传曹山本寂，形成曹洞宗。希迁的另一弟子道悟传崇信，崇信传宣鉴，宣鉴传义存。义存下又演化出云门宗和法眼宗两派。由南岳、青原两系繁衍出的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和黄龙、杨歧两派，被称为南方禅宗的“五家七宗”。自唐末至宋，弟子遍及全国并向国外发展。日本僧人明庵荣西于宋代入华学佛，就学于临济宗黄龙派，归国后在日本开创临济宗。故后来成为禅宗寺院的福严寺门额曰“天下法源”，南台寺门额称“天下法院”。隋唐至两宋期，新建寺院甚多，衡山县有清凉寺、弥陀台、大明寺、横龙寺，岳州巴陵有白鹤寺、永庆寺，永州零陵有法华寺(今高山寺)、龙兴寺，辰州沅陵有龙兴寺，澧州石门有夹山寺，潭州益阳(今属宁乡)有密印寺、同庆寺、白云寺，潭州浏阳县有石霜寺、道吾寺，潭州湘潭县有石塔寺，潭州长沙县有桐溪寺、谷山寺、华林寺、上林寺、开福寺，潭州醴陵县有云岩寺，澧州有药山寺、龙潭寺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佛寺。以上寺院，绝大多数是禅宗寺院，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禅宗网络。

元代湖南佛教始衰。明代衰而复兴，不少在元末战火被毁的寺院得以修复，并新建了长沙府湘潭县的海会寺、湘乡县的白云寺、衡州府衡山县的护国寺、慈贤寺、至源寺等。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南佛教日趋衰落，特别是清代后期出现了“庙产兴学”运动，给寺院经济沉重的打击。为求发展，僧人对佛教进行若干改革。如力求内外兼通，各宗各派相互参学，而不囿于一宗一派，各种佛教社团相继出现；运用寺院经济兴办佛教教育、出版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如南岳灵涛、巨赞、空也等著名僧人曾先后办过南台寺佛学研究所、福严寺佛学班、祝圣寺佛学研究班、大善寺佛学班等。这些举措，推动着佛教更多地接近世俗社会，研究佛教的学者增多，出现了“居士佛教”，并产生了一些兼通各宗的大师，如太虚、法舫等。清末民国时期，在佛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僧以外，还有寄禅、道阶、唐大圆等人。湖南佛教界人士不仅精研佛学、勤修福慧，而且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巨赞、演文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南岳佛道教徒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道教在湖南历史上根基甚为深广，据《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所载的资料统计，湖南境内的道教洞天福地甚多，在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各六分之一。南岳衡山在湖南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东汉时期有张正礼、冶明期等人来南岳修持。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即后来的天师道)的创立者张道陵曾自天目山来南岳，谒青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祠。六朝时期，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华存来南岳修道，传《黄庭内景经》，为道教作为宗派正式进入湖南之第一人。魏晋时期在南岳修道的上清派道士还有著名的南岳九真人：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徐灵期、邓郁之、陈慧度、张昙要、张始珍、王灵舆。唐代统治者笃信道教，南岳高道辈出，备受唐玄宗宠信的司马承祯曾住白云庵修炼。其在南岳的著名弟子有薛季昌、王仙峤、汪子华等。被誉为四大高士的何应虚(又名何志纯)、邓中虚、张太虚、田虚应也修道于此，并与司马承桢结为师友。据唐代道士李冲昭所著《南岳小录》载，田虚应有弟子900余人，最著名者为唐敬宗的天师、银青光禄大夫刘元靖。至五代时，有著名道教学者谭峭居南岳洞天观，著《化书》6卷，是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在湖南境内活动的著名道士有武陵龙兴观道士张白和开创道教南宗内丹之法、寓居华容宝慈观的白玉蟾。另有湖南籍的元代道士李道纯，融合道教的南北二宗，提出了三教合一的内丹修炼理论，对后世内丹学影响甚深。明清之际有著名道士李皓白于清顺治乙酉(1645)隐居南岳紫盖峰下，并得南明将领的馈赠而重建九真观。但犹不忘国事，曾奔走于南明将领之间，调解斡旋，化解矛盾，消弭内战。还曾劝说张献忠少烧杀，收民心，并为左良玉、何腾蛟等反清将领出谋划策。抗日战争时期，南岳道上刘光斗等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所感召，与佛教界人士共同组成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湖南道教史添上了新的一页。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国派遣使者来长安朝贡为标志。元代伊斯兰教传入湖南。明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定居于常德和宝庆府(邵阳)两个战略要地，并建教坊，为湖南建伊斯兰教坊之始。明末清初，有不少回族商人进入湖南。明洪武元年(1368)从南京迁宝庆西关外的“金陵马氏”，及随后从北京、南京迁湖南定居的张姓、苏姓、海姓、蔡姓穆斯林，形成湖南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同治二年(1863)，基督教开始进入湖南。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各差会传教士争相涌入，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得以发展。外国教会在湘大量开办神学教育，培训中国教师、牧师和布道员，建立书报部，印刷宣传品，组织布道队伍，开办医院等，赢得社会上一些人的同情，扩大了传教场所，传播了西方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客观上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

清末以来，基督教一直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不断引发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五四”运动后，长沙和湘潭的基督徒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后由于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和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的影响，湖南基督教在应付时局中艰难挣扎，仍为外国差会所控制。

天主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开始传入中国。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湘潭建起第一座小教堂，葡籍耶稣会会士穆迪我(Jaogus Motel)在此传教。至1949年，天主教在中国虽然有了300万教徒，但教会却一直受外国势力支配。在旧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一直此起彼伏。湖南发生的较大的“教案”有：衡州教案、辰州教案、长沙教案、湘潭教案、周汉反洋教斗争。这些教案，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精神奴役的坚强意志；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反洋教斗争多以惩治“凶手”、割地、巨额赔款了结，充分说明“弱国无外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湖湘宗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僧道教徒、牧师、修女参加农业、手工业生产，自食其力，边劳动边坚持修行，保持和发扬宗教的优良传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大批寺院、宫观、教堂得到修复，宗教学院、宗教刊物、慈善机构、居士信众宗教团体纷纷创办，宗教学术研究逐步开展，与境外的宗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