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湖湘哲学是湖湘文化的核心部分。按照现代文化结构理论，人们一般将文化分为四个大的层次：即物质层次，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和产品。制度层次，主要是指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风俗习惯层次，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它大体上相当于人们的社会心理。思想与价值层次，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诸如科学、哲学、艺术、宗教和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等。这四个层次中，物质层次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思想和价值层次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而制度层次和风俗习惯层次，则是介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有弹性的媒介。而作为思想和价值层次中的哲学思想，又是全部文化的灵魂。这是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不仅决定着文化的时代特点和特色，而且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则是人们研究文化和发展文化的最根本的思想武器。

湖湘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先秦至汉唐以前。在这个时期，由于湖南本地文化不发达，所以哲学家大多是外省籍的不得志人士或地方官，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第二个阶段为宋至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是本省和外省籍哲学家共同推动湖南哲学发展的时期，他们中最著名者有周敦颐、胡宏、张栻、蒋信、冀元亨、王夫之、陶澍等。第三个阶段为近代(五四运动以前)，这是湖湘哲学的繁荣阶段。其中著名的哲学家有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谭嗣同、杨昌济、易白沙等。第四阶段是当代。这是一个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有李石岑、李达、毛泽东、刘少奇、金岳霖、杨荣国、蔡仪、石峻、王若水等。

湖湘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其一，是注重穷究天人，把握大本。即注重哲学研究，把握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为自己立身处世提供一个世界观的基础。从先秦开始，道家思想对湖湘哲学家的影响就比较深。我们知道，与儒家重人伦关系的探讨不同，道家学派重视对世界万物的起源、构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相传屈原被流放湖湘期间曾写下著名的长诗《天问》。诗人在这篇长诗中，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屈原的《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系统回答的，是柳宗元的《天对》。而《天对》又恰恰是柳宗元在放逐湖南永州期间写的。这除了柳宗元在政治上失败因而深切地同情屈原之外，也是与湖南之地继承了道家传统，重视探究天人关系分不开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天问》中指出，屈原提出那么多疑问，表明在他看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无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他告诉当政的统治者，有道则兴，无道则丧，因此不要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这说明屈原从哲学上研究宇宙奥秘的目的，是为了尽人事纲维之实用。到了北宋时期，湖南便出现了本省籍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周氏从哲学上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并且为宋明理学奠定了一个思想模式。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则成为终结宋明理学的伟大哲学家。他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推向最高峰。到了近代，许多湘籍哲学家都受王夫之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正是造成近代湖湘文化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吐纳百家，综合创新。这里讲的“百家”，既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道家，也包括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还包括近代以来从外国传入的西方哲学。而所谓“综合创新”则是指在批判地吸收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创造自己的新体系。近代湖南著名的革命志士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指出，湖南人有一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即独创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学术上，特别是哲学方面。为此，他举了周敦颐、王夫之、魏源、郭嵩焘和谭嗣同为例。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宇宙生成模式，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为宋明理学奠定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范畴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王夫之则对宋明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都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以他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各派哲学，包括佛老中的一切合理内核，从而不仅终结了宋明理学，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魏源对近代湖南学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复兴于江浙一带的今文经学引入湖南，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汉学，弘扬了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正因为如此，魏源才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开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之先河。王闿运由于继承了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因而成为近代湖南一位很有个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郭嵩焘是近代湖南船山思想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还运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洋务运动，当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刚刚出现时，他就运用王夫之关于体用、本末统一的思想，指出学习西方不能舍其本而求其末。还有一个谭嗣同，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也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想，因而造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思想体系。他就是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向各种封建的网罗发起猛烈攻击，并且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

其三，调和义利，统一理欲。胡宏最早在中国哲学史上将“利”分为“公利”和“私利”，王夫之则将“义”分为“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与儒家重义轻利的倾向不同，湖湘一些著名哲学家往往更加注重义利的统一。王夫之指出，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义的本来意义就是事物各得其宜，利益是人之“宜”所必需，因此义必然包含着利，它并不排斥利。魏源和郭嵩焘则将义利关系具体化为道德与事功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既尊重道德又重视事功的功利主义思想，并反复批判那种不注重富强的“王道”。湖湘许多重要哲学家与宋明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不同，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统一。胡宏明确提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就是说，天理和人欲双方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体之内及其一切活动之中，但是其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王夫之充分肯定胡宏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思想，他指出：“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王夫之的理欲观，受到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的高度推崇。

其四，废虚返实，实事求是。湖南历代哲学家都十分注重务实，反对空谈。屈原批评楚怀王“弗参验以考实”；胡宏则认为“礼文多者，情实必不足”；王夫之则“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郭嵩焘尖锐地批评“朝野多名贤，大半崇清谈”；曾国藩也主张“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湖南哲学家在理论上的一个大贡献，就是将传统的考据学命题“实事求是”变成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在清代前期，宋学家极力鼓吹“即物穷理”，汉学家则鼓吹“实事求是”，两派对立十分尖锐。曾国藩出于调和汉、宋的目的，指出汉学家“实事求是”中的“事”不就是宋学家“即物穷理”中的“物”吗?汉学家“实事求是”中的“是”，不就是宋学家“即物穷理”中的“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即物穷理”吗?这样，就不仅使两个对立的命题统一了起来，而且使实事求是从一个考据学的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郭嵩焘则通过对西方的深入考察，指出西方科学发达的认识论原因，在于西人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西方之本也。”正是湖南哲学家对实事求是命题的这种深入探讨，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改造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命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