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il bondsmen

在许多州，最常见的保释方式是被告雇用私人保释担保人来筹集保释(bail)金，从而在候审期间被从狱中释放出来。在一个典型的保释担保协议中，代表被告的保释担保人按照要求向法院作出必要的担保，而被告付给保释担保人不可退还的费用，通常为担保额的10%，并同意在听证和审讯时按时到庭。保释担保人，通常有担保公司的支持，在被告不能按时出庭时有责任向法院交付全部保释金，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来监督被告和保证其按时出庭。保释担保人有权酌情拒绝保释被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出逃的风险过大，他们也许会要求被告提供抵押品(譬如物产)。

总之，保释担保人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使多数候审的被控嫌犯得到释放，特别是那些可能无法自行交付全部保释金的人。虽然在实际上商业性的保释担保人是美国独特的发明，它在司法过程的功能却是直接由英国系统发展而来。历史上，家庭成员或社区内受信任的成员(保证人)会承担一个被控嫌犯(主犯)的保释责任。在美国日益增加的流动性使这些关系不再可靠，并在19世纪刺激了商业性保释担保人的出现。然而商业性保释担保人的权利和权力却能直接追溯到普通法(common law)，它认为保证人对主犯的权力和追捕逃犯的治安官(sheriff)之间没有区别。

如果被告未能按时出庭，保释担保人通常悬赏雇用为领赏而缉拿逃犯者(bounty hunters)去执行追捕，将逃亡者缉拿归案。保释担保人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可视为一个私人间的合同，在追捕那些“逃保”人时法院允许领赏缉拿逃犯者以比警察更多的行动自由，包括不受宪法第四、第五及第六修正案的限制。在泰勒诉特恩特(Taylor v．Taintor，1873)案中，最高法院重申，保释担保人和缉拿逃犯者是“把他们的主犯拴在绳儿上，只要他们愿意，就能绑得更紧一点……”法院一般借助泰勒案中的前例，允许缉拿逃犯者为追捕被告而跨越州界，随时逮捕并囚禁他们，不用搜捕证就能破门而入以及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

在一些引起公众注意的大案中发生缉拿逃犯者滥用权力后，对保释担保人会成为腐败源头的担心上升，州政府也逐渐收紧了对保释担保人和缉拿逃犯者历来宽松的管治。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几个州的改革中实际上取缔了商业性保释担保，使被告更加容易获释，只要缴纳低额保释金或根本不用保释金。最近，有些州对领赏缉拿逃犯者的酌情权加以限制，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原本就是囚犯并且几乎没接受过正式训练。然而，很多州不愿意全部地取消保释担保人，因为事实上证明他们比警察更便宜，追捕每年数以万计逃保的被告更有效。

【参见“Criminal Law Practice(刑事法律实践)”】

Jonathan Drimmer,"When Man Hunts Man: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Bounty Hunter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33 Houston Law Review 731(1996).

——Patrick Schmi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