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暹早期的大米贸易与华侨

1722年，清朝政府获悉暹罗盛产大米之后，即向来访的暹罗使者表示，希望暹罗把30万石大米分别运到广东、福建、宁波三地，每个地区运入10万石。清朝政府声明，“此三十万石系官运，不必收税。”清朝政府进口大米的要求，马上得到暹罗政府的响应。1724年，暹罗政府不仅派人送来优良的稻种，而且还把首批大米运到广东。为鼓励暹船运米进口，清朝政府给暹罗船长赠送礼物。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把大米运入中国的实际营运者是暹罗的华侨。1724年运米到广东的暹罗船中，就有华侨徐宽等96人充当水手。1726年，暹罗的运米船只到达厦门，清朝政府当即宣布，对入口的暹罗米一律免税。清朝政府还规定入口船只应载运大米的数量，暹罗大船应载运大米300石，中船载运200石。

为鼓励大米进口，清朝政府在1743年又规定，外洋船到闽、粤贸易，运入大米1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5／10；运入5000石以上者，免3／10。为使米商得实利，清朝政府还规定，“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籴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沽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很快，在1746年就有一批暹罗米运到福建。其中，方永利运入4300石，蔡文浩运入3800石，虽然不到5000石的定额，清朝政府仍免其船货税银3／10。

为了鼓励华商前往暹罗载运大米，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提出建议，内地商民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运米回闽粜济民食者，数至2000石以内，仍由督抚分别奖励。如每船运米2000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戴。生监运米2000石以上者，赏给吏目职衔；运米4000至6000石者，赏给主簿职衔；运米6000至1万石者，赏给县丞职衔。民人运米2000至4000石者，赏给九品顶戴；运米4000至6000石者，赏给八品顶戴；运米6000至1万石者，赏给七品顶戴。这一建议，得到清朝政府的赞同。

由于政府的鼓励，1754－1758年间，每年运入福建的暹罗米多达9万至12万石。1755年，粤督扬应琚也表示，对运米回广东的商人，也要“循闽省例议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运入闽粤地区大米的较多。1757年，运回厦门的大米5．2万多石，其中，龙溪县船户郑吴兴运回3900石，澄海船户黄顺祥运回5200石。这批洋米是富商庄文辉、方学山自备资本运回的。庄文辉运回3000石以上，赏给九品顶戴；方学山运回4000石以上，赏给八品顶带。1758年，从暹罗等地运回广东的大米24776石。其中，运米2000石以内有陈泰等9艘船，运回大米2000石以上的有7艘船。南海县江琏运回3840石，陈成文运回3010石，邱毓堂运回2710石，陈观成运回2300石，叶简臣运回2600石，林孔超运回2220石，三水县郭俊英运回2300石，都被赏给九品顶戴。1759年，从南洋运回福建的大米也有2．12万石。其中，商民叶锡会自备资本附搭同安县船户金得春运回大米3380石，被赏给九品顶戴。1763年，南海县民蔡陈、江琛、监生黄锡琏从暹罗运回大米2000石，他们都被赏给“九品职衔，吏目顶戴”。

一个高潮过去之后，暹罗米进口量有所下降，每年运回福建的洋米只有1万到6万石之间。为了使暹罗米的进口量回升，闽浙总督苏昌在1765年提出“量诚其米数，稍优其议叙”的建议。他认为，洋米进口日少，“虽因外洋产米各处年岁丰歉不齐，价值增昂所致，亦因各商民资本饶裕者从前已邀议叙，其余资本不多之商，买运有限，均不得仰邀议叙，遂不复踊跃从事贩运”。所以，他提议，监生运回大米1500到2000石者，授予吏目职衔；运回大米2000到4000石者，授予主簿职衔；运回大米4000到6000石者，授予县丞职衔；运回大米6000到1万石者，授予州判职衔。民人运米1500到2000石者，赏给九品顶戴；运回大米2000到4000石者，赏给八品顶戴；运回大米4000到6000石者，赏给七品顶戴；运回大米6000到1万石者，赏给把总职衔。清朝官员对海外情况了解不多，1767年，缅军已攻占暹京阿瑜陀耶城。缅军占领暹罗，暹罗人正在进行抗缅复国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在短期内使暹米的入口量回升，是比较困难的。

事实说明，华侨是中暹早期大米贸易的实际营运者，对早期中暹大米贸易发展是有贡献的。

【参考资料】：

余定邦著：《中泰早期的大米贸易和华侨的贡献》，载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北京，1989年。

俞云平著：《十八世纪的中暹大米贸易》，载《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